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履薄冰的俞敏洪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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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俞敏洪，这位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又一次站在了风暴中心。

◎ 俞敏洪，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从北大辞职，两年后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2006年带领新东方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2018年，入选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

图片来源：搜狐

《经济日报》刊发了一篇名为《新东方不应照搬李佳琦》的时评，作者佘颖将矛头直指俞敏洪，提出他带领其他老师从教育行业转行直播带农货，并不是一个靠谱的选择。新东方不应该学李佳琦，自己搞直播，而应该考虑培养农民做「农货直播」，在农村建设大学，或是转行研学。

文章发出后，俞敏洪深夜进行了回应，只提出少许异议，更多是在谨慎谦逊地表达感谢。

客观来讲，这篇时评不是毫无可取之处，比如它提及了农产品在标准、运输、监管等方面可能面临的困难，对于新东方的转型，这些风险因素是必须被考虑在内的。

◎ 《新东方不应照搬李佳琦》一文关于农产品的部分。

图片来源：经济日报

但除此之外，这篇文章里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姿态，则让人深感不适。

◎ 《新东方不应照搬李佳琦》一文的建议部分。

图片来源：经济日报

比如作者在对新东方的项目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就做出建议，公众号「呦呦鹿鸣」在《俞敏洪虚惊一场》一文中，也谈到这一点：

「文章里对新东方最大的指导（也花了最大篇幅）是建议新东方可以转行去做『研学』，其实，只要花一分钟时间打开新东方官网，就可以在首页很容易地注意到，新东方的研学业务早就开展得很深入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

新东方官网有专门的「国内研学」分类，业务覆盖中小学生，包括「少年领袖」「沙漠探索」「博物研学」等内容，早已是有组织的规范研学活动。

◎ 新东方官网上的部分「国内研学」项目。

图片来源：新东方

又比如作者对那些因「双减」而陷入困境的企业和员工毫无同情，指责苛刻。

新东方由于「双减」一夜入坑，这本来是一场灾难。

而当企业家费尽心力地想带领企业出坑时，这位作者对挖坑的人不闻不问，却嫌人家爬出坑的姿势不好看，在标题就写到「新东方不应照搬」，行文中亦表示「如果只是从一个挣快钱的行业跳到另一个挣快钱的行业，恐怕不是最佳示范」。

这让人不禁想问：

有接近30年教育产业历史的新东方，为何成了「挣快钱」的企业？

「挣快钱」这样的说法，是否侮辱了那些勤勤恳恳从事教培行业和直播行业的人？

况且，真的有哪种商业模式可以轻轻松松「挣快钱」吗？

而且要知道，俞敏洪明年就60岁了，他现在其实完全可以甩手不干，功成名就准备退休，但他还在努力想办法，带领整个新东方集团转型，这本身就是很负责任的态度，值得人们尊重。

也因如此，《新东方不应照搬李佳琦》一文中的提点姿态，让许多同情俞敏洪们的网友感到心寒。

更何况，如果是站在个人角度，那么佘颖似乎忘记了，她所要提点的俞敏洪，本身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在自传《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中，俞敏洪记述自己经历三次高考的煎熬，曾因肺结核休学一年的痛苦，受到北大记过处分的难过，两次差点命丧黄泉的危机，与官员打交道的烦恼，辞退在新东方工作的亲戚朋友时的无奈，以及公司上市前面临的种种棘手难题等，无数艰难险阻。

◎ 俞敏洪在本书中，第一次完整地讲述了创立新东方的历程，披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让人看到他和他的团队曾经经历过的至暗时刻。

作者：俞敏洪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9

但是，他都挺过来了，所以才有了新东方作为教育龙头企业的辉煌。

曾经历过这些的俞敏洪，绝非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位优秀企业家。这样的人，提出新东方要从教育行业转行直播带货，会没有提前考虑过其中的困难，一拍脑袋做出决定吗？

大概率是不会的。

佘颖或许忽略了这一点，将自己当成了更聪明的人。

然而，这种忽略对于俞敏洪这样的企业家来讲，有些不公平。因为忽略的背后，隐含的一点是：

企业家的经验与精神，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写过一篇题为《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是因为企业家具有一些独特的精神：

「企业家就是那种靠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坚定的信念，杰出的组织才能和钢铁般的意志，以及大胆的冒险精神，把假设的事情变成现实的人。」

◎ 张维迎，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著有《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中国改革30年》《市场的逻辑》等。

图片来源：凤凰网

而要将「假设的事情变成现实」，企业家在决策中就「不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

这看起来与经济学理论的描述有所不同。

人们熟知的理性人决策，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目标函数，决策在本质上是一个数学上的最优解问题，企业最终能有多大的利润，完全取决于外部的约束条件，与企业家的能力基本无关，企业家只是一个类似于计算程序的存在。

可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样的理性人决策与现实中的企业家决策，相距甚远。

对于真实的企业家来讲，约束条件并非固定的，而是可以改变的。从资源、技术到游戏规则，都可以改变。而这种是否能改变约束条件、能将约束条件改变到何种程度上的差异，也正是一般人与企业家，一般企业家与优秀企业家之间的区别。

张维迎曾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

「对常人来说，米是做饭的先决条件，你要让他做饭，他会问：米在哪了？没有米，他会两手一摊，一副无能为力、爱莫能助的样子。但企业家并不是有了『米』才『做饭』。如果他认为有人想吃饭，卖饭能赚钱，他就想方设法找到米。即使没有现成的米，他也能说服别人种稻子，生产出米来。」

