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英雄：Cesare Maestri 1929-2021
编者按：2021年1月19日，意大利著名登山者、“压缩机路线”开辟者Cesare Maestri去世，享年91岁。这名史上最有争议的登山者，生前每一次陷入舆论场的焦点事件，都是一次沸点级的热搜。他的傲慢个性，他的首登争议，他的精湛技术，他惊世骇俗（臭名昭著）的压缩机路线...... 他是骗子，也是英雄。
与Maestri生前每一遭轰轰烈烈的故事相比，他的离世，在国内登山界似乎并没有激起惊涛骇浪。Maestri的故事、有关他的话题值得被我们一再探讨。然而，所有写他的文字，要么过于脸谱化，要么只关注技术层面。我想写点什么，纪念他。纪念他传奇的一生，他人性中的复杂灰色，纪念一个人与一座山。
巴塔哥尼亚山区的托雷峰。
前不久我重读了美国山岳作家Kelly Cordes的获奖作品《The Tower》。The Tower，指的是巴塔哥尼亚山区的托雷峰。这座山峰号称地表技术性最难的山峰。这本书记录了这座壮美山峰的谜团、争议和历史。为孤峰作史的山岳文学不多，这本算是其中的经典。Kelly不仅仅是名优秀的登山者，也是一名出色的叙事者（我校译出版的作品《攀岩人生》的真正作者）。他对于攀登的纯粹理解和真相事实的坚持，也让我看到了自己。
《The Tower: A Chronicle of Climbing and Controversy on Cerro Torre》
2021年《Ascent》杂志开篇刊登了我时评国内首登之争的小文，巧的是，这期杂志里竟然还有篇Kelly纪念Cesare Maestri的深度文章，像是《The Tower》一书的精华版。再没有谁比Kelly Cordes更能同时了解托雷峰和Maestri了。在杂志中，这篇文章出现的时机和版面位置，与我那篇小文形成呼应，似乎也是岩与冰杂志编辑的用意。
读罢，慨叹许久。这篇文章探讨的不仅仅是登山纯粹性，还呈现出在大时代背景中，这位口碑极端的登山者身上最迷人而复杂、伟大而普通的特质。文中的字字句句穿透了时间的迷雾，抵达了人性中黑与白的中间地带。我的角色瞬间从写作者转变成翻译者，多日翻译校对，谨以此文献给每一位对纯粹性有过执着、但同时坚信人性之复杂的读者。
悲情英雄：
塞萨尔·马斯瑞 1929-2021
TRAGEDY OF A HERO
撰文/ Kelly Cordes
翻译/ 宋明蔚
校对/ Iris
原文首发于《2021·Ascent》
1.
他走了。什么都没有留下，却又留下了一切。
他生活在一个传奇崛起、壮志凌云的世界。人类自古以来便攀登高山，躲避灾难。从宇宙大爆炸到《创世纪》，再到一个个伟大的宗教领袖，古希腊人传递思想的火炬，莎士比亚书写悲剧和喜剧，骗子、魔鬼和天使的叙事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他站在顶峰舞蹈、欢笑。他周旋于人世间的灵魂。“多洛米蒂蜘蛛人”没有真正死去，人们对他的信仰永不朽。
1972年，在意大利的家乡坎皮格里奥，马斯瑞接受《山岳》杂志、《星期日时代》及BBC的专访，为1959年托雷峰首登、1970年压缩机路线等事件辩解：“谁制定的规则？我冒犯了谁？”
彼时的世界还不太一样。我们的登山英雄勇猛、坚强、无懈可击。他们战无不胜。人们从不会怀疑登山者讲的故事，他们从不说谎。一条绳子系在一起，就要同生死共患难。也许，骄傲的多洛米蒂蜘蛛人最后一次受挫，是在1959年2月3日。那是在世界大战的阴霾下，遥远的大洋彼岸、离家8000英里的地方。他瘫倒在巴塔哥尼亚“不可能攀登”的托雷峰（Cerro Torre）雪坡上，悲痛地抬起头，喃喃地念叨着三个词：“托尼，托尼，托尼。”在这之后的62年里，他从未对遇难搭档的家属透露过半句真相。
2.
