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临时的声援：6000 人的热情与沮丧
少数人如何代表多数人？大众如何面对不完美的受害者？这 6000 人是一个样本。
文 | 马可欣 管艺雯
编辑 | 管艺雯 黄俊杰
8 月 14 日晚上 20 点 10 分，济南警方通报 “阿里女员工被侵害事件” 案件细节后不久，当事女方李以晴（化名）一个星期前在阿里内网发布的——同时也是引起舆论轩然大波的——控诉自己遭遇的帖子下面，很多阿里员工在给她扣分，一位合伙人直接扣了 10 分。
在阿里内网，扣分表达了一种不认可的态度，他们评论说 “狼来了”、“透支信任”、“伤害大家的感情”。
济南警方的通报显示，王某文、张某存在强制猥亵行为，属刑事案件。
但通报和帖子内容存在很多矛盾之处，比如出差和饮酒并非强迫，事发第二天张某来过房间但李以晴并未在帖子中提及，这些矛盾点成为了很多人质疑李以晴的主要依据。
质疑声也来自阿里内部的声援群。声援群因为上述事件建立，20 小时就聚集了超过 6000 名阿里员工，目的是帮助李以晴、并推动公司反性侵机制的建立。
这些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自己同事的群成员，也产生了怀疑，“女方没对我们完全说实话，男方没对我们说话，警方对我们说了一部分。”“我个人不能接受（受害者）说这么多谎。”
一位群成员很早就屏蔽了群消息，在他看来，几千人无纲领地临时聚集起来，“除了混乱，不会产生什么意义”；另一位群成员在看到警方通告的案件细节后，表示自己心情复杂，但他也说，“不管李以晴是不是完美受害者，法律和心理小组都将持续提供支持。”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这个声援群在谩骂声中建立，以管理员自主禁言为终止，诞生后 24 小时，它因为一篇倡议书被公众关注，并登上微博热搜，在赞扬、质疑与嘲讽包裹的喧哗中被广泛讨论。
但它背后折射的问题和反思不应该结束。这场声援是两个社会现象的典型样本——如果一个组织临时组建且没有纲领，有效的讨论很难进行，混乱是注定的；而当受害者变成了非完美受害者，正义有了瑕疵，曾经挺身而出的多数普通人不可避免会陷入复杂的情绪。
6000 人因热情聚集在一起
但主要讨论并不发生在大群
事情的开端《晚点 LatePost》已有报道。8 月 7 日，阿里女员工李以晴（化名）在阿里内网发帖，控诉自己遭遇同事的侵害以及公司的不作为。内网上员工们的情绪激烈。有人喊出了相关领导下课、引咎辞职的口号，有人说 “我们别指望做 102 年了”。
一个多小时后，20 点左右，阿里内部声援李以晴的钉钉群已经建立。群主是来自阿里云智能事业群的女生叶嘉（化名）。
杨理（化名）加入声援群是在 8 日上午，当时群已经建立了 12 个小时，聚集了超过 3000 名阿里员工。他打开聊天界面，快速滑动手机屏幕，试图看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但这并不容易，群里的消息太多，也有很多情绪。
最初大家在群里斥责事件的相关领导和处理方式，慢慢演变成辱骂，后来开始不分对象，甚至开始人身攻击、互相指责。
也有理性的声音，有人劝大家要就事论事，不要吵，但聚集了上千人群里的消息迅速向上跳动，这些声音很快被刷掉了。为了让新加入的人能看到群公告和意见征集等有价值的信息，也为了理性讨论，群主叶嘉开始阶段性禁言。
钉钉群里，如果发同样的消息，消息会折叠起来，显示 x1，x2 。建议大家不要相互攻击、建议禁言的消息 x 到了十几。更多的人在消息后面贴上 “+1 ” 的标签。
伴随着人数膨胀，意见不一的情形在群内反复上演。阶段性禁言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重复。解除禁言，大家最初正常讨论，聊着聊着出现了几个争议，开始争执，各自刷各自的观点，信息开始爆炸，情绪开始失控，只好继续禁言。
前一天晚上，声援群建立不久后，为了更有效地给李以晴提供帮助，也考虑到声援群可能受到的公司压力。群里有声音问，有没有人愿意做管理员。报名的人很多，一个 28 人的管理员小组很快形成。
这些人入群时间较早，由群主选出并拉入了管理员的小群，并非由群成员票选而出。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和相关经验，比如有的之前在 Uber 接触过反性侵工作。他们来自阿里云、淘系、蚂蚁、本地生活等阿里几乎所有事业群，涵盖了技术、市场、法务、运营、公关等各个岗位。
在他们的组织下，援助分为了法律和心理两个支持方向，并形成了多个小组和小群。
