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为什么对民营经济如此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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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和民企,谁才是国家纳税的主力军?
按照常识,答案毫无疑问,是民企。
然而,司马南在11月22日发布的视频《宋方敏将军:警惕国企私有化舆论泛滥成灾》中,却说:
不仅如此,数日之前,他突然发难,将矛头直指联想公司,连续发布多条视频抨击联想,指斥联想「资不抵债」,曾致使「国有资产流失」。
图片来源:bilibili@司马南
到现在,他的抨击重点又从联想一家企业扩大到整个民营企业范围,可谓是对民营企业「痛下杀手」,毫不留情。
在这次视频中,他言辞激烈地表示国企改革存有很大问题,国企而非民企才是国家的经济支柱,并质疑了民企对国家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为此,司马南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比如在纳税方面,他说:
这些数字乍一看很有冲击力。不过仔细思考后,不禁会让人怀疑:
他说出的这些数字,是否准确?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长老财经
答案是,在他的限定条件之下,基本准确。
工商联在《201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中,确实指出民营500强企业2013年营业收入总额为13.21万亿元,纳税总额为4744.32亿元。在纳税数额上,与中石油一家国企差不多。
然而,在此之外,另一项重要数据司马南却没有提及,那就是经营效益。13万亿的营收,看起来很多,可这背后的利润到底有多少呢?
4977.36亿。
这么一看,500家民企的净利润与纳税总额相差不大,似乎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吧?
而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点是,司马南选取的数据是2012和2014年统计的,这已是将近10年前的数据了。这段时间,中国经济有多大变化,相信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
那么,为什么他不使用2020年的数据,来进行论证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如果使用2020年的数据,他的立论就站不住脚。
根据财政部2021年1月28日发布的《2020年财政收支情况》报告,全国税收收入为15.43万亿元。
其中,国企贡献了多少?
国资委公布的《2020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中显示,国有企业应交税费为4.61万亿元,约占全部税收的29.9%。
那么剩下的70.1%从何而来?
当然来源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图片来源:搜狐
而在民企当中,依据工商联的《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民营企业500强税后净利润为1.97万亿元,纳税总额达到1.36万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8.84%。
与之相比,中石油2020年税费仅为2697.61亿元,早已不是2013年,一家税费顶500家民企的景象。
可见,司马南使用2013年左右的数据来对「国企而非民企才是国家的经济支柱」进行说明,是一种为了论证他的「客观结论」而「主观」使用数据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更令人十分怀疑他的目的所在。
而除了税收本身,司马南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质疑,比如减税与税率的问题:
他说的对吗?
恐怕也不对,甚至可以说问题重重。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国务院关于2019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中,曾指出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共2.36万亿元,其中民企合计减税1.26万亿元。那么,剩下的1.1万亿主要减在了谁头上呢?
只能是国企。
图片来源:新浪
所以,国企并非没有降税减负,而是与民企享受到了类似的优惠政策。
而税率上,相比较民企,国企的很多产业税率确实很高,比如烟草业的甲类卷烟,税率高达56%,一半以上都缴税了。
但是,这背后的问题是,为何税率这么高?
事实上,很多行业中,国企的经营是半垄断性乃至垄断性的,它们的崛起不是像很多民企那样,于巨大的市场风险中,依靠着企业家的智慧与员工的拼搏,通过市场竞争一点点脱颖而出,国企有行政力量在后面为它们垫底、撑腰。
既然如此,那么「取之于行政,还之于行政」,国企的税率高,并不令人意外。
因此,司马南对「国企改革存有很大问题,国企而非民企才是国家的经济支柱」进行论证的方式,可谓是完全不负责任。他得出的结论,对民营经济来讲,更加不公平,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
其实,民营经济究竟应该处于何种地位,在今年9月份的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致辞时便已说得很清楚:
要知道,中国的民营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后才初步建立,时至今日,也不过出现了40多年而已,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然在方方面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图片来源:中国企业报
可是,对于如此重要的民营经济,许多人不仅没有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甚至还仍旧带着偏见与敌视的眼光去看待它们。
当然,这与人们的心理认知有关。
从古代到现代、东方到西方、宗教到世俗,包括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孔子对于商人都没有什么太好的评价。
《圣经》中说「爱钱是万恶之源」。「重农抑商」的政策几乎延续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中,商人永远排在最后。
哪怕到了当代,人们在新闻、电影、各种社会问题当中,看到的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形象,也大多是负面的,「无商不奸」「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说法流行于整个世界。
但这种心态会带来许多问题,人们往往过于重视企业所有者的个人利益如何,而忽视了民营企业在经营中所创造的社会价值。
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是什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一文中提出的:
图片来源:中国网
张维迎的判断是,多数民营企业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否则没有办法解释,为何中国经济能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为什么中国人均GDP可以从300美元增长到10000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得到大幅度提升。
然而,即便民企的作用重大,它却依然要受到许多人的敌视,更要长期承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
一方面是行政压力。
由于官员手中掌握的裁量权很大,使得企业活动常常受限于行政许可。很多企业家在应对市场风险的同时,还要忙于应付行政问题,疲于奔命,很难将全部精力放在创造价值的市场经营上。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国企。
国企和民企间的竞争,从来不是公平的,国企享有许多政策和法律赋予的特权,而民企在融资、市场准入等方面,始终遭受法律或行政上的区别对待,这使得民企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束手束脚。
可反过来,拥有法律和政策赋予的排他性地位的国企,经过大量研究证明,在效率上难以与民企抗衡。
一些国企在市场竞争中落败,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本应被淘汰,却仍旧依靠行政补助而苟延残喘。
部分国企利润高,甚至进入到了世界500强企业的行列中,但核心原因并非是企业的技术先进或产品优异,而是由于行业垄断地位,或拥有许多免费或低价资源的使用权,从而在成本上大大领先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
这也是为何许多人都在呼吁,要进行「国企改革」的原因之一。
此外,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很大程度上也与国企有关。
过去30年间,中国的高增长建立在低劳动成本、出口导向的基础上。随着劳动成本增长,出口愈加困难。因此,就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将重心转移到创新上。可国企由于自身的特性,很难具有创新性。
因而,这一转变能否实现,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民营企业。否则,一个创新性不足,劳动力又不够廉价的国家,在未来必然会面临竞争力不足而被淘汰的问题。
这些因素,再加上少子化与老龄化等不断加剧的问题,便使得通过改革国企、松绑民营经济来释放市场活力,变得越发刻不容缓。
图片来源:国民经略
因为究其根本,这样的做法是在将资源配置到对国民财富的积累、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最好的地方,是为了使全民的总体财富能够得到更大的增长。就像张维迎所言:
它关乎的并非个人利益,也非行政权力,而是全体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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