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武振 |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在欧美宣传抗日

1937年6月至11月，杨虎城在蒋介石逼迫之下前往欧美“考察军事”，但他的抗日意志并未因此而丝毫减弱。作为杰出的爱国将领，他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走上抗日的沙场；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他在海外竭力进行抗日和反法西斯的宣传。他在如何争取抗战胜利问题上所提出的持久的人民抗战的主张，反映了他在西安事变之后思想上的飞跃，使他的爱国形象更为高大。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在扣留张学良的同时，又开始对杨虎城步步紧逼，杨虎城被迫“辞职出洋”。

1937年3月初，蒋介石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要杨主动去见蒋，以便“恢复感情”。杨虎城于3月18日到达杭州后，蒋介石即向他“摊牌”。他问杨：“经过此次事变，你在这样环境中继续任职，感觉有什么不便的地方没有？”杨虎城还没来得及回答，蒋又抢着说：“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便。你不如先行欧美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来任职。”据杨事后所谈，对蒋介石的这一手他是预料到的。

杨虎城回到西安后，蒋介石又于4月16日致电新任陕西行营主任顾祝同，要杨“不应提出任何条件”，立即“辞职出洋”，否则“一提条件，则无复可言矣”。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杨虎城于4月27日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蒋介石即于30日以中央军委会委员长名义复电“照准”，并催促杨虎城立即至上海办理出国手续。就在这时，陕西各方面要人和杨的部下纷纷挽留。正在西安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通过种种途径要求蒋介石推迟杨的行期，但蒋不予回答。

5月27日上午，杨虎城离开西安前往上海。这天一大早，成千上万的十七路军官兵、各界爱国人士、各学校师生及广大市民，或列队或自发前往西安机场为杨送行。11时，杨虎城到达机场，人们激昂的感情达到顶点，鼓掌声、口号声、乐器声响彻云霄，其气氛之悲壮使人热泪夺眶。这样盛大的送别仪式在西安是空前的，表现了陕西军民对杨虎城的爱戴和对蒋介石的抗议。杨虎城被这种真诚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了，不断地挥手向人们致意、告别。谁又能想到这竟是他与父老乡亲们的诀别，从此他再也未能踏上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

6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军委会下达指令：“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29日正午，杨虎城乘美国大来公司“胡佛总统号”邮船离开上海，开始他的欧美之行，同行的有夫人谢葆贞、次子杨拯中（7岁）、秘书亢心栽、参谋樊雨农、仲跻翰及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员王麟阁，共6人。杨虎城对在码头上欢送他的各界人士发表谈话说，此行名义上考察军事，实际将兼考察农林、经济建设；行程美国，尔后英、法、德、意、丹麦等国；时间政府定为一年，但恐怕不够，大致会延长；盼他日归来，能见国家愈益强固。

汽笛一声长鸣，轮船开动了。杨虎城手扶栏杆，心情沉重地向人们挥手告别。遥看着送别的人远去，他仍不忍转向船舱。

杨虎城听到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后，多次要求回国抗战，但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

杨虎城的此次欧美之行，自1937年6月29日离开上海开始，到同年11月26日返抵香港九龙为止，历时近5个月，环绕地球一周，历经11个国家，计有日本（过境）、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和卢森堡（后两国过境）。蒋介石虽然把杨虎城赶下台并流放国外，但这种迫害并没有丝毫减弱杨虎城的抗日意志。

7月8日，杨虎城在船上听到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宋子文询问事变真相。10日，船抵夏威夷，杨虎城在中国总领事馆得知卢沟桥事变真相。他在日记中写道：“华北事变，今日得知其详，国事如斯，余亦无意逍遥国外矣。”次日，他又收到宋子文来电：“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并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杨虎城得知此消息后亦喜亦忧，喜的是南京政府终于决心同日本开战，他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努力以及为此付出的牺牲没有成为徒劳；忧的是自己身为军人不能报国于沙场，却被迫倘徉于欧美的山水之间。他即刻向国内发出三封电报，一致宋子文：“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委座。”一致旧部孙蔚如：“途中闻河北事变，不胜痛愤。现在实情如何，盼详复旧金山中国领事馆。”一致王炳南：“余自旧金山返国抗敌，希转告各友好。”王炳南时为中共中央与杨虎城之间的联络员，杨虎城给他的电报实则意在致电中共中央。

