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在很多领域都对党对人民作出过杰出贡献，其中在法治建设方面也是贡献突出。01习仲勋对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的贡献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主要是由边区参议大会通过的各项重要法令来实现的。从1939年至1946年在延安召开过三届(共四次)陕甘宁边区参议大会。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的陕北公学大礼堂开幕。“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参与制定了宪法性文件《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等重要的法律法规。1946年4月2日至27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在延安参议会大礼堂隆重开幕，习仲勋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参议员身份出席大会，并参与制定了大会通过的具有根本法性质的文件《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以及《陕甘宁边区复员方案》、《陕甘宁边区1946年到1948年建设计划方案》、《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和《陕甘宁边区营业税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02习仲勋对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历任第一、二、五、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法制委员会主任，1988年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积极推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工作，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3年习仲勋作为中央政府委员，参与制定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1954年他又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制定。1980年9月，他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参与宪法修改工作，至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习仲勋作为大会执行主席，宣告正式通过修定的宪法。此外，他领导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制定和修改工作，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这四个法案，从而落实了宪法相关规定，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了国家的领导体制和政治体制。”除了宪法及其相关法之外，习仲勋注重通过立法来加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就是在“全国人大特别是仲勋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全体法律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了抓紧贯彻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党的基本路线，习仲勋特别加强经济领域立法。1981年6月至1983年6月，他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期间，主持召开了“17次法制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5次法制委员会会议，讨论和审议的法律和决议、决定草案25部，”它们主要是经济合同法、商标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经济法律，从而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03习仲勋的主要法治思想述评习仲勋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许多有益的法治建设思想，主要有:(一)司法为民思想1944年11月5日，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司法会议上作题为《贯彻司法工作的方向》的讲话，提出司法工作人员要时刻“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不当‘官’和‘老爷’”，强调司法工作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所以需要老老实实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而不能像旧司法机关那样把屁股坐在少数统治者的怀里。我们的司法工作方针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越是能使老百姓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钱，不误工，安心生产，这个司法工作就越算做得好;我们司法工作者，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这些话表明习仲勋主张司法工作人员是与老百姓地位平等的，司法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即司法为民理念。习仲勋坚持司法为民的理念并在实际工作中以此为指导，从而“为抗日战争后期绥德地区的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更是为整个陕甘宁根据地人民创造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切实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二)司法公正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习仲勋坚持司法公正、公平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强调无论什么人犯法，都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他在1950年5月的西北司法会议上说:“如果共产党员犯了法，是一定要用党纪和国法双重来惩处他的。…我们的司法部门对于违法的行为要依法进行严肃处理，我们要给人民当个青天，绝不要当个昏天，不能因为犯法者是干部、是共产党员，就可以逍遥法外，只要有人控告和检举，又有确凿的证据，我们就要依法处理。”他在1984年11月的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工作者“一定要知法守法，依法办事，要扶正祛邪，不徇私情，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做一个公道正派的受人们信赖的法律工作者。”由此可见，习仲勋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公正这一基本法制理念，犯法者即使是干部、共产党员，也要一视同仁，该怎么处罚就要怎么处罚。(三)掌握情况，依法办事的思想习仲勋在1950年5月的西北司法会议上说:“在司法工作中掌握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掌握情况的前提是了解情况。只有把情况搞清楚才能掌握，掌握了情况才能依法办事，否则事情是不可能办好的。”在1985年2月12日召开的中国法律事务公司开业招待会上，他又说:“政法部门办案一定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秉公处理，要坚决克服粗枝大叶、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两段话表明习仲勋强调司法工作必须与具体事物相结合才会不发生差错，法律工作者必须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才能掌握情况从而依法办事。所以，司法人员了解情况、掌握情况是极其重要的，只有掌握了情况才能依法办事，不掌握情况，任何事情都很难做好。这一思想对今天部分司法人员单纯依靠案卷、依靠既有的规则进行判断和推理的坐堂式办案，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四)司法工作要走群众路线的思想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司法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司法工作，如果不从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方面着眼，只会‘断官司’、‘写判决书’的话，即使官司断得清楚，判决书写得漂亮，则这个‘断官司’、‘判决书’的本身，仍将是失败的，因为它和多数人民的要求相差太远。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普及民间调解运动。我们司法工作人员，必须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的决心。必须如此，才能把我们的司法政策贯彻的好，才能使司法工作同人民取得密切联系。…千百事件整天发生在人民中，最适当的解决办法，也就在人民中。只有通过人民，才会解决得最快、最正确。如果不发挥人民本身力量，孤独地依靠我们司法干部去处理，那就需些年月!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实不然，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这里，习仲勋强调了司法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中搞调查工作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司法工作的宗旨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法制工作只有走群众路线，合民情顺民意，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法制工作也只有依赖人民的伟大力量，才能做得又快又好。(五)加强司法队伍建设的思想习仲勋认为搞好司法工作的关键之一在于提高司法人员各项基本素质。他在绥德分区司法会议上说:“我们个别司法干部，认为做司法工作进步慢，没出息。这种认识是极不正确的。进步快慢，有出息没出息，不在于做什么工作，而在于自己。政治没有抽象的，任何工作都要经过脚踏实地的做。工作做好了，自己也就进步;自己拖着不前进，没有能把工作做好的。我们司法干部首先应该着重于想问题，在业务上多花工夫，刻苦钻研。比如:对处理案件，应从历史上全面地分析，获得经验教训，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对于自己，那就是很好的锻炼。…其次，在工作中，应订出自己经常学习计划，从学习业务、学习文化、学习历史、学习社会常识各方面，不间断地提高自己。再其次应加强自己品质上的修养，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给他人做表率。果真如此做去，还说进步慢、没出息的话，是没有的事。”在1984年11月17日召开的中国法律咨询成立大会上，他又发言指出，办好法律咨询这项事业，法律工作者要有坚定的创业精神、牢固的务实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刚正不阿的品质。在1985年2月12日召开的中国法律事务公司开业招待会上，他又说:“要采取多层次、多渠道的办法，加快培训律师的步伐，建设一支政治品质好、懂法律、有文化的律师队伍。要教育从事律师工作的同志认清自己的光荣职责，努力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法律工作者。”这几段话集中体现了习仲勋十分重视司法队伍建设，强调司法人员思想品质、文化、业务等方面基本素质的提高，是搞好司法工作的关键。习仲勋长期的司法实践及其逐步形成的宝贵法治建设思想，是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探索道路上的组成部分，对今天我们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树立司法公正等理念乃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来源：《怀化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作者：石开玉，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研究方向：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向上滑动阅览袁武振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讲好党的百年历史，关键在有一支高水平的党史工作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树立正确党史观，“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这为党史研究和学习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本遵循。党史工作者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努力提升自身能力和水平，切实增强党史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01不断提升自身思想道德素养党史工作者要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充分认识到党史工作在我们党的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充分认识党史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激发自己的研究兴趣和工作热情，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积极主动地做好党史研究和宣讲，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党史工作者要有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是党史工作的最根本要求，是党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工作素养。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史工作者应具有的基本修养。