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不应该被埋没的新闻

4月份以来，热点不断，却有那么一条新闻，几乎没有引发公众波澜。

为何？

时也，势也。

不过二十年的法治进程，如今回顾起来，竟有沧海桑田之感。

这条新闻，说的是4月2日，国务院签署了第726号国务院令，废止了一批行政法规，其中包括了《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

| 国务院令第726号附件内容

图片来源：新华网

遥想当年，与收容教育并列的其他两个行政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废止前后所引发的讨论，对比今天的冷清，恍如一梦。

很多人估计看到一批密密麻麻的法规名字就犯晕。其实，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三个行政法规（俗称的收容遣送、劳教、收容教育），都可以直接剥夺我们每个人的人身自由，而不需要检察院或者法院同意。

只要行政部门一纸决定即可剥夺。

而这是不对的。

违反了宪法、立法法，也与刑法冲突。

理论上说，根据宪法，我们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除非被证明违反《刑法》。《刑法》判定公民有罪，必须按照《刑事诉讼法》里规定的程序进行。一般来说，需要经历公安侦查、检察院起诉、法院判决这些步骤，经历三个或者两个部门，而且必须要法院判决才算生效。

公民在法院判决之前，都只是犯罪嫌疑人，不是罪犯。如果在法院判决之前已经被关、被剥夺人身自由，那么当法院宣布无罪时，国家要做出赔偿。

剥夺人身自由，行政部门可以单独合法实施的，比如行政拘留，最长不过15天。就算把公安刑事侦查阶段的拘留算上，最长也就是一个月，而且一般也要检察院同意。

除此之外，要想剥夺人身自由，尤其是超过一个月的期限，只有一个途径，就是根据《刑法》的罪名，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来进行。

然而，现实是，行政部门有了收容遣送、劳教、收容教育这三部行政法规后，就很方便了。不需要检察院批准、法院判决，就能轻易突破行政部门单独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极限，侵入《刑法》的范围：

劳教，期限一年到三年，必要时可以延长一年。所以最长可以四年。

收容教育，期限六个月到两年。

收容遣送，期限无明文规定，因为本来的目的是救济城市流浪汉。但实践中，演变为剥夺人身自由的恶法，原因无它，遣送乃是强制性的。所以最开始的收容也是强制性的，然后从最开始的收容站按照户籍所在地方向，一站站强制遣送直到老家。整个强制剥夺自由过程可以长达一年。

《刑法》为什么重要？因为人的生命、人的自由非常宝贵。而《刑法》可以依法剥夺人的生命、人的自由。兹事体大，所以要有《刑事诉讼法》的程序反反复复的规定，以保证不会误伤人命或者枉夺公民的人身自由。

然而，有了收容遣送、劳教、收容教育这三个随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武器，行政部门可以避开刑诉法、避开刑法，将未定罪的公民送入囚室。

等于给严肃的法律开了个后门。

《立法法》第8条规定：

「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目的是保护公民合法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

收容遣送、劳教、收容教育，没有一个是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

它们只是行政部门的行政法规。

因此，二十年来，所有对中国法治怀抱梦想的人，都在努力争取废除这三部违反宪法、违反《立法法》并且与《刑法》冲突的行政法规。

第一部成功废除的是收容遣送。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生于1982年5月12日，卒于2003年8月1日。

享年21岁。

第二部成功废除的是劳教。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生于1957年8月1日，卒于2013年12月28日。

享年56岁。

第三部，就是今年4月份废除的收容教育。

《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生于1993年9月4日，卒于2020年4月2日。

享年27岁。

能废止成功，都非一日之功。

即使废止成功，也只是止损而已。因为在三部行政法规之下，已经很多很多人付出了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

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转折点是2003年的孙志刚案。

孙志刚大学毕业前找到一份广州的工作，2003年3月到广州的第一天晚上，出门遭联防队员盘查身份证与暂住证（他刚到广东上班尚未办理），过程中有口角，虽然不符合收容遣送的规定，依然被强制收容，并在收容站遭受毒打，身亡。

| 孙志刚（1976年-2003年）事件推动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

图片来源：新浪网

孙志刚事件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弹。

难以想象，一个有工作单位的大学毕业生竟然会因为没有暂住证，而遭到拘留殴打，平白无故地丢了性命。

四面八方的人们在刚兴起的网络论坛、BBS上激烈表达意见。2003年5月，法学三博士向人大常委会「上书」，指出收容遣送制度与宪法背离，强行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违宪审查。

