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武振 | 论渭华起义的历史地位
1928年5月初至6月底，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刘志丹、唐澍、许权中、谢子长等共产党人组织发动的的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掀起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革命高潮，积累了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为革命斗争培养了大批干部，对于西北地区后来的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创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和积极作用。
一、渭华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精心组织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壮举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批判和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而在危急关头为共产党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根据八七会议精神，1927年9月26日至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秘密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史称九二六会议。会议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指示，通过《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和以反抗冯玉祥为中心的《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以及相应的组织、宣传、农运、军事等9个决议案，使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新的时期。会议明确提出“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号召，指出“共产党时时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陕西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农民”，“我们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会议认为：“就目前国际与国内的形势观察，我们的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即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西北的特要任务。”
八七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在组织实施武装斗争时，是以领导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起义为中心。因此，当时党的领导骨干、军事骨干、军事力量集中在上述四省，没有派重要领导干部和军事骨干来陕西组织武装起义。中共陕西省委却能根据实际并从国际国内的全局出发，把在西北建立军事根据地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当时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以城市为中心，南昌起义是为了夺取南昌，后来的广州起义是为了夺取广州，中共湖南省委组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为了夺取省会城市长沙。中共陕西省委却没有以占领城市作为中心工作，而是根据陕西实际，重点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和农民武装，并且提出了为了保存农民武装，必要时可以“上山”的思想。
九二六会议之后，中共陕西省委高度重视军运工作和军队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准备武装暴动，选派大批干部充实渭华等县的领导力量。先后派肖明任渭南县委书记，何寓础为组织部长，杨慰祖任宣传部长，张宗适为共青团县委书记；王林任华县县委书记，陈树功为组织部长，陈述善任宣传部长，王之鼎为共青团县委书记；苏士杰任五一县委书记。他们都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武装斗争经验，形成了渭华地区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县委领导下，这3个县普遍加强了乡镇村各级党的组织建设，在此基础上又增设了负责农运、情报和对敌斗争组织，建立了情况收集、传递、汇报、命令下达等通讯网络，为渭华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2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指出：“党的总的政策——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无疑的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特别指出要“在党的领导之下使城市工人的势力和乡村农民的割据势力及革命士兵的响应互相联合衔接，以造成一县或数县的割据局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28年3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分析渭华地区形势，制定了《目前行动大纲》。为加强对陕东区暴动斗争的领导，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作为渭华起义的领导机关，以省委常委刘继曾为特委书记，渭南县委书记肖明为特委组织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大章为特委宣传委员，即赴渭华开展工作。同时决定，以渭南、华县、五一、华阴、临潼等5县为陕东暴动区。
4月1日，中共陕东特委在华县高塘镇江村药王洞成立，渭华地区的党团组织从此有了直接指导起义的统一领导机关。陕东区特委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自成立之日起就站在渭华农民革命斗争的最前列，领导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同国民党进行斗争。4月6日，陕东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指导渭华起义的纲领性文件《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指出：“反动统治势力实不稳固，而潜伏待发的群众斗争一触即发，只要我们加紧工作，努力成熟主观条件，最近将来，陕东大暴动必然爆发”；“各地应迅速按照当地党的权能，民众革命情绪，农村社会成分，切实计划，在斗争中先组织村苏维埃或恢复农协，再由斗争扩大而成区苏维埃或区农协。四月底尽可能地成立农村苏维埃或农协”。会议结束后，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赴洛南县三要司，向此前开赴洛南的许权中旅党委传达省委决定和特委要求，要许权中旅扩大武装准备起义。4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渭南、华县、固市等地，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了解陕东区党的工作和群众斗争情况，指导陕东区的暴动斗争。渭南县委根据省委和陕东特委指示，具体部署了5月1日崇凝镇的农民暴动，揭开了渭华起义的序幕。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陕东特委等各级党组织精心准备和发动渭华起义的全过程，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决心和信心。
