珠峰世纪之谜：寻找欧文
珠峰世纪之谜
撰文/ 马克·辛诺特 MARK SYNNOTT
摄影/ 雷南·奥兹图尔克 RENAN OZTURK
本文首发于台版《美国国家地理》
字体已繁简转换
单位、措辞等已编辑成中国大陆语境
将近一个世纪前，桑迪·欧文（Sandy Irvine）与他的登山同伴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在珠峰的一座高耸山脊失踪。他们是否成功登上世界最高峰，比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诺盖因为率先登顶而备受赞誉还早了29年？
本文作者与他的团队重溯欧文的路线，试图找到他的尸体──还有那台可能改写珠峰历史的相机。
太阳自青藏高原上方升起，帕桑·卡吉·夏尔巴（ 前） 与拉卡帕·添吉·夏尔巴通过了珠峰海拔8750米处。重要的问题是：乔治·马洛里与桑迪·欧文在1 9 24 年是否曾经爬到这么高的地方，甚至登顶？
「放弃吧，」他说：「你太累了。这不值得。」杰米·麦基尼斯，我们的向导兼远征队队长，用他那凹陷且布满血丝的双眼严肃地看着我。他已经脱下他的氧气面罩与太阳眼镜。我们坐在珠峰东北山脊、海拔8440米高的石头堆上――这里是靠中国的一侧，远离泊尔那侧的登山人群。我们下方100米处的GPS航点，或许能解开登山界中最大的谜团之一。新研究显示，传奇的英国探险家安德鲁·「桑迪」·欧文可能跌落山脊，并在那个地点止步。他的尸体还在那儿吗？
将近一个世纪前，桑迪·欧文与他的登山同伴乔治·马洛里从这个山脊下山时失踪了。从此以后，世人便好奇，那天他们两人或其中一人是否曾成功登顶，比后来公认首度站上珠峰顶的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诺盖还早了29年。据信欧文带了一台柯达口袋型相机。如果能找到那台相机，而且里头有峰顶的照片，那它就会改写世界最高峰的历史。
我扫视了周围的地形。一连串短且陡峭的悬崖，夹在覆满白雪与碎石的岩架之间，这片浅色的岩石地带被称作「黄带」。下方4000米处，青藏高原的干燥旷野像海市蜃楼般闪烁。
“这才有点意思嘛，”作者马克·辛诺特说。他谈到了从前进营地到北坳约2,2000英尺的的陡峭冰坡。珠峰的其他路段就是背着背包艰难地在雪坡上行走。“我们现在终于开始攀登了。”
过去48小时以来，我几乎没睡，更因为极高海拔而感到虚弱恶心。自三天前从海拔6400米的前进营地出发后，我只强嚥了几口食物――之后就吐了出来。我很疲倦，缺氧的大脑求我躺下并闭上双眼。但我残存的清醒和理智很清楚如果我照做了，就可能一睡不醒。
我头看见摄影师雷南·奥兹图尔克（Renan Ozturk）正爬下山脊朝我们过来。他的手臂缠绕着细长的紫色固定绳；那是连接我们与山顶的保命绳，几个小时前我们才站在山顶上。我转头看着他。「你觉得呢？」他并没有立刻回答，他的胸口因喘息而上下起伏。等他终于喘过气来后说：「你应该试试看。」
我点点头，解开安全绳扣，沿着倾斜的岩架试走了几步。我一离开绳索，拉卡帕·夏尔巴便大喊：「不行、不行、不行！」我对他挥挥手说：「我只是查看一下。我不会走远。」
但他哀求我停下来。「很危险，很危险！」他很清楚若我不幸在布满松动小石子的坡上滑倒，可能就会跌落到下方2000米的绒布冰河。一部分的我认同他的意见，并且想就此打住。数十年来我在世界各地登山，有时是以专业向导的身份，我答应过自己，当客观风险太高时，绝不跨越任何界线。
但现在我忽视了麦基尼斯、拉卡帕，还有我对自己的承诺。欧文失踪的未解之谜实在太强大了。
白雪覆盖了东绒布冰河上由岩石构成的「奇迹公路」，有一群登山客（上方）通过像刀锋一样的冰尖，在大本营与前进营地之间约20公里的路程中跋涉。
我很久以前就知道马洛里与欧文可能是第一组登顶珠峰的人这个说法。
但直到两年前，在参加了一场我朋友汤姆·波拉德的演讲后，我才开始热衷于寻找欧文；波拉德是攀登珠峰的老手，而且他家离我家只有几公里远。演讲结束几天后，他打电话给我。
