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工作与成人学习视角下的共学

“共学”是什么？

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甚至有些惊讶，“共学”不就是“共学”么，假如我们要把它拓展开来，也就是“共同学习”，这有什么好做阐释的吗？

像是所有那些在发展领域被广泛使用的词语那样，比如“社区”、“参与”，我们似乎多少有些不假思索地接受并使用了这些术语（terms），而我们的实际所指，特别是我们背后的理论不但有所差异，有时甚至会有些矛盾的地方。

在去年初做706共学行动小组的时候就有一件趣事。有伙伴把“共学”理解成了“共产主义学说”，而我们筹备组的成员看到她在报名表里对“共学”的阐述，都完全没有意识到她说的“共学”和我们说的共学并不是一回事。第一次破冰的时候我们才聊出这个误解来。

这篇文章是我在写毕业论文过程中的副产品，希望能梳理一下近两三年逐渐成为公益界热词的它。希望之后还能给大家有更多这方面的分享。

共学的界定：作为一种团体工作

下到知识论的层面，共学可以追溯到维果斯基（Vygotsky）的社会构设主义（Social Constrctivism），即认为“知识是个人与别人经由磋商与和解的社会建构”（转引自黃素菲，2018）。换言之，学习从来不是个人的事情，不论是学习还是创造新知识，都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

维果斯基

而将“共学”放在英国社区发展的脉络中，“共学”可以与我们职业标准里的Learning Together直接对应。其实践主要体现在成人学习（Adult Learning）和社区学习（Community Learning）领域。Mezirow在Transformative Dimensions of Adult Learning一书中将成人学习视作个人成长与社会变革的一环；而社区学习则与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和积极公民权（Active Citizenship）紧密相关，即社区邻里自发地探究社区问题，并积极解决。

可以看到，“学习”一词在这样的语境下，一方面摆脱了它在主流正式教育中的意涵，回归到了对世界进行认识、计划，另一方面则更强调了学习的社会属性。从体验式学习理论中就可见一斑，学习是一生的志业，我们开始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或是进入到职场，我们试着提高自己的绩效或是幸福感，这些都是学习的过程。

因此在我这里，共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团体工作（group work），但未必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带领者或协作者。参照ASGW对团体工作的定义，共学也许可以定义为应用团体促进的知识和技能，帮助彼此依赖的一群人来达到他们共同的目标，这些目标可能是个人的、人际的或工作相关的。团体的目标可能包括完成与解决工作、教育、个人和人际问题、修复心理或情绪障碍有关的任务。我对共学的定义与团体工作的定义差异就在于是否是“一个广泛的专业实践”（特罗泽，2017）。

Association for Specialists in Group Work

接下来，我会在既有的理论脉络下审视共学，并提出我自己的框架。

团体工作及其理论

Pages在1980年时也用坐标图区辨了不同的团体理论，在三个坐标轴的极端上分别是“生物心理的极端主义”（biopsychological extremism）、“政治—经济—文化的极端主义”（political-economic-cultural extreme）和“社会心理分析取向”（sociopsychoanalysis）。“‘生物心理的极端主义’运用密集性非语言活动致力于性欲求的解放，……降低了心理学者对情绪与力比多投入的分析。在这样的团体中，个体层面的工作能力受到限制，而且团体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范畴被隔离成‘秘密’或其他‘神秘’性的事物。‘政治—经济—文化的极端主义’则视社会结构的变革为最主要的工作。……它加速了改变中介者整治投入的程度，同时掩盖了心理生物的因素。‘社会心理分析取向’则看重对个人与集体幻想及防卫系统的分析。……它强调对人们心灵组织做理性控制（a rational control of psychic organization），而否认渴求具有解放的功能角色。”（夏林清，2020）……虽然这个分法也有涉及到对生物心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这个介入维度的区分，但是我觉得更突出的还是理论假设的不同。