这些小群的分工明确、行动也更有效率。他们有的负责联系司法资源，提供律师候选人；有的着手组建心理小组，提供心理咨询师候选人；有的负责收集性侵的相关资料和法规，整合群里大家提交的意见；还有的人试图通过朋友联系事发当地济南的公检法人士。
但有效的讨论始终难以在 6000 人的大群中展开。群里最激烈的一次争吵爆发在 8 日晚上，当时，一封以群内 6000 人名义发布的倡议书正在全网流传。
这封倡议书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意见，最主要的意见包括推动案件调查和公司反性侵制度建立。因为倡议书传播过快、内容又颇为工整，有人质疑 6000 人倡议书是阿里的危机公关。质疑不仅来自外部，内网中也有人发出同样的疑问。
群内各方争执起来。有人说，倡议书是对内的，就不应该外发。有人觉得自己 “被代表了”。有人觉得媒体广泛传播、上微博热搜是一套典型的阿里公关打法，公关因势利导，6000 人 “被利用了”。有人觉得都是竞争对手搞的鬼，要把舆论往阿里员工组织公会、干预司法方面引导。
6000 个人的群出现争执，手机会卡。“根本看不见谁发了什么，大部分人也不会去看历史消息、去追溯。”
8 日 22 点左右，叶嘉最后一次将所有群成员禁言，直到发稿前。《晚点 LatePost》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叶嘉，始终没有获得和她交流的机会。
6000 人代表不了 25 万阿里人，就像 28 人也代表不了 6000 人。但事实证明，在这个不讲职级、没有纲领、无法有效讨论的大群里，28 人的管理员小组成为了行动的核心力量。
一封倡议书诞生了
外界不相信这是员工自己的声音
一封 2125 字的倡议书正在形成。8 日上午，28 人的管理员小组召开了近 2 个小时的线上会议，他们讨论的主题是根据群里大家的诉求，明晰倡议书的具体内容。
结合群文档《能为李以晴提供的援助大家一起编辑》里征集的意见，他们很快明确了四点诉求，包括给予李以晴合理的补偿、公司正面回应质疑并进行复盘、处理相关人员、建立系统性的反性侵机制。
管理员小组决定将此次事件称为 “ 807 事件”，选择数字是为了保护当事人隐私。有管理员认为，无论是 “李以晴事件”，还是 “王某文性侵事件”，都会引起新一轮热度，而数字相对中性。
剩下的就是成文。没有人想出好办法，在 6000 人群里组织代表、或投票决定采用何种倡议。最终由 28 人管理群开会讨论倡议书内容，一位文笔较好的管理小组成员整合、润色。根据《晚点 LatePost》多方核实，倡议书发布之前，内容只在管理员小组的群内传播，没有包括公关在内的外部人士参与，但管理员小组有一位成员在公关部任职。
会议结束后，管理团队已经达成共识：倡议书完成后要尽快发到内网。周日晚上 20:31，叶嘉在内网发布了 “ Aliren help Aliren 6000 名阿里人关于 807 事件的联合倡议”，落款为 “勇敢牛牛员工帮助小组”，呼应李以晴的钉钉头像图片 “勇敢牛牛 不怕困难”。
几乎同一时间，群公告也发布了倡议书的图片版本。群内很多人问能不能把图片转发到朋友圈，“有种想发又怕不能发的感觉”。
大群内争议再次发生。有人觉得发到外面会被人利用、恶意解读；有人觉得传播带来的热度一定会对当事女生带来二次伤害。
一位管理员对倡议书图片中涉事人员的姓名进行了马赛克处理，发到了大群里，表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外发。管理员小群里没有人表示反对。
大群里，有人发起了一个 “我们是否应该现在对外发表声明” 的投票才结束。投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已经难以追溯。当晚 21：34，投票结束，大群内 6000 多人中只有 459 人参与，74.32% 的人认为应该 “等待警方结论，再行发布”。
但倡议书长图已经在投票结束前至少 40 分钟就传到了外网。《晚点 LatePost》追溯到的倡议书长图在社交媒体上最早的传播时间，距离内网发帖仅过去 20 分钟，一位自媒体人士在朋友圈里看到了多位阿里员工转发该图片，随后她转发到了一个媒体微信群。
21：43，有媒体建立了微博话题# 6000 名阿里人关于 807 事件的联合倡议#，此后有多家媒体报道，他们均表示自己是在朋友圈里看到阿里员工转发的长图。当晚 11 点，这个话题已经登上微博热搜第一。热搜挂了一夜，9 日早上仍是第一。
一位管理员表示，他对倡议书会传到外网有一定预期，只是没想到会这么迅速、这么猛烈。“内网发出一个小时后就全网满天飞了。”
舆论的发酵也超出他的预期。最激烈的质疑是 “倡议书是阿里公关的作品”，认为阿里公关干涉了内容并助推传播，这样的质疑有两个依据：文本太过工整；传播速度太快并迅速成为热搜第一。