「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可以找到他吧？」我问道。
他轻笑几声。「如果我有其他人没有的关键资讯呢？」
「例如什么？」我立刻问他。
他顿了几秒。「例如尸体的确切位置。」波拉德是1999年马洛里与欧文搜索远征队的摄影师；在那次远征中，美国登山家康拉德·安柯（Conrad Anker）在珠峰北壁只有少数登山者冒险挑战过的这个地方，找到了乔治·马洛里的遗体。
马洛里的整个背部都暴露在外，保存下来的皮肤就像座大理石雕像一样干净洁白。他的腰间绑了条断掉的绳索，并在他的躯干留下了伤痕，这个线索显示马洛里曾在某个时间点经历剧烈摇摆后坠落。他的左腿交叉放在靴筒以上已经骨折的右腿上，就好像是在保护那隻受伤的腿。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显然马洛里在抵达他的最后安息处时还活着，不论多短暂。
安柯与他的搜索队员一开始以为那是桑迪·欧文的尸体，因为地点几乎就在发现欧文冰镐处的正下方；那个冰镐是他与马洛里失踪近十年后在山脊上找到的。坠落当时，马洛里与欧文是绑在一起的吗？如果是这样，绳索怎么会断掉，为什么没有在附近发现欧文？
马洛里曾说过如果他成功登顶，就会把他妻子的照片放在山顶。他的尸体上没有她的照片。现场也没有发现相机，这让许多珠峰史学家认定相机一定在欧文身上。这个推断很合理，因为欧文的摄影技术比较好，而且他一定知道英国大众想要看的照片是他们的英雄“圆桌骑士”（马洛里的仰慕者为他取的外号），而不是他没什么名气的同伴。
最后一个看到这对搭档的人是诺尔·欧戴尔。1924年6月8日，他在约8000米高的地方停下来，注视山顶。有片厚实、像棉花般的云层遮掩了山的上半部，但在中午12点50分，盘旋的云层暂时散去，欧戴尔说他看到马洛里与欧文在距山顶250米处「迅速地」往上移动。
「我的眼睛直盯着那一小块积雪山顶上的小黑点。」欧戴尔在6月14日发出的快讯中写道：「接着，第一个黑点往大石阶靠近，而且很快就爬到上头；第二个黑点也是。然后这整个迷人的场景便消失了，再次笼罩在云里。」
之前我一直抗拒攀登珠峰的想法；那些关于蜂拥的人群、攀登的菜鸟，以及他们将风险转嫁给攀登支援队等报导，在在让我敬而远之。支援队大多是夏尔巴族人，而在藏人称为珠穆朗玛峰的这座高山透过暴风雪、地震与雪崩表达不悦时，他们有时还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也是我从不懂波拉德为何执着于这座山的一个原因。但在他演讲后的那几个月，我们持续谈论这件事，结果我愈来愈受马洛里与欧文的故事吸引。在某次谈话中，波拉德告诉我关于汤姆·霍泽尔的事；这位79岁的实业家、发明家、作家兼珠峰爱好者，花了超过40年的时间尝试解开这个谜团。
1986年，霍泽尔与杰出的珠峰史学家奥黛莉·沙科德率领了寻找马洛里与欧文的第一个远征队。但那年秋天的降雪异常多，使攀登珠峰中国侧的远征队无法到达够高的地方。如果当时天候好一点，他们很有可能就能发现马洛里的尸体了；后来找到他遗体的地方，距离霍泽尔当初锁定的地点不到35米。
他的下一个主意，是利用国家地理赞助、探险家布拉德福·瓦许本带领的珠峰测绘计画所拍摄的一张空拍照片，试图找出某位中国登山家说曾经看见欧文尸体的确切位置。1960年5月，由许竞担任副队长的中国远征队完成经由珠峰北壁的首次登顶。根据许竞的叙述，在放弃登顶后，他穿过黄带，抄捷径下山，然后在约8300米高处的一个缝隙中，看见一具旧的尸体。在他目击尸体当时，唯二在珠峰北壁这个高度丧命的人就是马洛里与欧文。而许竞在2001年描述这件事时，马洛里的遗体已在珠峰较低的地点寻获。
2018年12月，我与波拉德前往霍泽尔的家中拜访他。他用一张放大成2.5米宽的瓦许本空拍照片指给我们看，许竞走的捷径只有一条合理路线。透过排除法和仔细的地形特征分析，霍泽尔已经锁定他相信欧文尸体所在的缝隙位置，并已找出这个地点的精确经纬度。
我指着这张超大照片上用红圈标出的地方。「他真的在那里的机率有多大？」「他不可能不在那里。」霍泽尔说。
欧文会来到珠峰，就许多层面来说是个偶然。