要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尊重历史史实，尊重客观实际，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追寻历史的足迹研究客观规律，使党史研究成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新型。党史工作者要学会坚守，能够吃苦。轻轻松松是不可能做好任何事情的，只有付出辛勤的劳动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做好党史工作同样如此。前辈的榜样告诉我们，从事党史研究应该青灯黄卷，皓首穷经，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只有具备了这种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02努力提升自身理论政策水平党史工作者要不断提升理论水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我们正确认识党史的思想理论源泉，树立正确党史观是研究、学习、运用党史的重要前提。党史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党史研究、宣传和教学的全过程，把理论修养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党史工作者要不断提升政策水平。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党史的两个决议、党的历代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党史姓党，具有很强的政治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把握好党史研究的正确方向，用党百年来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示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党史工作者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正确处理政治和学术、历史和现实、研究和宣传的关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自觉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坚决避免学术不端行为，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党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担负起“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中共党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

温奇·海伯特，中文名叫冯海伯，德国共产党员，犹太人。毕业于柏林大学，并获得牙科博士学位。他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的第一家房客，在西安事变中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冯海伯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反法西斯活动，1931年被德国法西斯政府驱逐出境，后经其美国朋友格兰尼奇介绍来到中国，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牙科诊所。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参加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上海组织的外国朋友支持中国革命的进步团体“美国之友社”，还参加了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乔治·海德姆、路易·艾黎、汉斯·希伯等外国旅沪进步青年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为解决苏区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问题，中共中央指示在东北军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联络员刘鼎负责采购。1936年初，红军和东北军、17路军的统一战线正在形成，双方达成在西安建立红军秘密交通站的协议。刘鼎为交通站作了巧妙的设计：它应该是一所医院，这样大量的医药器材进出就有了方便的借口，容易瞒过特务的耳目。刘鼎为此去了上海，请史沫特莱帮助物色人选。史沫特莱认为冯海伯能胜任这个工作，向刘鼎推荐了他。刘鼎一见他就说：“西安可比上海苦得多！”冯海伯眼睛眨了眨回答道：“对我来说，最苦的是没有工作干！”从此，冯海伯把自己同中国人民的斗争联系在了一起。

诺尔曼·白求恩的名字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一文的发表更使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事迹到到处传扬，他和毛泽东的友谊也成为无产者战斗友谊的典范。01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阻拦，白求恩坚定地表示：“我要去延安，我要去前线”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习仲勋(1913.10.15-2002.5.24)新中国成立后对习仲勋生平思想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1月20日，《群众日报》《人民日报》先后以《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习仲勋》为题，发表了介绍习仲勋革命经历和优秀品质的文章。1962年，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含冤蒙难，对习仲勋的研究限于停滞。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术界重新开展了对习仲勋的研究。1992年4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中共陕西省委牵头编写习仲勋研究丛书，开始编辑《习仲勋文选》和《习仲勋革命生涯》，撰写《习仲勋传》，习仲勋生平思想研究进入新阶段。到2013年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前后，国内学界产生了许多习仲勋研究成果。01近年来关于习仲勋生平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目前，国内学界对习仲勋生平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著作选编、追忆文章、传记类著作、影像资料、研究论文等五种类型。（一）著作选编《习仲勋文选》1995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收录习仲勋生前审定的文稿77篇共37万字，包括习仲勋1940年1月至1992年10月间的文章、讲话，涉及对敌斗争、政权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战线、民族宗教工作、财政、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工青妇工作以及新闻宣传等方面的内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习仲勋文集》（上下卷）2013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收录习仲勋自1940年至2002年的讲话、报告、文章、批示、电报、书信等文稿，共计210篇93万字，其中77篇选自《习仲勋文选》。这两部文稿的公开出版，为习仲勋生平思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仲勋论统一战线》，2013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收录习仲勋1940年至1989年间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讲话、谈话、报告、文章、批示等109篇，是关于习仲勋统一战线思想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二）追忆文章有关人士的追忆文章主要收录在《习仲勋革命生涯》《怀念习仲勋》《习仲勋纪念文集》中。这些文章是记述人的亲身经历，对史实回顾详细全面，为进行习仲勋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实可信的口述资料。《习仲勋革命生涯》2002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选编了习仲勋的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的回忆文章67篇共46万字，图片43幅。2005年，习仲勋丛书编委会将《习仲勋革命生涯》未编入的文章经过修改，编辑成《怀念习仲勋》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习仲勋纪念文集》2013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与习仲勋一起战斗、工作过的战友、同事、身边工作人员以及亲属的回忆文章共98篇，内容涉及习仲勋一生的每个历史阶段及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文集》2015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活动的主要资料，包括中央和陕西省、甘肃省、广东省举办的纪念活动介绍及有关领导的讲话文稿，习仲勋亲属及战友的回忆文章。何载撰写的《红旗漫卷西北高原：缅怀习仲勋在西北》2013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较为全面地介绍和评价了习仲勋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功绩以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大西北的解放和建设所做出的贡献。习仲勋秘书张志功撰写的《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2014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从22个角度全面记述了作者在习仲勋身边长期工作的深切体会和由衷感受，介绍了习仲勋爱护干部、重视人才、重视文化工作以及热爱家庭、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伟人胸怀和情操。石杰、司志浩主编的《在西北局的日子里》2013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十多位习仲勋在西北局时期的老战友、老部下对他的回忆文章。严宏伟、邱然主编的《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册）2015年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采用访谈形式，通过讲述人的回忆，真实还原了习仲勋深入群众、扎根群众、奉献群众的鲜活历史场景，生动再现了习仲勋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朴实无华的人生。（三）传记类著作党史研究部门组织编写的传记类著作，主要有《习仲勋传》（上下卷）《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主政广东》等。编撰者深入调查研究，大量征集资料，并得到许多亲历者和当事人的大力支持，这几本著作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习仲勋传》上卷和下卷分别于2008年、2013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为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将《习仲勋传》上下卷合起来作为一套书印行，真实完整地记录了习仲勋76年的革命历程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建立的历史功勋，高度评价了习仲勋的高贵品质和革命情操。姚文琦、梁月兰、袁武振撰写的《习仲勋》简传，被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8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出版。中共庆阳市委组织编写、曲涛主编的《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2009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习仲勋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经历。中共广东省委组织编写的《习仲勋主政广东》2007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真实记录了习仲勋主政广东两年多的工作历程，高度评价了他革命精神及对改革开放的重要贡献。此外，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峥嵘岁月——习仲勋在关中分区》、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习仲勋在延安》2013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田润民著述的《习仲勋在旬邑》201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武中宪编著的《习仲勋在长葛》2014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甘肃省委编撰的《习仲勋与甘肃》2014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影像资料在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期间，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央视纪录频道承制的六集文献纪录片《习仲勋》2013年10月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通过对许多历史当事人的采访和历史文献的研究发掘，聚焦习仲勋各个历史阶段精彩的人生片段，全面展现了习仲勋的革命功绩和崇尚品格。该编委会编撰的《习仲勋画册》2006年由广东海天出版社出版，收录490多幅图片和毛泽东给习仲勋的多封信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习仲勋画册》2013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收入图片594幅，图文并茂地再现了习仲勋同志13岁即投身革命，到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精彩人生，及其“天天奋斗、天天快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与党内外人士的深情厚谊及其温馨感人的家庭生活。中共榆林市委组织编撰的《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烽火塞上——习仲勋在榆林》画册，201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再现了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在榆林生活、战斗的经历。夏蒙、王小强主编的《习仲勋画传》201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图片近300幅。（五）研究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国内学术界发表的有关习仲勋生平思想研究的论文900多篇，其中2013年是学术界研究高峰。研究者在习仲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贡献，习仲勋的党建思想、统一战线思想、文化教育思想、改革开放思想、法制思想，习仲勋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02

