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曙：社会研究中的问题与从问题出发的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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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研究始于问题，然而社会科学对“什么是问题”和“从问题出发的社会研究”反而缺乏系统的反思。通常情况下，社会研究中的问题源自于已有知识积累对解释目标无法提供充分解释而产生的疑惑，完全不能解释的“新问题”是很少见的。问题具有时空延展性，可以附着在不同 的现象中，社会研究需要从现象中分离出问题并进行解释，现象描述不等于解释问题。社会研究中 的问题大致呈现为三种基本形态： （1） 逻辑上的内在冲突； （2） 认知上的“黑匣子” ；（3） 实践上的不正常状态。那么，从“问题”出发的社会研究如何展开，不仅需要我们发现真正的“问题”作为研究起 点，而且还要求把对“问题”的科学分析和认知上的推进作为研究的主线。概言之，一是对问题的解 释应超越人类知识遗产已经提供的解释；二是对问题的理解和阐释需要情境性材料和分析性材料的系统支持； 三是通过特定的机制分析呈现问题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社会研究 问题 问题形态 从问题出发的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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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始于问题，问题的质量对于社会研究 的价值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提出一个好问题是展开社会研究的前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认为，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也更困难，因为，解决问题仅仅是一种技能上的要求，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则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¹。 然而，中 国 学 术 界 一 直 面 临 着 “ 问 题 的 贫困² ” ， 特别是“好问题的贫困” 。 充斥在各种期刊、 出版物等学术媒体上的很多社会研究成果，时常遭 遇诸如“简单复制” 、“ 伪命题” 、“ 假问题” 、“ 缺乏问题 意识” ， 甚至“没有问题”或“不是问题”等一系列的责 难和批评。似乎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研究的一个软肋。这就需要我们具体厘清社会研究中的问题并进一步追问：在社会研究中，究竟什么是问题？问题的具体形态是什么？从问题出发的社会研究应该如何展开？

一 、 社会研究中的问题及其时空延展性

“ 问题”既是一种学术语言，又是一种政策语言以及日常生活的语言，从而导致“问题”的涵义和边界具有很大的弹性，甚至模糊不清。简言之，问题源自于认知主体在无知状态下产生的一种疑惑。疑惑 也就是通常所谓的问题意识或发现问题的思维品质。疑惑或问题意识会刺激认知主体进一步探究的欲望和行动， 从而完成从无知状态向有知状态的转化。然而，我们不能在社会研究中的疑惑与“问题” 之间简单地划等号。

导致疑惑的无知状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体的知识储备不足所导致的无知状态；另一种是人类已有的知识遗产无法解释或无法提供足够的 解释所导致的无知状态。如果疑惑仅仅是由个体无知所激发的， 而人类的知识遗产已经对其做了充分的解答，那么通过学习即可消除疑惑。 这种疑惑并不能上升为科学研究中的“问题” ， 最大限度只能称之为“学习的问题” ³或“非科学的问题⁴” 。 因此， 社会研究中的问题往往是由于人类已有的知识遗产 无法解释或无法提供足够的解释所产生的疑惑。这 种疑惑是无法通过学习消除的， 只能通过科学研究 去消除。因此，有学者认为，社会研究中的问题就是 “ 现有的知识库存不能解决或解答的问题。⁵”

然而，就当下的中国社会研究来说，发现一个人类已有的知识遗产完全无法解释的新问题（即所谓 填补“空白”意义上的问题） ，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当然也不否认这种可能） 。 原因很简单，中国快速和剧烈的社会转型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广阔的空 间，针对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及其所发生的变化， 社会研究的“学术密度”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另一 方面，很多中国当下的问题，在西方社会的工业化早 期也出现过，只不过因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有所差异。 西方社会研究的知识遗产对研究中国社会至少提供 了一种可供甄别的解释。 因此，在社会研究中随意 断言填补空白或盲目寻找从未研究过的新问题， 实 际上是低估了人类知识遗产的覆盖范围和解释空间。通常情况下，社会研究中的问题是由于人类知识遗产无法充分解释所产生的疑惑。在这里，“ 无法 充分解释”意味着过去的社会研究已经进行了某种程度或某些维度上的解释，却不能彻底消除认知上的疑惑，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去消除。