珠峰委员会在1923年邀请他加入远征队时，21岁内向、健壮的欧文还是牛津大学墨顿学院的大学生。不像英国团队中那些经验更丰富的成员，欧文的登山经验并不多；之前他只登顶过在斯匹兹卑尔根岛、威尔斯和阿尔卑斯山脉较矮的山峰，与喜马拉雅山脉那些巨峰差远了。
然而，在远征队抵达珠峰时，这位团队中最年轻、被珠峰委员会称为「超人」的成员，已经赢得队友的尊敬，并靠着完全重新设计他们的新式氧气装备，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身为天才洋溢的工程师，又喜欢修修补补，欧文将氧气设备拆解并重新组装，让它们变得更轻、更便利、更耐用。
2019年，在我们的远征队出发前几个月，我前往英国墨顿学院查看桑迪·欧文档案。（巧合的是，我的祖父比欧文晚几年就读墨顿学院。）这批档案收藏了25箱欧文的文稿、照片与其他纪念文物，包括他失踪后在山上找到的珠峰日记。这本黑色布书衣包覆的日记约20公分长、13公分宽，记录了青年欧文的热情。
档案管理员朱利安·里德把日记取来，并且展开放在泡棉保护垫上给我看。他翻到日记的最后一篇，然后说：「读到这篇时我寒毛都立起来了。」
欧文是在6月5日傍晚潦草写下最后一篇日记。当时他与马洛里在海拔7000米的北坳扎营；北坳是连接珠峰北壁与副峰章子峰的一块狭窄鞍状山脊，长年积雪，他们在那里准备于隔天登顶。他在日记中抱怨他的白皮肤被太阳晒得裂开还起水泡。「我的脸痛死了。已经为我们明早启程准备好两副氧气装备。」
阅读欧文的文字时，我与里德有一样的反应，还有一股深切的哀伤。当欧文失踪的时候，年纪跟我的大儿子一样大。
在开始搜寻欧文前，我们得先适应高海拔环境，并测试我们的秘密武器：一小支无人机机队。奥兹图尔克希望这些无人飞行器不仅能用来寻找所谓的欧文缝隙，也能用来细看整个珠峰北壁。
2019年5月1日，在东绒布冰河边缘、海拔6400米的前进营地，我们团队在石头平台上的用餐帐篷里围坐在一张折叠桌旁。「那是个四级气旋。」麦基尼斯指着他笔电萤幕上位于孟加拉湾上空的鲜豔漩涡说：「未来几天，它可能会降下30公分的积雪。」我们的计画是在隔天让无人机从北坳起飞。我们想赶快测试它们在高海拔的表现。但麦基尼斯有些疑虑。「上头的风可能会太大。」
他说对了。一天半后，北坳上的风强到奥兹图尔克没办法把第一架无人机直接飞回来。他得把机器降落在附近再去把它拿回来。随着暴风增强，那晚我们都蜷缩在帐篷里。我们现在的位置比前进营地高了600米，我痛苦地咳嗽，觉得无精打采，还有点恶心的感觉，就像遭受感冒和严重宿醉的双重折磨。随着我的头痛加剧，风势也变大了，大到连帐篷的尼龙布都猛力地拍打。大约在午夜前，我听见像是架波音747从我们头上起飞的声音。几秒后，帐篷被吹扁，我被一隻隐形的巨人之手按在地上。这阵狂风只持续了几秒，然后帐篷便弹回原状，但我知道好戏还在后头。
接下来几个小时，风暴愈来愈猛烈，直到大约凌晨2点，一阵强风把我的头压倒在地上，我能感觉到我的脸颊紧贴着帐篷下方的冰。整座山就像要爆发的火山一样震动。这阵狂暴的呼啸让我们动弹不得20或30秒，记得我当时暗自想着：这就是临死前的感觉吗？帐篷的支柱断了，支柱断口的锯齿把黄色尼龙布割成碎带，覆盖着冰霜的尼龙布盖在我身上，不断拍打我的脸。我祈求将我们固定在山上的帐篷竹钉能撑得住。
等太阳终于升起，我坐起身，阵阵作痛的头撑起了倒塌的帐篷。我的两个队友蜷着身体躺在旁边，我轻推他们的腿，确认他们还活着。爬出帐篷后，外头满目疮痍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每座帐篷都压扁断裂了，还有一座像风筝一样被吹起，在我们头上大约150米的天空中飘来飘去。
我瞥向上方的山脊，看见一队印度登山客正在下山，朝我们的营地过来，这时又一阵强风袭来。突然间，所有人都大叫起来。有四个人像一串耶诞节灯饰一样，悬挂在300米高的冰壁边缘。我们有个队员扑向固定他们绳索末端的绳钉，并把他的冰镐捶进去补强，其他队员则用第二条绳索把登山客拉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赶紧闪人吧。」我说。