同时，沈岿等五位学者也向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的建议书》，建议对孙志刚案彻查，并对收容遣送制度本身的存在提出了强力质疑。

2003年6月19日，《中国青年报》又报道了湖南省涟源市收容遣送站与派出所相互勾结，在六年时间内榨取农民遣送费多达300万元的恶性事件。

在各方压力下，2003年8月1日，国务院正式宣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

| 大连市收容遣送站摘牌

图片来源：新浪网

收容遣送的成功废除，伴随着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以及公民社会的兴起，因此，2003年至今，近20年时间里，孙志刚案件以及孙志刚这个名字，都代表着中国法治的进步标志。

人们为之欢呼，甚至以此为起点，投入到继续推动法治进步的专门生涯里。

不夸张的说，孙志刚案件与收容遣送的废除，作为一个巅峰时刻，深深刻在了一整代人的心里，至今难忘。

劳教的废除过程，亦有一定声势。

最标志性的事件，是重庆薄熙来时代制造的一系列劳教案，包括任建宇案、方竹笋案等。他们被劳教，都与他们发表的一些质疑言论有关。

薄熙来去职被诉后，重庆的这一系列劳教案得以「平反」。再加上一直以来，从法律界到公民社会的一系列呼吁，最终拐点来临，不再是对众人诟病已久的劳教制度修修补补，而是彻底废除。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教制度。

紧接着，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正式废止劳教。

劳教的废除，虽然没有2003年收容遣送废除时带来的那样的欢呼声，舆论上，还是依然有不小反响。

对于很多曾遭受劳教之弊的公民来说，算是活着看到了这部恶法的终止。

以他们的遭遇，为之喝彩、甚至洒泪，都有可能。

然而，这次胜利，纵使有喝彩声，有多少人将之视为法治继续进步的标志性事件？如同2003年那样？

可以存疑。

当然，比较起来，声势最小的，还是这次收容教育的废除。

必须澄清，不是人们对这部行政法规的废除，关注得更少。

实际上，关心法治进步的人群里，从来没忘过推动收容教育的废除。

来自广东的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从2014-2018年连续四年，年年提交废止收容教育的提案。

在法学界，收容教育甚至被称作「中国最后一项明文规定的『法外之刑』。」

也有代表性事件：2014年演员黄海波嫖娼案。在工大建国饭店，黄海波因被举报遭朝阳警方抓捕，他对嫖娼供认不讳，按照治安处罚法，可以行政拘留十五日，但他在行政拘留期满以后并未获释，而是转为收容教育六个月。从而引发舆论。

同一年，2014年，100多位各界人士签署了一份废除收容教育的联名信，其中包括大家熟悉的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李银河，中国「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晖等人。

在黄海波嫖娼案引爆网络舆论时，律师界还组织了研讨会，江平、应松年等40多位法学界人士起草了《关于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议书》，建议废止收容教育。

| 「从黄海波案谈收容教育制度之存废」研讨会

图片来源：京都律师事务所官网

然而，这些代表性事件、代表性人物，在当时舆论最盛的时候，并没能成功地转化为法治进步的成果。

可是，今年，静悄悄的，这条适用了27年的「法外之刑」，忽然就被宣布废除了。

与前两次不同，这次掌声寥寥。

是人们失去兴趣了吗？

是对法治进步，忽然没有了以往的冲动？

还是现实消磨了人们推进法治进步的热情？

难以回答。

但无论答案如何在风里飘荡，废除收容教育，这都是一个最不应该被埋没的新闻。

因为收容遣送、劳教、收容教育，这三个「法外之刑」，终于都在法律意义上画上了句号。哪怕，或许，在现实生活里，真实的进步并不明显。

谨以此文，纪念所有因为收容遣送、劳教、收容教育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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