1929年，塞萨尔·马斯瑞（Cesare Maestri）生于意大利特兰蒂诺省的首府特兰托。那里山川富饶。7岁时，他的母亲去世，父亲经营着一家流动剧院。当时战火烧到了欧洲各地，年轻的马斯瑞随父亲加入意大利游击队，抗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二战中，纳粹占领了特兰托，他的父亲被判以死刑，父子二人开始了逃亡生涯，一年后才辗转返回故乡。后来，马斯瑞邂逅了登山运动，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属。登山成为了他打破传统、表达自我的方式。也许是他在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之后，爆发出的强烈欲望和反抗精神。对许多登山者来说，山峰似乎是两种自我的结合体，是心中幻念与日常思维的统一，是让我们梦想成真的地方。
长大以后，马斯瑞的性格变得傲慢，喜欢夸夸其谈，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大部分时间都在险峻的山峰爬上爬下。他很快就得了个绰号，多洛米蒂蜘蛛人。只要系上绳子，他就必须要先锋领攀——蜘蛛人不会跟在任何人的屁股后面。他刻苦训练，早睡早起，严格控制饮食。他还曾夸耀说：“和女孩做爱时，我都在用俯卧撑的姿势锻炼上肢力量。”他将成为一位伟大的英雄。一位悲情而复杂的英雄。但在有些人看来，他不过就是一个骗子。
正如历史上众多著名的英雄和恶棍，马斯瑞的事迹大多源自传说。但要走进这位赫赫有名的“多洛米蒂蜘蛛人”内心的世界，你就要明白一点：二战结束后，意大利渴望英雄。意大利亟待出现一名英雄。
3.
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饱受战火摧残。意大利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墨索里尼政权和法西斯的统治。在二战中，意大利又与纳粹沆瀣一气，战败投降，改换阵营，随后陷入内战。经济崩溃，自然和城市被炸得灰飞烟灭。
战后时期，百废待兴，处处充满了重建的希望。在欧洲，登山文化源远流长，登山者也大多是名人。那些代表国家攀登世界最高峰的登山者，也让自己的祖国倍感骄傲和荣耀。1954年，战争刚刚结束，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未登峰是K2（乔戈里峰）。那一年7月31日，意大利登山队首登K2，并在顶峰插上意大利国旗。在热那亚港口，4万名意大利人迎接他们凯旋。这些登山者是意大利的民族英雄。
在乔瓦尼·切纳奇和里诺·拉切德利2004年合著的《K2：征服的代价》一书中，有写道：“这次成功的攀登，终于让我们在这片耻辱和失败的废墟上，头一次骄傲地升起意大利国旗。”
虽然马斯瑞已成为一流登山家，但并没有入选进这支K2登山队。他以一种独特的、近乎蔑视的方式，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在一天之内，他用无保护攀登的方式，连登了多洛米蒂山区的13座山峰，总爬升下降的高度，累计高达12000英尺（约3658米）——正好相当于从K2大本营到顶峰的垂直高度。
人们向来都只关注最高的山峰，但在20世纪50年代，登山先锋开始倡导一种新的攀登风向。优秀的登山者不再关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大型围攻式攀登，而开始放眼于更陡峭、更具技术性的山峰，并以轻量的方式攀登。这是一种革新。登山运动不再被视为征服自然的方式，而是一种艺术。在较低海拔的群峰上，登山者会欣赏到陡峭而美丽的山峰轮廓。
