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为什么要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故事？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赠言王熙凤，临了凤姐惊醒，不过黄粱一梦。
在凤姐这个梦里，秦可卿与她盘点了贾府荣光的虚妄前景，然后用一句「树倒猢狲散」给这眼前的所有繁华做了预言。无论《红楼梦》究竟是何人所作，何人续写，它的故事走向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但是，《红楼梦》在「空念远」的追忆中，却「偶然地」为当时的历史保存下了鲜活的注解，能够留给如今的「眼前人」加以研究。他们对书中每一个细节刨根问底，然后论战不休。
在这些繁杂的研究成果中，历史学家史景迁翻出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背景故事，成书《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
▲《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
作者：[美]史景迁
译者：温洽溢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
曹雪芹以「真事隐」的方式委婉记录了这个家族由鼎盛转为衰朽的悲剧命运。史景迁则透过曹雪芹，与他的祖父曹寅相遇，并摸索着写下了这个特权人物和他的特权家族的全部历史。从这些描绘中，一代帝王统治之下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制度的发展，尽皆显现。
▲曹寅（1658-1712）满洲正白旗内务府包衣，曾任江宁织造，两淮巡演御史等职，承办康熙四次南巡。著有《楝亭诗抄》、《楝亭词抄》等。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主持校刊《全唐诗》。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奉旨刊刻《佩文韵府》。
而这一切开始之时，「你要知道「树倒猢狲散」，现在树还没倒嘞。」（巴金语）
01.
「奴才」曹寅
曹家的显赫是从做「奴才」开始的。但是这个「奴才」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
清朝统治的基础是一种特有的「八旗制度」。近代清史学科奠基人孟森先生在《八旗制度考实》中说「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
▲清太祖努尔哈赤朝服像，现存于故宫博物院
1601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了统辖所属人丁，建立了「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是女真部族旧制，是最基本的兵员组织单位。据《清太祖实录》所载，努尔哈赤「复编每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额真一」，在红、蓝、黄、白四种纯色中，给每一个牛录安排一个旗色。后来，又在四色的基础上，「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牛录额真」后来也被汉语译为「佐领」。到了1615年，八旗制度正式定型。
随着满人势大，持续占领了抚顺、奉天（今沈阳）、辽阳等城池，俘虏、投降者众多，其中绝大部分是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汉人。为了管理这些汉人，并驱使他们为新生政权做事，满人需要以更稳固而有效的方式去组织他们。于是，汉人「包衣」出现了。
包衣，最早是女真人用来指代「家奴」的称呼，是「主子家中从事卑贱差役之人」，部分也从事农耕。随着满人军队逐渐向中原腹地推移，被俘虏或者投降了的汉人且愿为奴隶者，被划作「包衣」，隶属于皇家或宗室亲王管辖。也就是说，他们是有奴籍的，隶属于满八旗，和接受整编的汉八旗不同。
曹寅的祖父曹锡远，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了正白旗包衣。
▲曹寅相关家系图
而且，正白旗的地位还很高，属于八旗之中的「上三旗」。自摄政王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收编了他统领的正白旗，与正黄旗和镶黄旗一起，直接隶属于皇帝本人。
主子的身份决定着包衣的身份，所以，曹家人的「奴才」身份不一般，他们是皇帝的奴才。
自然，作为皇帝的奴才，就得为皇帝办事。曹家的发迹，就从为皇帝办「内事」开始。
清朝初年，统治者并不像明朝时一样依靠宦官来处理私人事务。因为，「阉祸」被清朝的统治者看做明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皇帝就将上三旗包衣填充到「内务府」中，为自己办事，由包衣昂邦，即汉语的内务府大臣管理。
内务府，顾名思义是处理「内里事务」的府衙。这里的「内」，并非是方位意义上的内外之分，而是指皇帝的个人事务。史景迁据此认为，内务府其实就是皇帝的私人衙署（Emperor’s personal bureaucracy）。
但是，内务府又不仅仅管理皇帝的家务事，作为独立于六部之外的府衙，它所能涉及的范围很广。
根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内务府「掌内府才用出入，及祭祀、宴飨、膳羞、衣服、赐予、刑法、工作教习诸事」；内务府下辖各司院「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与宫禁之治」。
据史景迁推算，曹寅可能在14岁（1672年）左右离开南京北上，进入内务府供职。在他任职期间，内务府下属「六司」，囊括了「皇家银库、皮库、缎库；皇家狩猎；宫廷典礼和八旗圈地的牧厩；皇家土地出租旗人的收入账计；皇家府库的出纳；订定刑律」。
在史景迁的记述中，曹寅最开始是在銮仪卫当差，也就是皇帝出行时用来显示天威的仪仗部队。随后，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被革职，曹寅递补了这个位置。
▲康熙南巡中的卤簿仪仗。《康熙南巡图》第一卷局部，该卷描绘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初八（1689年），从京师出发的情景。「卤薄」为皇帝专用仪仗。
史景迁引用史学家孟森的观点认为：
「康熙朝的体制与由宦官操控的明朝宫廷体制截然不同。满人的内务府乃奠基于更早的部落架构之上，且往往由武人依军事纪律统辖」。
所以，曹寅获得这个旗鼓佐领之职，虽然大部分时间还是与文书打交道，但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机会精进自己的骑射技术，并且能够直接见到康熙皇帝本人。史景迁断言，这是「曹寅一生中摆脱家奴身份的绝佳契机」。
曹寅「出包衣籍」以后，开始被授予实职位。他进入内务府六大司之一的慎刑司担任郎中。这个职位，权力虽然不大，却让曹寅在展现出了「行政长才」，这为他日后的擢升之路奠定了基础。
02.