也就是说，社会研究中的问题作为一个解释目 标，在很大程度上既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 ， 或者说大多数“新问题”都是由“老问题”转化而来的。称其为“老问题”是相对于已经完成的知识铺垫而言 的；称其为“新问题”是因为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审视 的时候，过去的解释与新的视角已经不能相互匹配， 或者其在新的时空背景下出现了过去的解释力所不及的新状况。因此，社会研究中的问题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时空延展性。如果某个解释目标或 疑惑仅仅存在于狭小的时空界限内（比如一个偶然 事件带来的疑惑） ， 其对于社会研究的意义是十分有 限的。简言之，缺乏时空延展性的疑惑或解释目标， 不能成为社会研究中的“问题” 。 而那些能够穿越时空的疑惑，即便是疑惑所附着的现象已经消失，但疑惑仍然不能消除的解释目标，才具有研究的意义，并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 时空延展性意味着社会研究中的问题可以附着在不同的现象中，比如， “ 小农体制下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 ， 既可以表现在乡村道路的建设中，也可以表现在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中；而且不以其所附着 的现象的存在与消失为前提。 因此，社会研究往往 需要把“问题”从其所附着的具体现象中分离出来。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问题与现象的分离是研究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不进行这种分离，很容易把经验层次上的“现象认知”误识为科学层次上 的“问题研究” ， 或者把“老问题”误识为“新问题” 。 ⁶比如，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切糕事件” 作为一种经验层次的现象，如果不能从中分离出“法律上的民 族平等性与政策上的民族差异性”这样一个关系问 题，就不能从“现象认知”上升为“科学研究” ， 甚至简单地把“切糕事件”本身误识为一个“新问题” 。 但 是，当我们把问题从现象中分离出来之后，则发现 “ 切糕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一个“老问题” 。 既然是 “ 老问题”， 那么必定存在一定的认知基础或知识上的库存。因此，只有把问题分离出来，才能够发现人类的知识遗产对于解释特定“问题”所完成的积累及 其得失。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推进对特定“问 题”的研究。 问题之所以具有时空延展性，是由于问题所包 含或者所体现的基本关系能够穿越时空而恒在。任 何社会研究中的问题都包含着一些基本的关系， 比如个体性与公共性、合法性与效率、平等与差异、自 主与规制、主体与客体、情感与利益、权威与反抗等 等。这些关系实际上是人类生活共同体在展开社会 生活或社会交往过程中所面临的基本选择， 并构成 社会生活与社会交往最重要的方面。 权衡这些关 系、反思过去的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新的选择， 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道“必答题” 。 就此而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社会生活与社会交往的基本关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会呈现 出各种不同的均衡状态，而且具有流变性。因此，它 所对应的问题也就跨时空地出现在各种现象、事件与社会过程中，在时空绵延的过程中反复浮现。 从人类开始思考自身之日起，就不断地从事实和规范两个维度上对这些关系的面相与价值进行追问， 进 而构成社会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域。 所以，社会研究中的问题往往表现出被反复追问的品质与潜力。

二 、 社会研究中的问题的三种形态

如果仅仅从“缺乏充分的解释”和“时空延展性” 这两个外部特征来理解什么是社会研究中的 “ 问 题” ， 对于树立“从问题出发的社会研究”意识来说仍 然是不够的。从上述两个方面所进行的外部辨识， 仅仅完成了社会研究中“问题”的甄别和筛选过程， 在社会科学推进到对“问题”的实质性研究之前，还必须对“问题”的内在形态做出判断，才能确定与之 相匹配的研究过程和研究走向。 社会研究中的“问 题”源自于解释目标所呈现出来的某种不同寻常之 处给研究者的认知造成了“麻烦” ， 或者带来了诸如好奇、有意思、悖论、非常态等认知上的疑惑。 “ 问 题”的形态就是这些不同寻常的特征的类型化。 它不仅对已有的知识库存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更新人类知识库存的机遇。 从归纳的意义上说，社会研 究中的“问题”大致呈现出三种具体形态。