一星期后，我们的无人机任务就比较顺利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从空中搜寻黄带，我们回到北坳，担心地看着奥兹图尔克操作无人机飞向山顶。随着无人机爬升到空气稀薄的高空，我靠近他的肩头，指挥他要飞往哪里，拍什么东西。在下午风势开始变大之前，他已经拍了400张搜寻区域的高解析影像，包括霍泽尔所标示地点的特写。
我在其中一张照片里看到了那个缝隙，但无法看到缝隙里头。欧文的尸体在里面吗？我们能查明真相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在前进营地等待期间，第一个能从中国这侧攻顶的窗口出现在5月22日。在两次爬上北坳后，我们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并准备好动身前往位在东北山脊高处的搜寻区域。但我们绝不是唯一在山上的团队。有超过450人准备从尼泊尔那侧登山，那里的大本营已经是人尽皆知的商业化奇观了；另外有大约200人跟我们一起在中国这侧等待。麦基尼斯看了这群急着想攻顶的人一眼，然后说算了，我们等下一个窗口。
接下来几天，有九个人命丧珠峰，七个在南壁，两个在北壁（一星期前还有两人在南壁丧生，因此总死亡人数为11）。我永远忘不了那股无助感：透过高倍率双筒望远镜看到约两百位满怀希望的登山客，排成像跳康加舞的一长列，步履艰难地向山顶前进，一边听到无线电陆续传来有些不幸之人再也无法回家与家人团聚的回报。
5月23日下午，我们与攀登支援队坐下来讨论搜索的后勤工作。麦基尼斯先前向我们保证，支援队很清楚我们的计画，但显然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些资讯并未清楚传达。我描述了在黄带搜寻欧文尸体的策略后，他们激动地高举双手，开始用尼泊尔语争论。「我们没有要登顶吗？」拉卡帕·夏尔巴问：「问题大了。」
奥兹图尔克把他的话翻译给我们其他人听。第一，支援队不希望我们离开中国人固定好的绳索。他们表示这样太危险了，而且违反官方命令。第二，山顶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我们有些队员是从未登顶过珠峰的新手。第三，他们希望尽可能不要在第三营久待，那里高约8200米，已经进入了「死亡地带」，空气太稀薄，无法长时间生存。「对每个人都很危险。」他们说。
我转向麦基尼斯说：「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你跟他们说过搜索的事了。」
他因为喉炎的关系而不太能说话，只能耸耸肩。他表示在加德满都的时候，他确实有跟几个支援队的成员讨论过这个搜索计划。我们现在与这支共12人的支援队的关系是如履薄冰，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且没人会妄想能在没有他们支援下攀登珠峰。就跟几乎所有团队一样，我们得依赖他们的支援，如果他们一走了之，我们的远征就会结束了。
「如果我们登顶，我可以在上山或下山时离开既定路线，去寻找欧文缝隙吗？」我问麦基尼斯。
「下山时会比较好。」他说。再说，这样的话，地势就会和许竞在1960年宣称看见尸体时一样。
我们把拉卡帕叫到用餐帐篷里告诉他我们要登顶后，他点点头，用尼泊尔语说没问题。没有人明确提到，下山时我可能不会按计画走，但我以为拉卡帕应该知道，因为几分钟前，我们才告诉他那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认为我们的计画――登顶，然后在下山途中进行搜索――是个合理的妥协。
八天之后，我们的团队抵达了世界之巅，然后开始往山下前进。在我研究地势与频频查看GPS时，负责压队的拉卡帕一直小心地观察着我。当我在海拔8440米处解开安全绳扣时，他大喊：「不行、不行、不行！」
