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玛格丽特·莱德维斯（Margaret Ledwith）是英国兰卡斯特的圣马丁学院（St Martin’s College）的社区发展和社会正义教授。转载声明：原载Ledwith, Margaret （2007） ‘Reclaiming the radical agenda: a critical approach to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ncept Vol.17, No.2, 2007, pp8-12.已取得Creative Commons CCby2 licence可供转载。在这篇文章中，社区发展学者玛格丽特·莱德维斯（Margaret Ledwith）认为我们需要对处于政治背景中的变化保持警觉（vigilant），以及要在理论融入实践上做得更好。我们要能够解释我们在社区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工作的原因，还要在实践经验中创造行动的知识（knowledge-in-action）。
受国家政策的严重影响，现在嵌入（embedded）到我们工作中的“技能导向型的教学方法”是为了满足经济需要而量身定制的（tailored），因此这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上的。批判性教育，设计出来是鼓励质疑以及为变革而行动的，它建立在一个不同的世界观上：一种超越（forged out）合作和平等原则的参与式民主。我们的工作是“自由的实践”（practice of freedom），而不是维持现状（status quo）。因此，我认为在没有对政治语境中的变化保持警觉的情况下，我们冒险发展实务工作，在挥舞社会正义旗帜的同时，也在强化歧视。这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我的观点是，社区发展充分的集体潜能（collective potential）受到“抵抗实践”（a resistance to praxis）的威胁，理论-实践之间的割裂一方面会导致“无行动的思想”（actionless thought），另一方面是“无思想的行动”（thoughtless action）。如果我们无法在行动中形成理论，就往理论和实践相统合（synthesised）的方向走，那我们就给只强调“做”而牺牲“思考”的反智时代让步了。我们只回应不公正的外在表现而不是根源——让歧视的结构完好无损（intact）它责备不公正体系的受害者，通过贫穷、制造广泛的生活机遇上的差异来分化人民。这就是我所提到的“象征主义的政治”。在权力下放（devolution）的过程中，社区发展已经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prominence），然而政府颁布让人眼花缭乱的政策措施，由于受到短期资金的阻碍，与发展的理念背道而驰。这构成了一种对社区发展首要目标的根本威胁，而社区发展的长期社会正义意图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理解。参与民主制原则要求我们在实践的每个阶段都要理解权力和歧视。批判性教育，贯穿社区发展的整个过程，通过无数个与各种当地社区议题相关的实际项目表现出来。这是人们学会质疑生活现实，然后一起为了一个公平公正的未来而行动的地方。但是，只关注实际项目而不是关注作为媒介的教育，我们就会让自己按照改善（amelioration）而不是变革（transformation）的原则开展工作。我们会被不公义的外表分散注意力，以至于找不到核心原因，这样做可以自由支配现状（give free reign to the status quo）。这些方法强调培训隐藏了社区发展的目标，然后给我们一种我们正在改变什么的幻觉。布莱尔政府释放了他们对权力下放和基层管理承诺的信号，正如2006年10月新组建的社区和地方政府部发布的地方政府白皮书《强大繁荣的社区》（Strong and Prosperous Communities）中所述的那样。对于社区发展进入公众视野和带领社区创造一个公平和和公正的未来来说，这是一次绝佳的（unsurpassed）机会。然而，有证据表明，我们正在允许自己以牺牲我们的变革目标为代价，重新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这里，我会尝试找出我们“盔甲”中的弱点。社区发展历来是一个激进的议程（Ledwith, 2005）。通过这个，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实践受社会和环境正义的启发。它从根本上致力于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变革。所以，我们的实践开始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平常地重新体验平常”（extraordinarily re-experiencing the ordinary）（Shor, 1992 p.122）。这倡导一种批判性的方法——将当地实践放在更广的政治图景中。