根据ASGW对团体工作类型的界定，团体工作可以分为：任务团体，目的是提高或修正工作团体中的绩效或生产目标；心理教育团体的目的是传递所需的心理信息和培养成员的技能；咨询团体的目标是帮助成员更有效地应对生活中常见但困难的问题；治疗团体的目的是帮助那些通常符合诊断或可诊断的成员减少心理或情绪功能紊乱（特罗泽，2017）。任务团体常见于组织心理学（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协作（facilitation）和教练（coaching）领域，而后三者普遍应用于社会与健康照护（social and health care）领域。相对来说，ASGW的界定有明显的临床性，侧重心理层面，发展性和变革性的工作并没有正式的位置。

而社会工作（social work）领域也同样广泛使用团体工作的形式，中国大陆的团体工作教育一般以历史沿袭及目标界定划分团体的类型，即不同时期出现的、回应特定需求的团体。如睦邻组织运动时期出现的社会目标模式、以交互模式发展出来的互动模式等（王思斌，2011）。这些团体形式的工作对象与理论假设非常多元，但正如夏林清（2019）所说的，“随着社会工作的不断发展与实践，为了提升其专业化与职业化能力，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团体工作的过程中，也越来越习惯于援引心理辅导与治疗的各种团体理论与方法”，同时，“社会工作者日渐疏离或忽视了对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形式的班会、周会以及集体活动等团体形式中所蕴含着的团体工作现象与经验方法。”

翻阅了许多社会工作的教材，许多教材都没有对团体工作做太多的分类和界定。……其中比较清晰的划分来自Toseland和Rivas（2017）的著作，他们将团体分为任务团体（task group）和处遇小组（treatment group），前者强调共同任务的完成，而后者强调个人需求的满足。任务团体将心理学界忽略的社会取向重新纳入了考量，许多有共创或是PBL性质的共学都可以归到任务团体中去。但我认为，美国社会工作将团体工作与社区工作分开的方式本身使得任务团体的界定有一些割裂，团体工作往往不止是一个团体进程，也是一个社会进程。因此，在下文成人学习的视角中，会更好地架起团体与社会间的桥梁。

成人学习及其理论

Zamokwakho（2019）认为，成年学习主要有两个主要的取向。首先是排他性的取向（exclusive orientation），相对来说重视使用一个统一的方案。其代表是人类学家Jean Lave与教育理论家Etienne Wenger共同提出的“实践社团”（Community/ies of Practice, CoP）。实践社团是这样一个集体进程，人们有着共同的关注点和利益，他们定期会面以加深他们的理解并改进他们的实践。实践社团在教师、学者和专业人士中较为流行。在国内，安猪的慢学校很大程度上基于实践社团的理论。

Etienne Wenger

其次是包容性的取向（inclusive orientation），更注重文化相对性和对脉络的敏感度。基于对Mezirow理论的发展，变革学习理论强调了包容性的面向。于此同时，还有许多基于弗莱雷理念的方式，如大众教育（popular education）、参与式学习行动（participatory learning action , PLA）、自主参与式学习（self-reliant participatory learning）和从社会运动中学习（learning from or within social movements）等（Hlela，2019）。由于早期国际发展组织在中国的实践，国内的发展领域常能看到与参与式方法相关的成人学习实践。

不过Zamokwakho的分法建立在成人学习的基础上，并没有包括其它我也界定为共学的实践，特别是那些更偏向个人发展与专业发展的部分。首先是The Tavistock Institute的团体关系（group relation）视角。团体关系研习会（Group Relations Conference）是Tavistock为研究、训练和发展而开发的方法，基于比昂团体的理论和以赖希为代表的组织系统理论（a system theory of organization），通过小团体（small group）和大团体（large group）等环节的体验与总结，能够反思和学习自身与组织情境（夏林清，2020）。这明显属于“社会心理分析取向”，同时大抵可以纳入ASGW的任务团体中去，但是因为它以个人作为中介，因此很难划定到社会工作语境的任务团体中去，反而比较偏向处遇团体。其次，莫雷诺的心理剧则更偏向个人发展的维度。莫雷诺最早提出了团体治疗的概念，但它的心理剧实践却从始至终都不希望局限于临床层面，而希望通过心理剧使人们可以发现自己的倾向性、开发自己的创造力，并且掌握社会计量的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中去。取向上在“生物心理”和“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目标介于ASGW界定的任务团体与咨询团体之间，同样的，也很难归为社会工作的任务团体或是处遇团体。