我站在那儿，试着决定该怎么做。我心里明白违背拉卡帕是错的，而且我的表现就像是又一个自私的西方人。如果我摔下去或失踪，拉卡帕就不得不去找我。如果我死了，他得向中国官方解释事情经过。更重要的是，攀登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真心关心我。而那种感觉是互相的。但重点是：我知道我办得到，而拉卡帕会原谅我这次轻率的行为。
根据GPS显示，欧文缝隙已近在咫尺。拉卡帕和其他人看着我动身穿过一条狭窄的岩架，上头布满了一片片像铺路石般的碎石灰岩。才走了1米，我踩上的一片碎石从我脚底滑了出去，我摇晃了一下。
「小心！」奥兹图尔克大喊。
前进约30米后，我往下看，看到一条浅山沟横切过一条陡峭的岩带，通往下方另一条积雪的岩架。我依稀记得在这片地带的空拍照中看过这个特征。这里就是之前许竞下山穿过黄带的捷径吗？
我转身面向斜坡，摆出像是要爬下梯子的姿势，并把我的冰镐尖端砍进像石头一样硬的雪里。钢制的斧片刺进被狂风吹过的斜坡a表面时嘎嘎作响。我从两腿中间看下去，眼前是我与下方遥远的冰河中间一大片令人晕眩的虚空。下方数百米便是发现马洛里的积雪台地。我现在差不多就在他安息处的正上方，是如果想活着回家就别来的危险区域。我再次查看了GPS。罗盘上的箭头指向西北方。还有15米。
两具睡袋交叉摆放在雪地上，是1924年登山队员给队友的信号，表示已无望找到马洛里与欧文。
往下爬了几个身体的高度后，我在一块破裂的浅棕色石灰岩上暂时休息。这块峭壁约2.5米高，倾斜度大约和游乐场的溜滑梯一样。这几乎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什么大不了，但在这个高度，以我现在精疲力尽的状态，隻身一人又没有绳索，这吓坏我了。我的谨慎心要我回头，但我的好奇心更强烈。我的冰镐尖端仍插在雪里，我往下踩到岩石上。
到了峭壁底部，我深呼吸了几口气。在我右手边3米处，是个被一片石牆围住的小凹处；那片石墙比我刚才爬下来的稍微高陡一些。石牆中央有一条暗棕色的岩脉，岩脉中央有条狭窄裂缝。GPS显示我已经到了。这时我才明白：这条暗色岩石就是我们用无人机看到的「缝隙」。这显然是视错觉。岩石中间的裂缝才23公分宽，窄到人不可能爬进去。而且里头是空的。他不在这里。
这片斜坡太陡了，我无法坐下，所以我将右脚侧移，踩在一片雪上，然后我的左膝靠在山上。我弓身伏在我的冰镐上，下巴靠着胸，大口吸着面罩里的氧气，试图厘清我的思绪。我再次头往上看，正午的阳光使我不断眨眼，那个缝隙仍是空的。高高在上的峰顶衬着浅蓝色的天空闪烁，对于那些想解开它秘密的人，它一如既往地永恒不变且漠不关心。
为了解开珠峰最大的谜团之一，我们已经追踪了每一条线索，用无人机搜查了许多斜坡，我还冒着生命危险。而就像之前尝试过的每个人，我们得到的问题比答案还多。那天欧文发生了什么事？他最后的安息处在哪？有人把他的尸体从斜坡上移走了吗？还是喷射气流或雪崩将尸体扫入遗忘的深渊？对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对于珠峰驱使登山客拚命挑战自己的吸引力，我有所体悟，如果我没有跟随桑迪·欧文的脚步，那是我永远也无法亲身感受的。我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马洛里与欧文之谜会一直存在――或许直到永远。那也没关系。
本文改编自马克·辛诺特的著作《第三极》（暂译，原文书名为The Third Pole），本书将于2021年春季由企鹅出版集团旗下的达顿出版社出版。马克·辛诺特版权所有©2021。雷南·奥兹图尔克为2017年7月号杂志拍摄了尼泊尔的猎蜜人。
本文首发于台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珠峰：世纪之谜 The Great Mystery Of Ev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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