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职业生涯里，采访毛泽东并通过访问毛泽东了解和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是其中最有声有色的一幕；而通过斯诺向中国和世界传播自己的思想，进而推动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是毛泽东政治生涯里的杰作。自1936年夏至1970年12月，毛泽东和斯诺共有五次相见。而每一次会面，都是在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进行的，其结果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1939年9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斯诺第二次访问陕北，采访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及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称赞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01掀起“中国红区热”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宣传中国革命，斯诺先后介绍许多外国朋友到陕北苏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访问，著名的有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以及贝特兰、卡尔逊、福尔曼、斯坦因、爱泼斯坦、斯特朗、贝尔登等人，从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中国红区热”。毛泽东对斯诺介绍的外国朋友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大多亲自接见，并对他们发表重要谈话，如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等文。因为毛泽东深知，这是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争取国际援助、动员全民族抗战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斯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1937年春，海伦•斯诺访问延安给中共领导人拍摄的照片这些外国朋友离开苏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后，写下了许多通讯报道和著作，及时详细地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主张以及各根据地的革命景象，如海伦·斯诺的《续西行漫记》、贝特兰的《华北前线》、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斯特朗的《中国人民征服中国》、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等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70年来发挥出巨大优势。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新型政党制度，并指出这是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制度自信和制度自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新型政党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创立的。始于抗战时期，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得到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这一制度的正式确立。新中国成立后，新型政党制度发挥重要作用并不断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确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把这一制度写入宪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这一制度确立为基本政治制度，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制度的建设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并赋予其深刻内涵及意义。01新型政党制度深刻的科学内涵习近平总书记用“三新三避”深刻阐述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科学内涵，可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利益代表”维度。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的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代表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具体利益的参政党。这种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政党制度结构特征，决定其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凝聚政治共识。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功能维度。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现代化强国是共同的奋斗目标。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效果维度。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构建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既通力合作，又互相监督的和谐关系模式，保证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02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美国记者斯诺摄影抗日战争时期，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在中国共产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感召下，在共产国际、国际援华组织及同盟国政府的支持、帮助下，纷纷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那里采访、参观、考察、学习、工作、战斗。他们尽管职业不同，目的有别，情况各异，但都不同程度地为敌后抗日根据地那种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所吸引、所感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同程度地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01外国记者和作家报道中共抗战主张和敌后军民抗战业绩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淡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13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组织发动两当起义，21岁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32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46岁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49岁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含冤蒙难，65岁复出主政广东，67岁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69岁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2002年5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习仲勋充满传奇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矢志不渝，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的名字和业绩，已经与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与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奋斗历程紧紧联系在一起，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光辉业绩和卓越贡献深深铭记在人民心中，他在76年革命生涯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是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启示，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弘扬。

陈嘉庚是华侨史上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活动于一身的典范，毛泽东曾热情地称誉其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40年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访问延安，是他一生中尤为壮丽的一页。华侨领袖陈嘉庚01执意亲往延安

1919年由北京爆发并迅速蔓延全国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追求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陕西人民在五四运动的震荡和影响下逐渐觉醒，革命运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陕西组织的建立和中国大革命风暴的到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一批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青年，成为陕西革命运动的先锋和骨干。01五四运动推动了陕西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党史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新时代的党史研究者必须主动担当作为，努力提升自身素养，不断提高党史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增强党史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本文作者之一袁武振教授01提升思想道德素养

邮政通信是人们沟通联系、互通信息的重要手段。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国共两党先后于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和人民解放战争末期，实现了国共两区的正常通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统区和解放区人民的通信需求，在中国邮政史和国共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01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首次通邮

