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疫苗接种正在发生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苗接种运动正在进行。
从年初开始,各国已经开始接种新冠疫苗。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2月24日,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已接种超过2.13亿剂疫苗,每天就有611万剂疫苗被使用。
图片来源:Reuters
也许并不会。
因为,人类历史上不平等程度最大的疫苗接种,也在发生:
感染人数相对较少的富国大量囤积疫苗,而感染人数相对较多的穷国则没钱买疫苗。
疫苗里的马太效应
从确诊病例来看,截止到2021年2月24日,全球第一大感染国仍是美国,超过280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也已经突破50万。
| 全球新冠病毒感染情况,截止2021年2月24日,全球78亿人中,已有1亿人确诊感染。其中,美国感染人数超过2800万。
图片来源:John Hopkins University of Medicine
排名第二的是印度,确诊感染人数突破1100万,死亡人数达到15万。
紧随其后的是巴西,确诊人数1000万,比印度要少,但死亡人数却达到了25万。
从死亡人数来看,排序前四位依次是美国、巴西、墨西哥、印度。
可以看到,无论是确诊数还是死亡人数,除了美国,死亡病例在发展中国家居多。因感染新冠去世的200万人口中,拉丁美洲约50万人,占25%。
那么,疫苗的接种情况呢?
图片来源:Our World in Data
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的接种情况,要远远好于发展中国家。
以色列、阿联酋和英国,是接种疫苗人口比例排名前三的国家,以色列的接种比例甚至达到了85%。也就是说,100人里有85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而其他发达国家的接种人口比例,则在6%左右。
图片来源:Our World in Data
至于其他国家,接种工作才刚刚开始。印度的疫苗接种比例仅为0.76%;在绝大部分非洲国家,部分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甚至连一剂疫苗都还没有开始接种。
接种情况差别如此巨大,原因很简单,各国获得疫苗的机会并不平等。有钱的富国,更容易从疫苗公司手里获得疫苗。
一场围绕疫苗囤积的大战,正在上演中。
截止2月19日,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国已经提前订购了超过40亿剂疫苗,这超过现有有效疫苗总量的一半。
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只占世界人口的14%,即使所有人全部接种两针,还会剩余约10亿剂疫苗。
换句话说,14%的世界人口占有全球50%以上的疫苗。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确诊人数只有全球的1%,但这三个国家疫苗的囤积量,加起来比拉丁美洲国家的总量还要多。
仅仅是加拿大一个国家,就囤积了10倍于自身人口的疫苗量,足够每个公民接种5次。
国际反贫困运动(ONE Campaign)的一项分析也指出,美国疫苗接种完之后,约有4.53亿支过剩的新冠疫苗剂量。
而在世界上最贫穷的29个国家中,只有西非的几内亚开始接种疫苗,迄今为止,也只是为55个政府人员提供了疫苗接种。
当然,这不意味着疫苗将会永远囤积在富国,无人可用。
一方面,疫苗采购完,疫苗公司可能需要1-2年才能完全交货。
另一方面,疫苗的作用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也还有待进一步确认。在以往,麻疹疫苗接种后,可以保护个体一生都远离麻疹;但新冠疫苗却不同,由于病毒变异性强,疫苗无法长时间发挥作用,能产生的免疫效果往往只有几个月,就如流感疫苗一样。
| 各国预期实现疫苗全覆盖的时间
图片来源: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那些不断有大量病例死亡的穷国,看着富国之间争夺疫苗、囤积疫苗,当然容易产生不满。
更何况,从病毒的传染性来看,最需要接种的国家,恰恰是感染率高的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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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争夺
当然了,各国为了药物、医疗机会大打出手,富国和穷国的医疗不平等,也不是第一次了。
尤其是在90年代,一种能够有效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诞生时,富国和穷国间更是争得不可开交。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药问世,价格自然不会低。发达国家的患者们能够负担得起,解决艾滋病难题,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患者们来说,就困难了。
制药公司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价格问题,只不过,如果给了发展中国家们更低廉的价格,那发达国家的人们还愿意买账吗?这转一转手,高价市场没有人了,大家都去买低廉的药物了,最终亏的不还是自己?
于是,制药公司采用了全球统一价格的策略。
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无法担负起天价药物。
这可怎么办?
南非一直是艾滋病的高发区,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的艾滋病患者,有70%左右在撒哈拉以南的地区,南非最为典型。
在90年代,南非约有2万名艾滋病患者,2008年已经突破500万人,如今更是突破了700万大关,每年还以数十万的幅度在增长。
对于抗艾滋这件事,南非一直都是焦头烂额。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南非政府从国外寻求价格更为低廉的抗艾滋病仿制药,转入自己国内,供患者使用。
这种操作,无疑损害了制药公司的利益。毕竟,研发抗艾药物,制药公司投入的成本以百亿计。
于是,39家制药公司以违反专利法和国际贸易规则为理由,将南非政府告上法庭,主要被告人就是当时的南非总统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制药公司的不满情有可原,但这个上诉还得到了克林顿政府和许多欧洲政府的支持,这就引发了很多群众的抗议。
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会议期间,就出现了抗议活动,支持上诉的政府也被列入抗议对象。
| 戈尔竞选活动上的抗议。
好在,这些情况后来得到了逆转。
克林顿执政晚期,关于艾滋病治疗危机的新闻层出不穷,国际风向转变,白宫便撤回了对上诉的支持。
其他富国也开始反思自身,不再支持上诉。
终于,2001年4月,提出上诉的39家制药公司撤销了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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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制药公司开始通过发达国家制药公司的许可,生产本土的抗艾滋病仿制药。
南非卫生部就有官员表示,他们从印度血清研究所买来的「牛津/阿斯利康COVID-19疫苗」所支付的价格,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南非仍然负担不起疫苗的价格。
今年1月,由瑞典公司与英国公司合资创办的制药企业阿斯利康(AstraZeneca)就宣布,由于产能原因,需要减少对于欧盟的疫苗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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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9日,G7领导人会议在线上举行,达成协议,将其对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的援助增加一倍以上,达到75亿美元,其中主要资金用于COVAX机制的落实。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G7领导人会议前一天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呼吁,富国应该「非常迅速」,将本国3%到5%的疫苗提供给非洲。
| 马克龙在七国领导人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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