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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武振 | 1939年斯诺在延安第二次采访毛泽东

袁武振 红星陕闪
2024-09-22


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职业生涯里,采访毛泽东并通过访问毛泽东了解和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是其中最有声有色的一幕;而通过斯诺向中国和世界传播自己的思想,进而推动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是毛泽东政治生涯里的杰作。自1936年夏至1970年12月,毛泽东和斯诺共有五次相见。而每一次会面,都是在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进行的,其结果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1939年9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斯诺第二次访问陕北,采访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及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称赞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



01

掀起“中国红区热”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宣传中国革命,斯诺先后介绍许多外国朋友到陕北苏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访问,著名的有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以及贝特兰、卡尔逊、福尔曼、斯坦因、爱泼斯坦、斯特朗、贝尔登等人,从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中国红区热”。毛泽东对斯诺介绍的外国朋友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大多亲自接见,并对他们发表重要谈话,如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等文。因为毛泽东深知,这是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争取国际援助、动员全民族抗战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斯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1937年春,海伦•斯诺访问延安给中共领导人拍摄的照片

这些外国朋友离开苏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后,写下了许多通讯报道和著作,及时详细地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主张以及各根据地的革命景象,如海伦·斯诺的《续西行漫记》、贝特兰的《华北前线》、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斯特朗的《中国人民征服中国》、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等等。 


02

 鸿雁传书谈时局



自1936年10月从保安分手以后,毛泽东和斯诺之间常有书信往来,交换对时局的看法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亲笔致书斯诺:“自从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谅好?我同史沫得列(特莱)的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聊聊数语,既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和谢意,更寄托了无比的信任和希望。毛泽东随信一并捎去的他3月1日同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谈话,被斯诺收入当月在北平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7月下旬,斯诺又收到毛泽东于七七事变前夕写给他的密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局势的发展表示“焦虑和不满。

工合运动创始人路易•艾黎(左)和斯诺夫妇

斯诺也经常将他对局势的看法以及一些建议,转告毛泽东。创建边区“工合”即是一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斯诺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看到中国工业经济在战争中遭受惨重损失、数以万计的熟练工人流离失所,他们决定创办小型工业合作社,以招募失业工人,生产日用品,发展战时经济。“工合”事业初创之时,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给了一定的支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集团对“工合”的限制越来越多,“工合”运动在国统区处于极其艰难的状态。而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工合”也持怀疑态度。因为中共认为“工合”有逃避阶级斗争、使中国走向合作社国家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斯诺于1938年致函毛泽东,建议中共修改关于“合作社”的方针,使之与“工合”原则相一致。他还把一份“工合”的组织章程随信寄给毛泽东。

毛泽东将斯诺的建议批转给1939年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讨论。会议决定修改各根据地原生产合作社的某些规定,全盘采用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组织章程。在毛泽东的积极支持下,“工合”在解放区得到迅速发展,对支援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持久抗战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延安的“工合”机构还发展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地区总分会。1939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特地指出:“中国工合纵使在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区无所作为,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们所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重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烈的欢迎。”可见,斯诺这一时期对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毛泽东对斯诺的信任和友谊也是无以伦比的。



03

“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



      1939年9月,斯诺再次访问陕北,这是他与毛泽东的第二次相见。毛泽东住在延安的窑洞里,有三间屋子:书房、卧室和客厅。墙壁刷白了,地面铺了砖。斯诺发现毛泽东仅有两套制服和一件棉衣,“他根本没有个人财富。

毛泽东邀请他到家作客,再一次畅谈国内外形势及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方针和政策。针对国内外反动派关于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丧失了独立性的谰言及其在国内外进步人士中造成的混乱,毛泽东通过斯诺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一天、一小时、甚至半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什么党派屈服过。要让我们屈服比登天还难。

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欧洲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中国战场及政治格局,揭露了张伯伦之流反苏、反共、反人民及其对德日法西斯绥靖政策妥协的阴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内外政策,论证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和抗战必胜的前途。毛泽东预见日本下一步的战略是灭亡中国与进攻南洋,而不是北进欧洲。

1939年9月,毛泽东和斯诺在延安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由斯诺写成多篇报道,在中国各地迅速传播,一扫汪精卫集团叛国后留给全国人民心头的阴霾,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毛泽东的谈话通过斯诺还传播到友好国家和友好人士那里,甚至影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建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的高度评价。在9月28日延安各界欢迎中外朋友大会上,毛泽东称赞斯诺是“久已闻名”的美国记者。他说:民国二十五年斯诺先生第一个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毛泽东指出:“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赞扬《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报道我们情况、介绍我们党的政策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斯诺听到过许多赞美之词,但毛泽东的认可与赞美,在他心目中却是最高的赞赏。

与毛泽东的友好和信任相反,国民党顽固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斯诺的所作所为极其仇视。1941年2月,斯诺因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被迫离开了他生活了13年的中国。 

来源:袁武振著《追寻红星的人们》,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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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刘强 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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