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对于南京人、中国人，乃至全人类来讲，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关于1937年的这一天与之后六周发生的惨剧，在南京念中学的知乎答主灵飞，曾讲过一个故事。
他说，他上学时，班里几乎全都是南京本地的学生。有一年，拉响防空警报，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时，他们正在上地理课。
地理老师突然停止了授课，然后说：「同学们，认为自己是南京人的请起立。」
大多数学生起立，没站起来的人寥寥无几。
接着，老师又说：「父母也是南京人的，可以继续站着。」老师再次开口：「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也是南京人的同学请站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墙。
这场将南京人口锐减几十万的大屠杀，时至今日，仍是南京人难以挥去的噩梦。其实，不仅是南京人，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讲，「南京大屠杀」亦是一个残忍而耻辱的标志性符号，与二战中的另一场大屠杀——「纳粹大屠杀」一样，是人类文明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不过，在缅怀和哀悼死难者之余，我们也会不禁对这常常被并列在一起的两者感到好奇：「南京大屠杀」与「纳粹大屠杀」的性质，真的一样吗？事实上，如果对两场大屠杀进行一些深入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它们并非完全相似，而是存有一些显著区别。而这种区别，最直接的体现，在于「南京大屠杀」和「纳粹大屠杀」不同的屠杀组织形式。当我们谈到「南京大屠杀」时，很容易提到的一个词是「禽兽不如」，用它来形容那些参与了屠杀的日军，控诉他们丧尽天良。事实上，从《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及其他当事人的记述来看，这一词汇的使用是准确的。◎ 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击南京中华门。
当1937年12月13日，日军冲进南京城后，他们在随后的六个星期内，基本只做了两件事：面对几十万没有反抗能力的南京市民与被俘官兵，日军大开杀戒。数万人被日军用刺刀威胁着，驱赶到城外，然后被日军使用机枪扫射，如麦子被收割般成片倒下。一些没有被枪杀的，则被绑起来，当作刺刀训练的活靶子，或是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六周结束后，南京城当中，街道上堆满尸体，弥没着腐烂的人肉臭味。从下关到燕子矶，数十里的长江上，漂浮的尸体已是层层相叠。当时的日本随军记者今井正冈记述：「在下关码头，死尸体堆成了黑糊糊的山。大约50到100个人在那里干苦活，把尸体拖下来扔进长江。尸体还淌着血，有些人还活着并虚弱地呻吟着，他们的四肢还在抽动。苦力们一声不吭地干着活，像是在演哑剧。在黑暗中人们很难看到长江的对岸。在微弱的月光照射下，码头上是一大片闪着微光的污物，哇！那全是血！过了一会儿，这些苦力干完了拖尸体的活，日本士兵就让他们沿江边站成一排，砰！砰！砰！我听到了机关枪的开枪声。苦力们朝后栽进长江，被汹涌的江水吞没。哑剧到此结束。」
◎ 秦淮河岸边大屠杀遇难者的尸体，旁边站着一名日本士兵。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估计，仅这六周内，日军杀害的人数便达到26万，还有专家认为这一数字过于保守，应该多达35万。这意味着，如果按天来计算，那么平均每天有近9000人被杀，而如此之多的人：「他们流出的鲜血重量达到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铁路车厢，把他们的尸体一个个堆砌在一起，可以和74层大厦相比高。」（张纯如《南京大屠杀》）
◎ 《南京大屠杀》1997年于美国出版后，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作者张纯如在书中通过采访当事人、查阅档案资料及实地考察研究，详实地记录了日军残暴、灭绝人性的屠杀行动，以悲愤的笔触揭露了世人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日本占领下的南京、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幸存者的命运等以往鲜为人知的情节。
毫无疑问，只有「杀人机器」这样的称呼，才能形容当时的日军。据有关史料统计，六周之内，遭到强奸的中国妇女数量，在2至8万人之间。日军从下关派出拉煤车，到到南京城中和附近的乡村，抓回许多妇女，然后将每个妇女分配给15至20个士兵，任由他们奸淫凌辱，被强奸的妇女不分年龄，上至老妪，下至幼童，都难逃魔爪。这一过程中：「日本人暴露出的人性堕落和性虐待狂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些日本兵因过度强奸而身疲意烦时，便想出各种花样对妇女施行性虐待藉以取乐。」（张纯如《南京大屠杀》）
