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 社区心理学与解放心理学
摘自《从社区心理学到社区工作——社会变革取径的专业实践发展》，
收录于《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
心理学长期以来服务于既定的社会秩序，成为再生产系统中好用的工具；当要维护社会秩序时，心理学试图改变个人，而非社会结构。
——拉美社会心理学之父 Ignocio Martín-Baró
一 主流心理学的视域及其使用
其实，上述Martín-Baró的那句话前面还要加上“美国的”三个字。因为，他是对一切美国的、美国强势输出的心理学喊话。Martín-Baró早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社会心理学学位后并没有选择留在美国就业，相反的，他选择回到内战频仍、民不聊生的萨尔瓦多，在中美洲的学术与地理位置上酝酿着解构美国心理学（或者称“新殖民主义心理学”）的知识基础，同时发展出拉丁美洲解放心理学的知识光谱。
他的这段发言，除了再一次反映主流心理学的知识总是在世界大战与资本主义商业发展中获得发展这个事实之外，更指出了主流心理学的视域（或其知识范畴）：心理学可以谈社会冲突，但是不谈社会结构；心理学可以谈个人态度改变，但是不谈整体社会变迁；心理学可以谈个人心理发展或群众心理，但是从不谈历史与社会……凡此种种，都是主流心理学知识论的立场选择，若再加上实证主义的取径，活脱脱就是自然科学与其应用的翻版，状似客观且不容置疑。
但真是如此吗？“心理学的学科知识（大写P的Psychology），和它所研究的对象，亦即人的心理（小写p的psychology），两者之间有一种反观自身的反身性（reflexive）关系。亦即我们可以不需要知道物理学者的物理性质，就懂得他的物理学，不用知道化学学者的化学组成，就懂得他的化学，但是我们就很难忽略心理学家的心理学知识，和他的个人心理、他所处的风土人心之间的这种反身性关系。”（彭荣邦，2011）
这种“反身性关系”悄悄隐藏在心理学“客观”而“科学”的宣称之下，一方面决定了主流心理学知识的样态（其研究的对象、感兴趣的现象）；二方面也形构了自身的知识边界（否定一切边界外的知识为心理学知识）；三方面更值得我们深究的是，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和其他的人文学科（如社会工作）一样，其学科现状（present）是由不同的知识体系和权力形式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这个知识权力关系当然会在与心理学相关的机构、职业或个人的身上展现出来（彭荣邦，2011），而这件事情是从来不被揭露公开讨论的。
所以我们可以不断地在历史上发现，心理学知识经常被用以“缓解”统治者的压力；而心理学家从幕后跳到幕前，成为体制或政治的背书者也并非罕见。英国在首相布莱尔执政期间在心理学家的建议下，提高了医疗院所认知行为治疗（CBT）预算，企图用以降低人民因失业、经济收入不稳定等问题所提高的痛苦指数即为经典的例子，不过该预算后遭英国社区心理学网络（UK Community Psychology Network）的心理学家们连署公开强力批判。这群心理学家同时也批判英国政府出兵伊拉克后使用了心理学家/知识对战俘酷刑逼供。
当然还有类似于心理测验过去在美国的严重误用（1930年代-1960年代），让成千上万“心智迟钝”“有毛病”“不道德”的人（如贫民、精神病人、身障者、罪犯）被强制绝育或“自愿”绝育，而协助优生节育法立法的心理学家们，更将这种心理测验推广至移民身上，并且影响了立法代表起草“控制移民法”。而今，这样的观点显然不能见容于世道，但心理测验及其背后常模（norm）的粗暴误用已经更细致隐微地进入到政策与生活中。台湾在2010年9月时，“考试院”宣布考虑将“人格测验”结果纳入公务员的选训标准即为最好的注解。
至于其他诸如类似著名的“旁观者效应”（Darley & Latane）、“路西法效应”（Zimbardo）、“服从实验”（Milgram）等短程（short-term）但饶富创意的社会心理学实验，针对当时社会的集体焦虑所生产的心理学知识，究竟发生了什么作用，限于篇幅，无法多谈，但这些实验对于普世性、放诸四海皆准之价值的追求，不断发展出各种看似跨文化（但通常不会跨阶级）、高信、效度的实验设计，最终当然可以获致如服从权威、责任分摊等“部分人性”的描绘，可是却同时更强化了既定的社会结构，扁平化地以“人性”做结，不但以推论统计之名行倒果为因之实，更间接否证了新的可能性。
这些多是知识在阉割/掩埋上述的“反身性关系”后的产物。