换一种说法，除非我们对权力，对世界上那些进入当地社区，影响个体生活的压迫结构进行分析，否则我们的实践充其量只有象征性。社区发展的批判方法将草根实践定位在追求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的愿景之中。与我们的愿景联系在一起的明确的思想基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评估社区发展过程所有阶段的框架。我用相互尊重、互惠、尊严、相互信任和合作（mutual respect, reciprocity, dignity, mutuality, trust and cooperation）等价值观来粗略地指称这个平等思想。这提供了一个检视和平衡的机制来检验我们实践的有效性（validity of our practice），测试我们在做的是不是我们承诺要做的，如果我们离开的轨道，不和谐就会出现。举个例子，如果我说我的实践是致力于社会正义，有什么证据表明它改变了人民在生活中经历的压迫？如果我说我的实践是基于相互尊重，有什么证据表明我服务的人民的健康、自信心和自主性有所提升？这些问题需要与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各个方面的人共同讨论，从政策到项目，但最需要的是与我们一起合作的当地老百姓及市民讨论。用这些方法，我们与社区居民一起培育的实践项目提供了一个批判意识的语境，“教会质疑”是保罗·弗莱雷（1972）批判教育学的核心，这与歧视的结构建立了联系。反过来，批判意识成为集体行为的基础，在一个比社区团体更大的规模上，它产生了自信，产生了有关实现社会和环境正义的分析。如果我们串联和建立超越我们社区范围的联盟，个人的问题就会成为地方的项目，项目就会成为事业（causes），然后事业就会成为各种改革运动（Sivanandan cited in Cooke, 1996）。玛格丽特·莱德维斯专书《社区发展：批判与激进取向》第三版，2020年出版歧视需要进入一种关系去理解，理解个人生活如何为变化的政治力量所塑造（Ledwith, 2005）。全球化的进程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加速了（accelerated），它酿造着人类危机，也是对整个星球的威胁。坎南（2000）引用Ree （1999）自二战后的经济增长了五倍的证据，与此同时，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增长了两倍。至于儿童，一个残酷的矛盾是如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在内部是分裂的，儿童里面还有1/4仍旧成长在贫困线以下（自1979年的1/11有所上升），与此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在免疫和其他方面，这样的分裂比以往更严重（with immunity and distance from other realities），比如，埃塞俄比亚的儿童正因饥饿死亡或者达尔夫（Darfur）的人道灾难。这个论点对可持续性和对社会正义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对社会正义进行天真地解释，这种解释旨在按照富人的贪婪而人为创造的标准来提升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而当时的世界并不支持这种过度行为。当我们可以理解发病率和死亡率与贫穷之间的关系，这便成为了一个人权议题。我们了解贫困会让身体变差和过早死亡（premature death）。例如，处于英国社会底层的儿童死于意外的情况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儿童的5倍，死于房屋火灾的情况是上层儿童的15倍（Flaherty, et al, 2004）。然而有证据提到事实上在撒切尔执政时期逐步升级的儿童贫困是一个政治选择（political choice）而不是一种必然。研究国际趋势的布拉德肖（Bradshaw）（1999）提供的证据表明在25个国家中只有俄罗斯和美国的儿童贫困率比英国高。这样的批判性联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贫困的复杂图景，这种贫困的不同维度相互联系的，它更针对某些社会群体而不是其它群体。失业、心理不健康、无家可归、校园排斥、受保障/不受保障的儿童和青少年自杀率上升之间的相互关联（correlation）对社区发展来说都是重要的批判性联系（Howarth, et al, 1999）。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在公共房屋里（council housing estates）（Page, 2000），儿童贫困的性别和种族维度（这与成长在单亲家庭和非白人种族家庭有关），以及疾病健康问题和低收入，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关心，将其深刻的不公正及其对社会的成本看作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分析放在个人/地区层面而没有关注这些与结构性不公有关的社会潮流的话，我们的观念依旧是局部的（partial）的。我们的工作是解决病症状而忽略病因的。从这个意义上，把这些社会潮流放在全球贫困及其性别和种族维度的更广泛议题里面是必不可少的。 彼得 · 汤森德（Peter Townsend），作为世界贫困问题的批判性评论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代表，在谈论英国儿童贫困问题的恶化时，称其为一个“充满忽视的安格鲁-美利坚人模型，除非对儿童有大量的投入否则我们会向经济危机的方向前进”（Townsend 1995, p.10-12）。