一些年轻女性遭到轮奸后几周内不能走路，许多人需要动手术。有日军强奸10岁以下的女孩，在强奸后，用刀将她们劈成两半。而更为令人发指的暴行发生在未出生的婴儿身上，一些日军在强奸孕妇后，会用刺刀割开孕妇的肚子，挑出胎儿来取乐。此外，「许多日本兵还超越强奸，将这些妇女剖肚挖肠，割掉她们的乳房，甚至将她们活活钉死在墙上」，而且，被奸杀的不仅是南京城中各个年龄段的妇女，男性也时常被要求互相鸡奸，甚至一些家庭还被强迫在日军面前乱伦。◎ 日本历史学家笠原十九司所著《南京事件》中的插图「遭日军绑架的中国妇女」。
「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强奸事件之一。」
如此行径，明显已经超出普遍认识中「正常人类」的范畴，用「野蛮禽兽」来形容，毫不为过。而「杀人机器」「野蛮禽兽」这些词汇的背后彰显的，也是很多人对于「南京大屠杀」性质最直接的判断：首先，这是一场以屠城为表现的，发生在南京的极端反人类事件。其次，日军官兵在入城之后的种种作为，毫无保留地表现出了人性当中最为阴暗的一面。同时，由于受害者是中国的南京民众，因而这场屠杀也印入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成为了中日之间历史矛盾的重要部分。然而，针对这三点，仅从客观来讲，战争时期的屠城与人性阴暗的展露，其实是一些存在了千百年的问题，在人类战争史上屡见不鲜。世界范围内，古罗马在攻克了迦太基后，烈火焚城，曾屠杀过15万人；帖木儿于1398年在德里屠杀过10万余名囚犯，后续还在叙利亚修建过两座头骨塔。即便在中国，三国时期，曹操在初平四年（193年）、兴平元年（194年）和建安三年（198年）三屠徐州，《后汉书》记载：「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
「南京大屠杀」与这些事件相比，虽然使用的手段不同，古代是冷兵器砍杀，日军是热武器扫射，且杀人与强奸的程度也更加凶残和泯灭人性，但它们所体现出人类的「兽性爆发」与可能达到的野蛮，是大致相似的。◎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国内新闻报道：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进军南京途中相约进行「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先杀满100人者为胜。从句容到汤山，两人分别杀了89人和77人；到南京紫金山下时，两人各称杀了106人和105人；但是不知道谁先杀满100人，所以决定比赛不分胜负。两人于战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南京大屠杀」的性质与诸多古代大屠杀完全相同。事实上，它们之间存有一点重要差别：「明治维新」时，日本政府提出的三大政策之一，便是「文明开化」。作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泽谕吉，于《劝学篇》中，明确对启蒙思想表示赞同，推崇人文主义，认为人人应生而平等，自由无束，没有上下分别，且应该重视道德，表示：「所谓文明，本来是指人类德智进步，每个人都能支配他自己，使人世间交往没有互相为害的事，从而各自行使其权利，达到社会上普遍的安全和繁荣。」
◎ 《劝学篇》共分十七篇，分别论述了学问的主旨、学者的本份、国民的责任、平等的权利、文明开化、品德修养及个人的自主和国家的独立等问题，集中反映了福泽谕吉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表达了其强调科学精神、提倡实学、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和维护国家独立的思想观点，是近代日本思想史上的一部名著。
从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第一个教育行政法令《学制》，作为教育改革的开端后，仅花费了短短28年，在1900年便普及了四年制义务教育，1907年确立了六年义务教育，到1911年，儿童实际入学率已超过90%，这一数字甚至高于同时期的英、美等国，可谓「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故而，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日本于20世纪初已初步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启蒙，在国民受教育程度上，几乎是东亚地区最高的。虽然道德自古有之，但古代绝大多数人并未接受过相关的系统教育，更遑论提倡平等与自由的启蒙思想。而大多数接受过基本启蒙思想教育的日军官兵，在屠杀这件事上却与古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更加疯狂。再加上日本还是1899年海牙第二公约《陆战法规则和惯例公约》与1929年《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这两项公约中，对平民与俘虏的屠杀，是绝对禁止的行为。因此，就像学者洪治纲说的：「由日军所导演的这场大屠杀，在本质上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启蒙理想的一次无情的践踏和嘲讽。」