一位阿里公关否认了这些说法。他对《晚点 LatePost》表示，阿里公关部没有参与起草倡议书，没有把图片发给媒体，也没有助推传播和热搜。
多位阿里员工表示，6000 人群里的成员都是以个人身份参与，没有公司行为。他们认为，在阿里建立这样的声援群，需要顶住来自公司的压力。一些没加入声援群的员工称自己担心被 HR 盯上，影响晋升涨薪，才没有加入。
“群里是有公关的同事在，但他们仅代表个人。在他们公关的角色之前，首先是一名阿里员工，再往前说，首先是个人。” 一位群成员说。
最终，管理员群里的公关、风控岗位员工退出了群，“为了避嫌”。内网的倡议书帖子也做了修改，“6000 名” 从标题里消失了。
从聚集到沉默再到最后声明
这个援助群的沟通一共持续了三天
倡议书发布的第二天（ 9 日）晚上，22：16，叶嘉再次在内网发帖《Aliren love Aliren 关于勇敢牛牛帮助群及倡议书的说明》。与倡议书在全网的迅速传播不同，这份《说明》的内容在外网至今无迹可寻。
《说明》再次强调了 6000 人群的初衷是帮助当事人、也想让公司变得更好；同时强调并澄清倡议书完全是自发而非公关行为；指出接下来工作的核心是推动长效机制的建立，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的想法。
这也是声援群的最后一次发声。目前，6000 人群不再允许新人加入，同时有人选择退出。一度接近 7000 人的群，截至发稿，人数在 5000 左右。
即使在 14 日警方通报案件细节之后，群里也没有解除禁言，没有新的动作。大多数成员不知道群接下来的走向。
因为案件细节和李以晴的自述有矛盾之处，接受我们采访的多位群成员表示自己的心情复杂，一位群成员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一位群成员认为事情 “反转了”。
群管理员之一的王巍（化名）发来了 “裂开” 的表情，他说不管李以晴是不是完美受害者，法律和心理小组都将持续提供支持，他表示，“以后有类似的事情还是要表达，但要更审慎”。
有人认为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即便现在来看，开除两个人也是合理的。” 一位参与了群里法律支持的成员说，案件的通告没有超出他预设的范围，“我一开始就没有有罪推定男生，也不认为女生说的一定是 100% 的事实。”
一位长期参与反性侵公益组织的群成员星文（化名）说，“如果一个女孩子被性侵，其他人会说——你穿这么少，活该；陪酒，你不去不就行了？这么多年了，受害者有罪论，有什么变化吗？还是希望能有变化吧。”
之所以群里一些人产生落差，一位群成员认为是因为他们对完美受害者的预期，“但事实远比单方陈述复杂得多。” 而最开始，这 6000 人聚集起来，是他们对案件本身愤怒，对公司处理羞愧，背后是一种群体共情，“每个人都可能是李以晴。”
一个可能没有答案的问题是，普通人帮助普通人，最终能影响什么？
王巍认为，不能说 6000 人没有带来改变。这件事情本身推动了公司不良文化的改善，至少以后很多部门不敢强行劝酒、破冰，公司 HR 体制内部也会进行改善。包括叶嘉在内的两名群成员作为群里的员工代表，加入了公司的内部调查小组参与调查。
杨理说，最初建立声援群的目的，是为了给李以晴更多的帮助，再进一步，是为了讨论公司的价值观和管理是否出现问题，针对这件事如何纠错。“我没有想过群内的意见会给公司决策带来变化，更没有想过会给世界来带任何改变。”
“You can't save everything，但你会选择什么都不做吗？不会。” 星文说。就像倡议书里写到的——虽然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是，一只坏鸟可能会殃及整片树林，一只小鸟的呼喊也更应该被聆听。
警方通告几天后，一位管理群成员对《晚点 LatePost》转述了小群里的反思。当一大群人带着热情聚集起来后，应当以投票等机制有效组织起来，让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能奢求完美受害者，对不完美受害者也应当提供支持；需要有独立于公司的公益小组，邀请更多普通员工参与。
一个个普通人的热情要转化为推动变化的力量，离不开长期存在、不断进化的基础设施。
（文中 杨理、李以晴、叶嘉、王巍、星文为化名）
（记者 祝颖丽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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