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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放弃,成就了西南联大

明白知识er 明白知识 202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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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西南联大毫无疑问是最好的大学。

这个成立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办学不到十年(1938-1946年)的临时大学,培养了中国20世纪以来最优秀的一批人。

他们中有刚刚离世的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参见《悼亡|生于20年代的学人们逐渐远去》);

有同为翻译家的巫宁坤先生、许渊冲先生;

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教授;

......

西南联大校门。

图片来源:Wikipedia

那么,应该怎么办好一所大学呢?

一个众所周知的答案是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他出任北大校长时,辜鸿铭、梁漱溟、朱希祖、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鲁迅等名家,尽管彼此观点相左,但并列讲坛,北大亦从衙门式的旧学堂成了一国之学术中心,盛况空前。

百年之后,北大的名气依然受惠于民国的这段历史,或者更刻薄地说,依然还可以挥霍民国老北大遗留的荣光。

一百年前,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带头,「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向全国蔓延。

5月7日,北京政府提出解散北大、撤免校长蔡元培。

5月8日,为保全北大,也为不让无辜学生受难,蔡元培,这位最具洁癖的政治家,留下一句「我倦矣」,放弃北大,自行辞职,连夜离京。

胡适特别生气,写信指责蔡元培:一是一大批朋友先前看在蔡元培的份上制定了五年十年计划,现在忽然一抛,太不负责;二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曾邀请胡适的导师杜威来讲学,现在杜威已经到了上海,蔡元培却不辞而别,让留在北大的朋友很尴尬。

蔡校长可以不在乎北京政府,却不能不考虑胡适这一班朋友,再三考虑之后同意复职。

但他当时的身体状况确实非常不好,之前又信誓旦旦地表示绝不回北大,马上回去面子上太不好看。

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蔡元培复职,但不用马上回去,由他的学生、胡适的同学、杜威的另一个亲传弟子,34岁的蒋梦麟,暂时代理北大校长。

 蒋梦麟,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1919-1927年)、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27-1930年)。


1930年之前,蒋梦麟像这样代理北大校长,前后三次,都不顺利。

他太年轻,没有蔡元培的威望,很多老教授都不听他的。

更何况「五四运动」之后的十年,中国处于乱局,所谓的中央政府,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1926年,张作霖占领了北京,蒋梦麟跟南方的国民党素来关系密切,不敢再留在北京,被迫南下。那几年,他先是创办了国立浙江大学,又当了两年教育部部长。

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但北大已经被折腾得元气大伤,到1930年蒋梦麟回到北大正式成为校长时,北大已经彻底变成了烂摊子。

当时的北大教授们整日四处「走穴」,给别的学校上课,北大的教学却基本停止了。

类似的事在蔡元培治下也发生过,说到底是因为一个字:钱。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地位极高,外出讲课能挣不少钱。

蔡元培做校长时期,社会相对平稳,政府教育经费给得足,教授们出去只是挣点「外快」,问题没那么严重。

到了蒋梦麟的时代,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政府天天换人,有钱都得先拿去打仗,没人管教育,北大经常发不出工资,教授去校外上课是为了「糊口」。

作为校长,蒋梦麟没机会像蔡元培那样醉心学术,必须每天到处找人走关系,像个商人一样四处找钱。

在许多学校因为经费问题无以为继时,北大靠着校长的关系艰难度日,熬过了最困难的时刻。

◆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因四处筹款被学生质疑,他说: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筹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1930年底,蒋梦麟联系到了中华教育基金会,得到一大笔补贴,不光能保障教授的收入、提供好的设施,甚至可以资助学生留学。
如此这般,蒋梦麟的改革也才能开始。
他改革的第一刀,是蔡元培的「教授治校」,就是校长和教授商量着治校,主要听教授的。
蒋梦麟没有蔡元培那样的威信,学习杜威教育学的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蔡元培以后,不会再有蔡元培那样的校长。北大要长期保持活力,需要学习西方现代化大学的学术制度,进行制度性的改革。

他提出新的分工: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学习,员工服务。

不止权力结构要改革,学术结构也是。

蒋梦麟力排众议,引进了40多名特聘教授,同时态度坚决地淘汰了一批学问不行的老教授。

他一系列的强势动作,引来了非议和质疑,甚至被批评为「独裁」。

争议也好,独裁也罢,三十年代的那几年,如今回望,的的确确是老北大新的「高峰」。

可惜,好景不长,时间很快就到了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了。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西迁昆明,合并组建西南联合大学。