而这正是俞敏洪在做的。

难道他会不清楚佘颖说的那些，直播带农货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吗？他会不清楚新东方作为一个教育企业，并没有从事农产品营销的经验吗？

他清楚，可他依然要试着克服「约束条件」，进行这种尝试，带领企业转型。

◎ 11月初，俞敏洪在直播中表示会退租1500个线下教学点，并向乡村学校捐赠8万套崭新的课桌椅，帮助乡村教育。

图片来源：腾讯

虽然这种决策可能会被人抨击，被人评价为「不科学、不理性」，但就像张维迎说的：

「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

科学决策是基于数据和计算，能够得出共识和最优选择的方式。

企业家决策则完全不同，它根据直觉、想象力和个体判断，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重视企业家决策，这貌似与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强调的科学决策的重要性有所矛盾，可正如德国学者齐特尔曼（Rainer Zitelmann）指出的：

「企业家通常不会按照经典经济学理论的理性假设行事。他们通常不把自己的决策建立在概率计算上，也不倾向于遵循复杂的理论假设，而更凭直觉行事，主要靠感觉。」

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一些优秀企业家做出的重要决策，最初常常是被多数人反对，甚至会被认为无比荒谬而加以嘲笑。

乔布斯的固执己见与偏执，李书福所谓「不是不行，只是你没有一意孤行」，都是这样，但市场最终证明了这些优秀企业家决策的价值所在。

当然，这不意味着否定科学决策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不过科学决策维护的主要是企业的日常经营，在决定企业命运的时刻，需要的更多是不同于科学决策的企业家决策。

俞敏洪在新东方如今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节点上所做的尝试，便是这样一种企业家的决策。

佘颖作为一位外部时评作者，在并没有进行充分了解的情况下，轻率地点评，既没有考虑到新东方的转型本就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又没有考虑到俞敏洪想要转型到直播带农货耗费了多少心力，更没有考虑到俞敏洪作为一位优秀企业家所具有的素质和精神。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佘颖又凭什么认为，自己提出的建议、指出的道路，就是值得走的明路？

◎ 俞敏洪曾说：「哪怕是最没有希望的事情，只要有一个勇敢者去坚持做，到最后就会拥有希望。」

图片来源：新浪

而如果不是站在个人角度，而是在媒体的立场上，那么佘颖更应该了解一点：

一家民营企业如何运营，如何进行内部转型，都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企业的未来该怎么走，领导者要比外人更加清楚，而转型的成功与否，自然会由市场与消费者来给出答案。

不过，在中国，这一点其实很难做到，因为就像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的七大困惑》里说的：

「中国市场与西方市场最大不同是，我们的市场是由政府主导的，所以中国企业家的行为是面向政府的，而不是面向市场的。」

本来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一位企业家想要带领企业在竞争中活下来，就已千难万难，必须将精力放在市场竞争上，依托产品和服务，来保证自身不会被「市场风险」吞没。

然而，中国企业家在此之外，还必须要面对极高的「政策风险」。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掌管大企业的优秀企业家必须在市场竞争之余，将部分精力分出来，用于应对行政部门，想办法如何在依附行政部门的同时，保证企业的生存及运营。这就使得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 新东方正是受政策影响最大的中国企业之一。「双减」政策下，新东方作为教育行业的龙头，首当其冲，受到了巨大损失，不得不进行业务上的调整，计划成立一个大型的农业平台，进行企业转型。

图片来源：搜狐

当然，中国企业家必须承担双重风险的情况，并非今天才有。

事实上，早在晚清的洋务运动时，由李鸿章开创的、有些类似于当下的「官督商办」模式就已出现。

在这种模式中，经营管理权掌握在清政府派来的官僚手中，这些人并不懂技术业务，只会指手画脚、贪污挥霍，而商人「虽经入股，不啻路人」，根本难以主导企业的经营情况，最终企业就逐渐变成了官僚衙门。

对于这种模式，梁启超在1901年出版的《李鸿章传》中，就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中国人向来擅长经商，但非要来个官督商办......故中国商务之不兴，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也。」

梁启超的意思很明确，中国人自古擅长经商，让商人们自由地发挥自身的经商天赋，商业足以兴旺。而李鸿章搞官督商办，限制市场发展，实际上是罪魁祸首。

◎ 晚清「官督商办」的代表性企业「轮船招商局」在当代翻修后的大楼。

图片来源：腾讯

到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发展，情况或许并不如晚清那么严重，可相关问题仍旧存在。企业家想要单纯地「在商言商」，依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行政部门就像一个大家长，总抱有一种「家长心态」，总想着对于经济要进行干预，总觉得干预一下会变得更好，就像家长觉得孩子冷，要求孩子多穿一点；家长觉得孩子饿，要求孩子多吃一点。

然而，市场却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行政力量对经济和企业进行过多干预会导致什么结果，计划经济早已给出答案。

企业长久依附行政部门而非市场，会不断削弱市场的作用，使得民营企业脱离市场环境，降低在竞争中不断创新的能力，像俞敏洪这样的企业家在这种环境中，也会处处受限，难以施展自己的本事，充分创造价值，最终受损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

当然，从「行政干预」到「自由市场」，这一过程也不会一蹴而就，但它起码需要行政部门、企业家、媒体与民众的共同努力。

而像佘颖这样的媒体人士，如果真的为新东方这样的企业的未来考虑，为国家和社会的长期利益考虑，那么与其发表未进行详细调查的「建议」，为俞敏洪平添压力，还不如做一位观察者，将一切交给企业家和市场来决定，反倒可能更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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