于此，被誉为拉丁美洲社会心理学之父的Ignocio Martín-Baró对于心理学/心理学家的社会作用提出了一个重要而精准的描述：“（心理学）为社会冲突提供了另类解决方案：当要维护社会秩序时，心理学试图改变个人；或者，在某些最佳的案例中，要制造‘当个人改变，社会秩序也会跟着改变’的错觉时，心理学也试图去影响个人，仿佛社会就是一个个体的总合似的。”（Martín-Baró，1987）
二 社区心理学的发展与作用
不同于上述主流心理学的历史位置与社会作用，社区心理学是在反省之中诞生于1960年代的（Bennett，1965）[1]。（特别是美国的）社区心理学的到来，不只是反映了当时精神医疗以及临床心理学（clinical psychology）的困境，对峙着主流心理学惯于以病理化、医疗化、机构化，乃至去脉络化的方式理解/处理人在现代生活中的异常（abnormal）的取径，也呼应着社区心理健康运动，同时更反映了民间对于公民权、社会正义、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要求（Fondacaro & Weinberg，2002）。社区心理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内涵不论在认识论还是部分方法论的层次，都对主流心理学所持的基本立场提出了挑战与反思，当然，那包括了实证主义对“有证据基础的研究”的强调（evidence-based-practice）、临床心理学对“治疗”的迷恋、教育心理学的行政管理负担、各个心理学学会对大学学程的控制等已发生的社会作用等等（Burton，Boyle，Harris & Kagan，2007）；然而，在没有与主流心理学“彻底决裂”的发展下，社区心理学至今仍被摆放在心理学知识光谱的边缘（如成为心理学会中的小分会）。
尽管没有引发主流心理学内部结构性的改变，社区心理学发展至今一直具有“批判心理学”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批评主流心理学用单一概念理解人的行动与经验，二方面它又致力于为心理学建构一个积极的公民角色。
同时，社区心理学经过了近半个世纪在全球的小规模实践后，社区心理学家们逐渐辨认自己所延续的传统，并且透过这三个传统让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概念在学门中得以被清晰勾勒。这三个传统分别是：①预防和健康促进的传统（the preven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tradition），②赋权/增能的传统（the empowerment tradition），以及③批判的传统（the critical tradition）（Fondacaro & Weinberg，2002）。
基于这三个传统，社区心理学与主流心理学比较起来简直就是两个不相干的世界（Fryer，Duckett & Pratt，2004）。而这两种不同立场的认识论企图引发的社会作用自然是南辕北辙（如下表1）。
表1 社区心理学和主流心理学的对比
也因此，在部分社区心理学家的眼中，心理学长期以来服务于既定的社会秩序，成为再生产系统中好用的工具；当要维护社会秩序时，心理学试图改变个人，而非社会结构（Martín-Baró，1987）。也会有批判心理学家强调随时去了解某些意识形态上有问题的心理学理论是如何宰制压迫其他人的学术、专业与日常生活是很重要的（Parker，1999）。
在实践经验上，则有越来越多的社区心理学家以Ryan（Ryan，1971）的观察为自我警惕的最低标准：传统的心理学对人类问题的社会脉络视而不见，不可避免地将导致责难受害者。因此，在本质上是不公正/不正义的；同时，也有人开始呼吁专业人员离开设在社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办公室，进而参与整个以社区为导向的预防工作（Rappaport，1977）。
凡此种种都是在避免心理学继续并且扩大成为压迫结构的共犯，同时也不断提醒心理学家们与其不停追问心理学是什么，不如多问问心理学具体发生了什么社会作用。
在台湾，社区心理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实践方向虽然尚在摸索中，但多半被放置到以物理居住空间为主的“社区”[2]，“心理卫生服务”大抵仍是在精神医疗概念所延伸出来的光谱之中。而社区心理学本身的批判性与政治性也因为这种在学术分工上的附庸位置难以被清晰辨认；加上台湾特有的政治氛围，社区心理学对于公共议题（如中高龄失业、青少年忧郁、少女未婚怀孕、家庭暴力、酒精或药物依赖）的反应虽然同意“初级预防”（primary prevention）重于“事后治疗”，但也多是“去政治化”后“反省式”的“建言”，而且不易见于实务工作中。