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在集中精力抓好西北地区国民经济恢复的同时，也在谋划着西北经济建设的蓝图。主政西北时期的习仲勋首先制定了以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建设方针，缓解粮食和吃饭问题。随后又主持制定了《西北区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提要》（1951-1953），提出铁路、石油、煤、电、纺织等行业的具体发展目标。西北石油工业得到长足发展，成为带动西北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01确定以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建设方针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至1952年底，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由于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先是在前线指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广大地区，后又入朝指挥抗美援朝作战，习仲勋实际主持着这一时期西北大区的全面工作。主政西北时期的习仲勋主政西北期间，面对西北地区经济极端落后的实际，习仲勋带领广大群众在努力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致力于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平抑物价，实现了西北地区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1951年底，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超过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在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习仲勋注重抓好农业生产、畜牧业发展、植树造林、铁路建设等基础性工作，改善了西北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为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01“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1948年春夏，随着西北野战军进入国统区作战，解放区不断扩大。关于如何恢复和建立新解放区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巩固维护新解放区的社会秩序，组织指挥地方军队和民兵配合作战支援前线，习仲勋对新解放区的这些工作进行了认真思考和积极准备。他认为：在老区我们已有了完整的一套，干部有经验，群众也有经验，但在新区则情况完全两样，“陕甘宁边区党对新区情况生疏，思想上又缺乏充分的准备，过去所获的各种观念，到今天实际中竟全部皆非。如何把中央的路线、政策在全党同志中搞清楚搞一致，适当地解决新区各种问题，成为做好新区工作的关键”。1948年5月26日至6月1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土基镇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春季攻势和部署今后的工作，习仲勋出席并讲话01制定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他带领陕甘宁边区军民发展生产、减租查租、整军练兵，全面加强边区建设，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加紧备战，随时准备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1945年12月，习仲勋在西北局联席会议上提出1946年陕甘宁边区的5大任务：继续发展生产，整顿财政；加紧整军练兵；开展文教工作；发展民主建设；切实整顿党务转变作风。会后，西北局于12月28日发布《关于一九四六年边区工作的任务》的指示，指出“保卫边区，进一步巩固与建设边区，一切从长期打算出发，仍为目前的总方针”，“努力发展生产增加边区财富的方针，应该继续坚持”。指示中要求继续加紧备战工作，“各部队应充分利用冬季及生产间隙，集中力量，整军练兵，切实改进政治工作”，提高部队作战技术。习仲勋深入群众进行战备动员

1964年11月至1965年10月，胡耀邦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团中央第一书记原职，其中1965年6月25日以前任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期间，他领导陕西人民认真贯彻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陕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偏差，提出“三个暂停”(捕人暂停、“双开”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在陕南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抓好农业生产，搞好多种经营，改善城乡人民生活。陕西人民的心情由此变得轻松和舒畅。一、纠“左”的背景1964年11月胡耀邦上任时，陕西正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前期在农村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内容；后期在城乡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城市社教的“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也改为“四清”)运动。在运动中，不少干部群众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被抓，1964年全省逮捕6400余人，拘留5000余人，受处分的4500多人，其中开除公职和党籍的660多人。在长安、延安、西乡三个试点县，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面对这样的情况，刚上任的胡耀邦认为，对干部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12月中旬，即提出“三个暂停”。随后，省委、省政府做出了“三个暂停”的决定。1964年12月下旬，历时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请各地领导人讨论社教运动等问题。会上，毛泽东要求大家“冲口而出”讲话。胡耀邦12月24日向西北局和中央、毛泽东写了《走马到职报陕情》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陕西在“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相比其他省份不很严重，生产受到的破坏较小，但是农田基本建设也上得不快；在三年调整时期，工业下马过头，特别是基础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下马过头，以致经济恢复的物质基础不如先进省份。全省粮食耕地共6000多万亩，粮食总产量1956年曾达到108亿斤，而近几年总产量都停留在80多亿斤的水平，单产是全国最低的一个省，比西藏还低。总产要恢复到1956年的最高年产量，还有23%的距离，也是全国差距最大的一个省。棉花也停留在160万担的水平，单产只有40斤。社员的口粮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靠自留地，八百里秦川富庶之地的农民，比河北、山西农民的生活水平还低。胡耀邦对生产的恢复感到焦急，对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态势，感到吃惊和压抑。他了解到这里十分强调“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的论调，阶级斗争比较激烈。1962年9月北戴河会议上，有人揭发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其后台是习仲勋。这时，彭德怀也递交“八万言书”，为自己申辩。于是，会上就把他们拉扯在一起，定为“彭、高、习反党集团”。因为他们都长期在陕西作战和工作，高岗、习仲勋又都是陕西人，陕西就被看作是他们的“反党老巢”。在他们的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自然也就“很不彻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批干部和群众在社教运动中，都被当作敌对分子或有这样那样政治经济等问题而遭抓捕或被惩办，这在省委的社教试点县长安、延安、西乡三县更甚。据政法部门和组织部门的汇报，1964年逮捕了6400余人，拘留5000余人，平均每天逮捕30人以上。受到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处分(即所谓“双开”)的脱产干部660多人，受其中一种处分的干部，加上教师和不脱产的党员，就达4500多人。长安县正副区委书记和区长受处分的占45%，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76%。长安、延安、西乡共清查出应退赔现金813万元，平均每个农村基层干部应退赔183元，比陕西省当年人均收入的120还多60元。三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非试点的面上也发生浮动乱斗现象：西安市一度打击了9500多“投机倒把分子”；在陕南凤县，甚至把农民上山砍柴、到集市卖鸡蛋、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当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在党政机关，由于西北局做出党政干部要清查阶级成分和阶级立场的规定，政治空气也十分紧张，半数左右的省属部、委、厅和各地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被看作是烂了和有严重问题；一批未作结论的厅、局、处长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在文艺界，由于“反党小说《刘志丹》”一案的株连，一大批文艺作品被批判为“大毒草”，许多知名作家、艺术家遭到残酷迫害，不少人含恨而死。二、纠“左”的经过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和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胡耀邦于1965年1月17日回到西安，次日即召开省委工作会议，一方面传达、贯彻中央会议制订的《二十三条》和毛泽东的指示，一方面鲜明地指出陕西社教运动中“左”的表现，提出了旨在纠偏的政策措施，他没有对运动全局部署发表评价性意见，但他认为对干部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会后，胡耀邦在原“三个暂停”的基础上，又决定文艺批判暂停，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暂停。省委工作会议期间，胡耀邦一边直接到基层，深入各界群众，亲自宣讲《二十三条》；一边主持召开省委工作会议。从1月18日到1月30日，连续12天，他分别向工厂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向省市党员干部、军队党员干部、高等学校师生代表、中等学校干部和教师、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统战干部和民主人士作报告，逐条地讲解《二十三条》。特别是在1月22日的省委工作会议上，他指出：认为大多数干部都不好，都要斗；大多数工人和贫下中农都不能依靠，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想法。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偏差，就可能产生冒险政策，使大好形势受到严重的挫折。因此，他又重申“三个暂停”，并提出对“集中训练”的人员不要虐待，不要搞成监视，不要当犯人看。春节临近，要让他们回家过年，跟老婆孩子团聚。否则，谁对我们都不同情，人民不同情，连娃娃也不同情。到处搞隔离，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还有什么大好形势？他指出，我们共产党的本事，就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人，发展生产力。处分人、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省社教中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坚决有余，清醒不足。我们不但要有坚决的革命精神，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就是要有科学分析。下面的干部有人对社教的做法提出批评，结果受了处分。我主张减轻对他们的处分，以奖励讲反面意见的人，要树立这样敢在风头上讲不同意见的榜样、敢进行批评的标兵。对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具体分析，避免形而上学，不能用静止的办法观察与解决问题。胡耀邦在基层宣讲《二十三条》时还强调，这场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大非问题，而不是小是小非问题。大是大非问题，就是锋芒要对准党内那些大贪污分子，大投机倒把分子，做官当老爷、蜕化变质分子。有些地方搞了一些细枝末节、鸡毛蒜皮，比如，整社员、整工人、整学生，这就走偏了方向。社员、工人、学生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缺点与道路是不同的，不要把缺点当作道路问题。大题小作不对，小题大作也不对。针对滥揪历史和阶级出身问题，他说，出身是无法自己选择的，但道路可以自己选择。剥削阶级子女有无前途？一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青年，都有前途!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中许多都是地主、资本家子女。我国有500万知识分子，我看至少有70%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如果都不要，那怎么行呢？一切问题都要作阶级分析，但不是唯成份论，唯成份论不是马列主义的。对于一些地方出现的打人问题。他说，打人要严格制止，现在不行，将来也不行。一个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许打人、骂人。打人骂人，无非是逼供信，这样做，怎么能不出冤案？对于因一般“男女关系”受到很重处理的问题。他说，青年正常恋爱，整人家干什么？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但事实没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我讲一个原则，领导干部道德败坏的，影响党的威信，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社员、工人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他还提到，有些地方批判女孩子梳长辫子是资本主义，留短发才是社会主义。陕西的同志爱吃面，南方人爱吃大米，吃面就是走社会主义，吃米就是走资本主义？这是形而上学的东西。他说，眼看春节来临，群众吃好点喝好点，给亲友拜年，农村里办社火、闹花灯，不能批判为资产阶级思想行为。“过革命化春节”，不错。什么叫革命化，不是吃棒子面才算革命化。我们主张不要大吃大喝，但还有中吃中喝，小吃小喝嘛。群众有点积蓄，过节时多买些肉，娶了媳妇多买一些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大家忙了一年，节日看看朋友也可以，走亲戚送点礼也不算错，只要不拿国家的就对。三、纠“左”的措施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在同省委、省政府领导们仔细研究后，胡耀邦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四项要求：大力搞肥料；继续搞水利和水土保持；大力引进良种；从基本建设着手为多种经营打基础。