国家之内的相对贫困对与社会排斥相关的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理解世界贫困和环境正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西方社会消费水平过高的问题是如何造成的，而地球是无法承受这些问题的。所以，一个批判性的实践方法必须基于财富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 of wealth）的概念之上。这是减少因贫困而分裂的唯一方法，这种分裂影响着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人民的生活机会。全球化的加速直接导致了《理性》（Reason，2002）所说的我们时代的两个全球性危机—社会正义，世界上最弱势的群体被西方市场的贪婪剥削；以及可持续性，支撑我们世界的生态系统被剥削和污染破坏。从这些方面来看，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的关系变得密不可分，提升我们社会中最贫困群体的消费水平的天真主张只会加速整个世界的危机。与此同时，一个同时期出现但与反智主义进程相关联的是鼓吹去批判性的实践。所以，当我们无法变得“有批判性”时，随着全球化在国内和国际制造更多的复杂的压迫，社会不公的情况越加恶化。通过这些方式，世界上的各种大问题就会成为我们社区的问题。换句话说，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名字下不仅仅工人的阶级利益被剥削，在同一个结构下的从属群体受到的压迫如“种族”、性别、年龄、性取向、民族、失能…正在在全球层面被再生产出来。Fisher 和Ponniah 说（2003, p.11），“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单一文化主义、父权制、白人至上主义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支配在当前的全球化形态下联合了起来，对公正、平等和可持续的未来构成严重的威胁”。正因为如此，植根于反歧视分析的社区发展方法不能成为侧重于当地层面的压迫而忽视全球层面压迫的理由。如果我们要避免我们的实践偏离目标以及陷入自我感觉良好，避免给不公的伤口进行改良性质的小修小补，我们就要保持警惕和批判。我们要从劫持和淡化议程的企图和自助的花言巧语——它巧妙地把社会分裂的责任推给受害者——中夺回我们的激进议程。例如，参与、赋权、社会正义和平等的概念不只是和善的理念而是来自参与式的世界观——一个基于合作和真民主而不是竞争和自由市场政治之上。如果我们没有警惕，我们就会偏离目标，然后我们的真相会变得扭曲（distorted）。加里•克雷格（Gary Craig）看到了这样做的一些后果，他说：“社区工作会经常卷入政府政策议程的潮流中，因为那里有资助，而没有发展和保持一个清晰的分析，为行动提供信息。越来越多地，对训练技能的强调似乎排除了对社区工作理论和政治的思考：现在政府提供的社区发展就业基础是碎片化的、短期的和不安全的，结果就是实践被政策和政治环境主宰而不是创造它。（Craig in Shaw 2004, p.42）结果就是，尽管政策越来多，以社区为基础的介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资金，但是在英国，没有证据表明这对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产生了可持续的影响。这导致了政府重新推动权力下放，正如内政部在《志在必得》（Together We Can）所表达的那样，使各部门一起工作可以实现更好的社区参与。《强大而富有的社区》（Strong and Prosperous Communities）白皮书，以及咨询文件《移除社区参与的壁垒》（Removing the Barriers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以及《社区发展的挑战》（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Challenge）（我曾经参与了这些工作）等文件中提出了有关社区参与的持续承诺，这些文件是由一个为社区与地方政府而新成立的部门撰写的，但是这同时提醒我们“社区赋权”概念的使用与促进提供服务等同了——这只是社区发展议题一个很小的部分。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机遇，改变被边缘化社区的生活。我的观点是，如果没有警惕性，社区发展将转向不同的角色，它主要关注点将是提供服务，而不能分析权力结构并对其采取行动，使这种权力结构继续有增无减地制造和再造压迫和边缘化。所以，挑战是我们要更好地将理论融入到我们的实践中，好让我们可以解释，在社区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从而创造出基于实践经验的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in-action）。没有理论，实践就会有被弱化的危险，最多只能沦为一种自助的局部活动。采取批判性的方法，通过开展以下实践活动，我们将被带入造成社会和环境不公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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