对于这种新兴的攀登风格，最完美的诠释莫过于南美洲最南端，偏远的巴塔哥尼亚山区。早在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传教士阿尔贝托·德阿戈斯蒂尼（Alberto María de Agostini）就曾多次探索这一地区，并在1941年出版了《安第斯的巴塔哥尼亚》一书。这本书吸引了众多欧洲顶级登山家的目光，包括法国登山界的超级明星莱昂内尔·特雷（Lionel Terray）。1952年，特雷和Guido Magone首登了壮美的查尔腾山脉最高峰，菲茨罗伊峰（Fitz Roy，海拔3359米）。他们爬了几段绳距之后，翻越高耸的山脊，攀上了2000英尺高，陡峭而寒冷的南扶壁（地处南半球，山峰南壁笼罩在阴影中），爬过冰、雪、岩等不同的地形，难度高达5.10，A3。最后两天的攻顶风格干净而快速，后来在登山界饱受赞誉。他们站在了峰顶，惊奇地望到山谷对面一座海拔稍低（海拔3128米），但却更加望而生畏、更加壮丽的山峰：托雷峰。
回去的路上，特雷在意大利登山俱乐部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分部做了一次演讲。来自特伦蒂诺的塞萨里诺·法瓦（Cesarino Fava）也在现场。特雷展示了攀登照片，讲述着探险故事。他说，他们有幸见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山峰——托雷峰。特雷称这座山峰是“不可能攀登”的。
几年后，马斯瑞在多洛米蒂山区的连登震惊世界，杂志争相报道他的故事。和许多旅居海外的意大利人一样，法瓦也读到了来自祖国的报道。虽然法瓦和马斯瑞当年住的村庄相隔不远，但两人素未谋面。法瓦往家里寄了一封信，据说收件地址只写了特伦蒂诺的多洛米蒂广场。在信中，他描述着托雷峰，并引用了一句意大利谚语，大意是，他知道一座山峰，足以和马斯瑞的大名相媲美。“来吧，”他写道，“你会找到属于你的山峰。”
多洛米蒂蜘蛛人没必要登顶K2，也不需要哪家机构协会的认可。他将开辟自己的道路，攀向辉煌而不可能攀登的托雷峰。
4.
今年1月，塞萨尔·马斯瑞去世了，享年91岁。朋友问我有什么感想。我思索片刻。没什么感想。一开始我没有任何想法。真是奇怪。某种程度上，托雷峰贯穿了马斯瑞的一生，而他的攀登又赋予托雷峰新的定义。正是这样一座山峰，让我在50年后得以走进马斯瑞的人生，了解他的内心，亲自攀登托雷峰，并花了两年半时间写完《托雷峰：塔》（Cerro Torre, The Tower）这本书。
2012年，我去意大利做调研，拜访了众多攀登过托雷峰的伟大登山家。这座山峰已经成为意大利登山文化的代名词。我还记得当时震撼于多洛米蒂山区的风景，意大利的古代建筑，还有高耸入云的白云岩。我能感受到往昔历史。也许只是我的主观感受，但意大利登山者与托雷峰的联结，虽相隔遥远的海洋，却如蓝天一般真实。我还记得那次托雷峰的攀登经历，时至今日，想起来都像是在做梦一样。近乎垂直的岩壁直刺长空，楼房般大小的雪蘑菇竟能无视地心引力的作用，冰封在山顶。它那绝非凡间的自然构造，就像儿童文学作家苏斯博士笔下的奇思妙想。狂风时而在群山之中呼啸，塑造了山体上烟囱般的地形。我恍若隔世。我的脉搏跳得缓慢，我傻笑着、欢快地享受着这世间罕见的情景。都是幻象，我心想。纯粹的幻象。
当我听闻马斯瑞去世的噩耗时，我却没有任何情绪。我不认识马斯瑞——很少有人认识。至少大多数人都没有真正认识过他。我明白，包括我在内，几乎所有人认识的马斯瑞都不是真实的他，只是传说中的他。我感到一阵悲哀，这与我当年研究这个人时心里的感受相似。我时常会想，他被禁锢在一个怎样的内心世界中：像个囚徒。
5.