他认为：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是第一要务。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陕西必须急起直追，总的方针是：纵览全局，抓住要领，埋头苦干。他提出，要把“肥”放在第一位。陕西松土壤多，涵养水分能力强，又多属旱土作物，肥比水更重要，这就必须因地制宜。当时，有机肥和无机肥严重不足，因此要大修厕所，大种绿肥，同时争取中央支持，提早兴办小氮肥厂和自办磷肥厂。对于当时粮食征购负担过重的问题，他提出在适当时机向中央呼吁，让中央知道。他还特别强调要解决陕北落后面貌问题，提出了多办工厂、兴办大学、引进干部、组织知识青年进去等办法。他还提议省、地、县三级要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他主张文艺、新闻、科学、教育部门的社教运动要着重正面教育和学术讨论。他在对文艺工作者讲话时说，文艺界社教重点是端正文艺方向问题，提高文艺思想水平问题，改进作风，深入工农兵。他说，光有批判不行，要繁荣创作，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他号召大家勇敢地创作，创作出好作品来，演出好节目来。他说，认识世界不是我们的目的，改造世界才是我们的目的。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是我们文艺界改造世界的光荣任务。他还十分关注所谓“投机倒把”的问题。他在向群众作报告时就多次说，工人、农民卖一辆自行车，卖点南瓜子，卖几个鸡蛋，就叫投机倒把？这是整群众嘛。1月19日，他在内部材料《陕情简报》上，看到一篇《西安市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市场打击投机倒把活动获显著成绩》的汇报，其中说西安市已抓了近万名投机倒把分子，读后觉得其中问题很多，立即把这份材料批给了赵守一、冯基平等省委有关领导人。他在批语中说，西安市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是否都打得很准？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计困难，作了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作了投机倒把分子？退赔了没有？对这种人因为退赔和斗争，是否出了问题？对吊销了营业证的一些确系家计困难的贫民，是否有妥善的安置？……这些问题都要仔细研究。”他提出，“为了总结经验，可否考虑把群众性的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暂停一下？”之后，在他的领导下，陕西也暂停了对投机倒把的打击。四、深入陕南调研1965年春节前，胡耀邦在一次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顾虑重重，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我建议春节后，除了常务书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以外，书记处其他同志都下去，分别到各地、县参加多级干部会议，直接宣讲和落实《二十三条》。大家表示赞同。省委分工为：胡耀邦和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及严克伦分别去陕南、关中，舒同、章泽继续在点上抓社教，萧纯抓城市社教，冯基平留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大年初一刚过，胡耀邦用8天时间开始在安康调研。2月6日，大年初五，胡耀邦带着三个人，坐一辆吉普车启程。他们翻越秦岭，直奔安康。从2月5日到12日8天时间里，他们的足迹遍及安康地区10个县里的宁陕、石泉、汉阴、旬阳、平利、白河、安康等7县。此时，安康地区各县正在召开县、区、社“三干会”或加上大队的“四干会”(或统称“多干会”)。每到一县，他不但听县委汇报，还要去同区、社、队干部见面，宣讲《二十三条》，并且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同大家商量，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排队，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处理。晚间，还要同随他一同调查的地委书记韦明海交换意见。一天的事情都处理完，他就在灯下看县志，直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又起来匆匆上路。他风尘仆仆，不顾疲劳，日夜加班，迅速将交代政策、讨论生产的要求贯彻下去。在各县，面对复杂的干部处理问题，他同大家反复讨论、商量、说服、甚至辩论。当时每县都有相当一批干部被“双开”，甚至被逮捕判刑，其中包括县委副书记、县长、县检察长、公社党委书记等领导成员。受处理的原因或有“翻案”、“大搞封建迷信”、“包庇坏人”、或有“挪用公款”、“乱搞男女关系”、“生活特殊化”、“闹不团结”等等。这些问题，经过深入查问和分析，明显看出相当一部分是定性偏重，有的则是强加的罪名。比如所谓“翻案”，是指根据实际情况核减了基层干部的经济退赔；所谓“大搞封建迷信”，是指盖房子上梁贴了红纸等等。对于过重的处分，胡耀邦态度明确，必须降下来；在方法上，他坚持同大家充分商量。在汉阴，在白河，在平利，他都从汇报中拣出一两个“典型”对大家说，这些干部错误是有的，应当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分，现在把他们抓起来，双开除，处分过重。他的意见是，这些干部都工作十几年几十年了，有的还是从外省到这里来的，都做出过贡献。现在有了错误，对他们要实事求是，要给出路。凡“双开”的不要“双开”，可以降级降职，将功补过。抓起来的尽量放出来，判了刑的要减刑。当时春耕大忙在即，胡耀邦感到最紧迫、最焦急的是，需要马上把生产搞上去。他之所以急于要解放干部，也是要使大批干部不再纠缠过去，卸下思想包袱，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建设。每到一个县，他都要用极鲜明的语言强调生产的重要性，都要用极大的精力去部署生产。他说，生产搞不好，有什么大好形势；生产不好谈不上为人民服务。“一切都要围绕把生产搞好，争取大丰收!”他说：“天大的事情，就是把生产搞好，这是前提、根本嘛!根本就是生产上升，其他都要为这个根本服务。”他说，“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落实到生产上去。”“全党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好生产。”对于生产，他提出“两手抓，双丰收”思路，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他在所到的7个县里，同众多参加“三干会”、“四干会”的干部谋划生产大计。他介绍全国的经济形势、邻省的形势，说明陕西是大大落后，让大家有个宏观概念。他请那些生产搞得好的公社书记、大队支书到台上来，让他们讲粮食是怎样增产的。然后就以他们为例子，号召大家来个竞赛，增了产的可以奖耕牛、奖农具、奖化肥。他向台下问问这个，问问那个，问他们那个社、队有多少人口，去年产多少，今年估计产多少，有没有增产的决心和信心？他帮助他们算账，一笔笔数字他记得十分清楚，心算也极快。有哪个人回答得使他满意，他就叫那人到台上来，面向大家讲想法。2月12日，他在安康地区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三要三不要”：即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而不要抠得太碎；要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得更宽一些，而不要过窄；要在经济政策方面搞得更活一些，而不要过死。2月13日晚，他亲自起草一份《电话通讯》，发到省委办公厅。省委常务书记冯基平接到《电话通讯》，征求各书记意见，大家同意后，即转发各地、市、县(区)委。这篇《电话通讯》提出了8个方面的意见，其中特别规定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1)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2)凡属停止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4)凡属这次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对于《电话通讯》中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认为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之后，胡耀邦在多次会议上进行检讨，受到错误批判，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6月18日，省委工作会议后胡耀邦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10月，中央免去胡耀邦在西北局和陕西的职务。来源：陕西党史（作者：梁月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推广红色文化，助力党史研究，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红星陕闪”微信公众号，致力于推广红色文化，助力党史研究，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期待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责任编辑

1937年6月至11月，杨虎城在蒋介石逼迫之下前往欧美“考察军事”，但他的抗日意志并未因此而丝毫减弱。作为杰出的爱国将领，他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走上抗日的沙场；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他在海外竭力进行抗日和反法西斯的宣传。他在如何争取抗战胜利问题上所提出的持久的人民抗战的主张，反映了他在西安事变之后思想上的飞跃，使他的爱国形象更为高大。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在扣留张学良的同时，又开始对杨虎城步步紧逼，杨虎城被迫“辞职出洋”。1937年3月初，蒋介石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要杨主动去见蒋，以便“恢复感情”。杨虎城于3月18日到达杭州后，蒋介石即向他“摊牌”。他问杨：“经过此次事变，你在这样环境中继续任职，感觉有什么不便的地方没有？”杨虎城还没来得及回答，蒋又抢着说：“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便。你不如先行欧美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来任职。”据杨事后所谈，对蒋介石的这一手他是预料到的。杨虎城回到西安后，蒋介石又于4月16日致电新任陕西行营主任顾祝同，要杨“不应提出任何条件”，立即“辞职出洋”，否则“一提条件，则无复可言矣”。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杨虎城于4月27日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蒋介石即于30日以中央军委会委员长名义复电“照准”，并催促杨虎城立即至上海办理出国手续。就在这时，陕西各方面要人和杨的部下纷纷挽留。正在西安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通过种种途径要求蒋介石推迟杨的行期，但蒋不予回答。5月27日上午，杨虎城离开西安前往上海。这天一大早，成千上万的十七路军官兵、各界爱国人士、各学校师生及广大市民，或列队或自发前往西安机场为杨送行。11时，杨虎城到达机场，人们激昂的感情达到顶点，鼓掌声、口号声、乐器声响彻云霄，其气氛之悲壮使人热泪夺眶。这样盛大的送别仪式在西安是空前的，表现了陕西军民对杨虎城的爱戴和对蒋介石的抗议。杨虎城被这种真诚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了，不断地挥手向人们致意、告别。谁又能想到这竟是他与父老乡亲们的诀别，从此他再也未能踏上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6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下达指令：“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29日正午，杨虎城乘美国大来公司“胡佛总统号”邮船离开上海，开始他的欧美之行，同行的有夫人谢葆贞、次子杨拯中（7岁）、秘书亢心栽、参谋樊雨农、仲跻翰及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员王麟阁，共6人。杨虎城对在码头上欢送他的各界人士发表谈话说，此行名义上考察军事，实际将兼考察农林、经济建设；行程美国，尔后英、法、德、意、丹麦等国；时间政府定为一年，但恐怕不够，大致会延长；盼他日归来，能见国家愈益强固。汽笛一声长鸣，轮船开动了。杨虎城手扶栏杆，心情沉重地向人们挥手告别。遥看着送别的人远去，他仍不忍转向船舱。杨虎城听到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后，多次要求回国抗战，但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杨虎城的此次欧美之行，自1937年6月29日离开上海开始，到同年11月26日返抵香港九龙为止，历时近5个月，环绕地球一周，历经11个国家，计有日本（过境）、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和卢森堡（后两国过境）。蒋介石虽然把杨虎城赶下台并流放国外，但这种迫害并没有丝毫减弱杨虎城的抗日意志。7月8日，杨虎城在船上听到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宋子文询问事变真相。10日，船抵夏威夷，杨虎城在中国总领事馆得知卢沟桥事变真相。他在日记中写道：“华北事变，今日得知其详，国事如斯，余亦无意逍遥国外矣。”次日，他又收到宋子文来电：“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并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杨虎城得知此消息后亦喜亦忧，喜的是南京政府终于决心同日本开战，他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努力以及为此付出的牺牲没有成为徒劳；忧的是自己身为军人不能报国于沙场，却被迫倘徉于欧美的山水之间。他即刻向国内发出三封电报，一致宋子文：“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委座。”一致旧部孙蔚如：“途中闻河北事变，不胜痛愤。现在实情如何，盼详复旧金山中国领事馆。”一致王炳南：“余自旧金山返国抗敌，希转告各友好。”王炳南时为中共中央与杨虎城之间的联络员，杨虎城给他的电报实则意在致电中共中央。7月14日，船抵旧金山，杨虎城又对当地华侨救国会发表书面谈话，再次表达了自己返国抗日的迫切愿望：“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信徒，参加革命已逾25年。我完全看透日本帝国主义一贯侵华的来历和动向。