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最是文人不自由
▲点击上方音频，听徐庆全老师原声领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精彩片段。
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就作诗批评为权贵奔走，丧失自由之人：
弦箭文章苦未休，
极门奔走喘吴牛。
自由共道文人笔，
最是文人不自由。
而陈寅恪的一生，也始终贯穿着这种气节。可以说，陈寅恪定义了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是民国大师中的典型人物。
那他何以成为国人心目中的大师，何以有着「天下无人不识君」的殊荣呢？
也许在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作者:陆键东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3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陆键东写道: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生命已依附到那些卓尔不群的著作之中；作为一个文化大师，陈寅恪的灵魂已铸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陈氏此言道出中国传统文化百年动荡之大环境，也道尽在此环境下每一个有文化良知的学人那不可逃避的命运。」
而在著名党史、现代史研究专家徐庆全老师看来，《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之所以值得大家去读，一方面是因为陈寅恪其人的确担得起「教授中的教授」之称，值得我们去了解；另一方面，这本书所呈现出的大的时代背景，以及知识分子在飘摇时代中饱受摧残的命运，更加值得今天去反思。
陈寅恪通晓多国语言，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等，是学术研究的经典著作。
陈寅恪学识之渊博精深，在历代著名学人对他的评价中就可见得。历史学家傅斯年曾评价他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梁启超更曾说:
「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在陈寅恪任教清华大学期间，他一度被称作「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
徐庆全老师在导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时认为，陈寅恪之所以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与他的家世背景和早年经历分不开：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他的父亲陈三立则是一个有着「老派知识分子志气和志向」的大学问家，最终因不愿为日本人效力，绝食而死。
在这种家风、家学的影响下，陈寅恪自幼便饱读诗书，并承袭了先辈的气节和遗风。后来，家境殷实的陈寅恪得以去往日本、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游学。陈寅恪学习经历丰富，但从未拿到过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因为，他并不在乎学位，只在乎学问。
▲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通晓20余种语言）。曾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与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与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
对于陈寅恪的学习方式，徐老师进一步解读说，陈寅恪海外游学习得的，主要是一种「借鉴于西方的一种思维方式，学理方式，或者说对历史内在逻辑的分析来看待中国历史」，这种以习得治学思维为主要目的的现象，也同样出现在与陈寅恪同时代或者比他稍晚一些的大学问家身上。
比如钱钟书。徐庆全老师指出，钱钟书的《管锥编》和《谈艺录》里引用的注释中，各国语言都有。类似的还有季羡林，他到德国留学，原本应该学德国哲学，但他没有局限于此，而是「学到了一种海外研究的方法」。
在徐老师看来，这种学习方法「跟本乡本土接受西方的东西、看待历史完全是两码事」。
早年的游学经历，奠定了陈寅恪学术研究的基础。而他最大的学术成就，在于开拓诸多新领域。
徐庆全老师指出，陈寅恪在学术领域的开拓，表现在他的史诗词歌互证，他对宗教、突厥文的研究，对历史脉络的研究等。此外，陈寅恪还是中国现代历史研究方法的开拓者之一，著有众多具有「大历史观」的作品，甚至「老派学者在研究历史当中，都要把陈寅恪的书作为启蒙的书来读」。
令陈寅恪具有非凡魅力的，除了学术成就，还有个人风骨。
比如，他曾因拒绝为日本人做事而放弃留居香港，所以后来才留在了岭南大学任教。这不仅体现出了和他父亲一样的气节，更是完美演绎了陈寅恪自己在给王国维的纪念碑文中所提出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与家人
这样的陈寅恪，却在50年代遇到了自己命运的转折点，尤其是1958年，高校内「学生超过老师」的风气盛行起来，「你要想超过教授，必须先批倒教授」。
在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30、40年代，陈寅恪能坚守自己的节操；在50年代，亦如此。学生想要批倒老师的风气，没有让陈寅恪放弃教学，这又反过头来使他遭受到更猛烈的批判。
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陆键东提到：
「陈寅恪享受着中国学人视为骄傲的『礼遇』，但陈寅恪还在不断承受着精神上的被歧视与被『整』的痛苦，『时代』有时的确很愚蠢！」
雪上加霜的是，1962年，陈寅恪摔倒致使右腿骨折，这对已失明多年的他，无疑增添了新的打击。
双目失明以及双腿行动不便的陈寅恪，只得在助手黄萱的帮助下继续学术研究。
▲晚年陈寅恪
陈寅恪没有屈从于现实，没有在命运的玩笑前屈服，书中写到：
「几乎在每一个朝代，在每一部皇皇的历史书中，都回荡着饱受委屈的忠良，仰对朗朗乾坤发出的『恨不能肝脑涂地，以报国报君恩深于万一』的痛呼。」
幸而，即使在这样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命运中，仍存有温情与高义。书中提到的黄萱就是一例，她曾经是陈寅恪先生的助手，无论她遭受多大的压迫，也坚决不去「揭发」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的得意弟子之一蒋天枢，更终其一生为恩师整理文稿，费尽周折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陈寅恪文集》出版。
包括王永兴、季羡林等后来的学者，也都为整理自己的老师陈寅恪先生的文稿做出过很多努力。
▲陈寅恪与学生们
徐庆全老师认为，陈寅恪及其教导过的学生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老师和学生，而是：
「将学术与敬仰连接在一起……超越了一切世俗的感情。」
在生命的最后20年，时代似乎只给了陈寅恪一间书斋，可是却不能束缚住他对家国命运的真诚关怀。
在葛兆光老师《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文中，谈及陈寅恪时曾言：
「不幸他只能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幸他还是一个书斋学者。」
虽然对于家国天下的思考与关注，使陈寅恪的晚年看起来荒谬、苦痛甚至凄凉，但他作为一代学人的代表和先驱，体现出的那种学人的气节与信仰绝非后世之所谓「大师」所能企及。
正如徐老师所说，阅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意义，在于让人们思考何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何为真正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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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大师，除了要有广博的学识之外，更要有学人应有的骨气与坚持。这一点用陈寅恪自己为王国维写碑文中的话来说，就是：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实际上，对于今世今人而言，在对大师级学术期待之余，对大师之精神则更为焦渴。■
（PS：文内引文部分，未交代出处的，均引自徐庆全老师在导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时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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