如今，地球上再没有比20世纪50年代的托雷峰顶更难以企及的地方了。马斯瑞的搭档是奥地利登山明星托尼·埃格（Toni Egger）。无论怎么看他都像是马斯瑞的反面——低调、谦逊、安静却自信。在家乡，埃格完成了几次快速而大胆的攀登，迅速成名，比如11小时连登Cima Ovest 峰和Cima Grande峰北壁，登顶了Civetta的Solleder峰，1小时徒手攀登Cima Piccola的Spigolo Giallo峰，等等。1957年，他去秘鲁探险，登顶了海拔6093米的Jirishanca峰。
1958年12月底，埃格和马斯瑞从欧洲前往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切萨里诺·法瓦在那儿碰头。就是这位从意大利特伦蒂诺来的侨民，当年给马斯瑞寄了那封信。法瓦和马斯瑞的老朋友们一起，热情地为这对登山者提供后勤支持，搬运物资。
探险队向南进发。狂风暴雪中，他们在托雷峰附近建立了登山大本营。此刻，这座垂直高度1227米的大墙正矗立在他们面前。趁着恶劣天气短暂休整，几天后，他们把路修到了东壁略低于300米的地方，正对着高高在上的垭口和让人心惊胆战的北壁。这面北壁可比当今世上任何一条攀登路线都更加陡峭、更具技术性。这次攀登让马斯瑞身心俱疲。他因过度劳累病倒了。风暴接连肆虐了10天。
终于，他们等来了好天气窗口。马斯瑞在自传《攀登是我的职业》及各类采访、文字中，描述了接下来六天半的经历。暴风雪过后，阳光明媚的北壁覆盖着一层奇异的、可攀登的冰层（暴风雪过后，最常见的现象不应该是松软且很快就会融化的雾凇吗），这种现象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他们开始攀登。每个人身上背负重达25公斤的背包，但他们还是爬到了垭口。北壁之上，地形越来越陡峭，马斯瑞登山生涯中第一次让埃格领攀。事实证明，这种可怕的冰层很难设置保护点，他们还是打进了岩钉、木楔和冰锥，并用手钻打进了70枚螺栓。埃格技术精湛。他们向上攀登，穿过云层，穿过另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雪，翻过这面墙壁，爬到了峰脊上野蛮悬垂的雾凇蘑菇。埃格坚持不懈，挥动着那把当时技术最先进的木柄长镐领攀，而马斯瑞则以最快的速度紧随其后。他们爬得越来越高，直到云开雾散。埃格停下来，回头对马斯瑞喊道：“到顶了！”惊险的三天半之后，他们终于在这场愈演愈烈的暴风雪中，站在了那座不可攀登之山的顶峰。他们匆忙拍下照片，立即下撤。
雪崩的隆隆声在山谷中回响。他们在山顶下方不远的一处小岩架上，战战兢兢地渡过了这晚。埃格对马斯瑞说：“希望我们不要死在雪崩中。”第二天晚些时候，雪崩仍在咆哮，太阳坠落向地平线。埃格看到下方有一处平台，觉得他们可以在那里露宿过夜。马斯瑞开始给埃格打保护下降。突然，他听到可怕的声音，上方隆隆作响，“伴随着一声死亡的尖嚎”。
“托尼，当心！”
马斯瑞躲在一处屋檐地形下。雪崩呼啸而过。他紧紧地抓住保护绳，等待着。之后，他写道：“一切都停止了。我只感觉到风在怒号，绳子那头却没有了重量。”
法瓦一直在苦苦等待这对搭档归来，但这场暴风雪持续得太久了，似乎停不下来。最后一次，他凝视着被暴风雪笼罩着的托雷峰，透过云层间隙，他望见一个人倒在雪地里。但只有一个人。他跑上斜坡，找到了奄奄一息的马斯瑞。马斯瑞抬起头，喃喃地念叨着三个词：“托尼，托尼，托尼。”
6.