二、渭华起义开创了群众武装斗争与革命军队相结合实现武装割据的新形式
渭华起义是由渭南县东南原、华县西南原一带的农民群众和党掌握的军队许权中旅联合进行的，在西北地区首创了群众武装斗争与革命军队相结合实现武装割据的新形式。它不同于清涧起义单纯的“兵暴”，也不同于旬邑起义单纯的“农暴”。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渭华起义的战略指导思想是：“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形成整个陕西普遍的大骚动局面”。把重心放在乡村，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是省委战略思想的中心。为培养渭华地区的农民武装骨干力量，积极准备武装暴动，1928年春，中共陕东特委从华县、渭南选派40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由省委常委王松年等带队，秘密前往洛南县三要司的许权中旅学习军事。许权中旅党委配备专门干部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传授政治理论知识。经过一段时期的训练，受训人员基本掌握了军事知识，初步具备了群体和单独的作战能力。4月下旬，许权中旅党委派营长、共产党员李大德，率领受训人员返回渭华进行武装活动，并带回一批枪支和手榴弹。
5月1日渭华起义爆发之后，中共陕东特委决定将三张民团，崇凝、阳郭区赤卫队和华县的农民武装，合编为陕东赤卫队，归特委直接领导。李大德为赤卫队大队长，薛自爽为副队长，冯异生为党支部书记，辖3个分队和1个由少年组成的大刀队，共计百余人，其骨干力量就是在许权中旅受训过的军事人员。陕东赤卫队是中共陕东特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支训练有素、富有战斗力的农民革命武装，成为渭华起义的中坚力量。
中共陕西省委在发动农民运动的同时，注意在军队中开展工作，特别重视对许权中旅的工作。许权中旅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一支革命武装。1928年1月，部队驻防洛南县三要司等地。1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三十号（军字三号）通告宣布，许权中旅中共军支改为旅委员会，高克林为书记，许权中、杨晓初、李大德、高致凯为委员，仍直辖于省委。为了加强党对许权中旅的领导，省委又派刘志丹、谢子长、唐澍、吴浩然、廉益民、周益山等到该旅工作，军内的党组织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据陕西省委1928年3月20日的报告记载，许权中旅党委下辖的党支部，由原来的5个分支发展到18个，党员由原来的53名增加到165名。还成立了政治部，廉益民任主任。
1928年3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许权中旅开往渭华地区，配合农民起义。渭华起义爆发后，5月10日，刘志丹、唐澍等于率许旅一部到达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随后在高塘镇正式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总司令，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任政治委员，王泰吉任参谋长，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许权中任军事顾问，杨晓初任财经委员。下设4个大队和赤卫队、骑兵分队，全军近千人。这是一支听党指挥，为广大劳苦大众谋解放，政治觉悟高，训练有素，具有一定战斗力的人民武装，其领导核心聚集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最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渭华起义首先在工农革命军中设立政治委员，开创了人民军队设立政治委员的先河。西北工农革命军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军事上有力地支持了渭华的农民暴动，渭华起义进入高潮。
渭华起义坚持斗争两个月，形成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至临潼东、北至豫陕大道、南至秦岭北麓沿山，拥有200平方公里、数十万人民的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开创了陕西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这次起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次重大起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陕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武装起义，也是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渭华起义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在中国北方以至全国造成一定的革命声势，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革命斗争。唐澍、廉益民、吴浩然、赵雅生、李大德、薛自爽等西北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领导人，在起义中英勇牺牲，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三、渭华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探索
渭华起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具有鲜明的特点。起义以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这在全国还没有先例。苏维埃政权建立的速度之快也是绝无仅有的。基层苏维埃政权数量也相当多。
1928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在第二十六号通告中就提出“建立工农兵革命的苏维埃政权”。2月，省委又要求取消“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改用“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其后，省委又提出“建立陕东苏维埃政权”。4月初，陕东特委要求“斗争开始即组织农民群众于苏维埃，作为号召群众指导斗争机关”；“暴动胜利区域，苏维埃即变为政权机关，苏维埃须由群众大会选出代表组织”。4月下旬，渭南县委发出第三号通告，要求从5月1日至4日分片召开群众暴动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5月1日，崇凝镇暴动一开始，就宣布成立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金鼎五，下设人民、土地、军事、粮食分配等4个委员会。此后仅仅一个多月，起义区域内就建立了48个区、村苏维埃政府。各地苏维埃政府建立后，中共陕西省委主张创建渭华地区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和指挥各地的基层政权。6月5日，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赵葆华和王泰吉等人，在渭南县桥南乡石家村研究建立渭华地区苏维埃政府问题，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在华县高塘镇设立了筹备处。不久还起草了苏维埃政府的章程、工作条例和一些临时规定，初步确定了政府成员。原定6月22日在高塘镇召开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由于敌人“围剿”，渭华地区苏维埃政府最终未能成立。