「钱袋子」曹寅
1692年，曹寅出任江宁织造。
清代分别在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三地设立织造，管理在这里的皇家纺织作坊。织造无固定品级，不属于地方官僚体系，是由皇帝「特派」出去的。
▲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建在清代的江宁织造府西花园遗址上，面积约为原江宁织造府的四分之一。
自1663年曹寅的父亲曹玺出任江宁织造以后，曹家就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个位置。曹玺之后，曹寅接任这个位置；曹寅之后，其子曹颙（yóng）接着干；曹颙之后，职位又交给了曹玺的继子曹頫（fǔ）。
据史景迁统计，从1663年曹玺接受江宁织造，到1728年曹頫遭革职，曹家人在这65年中总共做了57年的江宁织造。
而且，曹寅在任内还分管苏州织造。他的内兄李煦接着他继续做苏州织造。同时，曹寅又举荐了可能与他有点亲缘关系的孙文成出任杭州制造。还有一个杭州织造金遇知，据说有可能是曹寅的姐（妹）夫。如是，在整个康熙朝的后期，曹家几乎垄断了三大织造。
无论作为机构或者职位，织造都有着极大的特殊性。它不同于专门化的慎刑司之类，除了日常行政事务之外，曹寅还必须要面对整个官僚系统的矛盾。据记载，织造的运行是由工部备料，户部筹钱。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各种拖延、推诿以及亏空等问题层出不穷。
和史景迁一样，我们今天无法明确地知晓曹寅如何得到的这个职位，可能是由于家族与康熙的渊源，也可能是因为在慎刑司时展示的才干，令皇帝赏识他。但不管怎样，在这个复杂的人际和制度体系中，曹寅及其身后的曹家人都不可能仅仅依靠圣眷行事，否则绝无可能占据这个职位长达半个世纪。
▲曹寅朝服像
显然，曹寅在织造的位置上如鱼水，不仅办好了皇帝的差事，也给曹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根据史景迁的描述，曹寅任职期间，曾越过户部，给织造衙门开辟了新的筹款途径：其一，用盐税贴补；其二，在钞关的购铜事务中吃差价；其三，利用米价的波动赚取差价。
这三个途径，只要有一处操作不当，曹寅就可能受到「反噬」。但是，他非常灵活巧妙地使用康熙对他的信任，并通过在民间为康熙树立威望的手段，联合了地方官员，从中获利。
继织造之后，1704年，曹寅被任命为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简称两淮巡盐御史），并且在之后的1706年、1708年、1710年三度连任。
巡盐御史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给盐商发放「盐引」；二是收盐税。盐务之复杂，一方面在于它涵盖的地理面积广大，另一方面，它背后的巨额利润极易滋生贪腐。在清代，盐政就是个大泥潭，一不小心，就会深陷其中。
▲《巨富盐商聚会图》清佚名/绘
本来，曹寅已经在织造的位置上干得风生水起，为什么康熙皇帝又要派他接管盐政呢？
史景迁认为，表面上来看，织造升迁为巡盐御史本也平常。但是，这种常态背后，是帝王与宠臣之间的一笔交易，「皇帝可以借此稳定两淮盐税，又能握有更多的权力和银两」；而曹寅及他的家族也可以从中获得巨额财富，同时还算立了功。
曹寅初任巡盐御史，就给康熙提了一道折子，旨在改革两淮盐政。没想到，康熙帝当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在答复中说：
「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为目前之计，恐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再留心细议。」
由此可见，康熙派遣他的心腹包衣管理盐政，其意并不在于肃清过去的积垢。史景迁认为，康熙的真实目的在于「牢牢控制余银，用以支应他的举措，或流入内务府的藩库」。说白了，曹寅就是康熙的一个「钱袋子」，而这种活计，只有直属心腹奴才可以托付。
史景迁在其后佐证了这一观点。他说，「在于曹寅、李煦当差期间，常规盐税往往难以悉数课得，但余银似乎总能按时课得」。从雍正朝一位官员的奏折中，史景迁分析，曹寅和李煦任内，余银上缴额度较往年提高了不少，一度超过32万两；但是，当曹寅和李煦卸任，余银制度却神奇地被废除了。
史景迁说，「这种制度的运作是得到皇上首肯的」。因此，无论是康熙还是之后的皇帝，「余银」制度始终存在着，目的就是在于为皇帝提供「私房钱」。
然而，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
1708年，曹寅迎来了巡盐御史的第三个任期，他开始发觉自己处境艰难。早在第二任期时，曹寅就与康熙讨论过两淮盐政，并提出改革建议。康熙皇帝漠视之。
直到1709年，曹寅上书，详述了当时的两淮盐政危机，并且断言「五年之久，商课难以转输，恐致商民困绌」。结果康熙皇帝依旧只回复他「知道了」。
后来，康熙终于批准盐商们可延期缴税，这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曹寅迎来了他在两淮巡盐御史的最后一个任期。所幸，在这一任期中，曹寅找到了补救之道，弥补了部分盐税亏空。
史景迁说「康熙对待曹寅和李煦的标准比较宽松，只要他们可以阻止颓势，如期课征余银，他们大可以在两淮地区自行其是」。但是，曹寅在两淮盐政上的失误，为曹家埋下了祸根。
03.