马斯瑞回到家中，痛苦而又疲惫。他们的这次攀登堪称史诗级。恰如莱昂内尔·特雷的评价，“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登山成就”。但马斯瑞没有登顶的证据。那么登顶时用来拍照的相机呢？马斯瑞声称，当“死亡的尖嚎”把埃格带走时，相机正在埃格的身上。托尼·埃格的尸体一直没有被找到。
在当时，巴塔哥尼亚山区极其险远，而这次攀登又是如此艰难，如此超越时代，《美国山岳年鉴AAJ》驻当地的特约记者写道：“随着这次攀登落幕，巴塔哥尼亚登山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随后，每一代最优秀的登山家都尝试了几十次，直到47年后，另一支登山队才完成了托雷峰北壁的攀登。
回到意大利后，马斯瑞被簇拥在粉丝、摄影师和媒体之中。他头顶光环，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演讲和分享会，接受稿酬丰厚的出书邀约，受到同行的致敬，在媒体上频频曝光。他还因这次勇敢的攀登而获得奖章。虽然不能与1954年意大利首登K2峰的民族自豪感相提并论，但在意大利北部，在团结一心的特伦蒂诺自治省，他们现在终于也有了自己的英雄：多洛米蒂人，多洛米蒂蜘蛛人，托雷峰英雄。
在老登山照片中，马斯瑞看起来惬意、快乐、平静。很难说改变是从何时开始悄然发生的。
7.
马斯瑞的故事并没有经过岁月的检验。一些著名登山家在托雷峰的“简单”路段纷纷败北后，对马斯瑞1959年的攀登提出质疑。马斯瑞回应的方式很奇怪。1970年，他带着一台内燃空气压缩机重返托雷峰。冬季、夏季先后两个攀登季里，他铺设了数千英尺长的绳索，围攻东南山脊。他甚至都不考虑山体的攀爬特点，粗暴地用手钻打了近400枚螺栓，其中大多数螺栓之间的密度之大，都足够当作梯子攀爬了。他在距顶峰大约200英尺（约60米）的地方下撤，但再次以英雄凯旋的姿态回到了特伦蒂诺。攀登托雷峰，不只一次，而是两次。马斯瑞是他们的骄傲，他们叛逆的英雄。
有了马斯瑞的“螺栓梯”，越来越多的登山者爬上了托雷峰和它周边塔峰的山顶。有些一流登山家也尝试过北壁路线，但都失败了。他们爬到了马斯瑞声称留下挂片和螺栓的地方。在1959年那次攀登的前300米路段，也就是当年马斯瑞曾固定过绳子的地方，至今还散落着各种装备。在这个位置上方，攀爬难度大得多，并没发现任何攀登痕迹，而马斯瑞对这里的描述与实际地形大相径庭，甚至近乎荒谬。一个又一个的争议涌现，相应的书籍和文章层出不穷，还有人专门组织研讨小组。各种矛盾和细节暴露无遗。马斯瑞给出的答复让人疑惑且充满蔑视。或者可以说，没有答案。（译者注：面对所有人的质疑，马斯瑞一再重复着相似的答复，“如果你质疑我的首登，那么整个人类的登山历史都会被推翻。”）
20世纪70年代末，马斯瑞不再攀登，但在许多人眼中，他仍然是一位名人。
为庆祝1959年托雷峰的“首登”，人们每十年一次在特伦蒂诺举办周年纪念。到了1999年，在美丽的山村马莱召开了一场别样的会议，众多攀登过托雷峰的优秀登山者都受到了邀请。几名到访的美国、英国登山者很惊讶，为何在现场，大家对1959年攀登提出的质疑声音如此之少。这个现象很奇怪，因为近年来提出质疑的人越来越多，更何况一座山峰只能有一次首登。他们都听说或读到过马斯瑞的传奇故事和民族荣耀。但是，在他们面前，在这群曾攀登过托雷峰并爬到过1959年位置高度的登山者面前，马斯瑞似乎有些畏缩了。那个自信的英雄去哪了?
