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 社群疗法？咨询与能力建设的异同点

Community therapy? Parallels and distinctions between counselling and capacity build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Volume 52, Issue 2, April 2017, Pages 372-377, https://doi.org/10.1093/cdj/bsx004

经原作者授权翻译，本文翻译的准确性由译者负责

作者：Maria V. Rodrigues

Community Works研究员

译者：陈彬华

应用人类学与社区发展硕士在读

译者按

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又称为能力发展（capacity development），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为了促进地方社区参与到社会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社区/社群能力发展在国家发展工作的背景下被提出来。很多支持性机构的工作内容都可以视作能力建设工作，包括协作技能工作坊、项目管理工作坊等等。当然，对于在地化的行动小组、互助团体等等，也可以是能力建设工作的服务对象。

对于client，我统一译作“服务对象”，而不作来访者、顾客之类的划分。而community在中文中可被译作社区、社群以及共同体，考虑到全文主要论述和社群的工作，我在这篇文章统一采用了“社群”的译法，但有时候兼有社区的含义。社群在这里强调的是彼此的身份认同，这个身份认同并不局限于宗教或是族群，很多能力建设工作当中都是与某个社区、区域的人们一同工作，他们可能来自截然不同的背景。因此他们需要一个’therapeutic’ sense去弥合历史上的偏见与歧视。

作者Maria是澳洲Community Works的研究员，她所在的Community Works是一个与那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机构一起工作的组织。文末点击“阅读原文”可以访问他们的网站，查看更多免费的公开出版物。

我第一次为一群印度的政府工作人员带领能力建设工作坊时，其实饱受自我怀疑的折磨。我怎么知道他们面临怎样的挑战？我有什么身份去给他们建议？接着我突然意识到：这根本和我没有关系，这和他们有关。我回忆起我早期在心理学上受到的训练，发现我在这个项目中的角色更像是我过去作为咨询师的角色。以参与者为中心意味着强调他们的经验，意味着支持他们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渴望和现实。

能否把能力建设概念化为社群疗法？

安斯坦（Arnstein, 1968）的“公民参与阶梯”理论会认为这是个坏主意。

（把治疗作为参与式规划）既不真诚、又很自大。它的管理者，那些来自社工或是精神科的精神卫生专家，假定没有权力是心理疾病的同义词……这些专家让公民去参加团体治疗。让这种“参与”令人反感的是，尽管公民参与到了那些密集的活动中去，但这都聚焦在治愈他们上……而不是去改变那些造成他们“病态”的种族主义和侵害（Arnstein, 1968, p. 5）。

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实践（development practice）有了长足的进步，部分要归功于安斯坦。心理治疗的实践也是如此。

许多年来，“治疗”这个词都会让我们想到这样的画面：一个人躺在弗洛伊德式的长椅上，吐露自己最个人的童年回忆给一位“专家”来分析。在我开始接受心理学训练的时候，这种家长制的心理治疗，就像是早期的发展概念是“专家”凭借他们的知识来“教化”社群一样，已经很少见了。我学到的是治疗应该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最好咨询师和咨询者在离开咨询的时候都能更有力量。

我还被教导说，治疗不止面向病人。实际上，我们训练的一部分就是自己接受治疗。治疗被视作一个反思的过程，即便健康、功能健全的人也能从反思中获益。它能帮助我们去解构那些假设、去梳理我们实际遇到的阻碍并且去找到生活前进的方向。这个过程，我被教导说它对个人或者职业的过渡（transition）时期特别有帮助。

从这个立场出发，把能力建设视作社群疗法并没有将公民病理化。就好像一个健康的、功能健全的人有时也会遇到挑战、需要一些自我反思，社群同样如此。过渡/转变在社群发展的内核之中，而支持社群去管理这些过渡/转变是能力建设的核心。“社群疗法”的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解释了能力建设作为多方面的学习：一个让所有当事人都能参与进来，一起去解构假设、认清真正的阻碍并且找到前进的方向。

我们一定要从安斯坦那里学到的是，要确保那些被暴力与压迫的公民并不会被视作病人，能够通过参与而被治愈。比如在阿富汗希望得到教育的妇女，仅仅是参加那些让她们有获得教育资讯和信心的工作坊，并不能消除她们在安全上受到的威胁。而这个陷阱可以通过将社群，而不是公民界定为“病人”来避免。在这里，“治疗”必须超越对房间里这些人的关注，而要考虑到影响所有人的、更大范围的系统性挑战。就好像心理治疗要求患者去探索在他们生命里的关键人物，比如家人如何和影响他们；社群疗法需要公民和协作者去反思他们与外部影响的关系，比如文化、历史和环境的因素。这能让能力建设过程更好地认识到种族主义、歧视和环境恶化这些系统性的阻碍。

共同基础

心理学和社群发展概念上的进展，在保罗·弗莱雷（Paolo Freire）的著作中，以及拉丁美洲的解放心理学（liberation psychology）有所交叉。弗莱雷（1970）意识化/意识觉醒（contientization）的概念，意味着“意识的改变”。这个概念强调了公民开始反思当地现实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他们采取行动、创造更好生活的第一步。在非常根本的层面上，这界定了社群发展的过程它需要观念（mindset）的转变。

弗莱雷的观点促进了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演进——自上而下的拓展方法变成了支持社群成员的洞察和决定。一些有影响力的文本，像是“Training for Transformation”系列就把弗莱雷的观点运用在发展实践中，培植当地协作者（facilitators）的观念，让社群能够以新的方式合作起来、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Hope and Timmel, 2013）。