第一种“问题”的形态是解释目标存在逻辑上的内在冲突。这种“问题”形态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 相对于正常的情况或已有的知识库存所提供的解释而言，解释目标的内部关系及其不同方面出现了逻辑上不能自洽和相互耦合的状况。逻辑上的冲突给研究者的解释造成“麻烦” ， 而且只有通过科学的研究获得新的认知或提供新的解释， 才能消除由此产 生的疑惑。作为一个“问题”的逻辑冲突，往往是由社会生活与社会交往的深层关系所固有的张力所造成的。当社会现象的深层关系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处于均衡状态时， 也就实现了内部逻辑上的自洽和相 互耦合。 这种逻辑状态并不构成社会研究的 “ 问 题” ， 因为它很正常。但是，当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 意味着社会现象的内部关系与外部环境不再彼此协 调，内部关系需要重新适应环境，它所固有的张力因此得以激活和释放。内部张力的释放是一个系统论 意义上的“去耦”过程， “ 去耦”通常会打破原有的均 衡，从而造成逻辑上的相互冲突。 逻辑冲突，简言之，包括三种情况：一是逻辑上 的悖论或矛盾。逻辑上的悖论往往是社会生活在某种不明原因和机制的作用下， 意外地运行到逻辑上的应存状态的对立面， 导致社会生活的实际状态与逻辑上的应存状态相互矛盾。这种悖论对解释工作 产生强烈的冲击， 因为按现有知识库存所提供的解释，上述相互矛盾的状况是难以理解的。比如，按照波兰尼的“双向运动”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本应推动社会的横向整合，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形成了一个纵向整合的分层保护结构⁷。 二是逻辑上的差异。逻辑上的差异通常是同一个“问题”附着在不同的现象上， 或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出不一样的运作逻辑。 比如，上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美国企业越来越倾向于放弃多元化的公司战略与组织形 式，转而提升专业化程度；而同一时期中国企业却热衷于推进和提升多元化程度， 并成为中国企业的主导战略⁸。 三是由于结构上的错位导致逻辑上的不对称。比如，在中国环境污染“越治越污”的困境中， 即存在着国家、市场与社会三个社会主体相互分立的治理结构与环境污染的跨部门特征之间的结构性错位⁹。

第二种“问题”的形态表现为认知上的 “ 黑匣 子” 。 一个解释目标之所以成为“问题” ， 一定存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即“黑匣子” ）。 社会研究就是要敞开 这个“黑匣子” 。 尽管现象描述是社会研究必不可少 的工作事项之一， 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社会研究等 同于现象描述，社会研究的最终使命是发现现象背后的“问题” ， 并对“问题”的生成、延展及其后果提供理论解释。换言之，任何理论命题和框架都是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 但理论范畴之间的因果关系与经验事实之间的转承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¹⁰。 因此，现象描述以及从现象中分离出“问题” ， 仅仅是 发现了认知上的“黑匣子” ， 这只是社会研究的前期工作。从现象描述到理论解释还需要一个进一步的推进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借助特定的研究过程，把认知上的“黑匣子”充分敞开，系统呈现“问题”的内在结构、本质属性、因果机制和运作逻辑。

除极少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空白之外，社会研 究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认知 基础（包括常识性认知和专业性认知） 。 但是，鉴于 社会性“问题”的复杂性和相互缠绕性，任何已有的认知基础都会存在一定的盲点。如果针对这些盲点 做进一步追问， 已有的认知基础往往会显得无能为力，无法提供系统的解释，这时就会呈现出一个认知的“黑匣子” 。 比如，消费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商 业广告作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镜像，能够社会性 地建构出个人的消费需求。 然而，如果对商业广告 建构个人消费欲望（比如中国人的汽车梦）的具体策略和机制进行追问，就形成一个需要敞开的“黑匣子”¹¹ 。 另一种“黑匣子”的浮现机制是视角的转换。 任何社会研究都是从一个具体视角出发对“问题”进行解释，不同的视角会产生不同的解释。 因此，对 “ 问题”的解释实际上是特定视角的产物。 同一个 “ 问题”在特定视角下即使已经得到充分解释，但是 换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又会变得模糊不清。比如，韦伯从新教伦理的角度成功解释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 但如果从奢侈消费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的起源，又进入了一个“黑匣子” ， 这正是桑巴特所要敞开的“问题” 。 第三种“黑匣子”的浮现机制是社会变 迁。也就是说，某一个“问题”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已经得到解释， 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而原有认知已经不能对这种变化提供足够的 解释，从而构成一个新的认知上的“黑匣子” 。 比如， 费孝通用“差序格局”理论对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结构和行动逻辑进行了充分的解释， 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乡村社会已然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了的人际结构和行动逻辑即构成一个需要重新敞开的“问题” 。