1976年，约翰·布拉格(John Bragg)、吉姆·多尼尼(Jim Donini)和杰伊·威尔逊(Jay Wilson)，首次沿着埃格-马斯瑞路线的前半段追溯攀登。这支队伍先爬到垭口，路线分叉，首登了邻近的托雷·埃格峰，(Torre Egger，为纪念托尼·埃格而命名)。在1959年固定绳索上方，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先前的攀登痕迹，而且与下方的观察视角相比，上方的攀爬地形截然不同。这一发现对马斯瑞的说法提出了严重质疑。“他似乎不像是一名征服托雷峰的英雄，不像是一个完成本世纪最伟大攀登的登山者。”布拉格当时说道，“他似乎很没有安全感，很情绪化。似乎需要其他登山者的肯定。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我所期待的骄傲、力量和傲慢。”
时过境迁，越来越多的证据浮现出来。现在巴塔哥尼亚山区挤满了登山者，只需轻点鼠标，就能找到各种语言版本的文章。2004年，一篇7800字、逻辑严谨、引述繁多的文章发表：《开门见山：托雷峰的谎言揭秘分析》。作者是罗兰多·加里波蒂（Rolando Garibotti）。这篇文章彻底瓦解了众人对马斯瑞抱有的一丝仅有的信任。文章中，除了加里波蒂汇编的细节资料、托雷峰上的证据，还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现代技术冰镐，以及应运而生的攀冰技术，还是十年之后的事情。即便是阳光明媚的北壁结了冰，要在现代攀冰中的WI5、WI6难度地形连续攀登，直上数千英尺，只能说是异想天开，神经错乱。彼时人们对这个难度系数没有任何概念。仅凭一根笔直且没有鹤嘴镐尖的木柄长镐，就想攀登垂直冰壁，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
2005年，加里波蒂、埃尔曼诺·萨尔瓦特拉（Ermanno Salvaterra）和亚历山德罗·贝尔特拉米（Alessandro Beltrami）终于成功地从北壁完攀了托雷峰。他们发现马斯瑞描述的地形与事实完全不符。在垂直高度3000英尺的山峰上，在马斯瑞杜撰的装备遗留地的上方，他们没有发现任何马斯瑞所描述的攀登痕迹。意大利各大新闻头条纷纷报道了这次攀登。
当时马斯瑞还在以名人身份带队轻徒步旅行，贝尔特拉米同在马斯瑞的家乡做登山向导，机智选择持沉默。加里波蒂和萨尔瓦特拉则公开了他们的发现——以及他们没有发现的东西。在一次公开采访中，马斯瑞骂他们“狗娘养的”。他威胁要以诽谤罪起诉塞尔瓦特拉。塞尔瓦特拉算是托雷峰最痴迷的登山者了。他和马斯瑞一同在山谷长大，一直相信1959年攀登的真实性。在特伦蒂诺，人人都相信这个故事。现在他开始慢慢了解马斯瑞的为人。塞尔瓦特拉给老朋友写了封信，他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是时候让马斯瑞也讲出真相了。“我们可以对他人说谎，但不能欺骗自己。”塞尔瓦特拉写道。
信寄出后不久，塞尔瓦特拉就收到了回信，上面写着“退还给寄件人”。信封上潦草地写着：“我不想拆开这封信，因为我厌倦了这一切”，并激烈地写道，“看你对我的家人做的坏事。”但这封信被拆开过，后来又封上了。
8.
岁月流逝，我也渐渐成长。我时常会思考，在每个人的私密世界中，我们到底是谁。待镁光灯熄灭，沸腾的群众冷静下来，我们的英雄该何去何从？我试着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他不再是多洛米蒂蜘蛛人，而是塞萨尔·马斯瑞。在一封还未写完的信中，我写道：你会想起巴塔哥尼亚的那一天，托尼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瞬间吗？仅仅是瞬间。在某个可怕而悲伤的瞬间，你说了些什么，编织一个美好的谎言，一个善意的谎言。你把这份荣誉赠予搭档。你只说过一次，便成为了内心世界中的囚徒。现在，你只能和真相独处为伴了。
那次攀登的真相还有更多意义。也许正因为你仅仅把它当作一次攀登而已，才觉得可以把它合理化。但托尼的家人，他们理应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从未作答，也许永远不会说出真相，因为你所拥有的一切都会因此烟消云散。你把它埋在心里，肩负着千斤重担。但英雄一向都很坚强。
9.