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我一直要求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杨虎城不断地焦念着抗日的战况，他郑重嘱咐随员注意收听无线电广播，每至一处必须购买当日出版的报纸，以了解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在同海外侨胞的晤谈中，他也必然问到国内抗战的情势。但是，宋子文的回电却使他大为失望。宋电的大意是，以目前情势观之，请稍缓返回。这就明确表示了蒋介石并不希望杨此时回国抗日的意图。急于回国参战的杨虎城，感到宋子文可能没把他为参加抗战而回国的意志表达清楚，又于7月16日直接致电蒋介石，请求准予中止军事考察，返回抗敌。同时他还分别致电宋子文、于右任、徐永昌、邵力子等，请他们从旁协助。紧接着，杨又给孙蔚如、邓宝珊和冯钦哉拍电，望他们电请中央率部北上抗日。可是不久，宋子文复电杨暂留美国或先赴欧洲，俟中日宣战后再由中央电召回国。蒋介石的答复则更为简单，要杨继续考察。杨虎城回国抗日的壮志未酬，遂决定利用此次出国为抗日效力。他首先致力于争取对中国抗战的国际援助，为结成国际反法西斯阵线而奔走。杨虎城每到一地，就极力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意义，呼吁英美政府认识中国抗战同世界和平的关系，力争各国政府和反法西斯团体给予中国抗战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同时，他还接见大批华侨抗日团体，向他们介绍国内抗战形势，要求华侨协助争取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7月14日，杨虎城刚抵美国旧金山，就应当地华侨抗日会的邀请发表书面谈话，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略政策、法西斯暴行，破坏了世界和平，妨害各国的安全，也将为文明世界所不能容忍的。”他呼吁美国“履行为了公平和正义所制订的条约的条款，以保证太平洋沿岸各国的和平。”23日，他又应邀到旧金山市广播电台，就中国抗日问题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广播演讲。从28日起，杨虎城在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停留数日，并与华侨团体广泛交换对抗日问题的看法和意见。他的这些活动经美国报纸和一些华侨报纸的报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8月4日，杨虎城乘法轮“诺曼底”号离开美国，横渡大西洋前往巴黎。杨之所以如此匆匆离美而急于赴法，是因为巴黎是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活动的中心。许多国家的反法西斯领袖都在巴黎，许多世界性反法西斯大会也常在这里召开，加上巴黎有中国共产党人吴玉章负责的《救国时报》，他们可以帮助安排好杨虎城在法国及欧洲的活动。虽然杨已知蒋介石对他在国外宣传抗日的言论表示不满，但他仍然不懈地利用各种场合扩大抗日宣传的影响。在巴黎居住的40天里，杨虎城会见了察哈尔抗日名将方振武，参加了旅法、旅欧各华侨爱国团体和法国反战反法西斯团体举办的各种集会，如巴黎各界侨胞抗日大会、巴黎华侨商人抵制仇货大会、世界青年保卫和平大会、旅欧中国抗日联合会的代表会、旅法抗日后援会代表团的茶话会、法国参战华工总会的座谈会及法国人民第一次和平大会等等。8月11日，杨虎城由伦敦到达巴黎，中国驻法大使馆和法国及欧洲华侨团体、《救国时报》社代表共计l00多人，前往车站迎接。l5日，巴黎各界侨胞在服尔特大厅举行抗日救国大会，欢迎杨虎城。到会者有500多人，抗日情绪极为高涨。杨虎城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对日抗战》长篇演讲。他强调指出，“只有抗战才能生存”，“唯有抗战才会得到我国民族的解放”。杨虎城认为，取得国际援助的前提是要投入抗战，“唯有在抗战中才能得到国际人士的同情及援助”，“由过去的经验知道要改变国际的环境，如不抗战是无法转变的。”杨虎城最后引用孙中山先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论述联合反法西斯力量之必要，强调在争取国际援助方面，“侨胞责任，至为重大”。除了动员侨胞支援祖国抗战外，杨虎城还直接向法国和欧洲人民进行抗日宣传。当时，世界青年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杨虎城应邀出席并作了长时间的讲演，指出：“今天，无论在欧洲，还是在远东，和平都受到了威胁”；“反对战争贩子，为保卫和平而斗争，这对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们都是一个义务，大家应努力尽到这一义务。”8月24日，杨又应巴黎世界博览会之请，对法国人民作了10分钟的广播演讲，强调中国抗战关系世界和平，希望法国人民给中国以积极支援。9月25日，法国人民第一次和平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出席大会的法国各界、各党派和世界各国代表共达2000多人。杨虎城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并抓住这个极好机会，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抗战，并呼吁援助，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特别强调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的关系，指出：“日本的野心极大，实不仅为中国之敌，而且是世界和平之敌”，“中国反对侵略胜利，将是远东和平的最好保障，也将是欧洲和平的最好保障。”杨虎城最后呼吁：“中国人民盼望法国人民不仅能给我们以精神上的帮助，而且能在团结国联各会员国的基础上给我们以物质上的帮助。”此外，杨还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在英国进行了一系列抗日宣传活动。杨虎城实地考察西班牙人民的抗战经验，支持他们抵抗德、意法西斯侵略的斗争。1937年10月12日至24日的西班牙之行，是杨虎城在欧洲的又一重要活动。1936年，西班牙几个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并由左派共和党人组成政府，共产党也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机会。但德、意法西斯却支持弗朗哥发动叛乱，并于1936年8月入侵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这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有5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组成“国际纵队”，和西班牙人民共同战斗。中共中央毛泽东也于1937年5月15日发出《致西班牙人民书》，表示支持。杨虎城重视西班牙之行的背景正是如此。当时世界上只有西班牙和中国进行着反法西斯战争，杨虎城并未按照蒋介石的指令着力考察资产阶级的军事，却急切地从巴黎亲赴西班牙，支持他们抵抗德、意法西斯侵略的斗争，并实地考察那里人民抗战的各种经验。他到马德里前线打了枪，以表示对保卫马德里的支持，并把用中、西两国文字写成的“同为民族独立民生和平而斗争”的锦旗，献给西班牙英勇战士，还拜会了援助西班牙抗战的国际义勇军总参谋长留德维格。除此之外，杨虎城还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支持西班牙人民抗战的言论。10月14日，杨虎城在瓦伦西欢迎会上的讲演中指出：“现在全世界已经在法西斯铁蹄之下发生了两处战争，一处是西班牙，一处是中国”，“我们同受法西斯侵略的这两个国家，不仅有共同的敌人，而且还有共同的目的，因此，这两个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就更要密切联合起来，共同打倒唯一仇敌——法西斯。”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东北军、十七路军及各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在西安创办了许多救亡报刊。这些报刊积极宣传张学良、杨虎城的救国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报道西安及各地救亡运动动向，及时指导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从而在推动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直至善后处理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后人研究西安事变积累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西北文化日报》和西安《解放日报》每天都刊登西安动态、“三位一体”的重要文献、南京动向、各地反响特别是救亡运动的消息，较为系统、完整地记录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西北文化日报》是杨虎城十七路军的机关报，杨虎城秘书宋绮云（中共党员）任总编辑。西安事变前，该报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大胆而巧妙地报道中共的重大革命活动，积极宣传并支持民众的抗日救亡斗争，成为西北地区最富于政治影响的进步报纸。西安事变期间，该报始终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及犀利的文笔立于舆论界的前列。西安《解放日报》创刊于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即1936年12月13日，是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联合领导的三方（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对外发行的机关报，中共党员丛德滋、张兆麟先后任总编辑，共产党员韩进、魏文伯等人任编辑。作为西安“三位一体”联合发行的机关报，该报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很强的政策、理论性。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首先报道了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和张、杨通电。此后直至1937年2月发表杨虎城《和平宣言》，该报和西安《解放日报》每天都刊登西安动态、“三位一体”的重要文献、南京动向、各地反响特别是救亡运动的消息，较为系统、完整地记录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为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斗争形势之需要，两报在整个西安事变期间几乎每天都发表社论、专论、时评、短评和署名文章，积极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张、杨八项救国主张及其实施情况，并针对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予以指导、评论，从而为西安地区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指明了方向，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善后处理发挥了积极作用。西安事变初期，《西北文化日报》发表的《何处是中国出路》《昨天张、杨的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关于抗日救国几点意见》《双十二的革命行动之前因后果》《“双十二”兵谏之伟大意义》等文章，及《解放日报》题为《一二·一二》的发刊词，都对西安事变的原因、意义做了充分分析和高度评价。针对南京政府何应钦等亲日派发动内战的行径，《解放日报》于12月16日发表《“一二·一二”事件爆发后南京政府异常狠狈》的评论对何应钦予以斥责，次日该报又发表了题为《停止一切内战》的评论。12月20日，南京政府主和派宋子文在端纳的陪同下飞抵西安探询情况，《解放日报》即于21日发表《正告宋子文》的评论，告诫宋子文切记：“违反民众意识的人，便是民众的公敌！”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终获和平解决。《西北文化日报》为了解除群众对放蒋的疑惑，特于27日发表题为《蒋离陕后我们应有之努力》的社论，号召“继续发展群众运动”，“加紧各党派合作”，“积极建立西北军、东北军、红军间之密切关系”。蒋介石飞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一面派大批中央军进逼陕西，一面派飞机在西安上空散发传单，制造反革命舆论。《西北文化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连续刊登《南京飞机政策的错误》《还想挑动内战吗？》《从组织民众武装到自力抗战》等文章，严厉批评南京政府的内战政策，稳定了西安形势和军民情绪，增强了民众团结抗战的信心。1937年初东北军少壮派枪杀军长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发生后，《解放日报》遂于2月3日发表题为《巩固西北抗日联军》的评论，号召每个抗日战士和革命民众，对敌人的各种造谣诬蔑、挑拨离间阴谋“无情地给以迎头痛击”，“保持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人民革命军铁一般的团结”。此外，《西北文化日报》和西安《解放日报》还开辟有《统一战线问答》《救国言论》《一片救亡声》《解放先锋》《冲锋号》《烽火台》等专栏，论述和回答救亡运动中出现的各种紧迫问题。西安《解放日报》至1937年2月10日停刊，共出56期，号外3号。《西北文化日报》于1937年4月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前改为民办，至1938年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接管。《救亡线》《民众前卫》《学生呼声》等救亡刊物，全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猛烈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推动着西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西安事变前，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的逐渐形成，西安地区的抗日浪潮日趋高涨，群众救亡团体纷纷建立，救亡刊物亦应运而生。1936年3月17日，西安高中学生救国会主办的《救亡线》创刊。后因国民党特务“残暴风霜的侵凌”，西安高中学生救国会被迫暂停活动，《救亡线》随之“好象停止了它的呼吸”。1936年11月，全国人民展开了援绥抗日运动，《救亡线》遂于11月17日复刊。复刊号封面以醒目的大字写着编者的誓言：“与其退而受辱，勿宁进而饮弹”；“退路便是死路，后面早已被人家截断了！”《救亡线》的使命也正如编者所言，是要“引起大众的同情，和我们拉起手来，同站在一条战线上，负起救亡的工作”。该刊登载的文章大多为时事评论、通迅报道及诗歌等，抨击“和平主义”，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抗日救亡，主张“马上战！立刻战！”“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中”。