尽管如此，社区心理学不论在哪里，主流心理学界仍然会有种论调认为社区心理学家“如果想要引起社会变革的话，他们应该竞选政治职位才对”，同时也认为计划性的社会变迁是一种政治现象，应该受到民众的委托与授权。这种争论反映了社区心理学至今尚未发展出足以确认身份的理论架构以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架构。因为，社区心理学家同时跨足了社会学、政治学、临床心理学、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生态学、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等不同的领域（Trull，2005）。
三 拉丁美洲解放社会心理学：发现多重宰制关系
在美国与欧陆，批判心理学的路径大都是朝向追求社会正义、提高社会福祉，同时直指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人心的侵蚀。以英国为例，Paul Duckett等人以批判社区心理学（Critical Community Psychology）基底，组织了社区中的精神病友联合对抗跨国药商；同时他们也组织了“英国社区心理学连线”[4]对公共政策发声，有着清晰的社会介入。Paul Duckett（2004）等人指出：
对我们而言，批判反映有部分根基是像批判心理学家Ian Parker所强调的，了解某些意识形态上有问题的心理学理论如何宰制压迫其他人的专业和日常生活，是很重要的。
批判反映也有部分如批判社区心理学家Hepburn主张的，不只批评心理学，也批评整个社会。另外Fox和Prilleltensky主张：批判心理学专注追求社会正义，提升社区、被压迫团体的福祉，以及改变社会和心理的现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弹性劳动市场，使劳工处于低薪、不安定、侵蚀心理的状态，职业训练只用来强化工作纪律和隐藏失业。心理学者应该理解、介入和预防这种心理—社会的压迫，但实际上大多数却无法将社会问题与其引起的心理问题、权力滥用连接起来，甚至成为权力者的共犯。
我们在看到心理学的无用时，寄予希望在公民权运动、妇运、同性恋/跨性等社会运动。我们被这些前进的批判思考和行动启发，希望尽一份力让我们的（学科）成为一个更有效地使社会正义的力量，并且使它摆脱压迫的共谋（性质）。
然而，同样是批判取向的心理学，拉丁美洲解放社会心理学（LSP）[5]的“剽悍”是欧洲全然没有的。根据英国曼彻斯特首都大学Burton与Kagan的说法，解放社会心理学的应用会在三个相关的领域被提及。
第一，社区心理学在拉丁美洲某些地区的实践反映了解放心理学所强调的社会改革与参与方法。
第二，以国家压迫的受害者为对象的心理-社会工作（psycho-social work）采用了高度的社会性（social）和社会学（societal）的方向，体现了解放心理学。
第三，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分析明确从社会—心理—政治的角度分析社会现实，并以不同的方式，拥抱/接纳解放心理学的原则和概念。
以Martín-Baró为例，1994年他在Writings for a Liberation Psychology 的书中谈“心理学家的角色”时清楚指出：
与其借由心理学的特征界定我们自己是科学或是职业/事业，检验我们人民的历史和需求更为重要。……（要更了解我们的现实）有三个看起来足以描述此刻中美洲人民的主要特征：结构性的不正义（structural injustice）、革命性的斗争（revolutionary struggle）以及进入美国的附庸国体系的加速转换。
他从中美洲（特别是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国）各国与美国的附庸/卫星国关系切入谈寡头政治、谈贫富不均、谈教育体制的残破、谈大小不一的内战，更重要的是，他谈人在结构中的心理形构。他的儿童发展心理学与心理卫生是放在内战频仍的背景下谈儿童创伤的心理发展，他从心理学的角度解析暴力的政治性压迫，他从权力与政治交错的轴线谈人格心理学……
Martín-Baró最终因为在政治上的批判言论，1989年在校园中被美国中情局资助的政府武装军队直接拖出教职员宿舍暗杀身亡。而上述那本书的英译本是在他死后由哈佛大学出版的。第一章就是谈“政治的心理学与心理学的政治”。
Martín-Baró在书中更提道：