第三种“问题”的形态是实践上的不正常状态， 即类似于涂尔干所说的诸如“社会失范” 、“ 病态” 、 “ 错乱关系”之类的实践状态。实践中的不正常状态表现为社会生活的实际遭遇与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正当期待之间的落差。 比如，大气污染与生态环境期待之间的落差、高昂的房价与基本住房需求之间的落差等等。这种“问题”形态与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 究相匹配， 政策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有效的政策方案 对不正常状态进行拨乱反正，使之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是，政策研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策文本设计。 政策研究的核心是对不正常状态的因果机制进行充分的解释，然后据此提出可操作性的政策思路。 政策文本设计则是社会实践部门落实政策方案和制订实施细则的过程。 也就是说，政策研究是政策文本 设计的理论基础，政策文本设计是政策研究向实践部门的延伸和应用。 相对来说，政策研究具有一定 的解释性色彩，政策文本设计侧重操作性实践。

实践上的不正常状态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通用政策可以改变的不正常状态。通用政策一 般是指政策实践中延续下来的经验性政策和可以相 互借鉴的示范性政策。这种不正常状态主要是一些领域性的、局部的和表层性质的问题，比较容易恢复 到正常状态。二是必须借助政策创新才能改变的不正常状态。这种不正常状态往往是那些跨领域、跨部门和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 问题产生的原因及 因果机制往往具有独特性、复杂性和相互缠绕的特征，采用通用政策未必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必须借助非常规的思维方式和政策创新才能解决问题。 比如，杭州市政府为了治理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水 质污染，先后两次采用财政专项资金，进行大规模的专项治理。然而，两次专项治理并没有使运河的污染程度发生明显的变化。直到2000年以来，废止了依靠政府单一治理主体的政策思路， 通过社会复合 主体的联合治理，才取得预期的治理效果。 相对来说， 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上， 致力于发掘社会实践中深层问题的因果机制，并据此寻求新的政策思维。

三 、 “ 从问题出发的” 社会研究如何展开

从“问题”出发的社会研究，不仅需要我们发现 真正的“问题”作为研究起点，而且，还要求把对“问 题”的科学分析和认知上的推进作为研究的主线，并 以对“问题”的解释和回答作为研究的结论。也就是说，研究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脱离“问题” ，“ 问 题”是社会研究过程的核心和推进指南。然而，要保 证从“问题”出发的社会研究过程不脱离“问题”， 还 要充分认识到“问题”与社会研究过程之间的内在关 系和展开逻辑。