2009年，托雷峰“首登”五十周年纪念日，特伦托电影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也是其中一名受邀嘉宾。他曾深入研究过马斯瑞的故事，并刚刚写了一本关于托雷峰的书。
我在意大利采访过梅斯纳尔。他回忆道，他对电影节的安排颇感惊讶。梅斯纳尔对电影节的组织者说：“我认为，时隔50年后，是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组织者告诉梅斯纳尔，不准讨论。“到了晚上，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有500到1000人围拢在塞萨尔·马斯瑞身边，鼓掌欢呼道，‘你登上了！’”梅斯纳摇着头说，“真是难以置信。”
2012年，马斯瑞在1970年用内燃空气压缩机开辟的“压缩机”路线被拆掉了。这条路线一开始就被纯粹的登山者所摒弃。但到目前为止，也成了托雷峰上最流行的攀登路线。托雷峰阴魂不散，这座曾经一度被认为不可能攀登的塔峰，再次引起全球范围的争议。大半个意大利登山界都被激怒了。倒是维罗纳大学的反应比较含蓄，他们授予了马斯瑞荣誉博士学位。
我在意大利采访期间，曾尝试联系过马斯瑞，尽管我深知，多年来他一直拒绝谈论1959年发生的事情。果然，他拒绝了采访。他的朋友说，即使是他们自己，也不能当他的面聊起托雷峰，这给他带来了太多痛苦。正如他的一个好友告诉我：“饱受托雷峰的折磨……托雷峰的争议摧毁了他的生活。”
10.
在登山界，人们逐步对首登纪录、攀登风格和登山伦理等公共观念达成基本共识。经过不断自我反省，共同进步成长，登山文化才得以蓬勃发展。奉行这些观念纯靠个人诚信，所以它们很重要。然而，生死之事更重要。
1959年，马斯瑞回到家乡后，曾带着鲜花去埃格家里慰问，讲述了他的故事。埃格的妹妹斯蒂芬妮问道，哥哥的日记在哪里。埃格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后来家属没有拿到任何遗物。从此埃格的父母与马斯瑞没再联系过。直到老人离世的时候，也不知道儿子遇难的真相。
2015年，加里波蒂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一张照片，拍摄地是距托雷峰一英里的小塔峰。马斯瑞经常展示的一张埃格在攀登托雷峰时照片的背景，竟与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完美匹配。马斯瑞那张照片的存在前提很奇怪，因为他曾声称唯一的相机随艾格一同消失了。照片里地形非常险恶，不可能是记错或是忘记了。这是已知的最后一张托尼·埃格的照片。后来，埃格的遗骸从下方冰川中流了出来，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个让人费解的绳索系统。这意味着很多可能，有可能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也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自保系统。但埃格为什么要独攀？是裂缝崩塌的原因吗？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真相只有一个人知道。面对照片背后逐渐暴露出的更多问题，马斯瑞矢口否认，一改之前的立场，最后索性保持了沉默。
在意大利，大家都普遍选择忽视这一发现，亦或是干脆置之不理，马斯瑞的支持者再次为他辩护。但对他们来说，1959年的攀登故事，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故事，真相并不是那么重要。这种对英雄的信仰是不朽的。在撰写本文时，斯蒂芬妮·埃格还在世。她已经90多岁了，几十年来一直住在奥地利的小山村里，与马斯瑞的村子只隔着一条国境线。新发现公布之后，记者艾德·道格拉斯（Ed Douglas）采访了斯蒂芬妮，给她看了照片和证据。她回忆起托尼的一生，回忆起他对山峰的热爱，他们的家庭和童年，还有1959年母亲打来的那通电话。那一天，母亲告诉她，托尼不会回来了。她从不相信马斯瑞讲的故事，一直在等待真相。“真相是最好的礼物。”斯蒂芬妮说。
2021年1月19日，塞萨尔·马斯瑞带着真相一同离开了。
《Rock And Ice》杂志2021年度特刊《Acent》
何为首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