而与「南京大屠杀」相比，「纳粹大屠杀」的情况却有些不同。因为，它背后蕴含的更多是一种启蒙与现代化的可怕结果，是一种理性的阴暗可能。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写道：「我对大屠杀（指纳粹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而读了珍妮娅的书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
◎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
鲍曼所谓「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指的是很许多人对于纳粹大屠杀的一般性认识，即认为这场屠杀是一次「意外」，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换句话说，它只是一场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不幸遭遇到的挫折，是一场突发的文明失灵，像是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当中偶然出现的一次BUG。如果以这种方式来看，那么「纳粹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在性质的差异上并不太大，都与暴徒人性的堕落以及启蒙思想的失落有关。然而，鲍曼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却在研究后指出，纳粹大屠杀的真正内涵，并非只是如此：「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而这些符码的表征，其实与人们的距离并不遥远，很多人都在观看以「纳粹大屠杀」为主题的电影时，了解过一部分。比如在《辛德勒的名单》中，纳粹占领波兰后，便下令要求犹太人进行登记，将他们重新汇集到各大城市，无数犹太人从乡村被赶到了克拉科夫。◎ 《辛德勒的名单》电影剧照。
然后，纳粹组织了一个由二十四位被选举出来的犹太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负责于克拉科夫分配劳役、安顿食宿、排解纷争。到了1941年3月，维斯拉河南岸的犹太人封闭区被建立起来，所有克拉科夫及其附近地区的犹太人被迫离开家，迁移并集中到这一只有16个居住方块的区域。犹太区又被一条街道分割为两半，在A区的，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人，他们在纳粹的要求下，承担公务员、生产工人之类的任务；B区难以从事体力劳动的「多余的人」，是一些老弱病残。这时，「最终解决方案」还没有真正开始，但仅从这些场景的演变，已然能看出来不同之处：整个过程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秩序感，纳粹对犹太人是有总体规划的，「处理」过程就好像在分拣和调度货物资源一样。这一调度货物资源的态度，在改编自「万湖会议」的电影《阴谋》当中，有更加生动的体现。◎ 《阴谋》电影海报。
这部电影的场景非常简单，就是从头到尾在开会，可他们开会的目的和过程，却令人脊背发凉。一群政府高官、将军、律师与医生围坐在一起，为了「灭绝犹太的最佳方式是什么」这一议题而争论不休。他们都是知识精英，但几乎没有人对「种族灭绝」的正当性提出过质疑，他们一边享受着丰盛的食物，欣赏着别墅外的美景，一边讨论如何发明一种设备来对犹太人进行高效绝育，如何有效地最低限度划分出具有犹太血统的人，如何能用最小的成本完成对犹太人的屠杀：「枪决他们吧。」
「不，枪决一千万犹太人太浪费人力和资源。」
「用毒气吧，省事，一个小时可以杀死2500人，一天则可以处决6万人。」
「这个方案我听完了，觉得不错。」
经过这样的反复讨论，与会成员最后谋划出了「最终解决方案」。◎ 「最终解决方案」被希特勒称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基本内容是自西向东彻底清洗欧洲的犹太人，将其全部送往东方占领区，通过繁重劳役加以消灭，幸存者则处死，使犹太民族彻底灭绝。图为纳粹高层戈林致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探讨「最终解决方案」的信件。
这样的会议形式，当代人司空见惯，与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或大型企业在为某个国家计划或企业目标进行研讨时的决策过程，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经过极其理性的探讨，希望以最小的成本，通过最高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实现目标。而在「最终解决方案」确定后的执行层面上，纳粹展现出的，亦是极为专业的现代化工业流程，不同的纳粹人员按照分工，各司其职：工程师负责设计各类工厂，工人负责建造，企业负责提供各种机器，军官负责对集中营中的犹太人进行羁押管理，士兵负责对将要处死的犹太人进行登记并将他们送上火车，火车司机将他们运往毒气工厂，医生负责对他们进行检查并打开毒气阀门，之后再由各式人等负责将尸体上的金牙敲掉充公；假肢回收，熔炼金属；剃掉头发，编织成毛毯；人体脂肪熬油，做成肥皂；剩余的人体组织打碎，送到农场做庄稼肥料。◎ 纳粹控制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些匈牙利犹太人被列队挑选，分到右队意味着劳役，左队则会坐上火车，被发往毒气室。