「耳目」曹寅
除了做康熙帝的「钱袋子」，曹寅供职于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搜集舆情并上奏，以供皇帝在决策时参考。
在康熙朝，官员的行政奏本称为「本章」，通过通政司或内阁呈递。但是，皇上日理万机，很难逐字逐句阅读「本章」。因此，本章在进给皇上之前，其内容已经被摘简，格式也统一核验。这种转了几道手的奏折，根本毫无机密可言。为此，康熙皇帝想到一种「密折」制度。而最早参与到这种「密折」制度的，很有可能就是曹寅和李煦。
▲曹寅奏折（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纸本。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史景迁评论道，「密折」使得康熙帝的「私人运作真正达到私人化的地步」。并且，这个制度后来偶尔也被运用到其他一些保密内容中。
据考证，曹寅参与到这项特殊的上奏任务，大概是1704年。康熙帝在他呈上来的谢恩折子中朱批：
「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史景迁认为，从这一刻开始，曹寅和康熙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先前的朱批大体上是和蔼的、不经心的，主要是与收成或地方琐事相关；如今，康熙开始视曹寅为心腹，以直白的用语和他议论起封疆大吏。」
曹寅这时已过天命之年，而他成为心腹的日子，也就是这短短的一年。在「密折」中，曹寅展现出了作为暗探的一面，史景迁称之为「尽责、精准、机灵体察隐而不显的要害」。
除了上奏有关朝廷重臣的动向，曹寅还有需要奏报「流言与强贼」的情况。他有时会上报一些冗杂的内容，拉拉杂杂说一大堆。譬如麦子长得好，还有某个已告老的大臣要回乡扫墓，等等之类，看上去都是些索然无味的内容。偶尔，曹寅还会在末尾加上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但是康熙却非常受用，他甚至在某一次朱批中说，「知道了，已（以）后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
史景迁认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非常随性的奏报，对人、对地方治理、对农作物、盗贼的漫不经心观察，让皇帝觉得很有用。」在康熙看来，这些都不一定是琐事，「掌握这类事情的准确情报乃是完善治理必备条件之一」。因为，「两钱的浮动，就是安居乐业与民不聊生的落差，强贼可能揭橥（zhū）明旗，大学士见闻广博，粮船则攸关税收」。
▲康熙皇帝45岁坐像，绘于1699年
曹寅的传信和奏折，填补了康熙统治中的一个切面，成为了他个人消息的特殊来源。这才是曹寅这个「奴才」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在曹寅的最后一批「密折」中，奏报了一项在史景迁看来是康熙朝「最棘手」的一件事——1711年江南科场舞弊。
这一次的事件，康熙同时收到多方奏报，但是只有曹寅的折子直指京派副主考为此次舞弊案幕后主使。其后，康熙两度撤换了主审舞弊案的臣属。在现存的正史记录中，史景迁发现，康熙在这个案子里，变成了一个轻率任性的帝王。但是，从曹寅和李煦的「密折」中，史景迁看到，康熙之所以撤换主审官，是因为他们敷衍调查，草草结案。
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曹寅和李煦的密折其实改变了这一事件的最终走向。
而且，在这个事件中，史景迁认为，「皇帝所要处置的，不光只是清廉但昏聩、贪污但能干之间的冲突，以及随之引发的对立。他所面对的是更凶险的难题，即满、汉大臣之间的公开斗争」。这一点，康熙在谕旨里，点出了这个难题：
「此案责审实难。若命满大臣审，则以为询庇满洲；若命汉大臣审，则以为询庇汉人」。
所以，康熙选择曹寅和他之后的李煦，是看上了他们的一个特质，即：能够同时沟通满、汉两族，「他们的知识、背景横跨这两种文化」。而且他们既是包衣，同时又是读书人，所以能够沟通满族上层精英，也能联系汉族清流。
康熙利用曹寅的密奏来谨慎斟酌对事务的判断，同时，给予曹寅需要的帝宠和财富，以及时不时的关怀。也正是做「密探」的这短短几年，曹寅与康熙真正在私人关系层面建立了联系。
史景迁将康熙评为一个「睿智的统治者」，他直白地响应臣子的疑虑，化解了君臣之间的距离感。「这是一种政策，而不是手法」。
04.