渭华起义地区的基层苏维埃政府，一般由3至5名领导组成，即主席、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军事委员、经济委员，有的可以兼职。中共陕东特委规定苏维埃政府的任务是：“没收财产，分配土地，调查武装”等。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打击土豪劣绅，清算他们的剥削账，没收他们的钱财，杀掉罪大恶极者。二是办起平民学校和夜校，宣传革命道理。三是组织农民赤卫队和儿童团，配合工农革命军打击敌人。苏维埃政府提倡男女平等，明令禁止强迫女孩缠足，提倡妇女放足，起义区内呈现一派崭新的政治景象。苏维埃政权的纷纷建立，壮大了革命的有生力量，让革命的火种播撒得更广更快，也给渭华地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渭华起义的中心区域内，国民党基层政权组织全部被摧毁，普遍建立以一村或数村为单位的基层苏维埃政权，并拥有武装的赤卫队，他们在西北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的紧密配合下，向地主阶级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先后清算斗争150多名土豪劣绅，处决60多名罪大恶极者，并没收了地主的粮食和浮财，将其中一部分分给穷苦的群众。
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提高了群众的觉悟，苏维埃已经深深扎根于渭华人民的心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渭华起义奠定了创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基础
渭华起义教育和锻炼了陕西的党组织和群众，为革命斗争培养了大批干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积累了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军队必须与农民群众相结合；必须依靠乡村并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有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刘志丹、谢子长等渭华起义领导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进行革命实践，在陕甘边、陕北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组织领导渭华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为刘志丹“以后把军队的起义和农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工农武装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渭华起义失败后，中共陕东特委于1928年7月在蓝田县张家坪召开军事会议，总结渭华起义的经验教训。刘志丹毫不灰心，坚定地表示：“失败不要紧，跌倒了再干！”会后，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回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1928年秋，刘志丹被陕西省委派回陕北榆林，到中共陕北特委工作，后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并主持特委工作。刘志丹反复总结了渭华起义失败的原因，下决心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武装。1929年四五月间，刘志丹在陕北特委召开的红石峡会议上，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思想。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决定采取以“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此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地区坚持秘密革命斗争，巧妙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兵运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多次领导兵变，进行建军活动。尽管这些兵变大多失败，但为创建西北红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渭华起义和多次兵变的失败，也使刘志丹认识到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极端重要意义，他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他对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经过艰辛探索，成功地创建了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两支西北主力红军，以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对国民党“围剿”的斗争中，形成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渭华起义播撒的革命火种，在西北高原上逐渐形成燎原之势。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工作战斗了13年，领导中国革命不断胜利，新中国从这里逐步走来。
对渭华起义的历史贡献，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潘自力回忆说：“渭华起义是陕西党第一次直接领导与发动农民群众并与军队互相配合进行的武装斗争”，“在起义中锻炼了一批党的干部，许多人成为后来西北游击队和红军的骨干。因此，可以说渭华起义是西北十年内战时期党在西北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序幕和演习。”渭华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刘继曾后来总结说：“渭华起义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主要是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干部，扩大了革命影响，也取得一些经验。这对推动陕西地区的革命运动有巨大作用。”刘志丹夫人同桂荣说：“志丹有了渭华起义的经验，在陕北才搞的好了。”
91年前爆发的渭华起义已载入史册。起义中形成的“坚定信念,听党指挥,不怕牺牲,矢志奋斗”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夺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断胜利而继续奋斗。正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为渭华起义纪念馆的题词：“渭华起义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作者：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梁月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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