拉丁美洲的解放历程深深受到了弗莱雷的影响，一个被熟知为解放心理学的学派也出现了。解放心理学意识到，把精神健康问题看得好似在凭空出现，而去回避它的社会历史情境是一件很愚昧的事情。咨询师们，比如爱德华多·杜兰（Eduardo Duran），将解放心理学运用在与原住民社群（First Nations communities）的工作中去。他们强调，为了一个咨询师能够真正与来自历史上被贬低群体的服务对象建立连接，一定要发生双向的转化过程（two-way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通过不断解构被压迫者的生命经验，整个被系统性压迫和不公正影响的社群能够开始解放自身，而在这个过程中，也解放了压迫者（Duran, Firehammer, and Gonzalez, 2008, p. 289）。

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人与社群发展都得益于反思性的治疗过程。他们通过剖析影响身心健康的先入之见、现实与社会动力来实现这一点。在心理治疗中至关重要，因为他让患者和治疗师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压迫，并有意识地去处理它。

在能力建设里，剖析的过程能够帮助发展干预避免助长了进一步的压迫。反思并承认社会历史能够改变协作者与公民一起工作的方式。有时，这个转变一定要让平等的工作关系得到发展。

实践中“社群疗法”的例子

当我思考“社群疗法”如何运用到我的实践中时，我想到了几个例子。在引言里那个在印度的能力建设项目，协作的过程有时感觉就像是团体治疗——参与者反思他们的经验，并从他人身上学习。为了避免踏入安斯坦警告的那个陷阱，这个团体治疗要求我们探索团体的沟通，而不是个人的沟通。在房间里的那些政府工作者身负着关系到几个不同社群的责任，并且被要求尽其所能地带到这些社群经验的声音。我作为这个“治疗”的协作者，首先从积极的倾听者开始：将讨论中关键的议题反馈回到小组，邀请大家做进一步的评论，并且偶尔提供一些例子和理论框架，让参与者有共同的基础来挑战自己的认知以及找寻前进的方向。

另外一些能力建设工作坊因为它们和家庭咨询的相似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在家庭咨询里关系被检验、治愈还有加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在于，发展的过程往往会面临许多政治上的挑战，而政治归根究底就是关系。最近我在和一个来自东南亚的团体工作时，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这个团体在实施一系列机构改革时，主要是遇到了一些政治上的阻碍。在一次练习里，参与者一起做了个排序表。表上列出为了实现他们的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哪些步骤。虽然像是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技术这些硬举措被留在了最后的表单里，但是它们却是在重要性靠后的位置。被参与者认为最重要的那些因素都和关系有关：增强沟通、信任、共同的愿景。随着我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我的角色是帮助参与者筹划他们的关系，分析他们的关键优势及盟友，并且探索基于他们现有的资源该如何达成具体的目标。

在分析这些动力时，我们不仅要考虑正在同个屋檐下这些人彼此的关系，还需要考虑到和那些没有出现在工作坊的人。这就像是治疗师跟家庭里面的核心成员一起工作，要去理解他们之间关系如何影响以及如何被那些不在场的人所影响的。譬如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双方长辈或者彼此朋友的关系。在这个案例中，社群疗法的概念帮助我去剖析政治力量和社会动力，同时帮助参与者用新的方式来管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协助者作为社群治疗师？

考虑到这个社群疗法的类比受到我早期职业实践的影响，也许最重要的平行关系不是比较治疗和能力建设，而是去比较治疗师与协作者的角色。一些好的治疗师该有的技能，也许同样在社群发展的实践中得到重视。

其中一个例子是我的同事兼顾问史蒂夫·费雪（Steve Fisher）带来的，是他和受矿业影响社群的例子：

谈到矿业和地方发展，管理和解决争端的能力常常被忽视……就采矿这种对当地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务展开会议是很焦灼的事情……要很好地开展这种会议，需要关于调解原则、实践的知识。（Fisher, 2011, p. 7）

调解技能与好的治疗实践有很大的重叠，同样见诸冲突情境的能力建设过程当中。

关于我作为协作者的实践如何得益于我作为咨询师所学习到的技能，下边还有些一般性的例子：

• 把自己视作一个“局外人” —— 好的治疗师总是会记得，他们不可能进到自己服务对象的脑袋里。作为一个协作者，我一直提醒自己和我的服务对象，他们才是自己生命和环境下的专家。

• 积极倾听 —— 治疗师和协作者和服务对象的工作当中都一定要全神贯注，在必要时再问些问题以获得更全面的了解。

• 有多方面学习的意识 —— 作为一个协作者，我不能直接教给我的服务对象什么是发展，就像一个治疗师没法直接治愈他们一样。所有人都是在共同发展出彼此独有的观点时，一起达成了改变。

咨询与能力建设的异同点帮助我反思了能力建设的核心过程人们如何围绕着所拥有的优势、知识和经验来对他们的社群带来变化的。

结论

这篇文章探索了能力建设过程能否被概念化为社群疗法。总的来说，这个类比告诉我们，特别是在治疗实践根植于解放心理学的原则时，社群发展工作者可以从治疗实践中得到启发。不管怎么说，根据这些原则，这个转变应该在双方都有所体现：只要我们还没在心理学期刊里看到社群发展的智慧被运用在治疗实践，这个反思就还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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