取向的整合及取舍

在去年开展共学行动小组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是希望以运动（campaign）的思路去做的。招募和整个小组的开展过程可以起到动员（mobilize）的作用，特别参与到行动小组的伙伴会开展自己的共学小组，而参与共学小组的伙伴又可能会开展他们的小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许能够学习到如何更好地开展共学小组，为更多人提供脚手架。

这可以称之为一个社会工作语境下的任务小组，而在成人学习的视角下则在取向上是有所摇摆的。为了可能的规模性，是有做出工具包来，不过在罗列了些许工具和经验后，我在小组历程的梳理上感到了困难。最初的困难是我的实践与框架还没法给出一个足够抽象且有益的模型。今年进一步阅读了Wenger的著作，实践社团的模型有给到比较清晰的发展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的任务，但明显它建立在一个偏向职业团体甚至是组织内、组织间的社群。所以实际上难点在于如何整合或是取舍不同的取向。

如果以主要工作的维度绘制出坐标轴，我会将横轴靠左定义为“社会”、靠右定义为“个人”，纵轴向上是“大众”、向下则是“专业”，因此四个象限依次是个人发展（Personal Development）、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 CD）、组织发展（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OD）和专业发展（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当然这样的坐标轴并不是想要说明某种不可避免的二元对立，而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能够涵容更多可能性的全景图。这样的框架能够让我将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两个领域也纳入到“共学”的话语中来。团体关系研习会偏向个人与专业，主要是组织发展的工作；心理剧在社会与个人之间，偏向大众，是介于个人发展和社区发展之间的工作。心理剧这个例子也呈现了共学方法在一条光谱上的特质。像是沿着心理剧脉络发展出的“一人一故事剧场”（Playback Theatre）就和心理剧处在相似的位置，有的剧团可能倾向于呈现社群的声音，因此偏向“社区发展”的象限，而有的剧团更偏向见证与疗愈，因此偏向“个人发展”的象限。

我理想中的共学应当对于自己希望工作的层次有清晰的意图，并且尽可能地平衡不同的倾向。一个团体的目的界定了将人们聚起来的理由（Toseland & Rivas，2017）。前边提到做行动小组时运动的思路，其中还内嵌了一个Training of Trainers（ToT）的思路在那里，所以在参与者的资历上有做要求。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社群和社会的层面有更多的贡献，而不仅仅是参与者个人在我们的小组中有所成长。

这一次做“创建你的共学社区”系列工作坊，在大家的共学经验上也有更多的期待，一方面有弥补一些隐性知识还没有做好外显化（externalization）的工作的意图，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大家能比较容易地上手并传播共学的想法和方法。这样的受众就是更偏向“专业”的维度，而不得不拒绝一些很棒的申请者。这样的设计意图相对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在平衡上还有所欠缺。我们也有招募了一些和我们期待不完全一致的伙伴，他们的体验感和一些经验更丰富的参与者之间会有一些差异，但我们没有提前对这个部分有专门的回应或是设置。

在理论假设层面，我希望能一定程度照顾到大家的参与体验，感觉到更舒服，这其实和协作（facilitation）领域的假设是高度相关的：大家在安全和有适当引导的环境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更多的收获（……）。但团体关系研习会的视角便会有意识地考虑甚至说利用大家的焦虑水平，比如在小团体中的领导者不会回应大家该做什么的期待，态度可以称得上冷淡，以此让团体经历挫折与困惑的初始阶段（夏林清，2020）。我目前不打算就理论假设给出一个清晰的分类，但是在这里提出这个层面，希望强调辨识脉络与有意识行动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夏林清，大小团体动力学：理论、结构与工作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黃素菲，敘事治療的精神與實踐，心靈工坊，2018

詹姆斯 P.特罗泽，咨询师与团体：理论、培训与实践（原书第4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Toseland, R. W., & Rivas, R. F. , An introduction to group work practice. (8th ed.), Harlow,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7

Zamokwakho Hlela, Learning through participation: towards defining adult learning in an African rural village context,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Volume 54, Issue 4, October 2019, Pages 660–676, https://doi.org/10.1093/cdj/bsy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