曹寅其人
《曹寅与康熙》是史景迁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的博士论文。在书开篇的序言中，史景迁就说「这并不是一本传记，本书试图把曹寅的一生与他生活时代的制度相勾连，并给予这些制度同等的重视」。
史景迁擅长写人，却又不直接写人。他笔下的人物不是被时间标注钉死在历史年表上的「死物」，正如他说的「对我而言，重点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里，某个时刻的心情感受如何」。他将人物置于历史的大环境中，从人物的表现和作为来侧写一个时代的变迁，他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中国正史里读到曹寅是一个包衣、织造、巡盐御史时，这意味着什么。」
在史景迁眼里，曹寅可能创造了《红楼梦》中花团锦簇的大观园，给后代子孙留下了一个幻梦世界；而在现实中，他「既不是清朝的封疆大吏，甚至也不是康熙朝的要角」，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史景迁用「范例」这个科学史的概念概括了曹寅的一生。
库恩（Thomas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定义「范式」（paradigm）:（科学）发现始于反常异例的察觉，即认识到自然现象与主导常态科学的范式预期不一致。然后，对反常异例的领域继续从事多少具延伸性的探索。直到调整范式理论而使得反常异例可以预期时，才停止探索。
曹寅以包衣的身份在京城一住就是15年。在这段时间之中，曹寅一半为满人，一半为汉人。一方面，他接近当时中国王朝的权力核心；另一方面，他又广交清流文人。史景迁评论他「满汉之别并没有让曹寅进退失据，反而还能优游兼容」。
▲曹寅晚年所撰「楝亭诗抄」
透过曹寅广阔的社交圈，史景迁分析出了中国社会阶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他认为，中国是个阶级社会，但是缺乏阶层。他将当时的中国精英群体划分为四类：汉官精英、旗人精英、皇家精英、地方精英，并将统治集团界定为「由皇帝、汉官精英、旗人精英与皇家精英构成的群体」。
曹寅正属于其中的「皇家精英」，并且是一个「在常规官僚体系以外拥有官职的例子」。这使得曹寅在获得上流阶级「群体归属感」的同时，其实也被排斥在了主流上升通道之外。
再加上曹寅在做江宁织造期间，动用大笔盐税贴补织造署。康熙六次南巡，后四次全部由曹寅接待，让他再次向朝廷欠下巨债。可以说，康熙外放曹寅做事，为曹家累起了显赫的荣耀与财富，但在中心却填满着灾难的种子，并最终祸及曹家子孙。
▲江宁府秦淮河，出自《康熙南巡图》第十卷局部，《康熙南巡图》绘制的是康熙第二次南巡的场景，康熙在这次南巡中亲临曹家，史景迁推断他应该接见过曹寅。
曹寅身故后，其独子曹颙英年早逝，嗣子曹頫畏缩无能。1722年，康熙驾崩，曹寅七十多岁的内弟李煦随即就被新帝革了职。曹家的灾难就此开始。而与雍正皇帝在夺嫡道路上的政敌有所牵连的证据被人搜出，成了压垮曹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史景迁最后说：
「庇荫曹家七十余年的这棵大树，树叶繁茂，蓊蓊参天，集种种因素于一身：官位、财富、能力、伶俐，以及暧昧的包衣身份，它既为人仆役，也是一种特权地位，兼蓄满人与汉人的世界。但这棵大树的根并不牢固，其屹立全看皇帝的意思。没有皇上作为靠山，这棵大树必定倾倒，猢狲自然也就四散了。」
▲《楝亭图》卷一「曹司空手植楝树记」，张伯驹旧藏，先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或许，史景迁看似在描绘曹寅，其实他真正剖析的可能是康熙。曹家是一棵大树，高过那赫赫扬扬的「大观园」，但是它的根是浮的，它也许只是被帝王移栽出去的盆景。
史景迁在他的第三部著作《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Emperor of China: Self-Potrait of K'ang-hsi）中，用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康熙皇帝。从《曹寅与康熙》中偶尔流泻出来的康熙的内心，在《康熙》中得到完整表达。■
▲《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
作者：史景迁
译者：温洽溢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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