第一，文献考察应该围绕人类知识遗产对“问 题”所提供的解释展开。 社会研究中文献考察的目的是寻求已有的认知基础，以便进一步推进对“问 题”的解释和学术上的创新，避免低水平的重复性研 究。为此，研究者必须搞清楚社会科学已经对“该问 题”进行过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包括研究方法、视角、 分析框架和展开逻辑等） ， 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释，现有的解释存在哪些方面的不足或缺陷， “ 该问 题”的后续研究应该如何展开等。 总之，必须用“问 题”来检视既有的研究成果，脱离“问题”的文献考察¹²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在“作为结果的文献考察” （ 即在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中呈现出来的作为对话基础的文献考察）中，必须具体考察和检视既有成果对“问题”进行的研究及提供的解释。 在这个过程 中，不仅要检视直接文献对“问题”提供的解释，而且要检视相关文献对“问题”所能够提供的解释。 比如，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性问题，不仅要检视农民工研 究的直接解释，还要检视移民研究的成果对此“问题” 所能够提供的解释。 要建立学术对话和学术创新的基础，文献考察必须梳理出既有成果围绕“问题”展开的竞争性研究。竞争性研究就是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视角、不同 的维度、 不同的分析框架以及不同的研究逻辑之间， 针对“问题”进行的不同类型的研究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结论。学术研究的向前推进正是有赖于这 种相互竞争所产生的动力， 也只有在竞争性的解释中才能鉴别学术创新。任何一项高质量的研究都力 图选择更恰当的方法、视角、分析框架或研究逻辑， 以便对“问题”提供更科学的解释。 因此，文献考察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发现和梳理出既有成果的竞争性类型及其对“问题”提供的竞争性解释，通过分类检 视和整体评价寻求新的方法、视角、分析框架或研究逻辑，并在与既有研究成果的竞争中获得对“问题” 的进一步解释。

第二，经验材料的获取和使用必须能够对理解“ 问题”和阐释“问题”提供足够的支撑。 说到底，社会研究属于一种经验研究， 没有经验材料的支撑就没有科学的社会研究。 因此，社会研究对经验材料¹³的要求是提供足够的信息或者达到“信息饱和” 。 社会研究中的经验材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情 境性材料，提供的信息是“问题”浮现的具体社会情 境；另一种是分析性材料，提供的是解释“问题”所需要的佐证信息。

情境性材料的意义表现为，在一个具体的情境 中理解“问题” ， 研究过程对情境性材料的呈现，是为了把读者带入“问题”的情境中去。 社会研究中的 “ 问题”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才成为一个“问题” ， 换 一种情境可能不再是一个“问题” 。 所以，在从“问 题”出发的社会研究中，情境性材料的铺垫是一个不 可或缺的研究过程，具体的呈现和使用方式是“叙而不议” 。 比如，在定性研究中对案例背景或“故事”轮 廓的介绍，主要是借助对情境的描述实现“问题”的 情境化，并发现“问题”在现象中的具体表现。 即便是在定量研究中，也需要对解释目标进行经验性的描述。 分析性材料充当被研究的证据。研究者通过对分析性材料的解读、评判、比较、归纳以及推论等一 系列技术性处理，最终寻求对“问题”的解释。 因此 分析性材料主要是在对“问题”的分析论证过程中使 用，使用分析性材料的具体方式是“叙议结合” ， 既要呈现材料也要对材料展开分析和论证， 并总结由此而形成的理论解释。 这个过程的基本要求是，事实要讲清楚，理论要讲清楚，事实与理论的关系要讲清楚¹⁴。 其中，事实讲清楚就是要为分析“问题”提供 充足的证据，不能存在信息残缺；理论讲清楚就是要 对“问题”形成明确的观念性解释；事实与理论的关系讲清楚就是连接经验材料与理论解释之间的分析论证过程要符合科学研究的逻辑和原则。

第三，通过机制分析呈现“问题”的内在逻辑构 成社会研究的核心任务。社会科学解释“问题”的基本路径是，对一个（或一系列）前置事件或事实与另 一个（或一系列）后置事件或事实之间的关系提供解 释。这里的前置与后置，可能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也可能是结构与功能之间的意义关联。 通常情况下，社会研究中需要解释的“问题”表现为，要么前置事件或事实处于未知状态，要么后置事件或事实处于未知状态。如果前置事件或事实处于未知状态， 多为因果分析，需要解释后置事件或事实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后置事件或事实处于未知状态，则侧重于 功能（包括默顿所说的显功能和潜功能、正功能和负功能）分析，需要解释前置事件或事实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或影响。