当我们冷漠地看待心理学概念被应用在某些支配性的政治或文化论述中时，或当我们审慎检视我们国家中的大多数心理学家所扮演的角色时，你就会承认Didier Deleule所言不假。很明显的，根据这个领域的专业者的主观意图，不会看到问题的本质，甚至，我敢说，根据他们的政治也是如此；……问题不是在心理学中这个或那个次领域尝试要做什么，而首要也根本的是在于心理学正在被它自己推往哪个方向？而心理学的活动在特定的社会中产生了什么客观效果？
有一种好的方法去批判性地验证心理学家的角色，就是回到心理学自身历史的根源。为此，我们必须回到那个限制对行为（可观察的行为）进行心理学分析的运动，并且开始再次思考人类意识里的“黑盒子”。意识（consciousness）不仅仅只是个体私密、主观的知识和感觉。在社会中，人们承接与生产关于自己与现实的知识以成为某个人（somebody）、以形成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因此，更重要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存在与行动后会遭遇到反身性的冲击，而意识再现（represent）了这个限制/界线。意识即是对自身的了解与不了解，通过世界与他者、透过实践在心智知识之前出现。
发现多重宰制关系并将人从其中解放出来！这个原则放到中美洲，就是寡头政治的宰制、就是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宰制、就是资本主义的宰制。拉美的解放社会心理学不仅仅是为了回应197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危机”[6]而已（尽管这一危机主要发生在英国和北美）（Parker，1989），更是要回应拉丁美洲在多重宰制结构中的压迫。
注释
[1] 根据华中师范大学佐斌（2001）的整理，欧洲社区心理学的出现比北美晚十年，英国于1976年和1986年相继出版了Bender的《社区心理学》和Koch主编的《社区临床心理学》。英国心理学会至今没有专门的社区心理学分会，但英国1991年创办了《社区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报》。虽然较北美晚了十年，但英国社区心理学的缘起与美国相似，都是从临床心理学反思延伸出来的；另外，在拉丁美洲的发展虽然也较欧洲为早，但也是迟至1975年才在波多黎各大学心理学系开设以“社区心理学”为名的课程；1977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开设了专门的社区心理学硕士课程；到80年代之后，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社区心理学不断得到发展，并且直接进行社区实践。
[2] “community”这个词对台湾社会来说除了“社群”之外找不到足以完整诠释的翻译。但“社区”的使用频度其实又多过于“社群”。在台湾，“社区”的意涵较接近“邻里”的概念，那多是行政上便于统治管理依地理区域所划分的居住单位，约300户至2000户的规模。
[3] 我与夏林清等于2009年赴南京参加国际理论心理学年会（ISTP）时曾与Duckett短暂交谈，听他简单地描述了他以社区心理学为方法在英国的部分工作。
[4] 详见http：//www.compsy.org.uk/。
[5] 翻译成英文可以是Liberation Social Psychology，也可以是Social Psychology for Liberation，风味不太相同，但在学界似乎没有引起很大的歧义。
[6] 简单地说，可以总结为实证主义式的社会心理学有两方面的问题：与社会无关——无论在发展成熟的社会还是其他地方，社会心理学似乎并未产生多大的实践知识用以解决社会问题；在狭隘的范围内研究但又宣称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仿制的科学中立，scientific neutrality）。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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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云楚、梁志远、谢柏齐、丘延亮等：《生业、职业、专业与志业——助人志业自主抗争的行动社会学反思》，辅仁大学心理学系网站，“2004行动研究社群发展论坛”相关文章，取自http://www.aspy.fju.edu.te/action/02022.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