此外，西安事变前创办的救亡刊物还有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办的《救亡周刊》，东北民众救亡会主办的《老百姓报》，张学良委托刘澜波、高崇民等主编的东北军秘密刊物《活路》，以及东北军67军主办的《东望》杂志，等等。《西京日报》《工商日报》《新秦日报》《长安晚报》《联合新闻》《民意报》等报纸，也在当时进行过抗日救亡宣传。西安地区抗日救亡刊物的创办和抗日思想的传播，唤起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各阶层民众的觉醒，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及其采取的各项措施，为西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各种救亡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办。陕西民众指导委员会主办的《民众前卫》、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主办的《学生呼声》、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救国会主办的《萌芽》、西安市中等学校教职员救国联合会编辑的《播种者》、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队部编印的《抗日先锋》、西安一中救国会主办的《突击》、烽火出版社出版的《烽火》、陕西旅行学会学术部编辑的《西北知识》以及由刘鼎提议东北军部分进步人士编辑出版的《文化》等救亡刊物，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这些刊物都不同程度地宣传了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和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壮举，揭露批判了国民党的误国反人民政策，指明了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民众救亡运动深入发展的方向和具体措施，从而推动了西安地区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善后处理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民众前卫》认为，为了推动民众运动的发展，“需要正确的充实的革命理论”。因此，该刊发表的陕西民众指导委员会宣传文件（第1号）及有关时局的“专论”，如《国际现状与双十二》《一二·二五以来客观形势之发展》《论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对“准备论”“待机论”“攘外必先安内论”的总批判》等文，都有较强的政策性和较高的理论水平。《学生呼声》周刊是“学生群众的合奏”，它所发表的稿件“绝大多数出自学生之手”，在西安事变期间发行的许多定期刊物中“最受人注意”。该刊发刊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而国内民众救亡运动还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因而它所发表的文章可分为两大类，《领袖的肖像》《东北乎？西北乎？》《亿万民众的呼声》《困难的五月》等文，着重分析了西安事变后日本侵华的阴谋和动向，抨击国民党压制救亡运动的误国政策；《西北学生当前的任务》《读书与救国》《西安学生运动由何处来往何处去？》等文，则主要分析救亡运动的新形势，探讨并提出陕西尤其是西安地区学生运动的经验教训，引导救亡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播种者》创刊号发表的《五年来误国政策的总账》一文，开列出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至“双十二”前的误国罪状30条款，指出蒋介石“安内攘外”实乃“安内让外”。《西北知识》创刊号用了大量篇幅报道西安事变及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如《“一二·九”西安人民怒吼》《兵谏》《救亡运动在国防前线的西北》等，这些文章在当时对于国内民众了解西安事变真相及其重大意义，澄清国民党当局对西安事变的造谣诬蔑，鼓舞民众抗日救亡的士气，都产生了积极作用。1937年2月7日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后，对救亡报刊实行查封。《民众前卫》《播种者》《萌芽》《突击》等期刊的创刊号也就成为“终刊号”，《救亡线》也不得不再度停刊。《学生呼声》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直至出版第7期才被迫停刊。《学生呼声》《播种者》等刊物，积极宣传和颂扬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了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西安民众救国必胜的信心与西安事变时期西安地区创办的众多救亡报刊相比，《学生呼声》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用较大篇幅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使人民群众直接聆听到了共产党领袖的声音。该刊创刊号刊登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大幅画像，及连夜赶译出来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以便尽快让“解放了的西安诸读者看着这位不做中委而愿爬山涉水饱尝风霜的同胞的意见”。长篇报道《双十二事变在陕北》抓住西安事变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关系，对比分析了张、杨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与瓦窑堡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文件的联系，然后得出结论说：“我们只要把这次双十二事变的通电主张和上述事实对照一下，便可了然了”，“这次惊天动地的双十二事变，虽然发生在西安，归根说起来早在陕北酝酿着，简直可以说发生在陕北！”该文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救亡浪潮：“笔者这次所见，超出预想之外，恐怕全中国任何角落里没有像他们那样热烈的抗日浪潮，任何荒山僻岩都可以看见抗日的标语口号，苏区的每一个妇女儿童，都会唱出很动听的抗日歌曲，每个士兵都以日本为假想敌，在那里做演习战，每种集会游行中都有慷慨的抗日呼声，每个苏区的组成分子，都会很自然地说：‘现在是为了抗日’。”此外，《学生呼声》还刊登了《美·女记者施爱义女士访问记》《从西安到延安》等歌颂共产党的长篇报道，并介绍了1936年1月20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和《抗日共同行动纲领》。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接受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于22日发表《告各党各派书》，呼吁“全国一致，不分朝野，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与阶层，立即团结起来，结成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并赞颂中共的“主张是何等伟大”，“态度是何等光明”。《播种者》1卷1期刊登了“西救”的这一文件，以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致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一封信》（1936年12月31日）等重要文献。此外，《民众前卫》等刊物也都不同程度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从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西安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综上所述，西安事变前后西安地区创办的抗日救亡报刊，是西安“三位一体”和各抗日救亡团体的舆论阵地，它们一方面在推动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平解决及善后处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从不同角度忠实地记录了西安事变的全部过程，为我们研究西安事变提供了系统、详尽的资料。来源：袁武振著《中国革命和建设史重要问题研究》（作者：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推广红色文化，助力党史研究，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红星陕闪”微信公众号，致力于推广红色文化，助力党史研究，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期待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责任编辑

核心提示：半个多世纪以来，“高标准、严要求、行动快、工作实、抢困难、送方便”的“梦桃精神”代代相传，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永远的精神坐标和前行灯塔。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勉励赵梦桃小组，希望大家继续以赵梦桃同志为榜样，在工作中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精益求精，争做新时代最美奋斗者，把“梦桃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赵梦桃是新中国纺织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平凡的岗位中谱写不平凡的人生乐章，为大家诠释了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半个多世纪以来，“高标准、严要求、行动快、工作实、抢困难、送方便”的“梦桃精神”代代相传，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永远的精神坐标和前行灯塔。“梦桃精神”不仅是对赵梦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充分肯定，更是对赵梦桃小组坚守和传承“梦桃精神”的高度赞扬。坚守初心使命，尽显党员本色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赵梦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指引她在平凡的工作中，给自己制定了高标准的奋斗目标，并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共产党人要不断从“梦桃精神”中汲取信念和力量，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和领会其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立足本职兑现共产党人的初心，立足本职承担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自觉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谋求人民幸福，尽显时代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同志讲过，“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党历来坚持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将人民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梦桃精神”体现了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赵梦桃在工作中先后帮助了15个同志成为厂、车间先进生产者。有了困难，她抢着干；有了方便，她主动让给别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价值。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为了人民幸福愿意努力奋斗的英雄楷模。尤其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主动学习“梦桃精神”，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证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切实把民之所望作为施政方向，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为人民群众追求的美好生活而奉献终身。传承“梦桃精神”，人人皆成楷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像英雄模范那样坚守、像英雄模范那样奋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赵梦桃为榜样的许多劳动者，在工作上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创新实干、勇于担当、争做新时代的楷模。近年来，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中国天眼、中国高铁等一项项中国制造成为国之重器，以中国制造走向全世界，这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无私奉献、脚踏实地地向世界宣告“我们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中创造不平凡的成就。新时代更需要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从“梦桃精神”中获取奋进的信心和动力，将“梦桃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严谨细致、追求卓越的工作理念推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用拼搏奋斗、勇于担当的工作态度刷新中国速度，用创新实干、攻坚克难的工作效率贡献中国智慧，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汇聚正能量。“积土成山，风雨共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人民美好的幸福生活，正是由一代一代像赵梦桃这样任劳任怨、甘于奉献、勇于创新的时代楷模，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书写出来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需要传承“梦桃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形成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优势，共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源：当代陕西—陕西网（作者：李芳，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推广红色文化，普及党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红星陕闪”微信公众号，致力于推广红色文化，普及党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期待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责任编辑

