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详案·李元亨：鸦片战争再思考——历史深处的忧虑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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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有没有想过，中英之间打这一架，为什么叫“鸦片战争”呢？它名实相符吗？（学生回答）
大家谈得挺好。叫它鸦片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因鸦片而起。简单地说就是英国要往中国贩毒，林大人不让，还在虎门销毁毒品，缉捕毒贩。英国毒贩不干了，就和本国政府闹腾。英国是殖民者嘛，当然要保护殖民利益，于是派兵，于是开打，于是打败，于是签约。完了。
大家不觉得这事儿太简单了吗？就因为我们反对“国际贩毒集团”，反而被“国际贩毒集团”祖国揍了一顿，就值得让中国人世世代代念叨？讲不通嘛，这背后必有隐情啊！
大伙儿琢磨琢磨：远在万里之外英国人为什么非要死乞白赖地来中国呢？为什么要走私鸦片呢，做点合法的生意不好吗？（学生回答）
英国人相对大规模经常性来华的原因，我们可以分解成两个问题：一是英国为什么能够来？二是英国来为何事？刚才我谈到当一个文明为了自身的利益有能力和技术条件持续扩张的时候，两个文明的交汇就会成为现实。通过第三单元的学习，我们知道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具备了足够的力量和技术，来扩张经济利益，而有四万万五万万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对于英国商人来说，中国，非去不可！
人家能够跨越千山万水，克服千难万险来到你身边就证明英国所代表的文明比中华文明的扩张和传播能力强得多！这就好像地球人用了吃奶的劲儿才登上月球，但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人早就可以自由往返地球了一样。你说谁的文明强势？那个文明的扩张水平高？
但是悲催之处就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人家能跨海而来本身就证明比咱能耐，咱应该知耻而后勇，赶紧想辙缩小差距，也具备自由往返它哪儿的力量、技术和动力。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你不是来了吗，我不搭理你。“漠视是最大的侮辱”！别忘了，你是第三圈儿的“化外之邦”！
怎么漠视呢？你不是要和“天朝”做生意吗？可以，具体限制我给归结为“五个一”：贸易目的地仅为一地——广州；居住活动范围只有一处——商馆；交易的商人只有一类——行商；接触的民众只有一批——仆役；管理的手段只有一种——间接。大伙儿看看，这生意还怎么做啊？这些英国商人也不傻，你不是限制我卖东西吗？我买你的东西捣腾到我们国家去买总可以吧？但是大英国受不了啊，这叫外贸入超，就是进口超过出口！我发愁的是工业革命之后生产效率高，商品往哪儿卖？现在可好，我们卖不到你哪儿，还高价从你哪儿买回来瓶瓶罐罐（瓷器）和手绢丝袜（丝绸）。这不行，得想办法！我啊，走私鸦片！
咱把前面说的捋一捋啊，为啥叫鸦片战争，因为鸦片而起，因为销毁鸦片而战，所以这么叫。名实相符吗？严格上来说，名实不符，因为鸦片是借口，贸易扩张才是真心！
鸦片战争好歹和鸦片沾点边儿，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怎么得名的呢？（学生谈论回答）
就像二毛之所以叫二毛是因为它哥哥叫大毛一样，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所以叫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因为它“哥哥”叫鸦片战争。初中我们做过一道经典问答题：为什么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我们就得从两次战争的性质相同，发动国家相同，路线基本相同来解释“继续”，第二次鸦片战争比鸦片战争的时间更长、侵略国家更多、危害更大等几个方来解释“扩大”。
搞明白了“鲜为人知”的名称由来，接下来得请诸位发表一番宏论，看看“灼见真知”的鸦片战争。
第一，我“天朝”为什么会败？
第二，我“天朝”败了以后长进了吗？
咱先说第一个问题。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心眼儿好。不能让大伙儿凭空出“真知”，得给点凭借。这不奉上材料两则，就不用谢了。
现在我们明白了，鸦片战争惨败是因为制度落后，文明板结。从这个原因出发，中国最急迫的任务应该是：制度趋时维新，文明与时俱进。但在战争刚刚结束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甚至一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按照下面的逻辑来分析的。
在我国史学研究中一直有所谓“忠奸理论”。在不少史料与著作中有这么一种认识：鸦片战争失败是琦善、耆英、伊力布等“奸臣”作祟的结果。与奸臣截然对立的，是忠臣的精忠报国。他们的结论是：只要重用林则徐，中国就可能胜利，如果沿海疆臣均同林则徐，如果军机阁臣均同林则徐，中国一定胜利。
——摘编自《天朝的崩溃》，22页，
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修订版
各位怎样看待这种这种观点？
若按忠奸理论可以得出的直接结论是，中国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要罢免琦善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徐及其同道就可以了，不必触动中国的现状。换句话说，只要换几个人就行，无须进行改革。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绝迹，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端，不是中华落伍；反而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不是更新原有文明，而是继续固化原有文明。
我们再看看国民“男神”林文忠公在鸦片战争前的给出的“制夷之策”：
中国之物，番人最重者，无若茶与大黄，非此二物，则病胀满不治。今之互市，乃外夷不获于中国，非中国不获于外夷。绝茶与大黄不使出，则可使夷人屈服。
——中国近代史丛刊《鸦片战争》（一），
521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
我们再看看被公认为最能打的杨芳老将军准备的“御敌神器”：
杨芳15岁从军，至此时已戎马55载，身经百战。一生曾经参加过平定川楚白莲教起义，平定天理教起义，平定张格尔叛乱等重大战事。获封果勇候，加太子太保衔。“杨侯初来，实物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
——摘编自《天朝的崩溃》，250-251页，
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修订版
看完这两位“忠臣”加“能臣”的御敌之策，我也是醉了！文臣御敌之策是“撑死他”，武将御敌之策“咒死他”外带“臭死他”。两位大人是德云社派来搞笑的吗？
研究鸦片战争战败的原因，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让我寝食难安的问题。这两天这个问题让我好纠结、好难过。
从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清朝迎战必败，应当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其相对有利的合约。这个推论一出，我立即面临的两个纠结：第一，按照这个判断，清朝就不应该抵抗，英国军舰一开到，中国就立马谈判；第二，按照这一判断，在战场上英勇抵抗的清军将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日本的明治维新前后的事例证明：避免交战，减少损失，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即使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也不见得必然一味沉沦。现在不如你，不见得永远不如你。关键在于战后的奋发。
但是，大清朝与小日本不同。因为我们是一个自信的“天朝”，尽管自身百病缠身，但是绝对不相信敌不过区区“岛夷”。所以，我的第一种假设，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策略选择，在当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它的价值仅在于，为反思这段历史提供了除道德批判以外价值标准。
问题自然就会转入第二个假设。以鲜血赢得胜利，自然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的失败，同样意义重大，这就是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悔悟、革故鼎新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和最好的纪念。而清朝呢？它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们来看看战后的北京吧！
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啭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
——《软尘私议》，《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529
1842年10月2日，李星沅在日记中写道：
楞香（程廷桂）书，于觐见时，蒙谕及英夷，辄以用人不明，深自悔恨，至于握拳槌心。
——《李星沅日记》上册，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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