此过程中，在标准的工业化流程下，纳粹并不把犹太人视为人，而是视为一种资源，对人进行分拣、加工、提炼、除渣，几乎可以说做到了「物尽其用」。这种情形，与「南京大屠杀」之间，已毫无疑问地存有巨大差别。显然，它并非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偶然挫折，关涉的不单单是人的邪恶，而是与人类文明演变而来的现代性息息相关，是随着人类思想与技术的变迁，发展起来的严密理性组织的产物，正如鲍曼说的：「没有人类文明的现代性，没有理性组织，就没有大屠杀。」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谈到现代管理制度时，曾说：「准确、快速、明晰、文档知识、持续、谨慎、一致、严格服从、减少摩擦、降低物质和人的消耗——这些特征在当代最为典型的官僚制度中被提升到了最优状态......事务的『客观』完成主要意味着依据可计算的规则并且『无视人的因素』地完成事务。」
伴随现代化与理性的不断进化，诸多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在理论上成为了可能，一些宏伟目标也因而被提上日程，并在技术发展与理性组织的动员能力之下，理论上的可能变成了现实中的可能。可过去人们看到的往往是这种可能性带来的正面，是现代性带来的进步的一面，是其为人类福祉的实现所提供的积极贡献，但它的反面，那些消极与阴暗的部分，却被淡化乃至忽视了。◎ 1942年，欧洲主要灭绝营、劳动营、犹太区及运输路线。
事实上，就像周雪光在《读<现代性与大屠杀>》一文中论述的，包括纳粹在内，任一理性组织的核心目的在于追求效率，它是中性的。而现代性特别是理性组织兴起，会导致道德与理性之间有隔离，而对后者的追求会致使「道德自抑」，即组织成员本身的道德判断被组织理性所抑制和排挤。而这一组织成员「道德自抑」，导致理性与道德分离。可以毫不留情使用暴力的情况，在纳粹这一理性组织中，经由鲍曼所提出的「三个机制」而被推向极端：每个理性组织都需要严谨的组织纪律原则。纪律建构起一种权威，要求成员必须接受组织指令，而这种组织的权威结构，会逐步剥夺内部成员在独立思考与道德判断上的能力，让成员不去考虑个体道德问题：「惟有组织内的规则被作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现在这已经变成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个人良知的权威性。」
而在组织纪律下，人的道德判断被逐渐剥离后，组织还会通过一系列话术和奖惩机制，就像是给病人长期服药一样，不断强化这种分离：「在权威的官僚体系内，关于道德的语言有了新的词汇。它充斥着像忠诚、义务、纪律这样的概念——全部都朝向上级。」
最终结果是，所有成员会失去道德判断，转而坚定地接受组织的权威，将纳粹「种族主义」这样的组织道德作为自身的道德，将纳粹以屠杀劣等种族为「进步」与「创造人类福祉」的扭曲态度，视为自身的「进步」，一切以组织的命令为准则，只服从组织领导即可。◎ 1934年，学生们在学校中致纳粹礼。
对于一个组织来讲，它的基本特征是经由组织常规，来对组织成员的行为进行构架，以确保成员行为的稳定性、一致性与可预测性。而一个组织，特别是像纳粹这样的庞大组织，为了达成一个目的，其背后的常规指令链条往往很长。这就使得成员在日常工作中大多只会扮演一个「行为中介」的角色，即每个成员被要求的行为只是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必须通过其他环节，才能对被影响者施加影响。如此一来，类似于「集体责任制」，再通过对具体事务的精细划分，以及用技术责任来代替道德责任，所有成员都会觉得自己只是按照要求，做了一点小事，个体行为与事件后果之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隔离。组织成员如同服下了「道德安眠药」，来自「道德自抑」的压力会得到极大减缓，这就像一位纳粹战犯所说：「我迫使我的道德良知接受我是一个军人的事实，因为我只是庞大国家机器中一个相对微不足道的齿轮。」
◎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军军官和工作人员在与姑娘们聚会，集中营中的惨状对他们并没有太大影响。
「只有在一个有完美社会的设计并通过有计划且持续不懈的努力来实施这个设计的环境当中，种族主义才能盛行起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坚决地认为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现代日耳曼人是雅利安人的精髓，如果要保持日耳曼人的文化创造力，就必须保持血统纯净。因此，对日耳曼民族血统威胁最大的是劣等民族，必须予以铲除。因此，纳粹利用权力对人进行细分，将符合某些标准的人群标签和污名化，对他们的身份进行重新建构，一步步将他们排挤出人的领域。当受害者被驱赶出了人的范畴，成为了「无价值的劣等生命」，那么再对他们实施暴力，自然也就可以不受人性道德的约束。◎ 1935年，纳粹依据《纽伦堡法案》所制定的种族划分表，将国民分作德国人、杂种、犹太人等类别，并赋予不同程度的权益。