1926年4月，北洋直系军阀走狗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率镇嵩军10万人马西入潼关围攻西安。国民军将领李虎臣（云龙）、杨虎城在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率领陕军1万余人坚守西安孤城8个月，直到11月28日西安围解，反围城斗争取得最后胜利。长期以来，“二虎守长安”的故事一直在陕西流传，雄伟的革命亭和静静的革命公园在默默地告诉人们当年曾发生的一切，但西安反围城斗争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为弥补这一不足，笔者根据现有资料撰成此文，以期引玉之效。一、西安反围城斗争牵制了10万北洋军阀部队，在战略上支援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战争西安反围城斗争，是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日益高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较量的形势下发生的。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进行北伐战争，打倒北洋军阀，将国民革命推向全国的战略方针。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决定全力支持广东国民政府北伐，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与此同时，盘踞中原的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讨赤”的基础上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起来，一方面积极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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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时不幸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闻讯，亲自出席张思德的追悼会并作《为人民服务》讲演，响亮提出了党的立场宗旨，极大鼓舞了军心士气，进一步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延安时期，毛泽东公务繁忙，在抓好党中央工作的同时，时刻惦记着工农群众。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倾注大量心血和精力关注陕北百姓的生产生活。1936年7月，党中央驻地迁至陕北保安。这里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久历战火，城中没有商店，盐、火柴、衣服布匹等日用品奇缺，群众采办物资多靠畜力或人力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往返外地交易，生活十分困难。有的农民家里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竟要穿几代人。看到这些，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他经过调查研究，指示在保安城里办一个供销社。不久，保安的供销社开办起来了，极大地方便了群众，解决了群众生活困难问题。1944年，毛泽东听说延安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婚后长期不孕，感觉到此中定有蹊跷，就把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找来询问情况，并且亲自指示中央医院到侯家沟取水化验、查明原因。化验结果发现那里的水中含有有害物质。随后，医疗队指导群众对水进行必要的处理，帮助群众防病治疗。一年后这两个偏僻山村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哭声。延安地处黄土高坡，沟壑纵横，干旱少雨。毛泽东得知枣园川农民浇地困难，就动员中央机关和农民一起修建十里长渠，这条渠被群众称为“幸福渠”，解决了当地5个村1200亩土地的灌溉问题，使枣园川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庄稼连年丰收，基本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七大首次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之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均将其作为党的唯一宗旨。自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根植于人民，永葆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将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视为己任，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基石和支柱。中国共产党立党为什么？立党干什么？答案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今天，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初心和使命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习近平同志曾在陕北梁家河度过7年知青岁月，在这里，他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和社员一道打井、打坝、修公路，创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带领大家开挖出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离开梁家河后，习近平同志依旧心系那里的乡亲，帮助他们通电、修小学、修桥。习近平同志曾深情回忆道：“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当前，全党正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员干部要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摆正与人民群众的位置，主动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挂在心上，始终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干群众之所盼，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固化共产党员为民谋利之魂，让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唯此，才能凝心聚力、团结人民，使党真正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赢得群众衷心拥戴，促进事业兴旺发达。来源：光明日报（原标题《要为人民做实事》，作者：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推广红色文化，普及党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红星陕闪”微信公众号，致力于推广红色文化，普及党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期待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责任编辑

1928年5月初至6月底，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刘志丹、唐澍、许权中、谢子长等共产党人组织发动的的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掀起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革命高潮，积累了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为革命斗争培养了大批干部，对于西北地区后来的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创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和积极作用。一、渭华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精心组织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壮举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八七会议批判和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而在危急关头为共产党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根据八七会议精神，1927年9月26日至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秘密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史称九二六会议。会议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指示，通过《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和以反抗冯玉祥为中心的《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以及相应的组织、宣传、农运、军事等9个决议案，使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新的时期。会议明确提出“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号召，指出“共产党时时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陕西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农民”，“我们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会议认为：“就目前国际与国内的形势观察，我们的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即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西北的特要任务。”八七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在组织实施武装斗争时，是以领导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起义为中心。因此，当时党的领导骨干、军事骨干、军事力量集中在上述四省，没有派重要领导干部和军事骨干来陕西组织武装起义。中共陕西省委却能根据实际并从国际国内的全局出发，把在西北建立军事根据地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当时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以城市为中心，南昌起义是为了夺取南昌，后来的广州起义是为了夺取广州，中共湖南省委组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为了夺取省会城市长沙。中共陕西省委却没有以占领城市作为中心工作，而是根据陕西实际，重点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和农民武装，并且提出了为了保存农民武装，必要时可以“上山”的思想。九二六会议之后，中共陕西省委高度重视军运工作和军队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准备武装暴动，选派大批干部充实渭华等县的领导力量。先后派肖明任渭南县委书记，何寓础为组织部长，杨慰祖任宣传部长，张宗适为共青团县委书记；王林任华县县委书记，陈树功为组织部长，陈述善任宣传部长，王之鼎为共青团县委书记；苏士杰任五一县委书记。他们都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武装斗争经验，形成了渭华地区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县委领导下，这3个县普遍加强了乡镇村各级党的组织建设，在此基础上又增设了负责农运、情报和对敌斗争组织，建立了情况收集、传递、汇报、命令下达等通讯网络，为渭华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192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指出：“党的总的政策——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无疑的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特别指出要“在党的领导之下使城市工人的势力和乡村农民的割据势力及革命士兵的响应互相联合衔接，以造成一县或数县的割据局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28年3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分析渭华地区形势，制定了《目前行动大纲》。为加强对陕东区暴动斗争的领导，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作为渭华起义的领导机关，以省委常委刘继曾为特委书记，渭南县委书记肖明为特委组织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大章为特委宣传委员，即赴渭华开展工作。同时决定，以渭南、华县、五一、华阴、临潼等5县为陕东暴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