然而，社会研究对“问题”的解释，不能仅仅停留于探明和判定一个后置事件或事实的原因是什么， 或者一个前置事件或事实所产生的后果（功能）是什么。社会研究更深刻的价值在于，解释前置事件何以导致后置事件的产生。这个解释过程就是社会研究中的机制分析，即对“前置事件或事实如何导致后 置事件或事实的产生”这一过程进行充分的说明。 比如原因是如何导致结果的？结构是如何产生某种特定的功能或影响的？正如默顿所言， 社会机制是 一种社会结构的特定部分产生特定结果的社会进程 ¹⁵。 在社会研究中， “ 问题”的内在逻辑往往是隐藏在前置事件或事实与后置事件或事实中间的过程 之中。如果缺乏对中间过程的机制分析，必然导致因果关系或结构—功能关系的逻辑链条发生断裂或意义残缺，也就无法彻底消除疑惑。就本文所指“问 题”的三种形态而言，无论是逻辑上的冲突，还是认 知上的黑匣子或者实践上的不正常状态， 实际上就 是因为对社会生活的特定运行机制缺乏充分认识所 产生的疑惑，自然只能依靠特定的机制分析才能呈 现“问题”的内在逻辑进而消除疑惑。

结语

本文尝试对什么是社会研究中的“问题”以及从 “ 问题”出发的社会研究如何展开进行初步的探讨。 实际上，什么是“问题”涉及到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 论等多种不同的理解，因而什么是“问题”及其形态 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 这样的思考，不仅对于社会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个真正的“问题”具有 辨识上的助益，更重要的是，从“问题”出发的社会研 究如何展开是与对“问题”的理解及其具体形态联系 在一起的，因此对“问题”及其形态的思考也具有方法上的意义。具体而言，这种思考对于解释“问题” 所要确定的研究路径、研究视角、研究主线、研究策 略、机制分析等诸多方面也能够提供重要的明示，统摄整个敞开“问题”的具体过程。 当然，如同“问题” 具有被反复追问的品质和潜力一样，对于什么是“问 题”这样一个“问题” ， 也需要从不同视角或者随着学术发展的进程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以获得关于“问 题”的进一步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问题”的思考也是推动学术创新的重要动力之一。

本文初稿曾在本校第15期青年学者沙龙展开 深入交流，最终成稿得益于同林晓珊、袁松、许涛和 辛允星等人进行的启发性讨论，特此致谢。

1. 1. 爱因斯坦： 《 物理学的进化》 ， 周肇威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６６ 页。 ↩

2. 2. 崔平： 《 生活提问与逻辑提问— ——对“ 问题意识”健全结构的哲 学分析》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

3. 3. 童世骏： 《 作y为认识论范畴的“问题” 》，《 学术月刊》 １９９１ 年第 ４期。 ↩

4. 4. 李祖杨： 《 科学问题辨析》 ，《 自然辩证法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８ 期。 ↩

5. 5. 仇立平： 《 社会研究和问题意识》 ，《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 年 第 １ 期。 ↩

6. 6. 2012年12月3日 地村民凌某在购买新疆人的核桃仁糖果（简称“切糕” ） 时，因为 买卖双方语言沟通不畅造成误会，双方发生口角并导致肢体冲 突和群体殴打事件。这一事件被网络媒体定名为“切糕事件” 。 ↩

7. 7. 曹正汉： 《 身份权利与社会竞争—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 的纵向整合》 ， 载《第九届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论文集》 ， ２０１１ 年。 ↩

8. 8. 杨典： 《 国家、资本市场与多元化战略在中国的兴衰— ——一个新 制度主义的公司战略解释框架》 ，《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 ↩

9. 9. 张兆曙： 《城市议题与社会复合主体的联合治理— ——对杭州 ３ 种城市治理实践的组织分析》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

10. 10.陈曙光： 《 社会科学研究须直面“矛盾”与“问题” 》，《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11. 11. 林晓珊： 《 汽车梦的社会建构：对〈南方周末〉 （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７ 汽车 广告内容的分析》 ，《 社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

12. 12.风笑天： 《 论社会研究中的文献回顾》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

13. 13.潘绥铭： 《 论定性调查的人数问题：是“代表性”还是“代表什么” 的问题— ——“ 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及其方法论意义》 ，《 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

14. 14.冯仕政： 《 个案研究的表述：问题、实质与实践》 ， 爱思想网，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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