而上述内容，也正是鲍曼会说「没有人类文明的现代性，就没有大屠杀」的主要原因所在。理性组织、组织基础上的暴力、强烈的民族共同体，是现代性的突出标志。其背后的整个文明化进程，更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在现代官僚体系中，理性化趋势这种普遍的成就已经被顺理成章地法律化和制度化......使道德保持缄默是理性化趋势的主要关怀；准确一点，是它作为行为的理性协作工具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典型的社会设计和社会工程的现代雄心，加上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集中趋势，这两者的结合制造了屠杀场。」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这些现代性的本质要素，将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结合起来，如社会集体行动般，创造了大屠杀这样一场灭绝人性的惨剧。因此，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荒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这，也是「纳粹种族灭绝」与导致「南京大屠杀」的那种更趋于人性堕落与践踏启蒙之间的根本差异所在。◎ 奥斯威辛集中营二号营区（比克瑙）正门，如今已成为参观区。
不过，虽然「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种结果」，但不应因而简单地对现代性加以否定。因为，纳粹种族灭绝发生前，德国处于《魏玛宪法》失败的时代，它并没有真正地完成现代化，而是处在一种鲍曼所谓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时刻。「荒野」和「园艺」是一种比喻。在过去的荒野中，守望荒野的人并不需要有意识地进行计划和管理，只需要看着杂草自然生长即可。但在现代化催生构建的园艺中，杂草意味着混乱，混乱是秩序的敌人，它意味着不确定性，而园丁需要的是规划之后的秩序。因而，这时清除荒野中杂草首先成为了一种创造，而非一种破坏活动。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宏观上都需要经历这一铲除「杂草」与建设「园艺文化」秩序的过程，要对不同的草木进行区分，并使用某种方式清除「杂草」。只是在纳粹这里，「杂草」被具象化为「劣等种族」，清除的过程被极端化为大屠杀，令人们直观地看到了现代化过程中的阴暗面。但是，现代性有阴暗面，可它更像是一种阵痛。这一阴暗面更多会在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放大，而当混乱的「荒野」变为有秩序的「园艺」，在政治上的约束得到完全建立后，阴暗就会被限制住。◎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
而在群体层面外，克服现代性阴暗面的另一重点在于个体道德，如鲍曼所说：「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鲍曼反对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那种「道德本质应该从社会集体性力量中寻找」的观点，因为那可能导致「道德行为与社会对大多数人遵守的顺从与服从成了同义词」，他认为：「道德意味着对『他人负责任』，由此也『对不是我的事，甚或与我不相关的事』负责。主体这样存在的责任，作为其主体性的唯一含义，与契约性的义务没有任何关系，与我对互惠收益的计算也没有共通之处。它无需对互惠的、『意图相互性的』 、他人用他自己的责任来报答我的责任的一个良好或者虚空的预期。」这意味着，道德是对他人的一种职责而非义务，它不应受到任何非道德因素，比如利益、理性研究后的方案或强权屈服，它是一种优先于所有利益的职责，我对每个个体的责任是无条件的。如此一来，始终将坚守道德置于优先地位，让个体成为大海中的礁石，或许将会最有益于我们与阴暗面的对抗。不过，对许多人来讲，想要一直进行这种道德坚守，是十分困难的。那么，我们起码可以做到的是，铭记「南京大屠杀」与「纳粹种族灭绝」给予人们的教训：人性的阴暗并不会随着思想与科学的进步，而变得十分光明。理性与理性组织，在帮助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它的阴暗面，也在悄然生长。所有人能做的，就是铭记它们，并警惕地注视着那些可能再次出现的苗头。毕竟，就像西班牙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说的那样：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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