新组建的大学,得先选个校长。当时的清华和南开,实力不如北大,呼声最高的校长人选自然是蒋梦麟。

出乎意料,蒋梦麟放弃了,把校长让给了清华的梅贻琦。

与蔡元培的被迫放弃不同,蒋梦麟是选择主动放弃。

他笑对梅贻琦说:我的「表」你「戴」着,你代表我去管理这个学校,我对你很放心。

说完后就练书法、写自传、吟风弄月去了,再不理校务。

北大师生不敢相信,那个铁腕治校的「独裁」校长,竟然如此轻易放弃了所有权力。

西南联大,是民国教育史上的传奇,却被北大师生称为北大最「黑暗」的几年。

三校联合,北大师生却干什么都没有校长支持。在他们眼里,那几年的北大,不仅不如清华,连浙大、武大都比不上了。

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更是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这些年跟清华合作,清华倒是安定了,我们得到了什么?」

北大师生和蒋梦麟的矛盾终于在1945年爆发。

最后,蒋梦麟辞职,彻底离开了他奉献半生的教育事业。

其实,要理解西南联大时期蒋梦麟的放弃也不难。

在《西潮》这本自传中,蒋梦麟曾说:

「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虽然胃病时发,我仍勉强打起精神和梅校长共同负起责任来,幸靠同仁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

西南联大本是三校奉教育部之命临时组建的大学,师生都是穿越火线,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昆明,如果因为内部分歧,尤其是权力归属的分歧而导致师生离心,则与建校的初衷远矣。

 《西潮》

作者:蒋梦麟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

在北大的最后一段时日,蒋梦麟跟同仁讲过一个比喻:他、张伯苓、梅贻琦是三大名校的校长,好比三个人穿一条裤子,如果三个人抢一条裤子,裤子只有两条腿,那么肯定是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我们俩可以不穿裤子。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1937年9月,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在西安组建成立的西北联大,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西南联大要顺利建校,不因利益之争重蹈前车之鉴,需要有人做出牺牲。

由此可见,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可以造就博大精深的学问;而蒋梦麟继承的「兼容并包」,有牺牲自我的胆魄,亦至为不易。

可以说,正是蒋梦麟的放弃,成就了后来群星璀璨的西南联大。

历史学家吴相湘甚至在《民国百人传》中这样评价:「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

当然,蒋梦麟自己却很淡然。

1950年,傅斯年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52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孟邻(蒋梦麟号)先生学问不如孑民(蔡元培字)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学问比不上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

事后,蒋梦麟笑说,蔡元培与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与傅斯年则是北大的「功狗」。

可堪一笑。

《西潮》是蒋梦麟的自传,可它的价值绝非仅限于蒋梦麟的北大回忆。

在这部写于西南联大期间、躲避战火间隙的暗夜中的自传中,蒋梦麟回忆起自幼的经历,他看着宁静安详的小乡村随着清王朝的坍塌而匪盗并起,又随着新的中央政府的建立重归宁静,但是西方的影响已经开始波及小村庄。

「中国很想稳步前进,不敢放步飞奔。但是西方文化的潮流却不肯等她。西潮冲击着她的东海岸,泛滥了富庶的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并且很快弥漫到黄河流域。」

身处战乱的时代,家国随时代而浮沉,蒋梦生也处于西洋文化、革命思想与传统士大夫思想的交互碰撞中。

他念过私塾,参加过科举考试,认同「学而优则仕」的路线,他也接受了现代教育,并赴美留学,在国外时他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标准对比消化西方文化,归国后参考西方的思想与标准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问题。

毫无疑问,回应西潮,亦即中国该如何现代化,是蒋梦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自觉使命。

悲伤的是,这本写于1940年代的《西潮》,蒋梦麟那一代人所面对的「西潮」问题,我们今日仍旧要面对。 

而且,民国的大学之道,蔡元培、胡适、蒋梦麟诸位先生所开创的局面,似乎早已丢失殆尽。■

对于蒋梦麟其人,青年学者、中共中央党校文史研究所副教授王学斌老师在导读《西潮》时,曾数次感叹蒋梦麟这个北大校长的不容易。

他说,「蒋梦麟的一生,就像蜣螂的一生:看上去很渺小,但是不断推着中国教育事业往上走。」 

了解民国教育,不得不了解蒋梦麟

了解蒋梦麟,不得不读《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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