7月14日，船抵旧金山，杨虎城又对当地华侨救国会发表书面谈话，再次表达了自己返国抗日的迫切愿望：“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信徒，参加革命已逾25年。我完全看透日本帝国主义一贯侵华的来历和动向。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我一直要求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杨虎城不断地焦念着抗日的战况，他郑重嘱咐随员注意收听无线电广播，每至一处必须购买当日出版的报纸，以了解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在同海外侨胞的晤谈中，他也必然问到国内抗战的情势。

但是，宋子文的回电却使他大为失望。宋电的大意是，以目前情势观之，请稍缓返回。这就明确表示了蒋介石并不希望杨此时回国抗日的意图。急于回国参战的杨虎城，感到宋子文可能没把他为参加抗战而回国的意志表达清楚，又于7月16日直接致电蒋介石，请求准予中止军事考察，返回抗敌。同时他还分别致电宋子文、于右任、徐永昌、邵力子等，请他们从旁协助。紧接着，杨又给孙蔚如、邓宝珊和冯钦哉拍电，望他们电请中央率部北上抗日。可是不久，宋子文复电杨暂留美国或先赴欧洲，俟中日宣战后再由中央电召回国。蒋介石的答复则更为简单，要杨继续考察。

杨虎城回国抗日的壮志未酬，遂决定利用此次出国为抗日效力。他首先致力于争取对中国抗战的国际援助，为结成国际反法西斯阵线而奔走。

杨虎城每到一地，就极力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意义，呼吁英美政府认识中国抗战同世界和平的关系，力争各国政府和反法西斯团体给予中国抗战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同时，他还接见大批华侨抗日团体，向他们介绍国内抗战形势，要求华侨协助争取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7月14日，杨虎城刚抵美国旧金山，就应当地华侨抗日会的邀请发表书面谈话，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略政策、法西斯暴行，破坏了世界和平，妨害各国的安全，也将为文明世界所不能容忍的。”他呼吁美国“履行为了公平和正义所制订的条约的条款，以保证太平洋沿岸各国的和平。”23日，他又应邀到旧金山市广播电台，就中国抗日问题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广播演讲。从28日起，杨虎城在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停留数日，并与华侨团体广泛交换对抗日问题的看法和意见。他的这些活动经美国报纸和一些华侨报纸的报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8月4日，杨虎城乘法轮“诺曼底”号离开美国，横渡大西洋前往巴黎。杨之所以如此匆匆离美而急于赴法，是因为巴黎是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活动的中心。许多国家的反法西斯领袖都在巴黎，许多世界性反法西斯大会也常在这里召开，加上巴黎有中国共产党人吴玉章负责的《救国时报》，他们可以帮助安排好杨虎城在法国及欧洲的活动。虽然杨已知蒋介石对他在国外宣传抗日的言论表示不满，但他仍然不懈地利用各种场合扩大抗日宣传的影响。在巴黎居住的40天里，杨虎城会见了察哈尔抗日名将方振武，参加了旅法、旅欧各华侨爱国团体和法国反战反法西斯团体举办的各种集会，如巴黎各界侨胞抗日大会、巴黎华侨商人抵制仇货大会、世界青年保卫和平大会、旅欧中国抗日联合会的代表会、旅法抗日后援会代表团的茶话会、法国参战华工总会的座谈会及法国人民第一次和平大会等等。

8月11日，杨虎城由伦敦到达巴黎，中国驻法大使馆和法国及欧洲华侨团体、《救国时报》社代表共计l00多人，前往车站迎接。l5日，巴黎各界侨胞在服尔特大厅举行抗日救国大会，欢迎杨虎城。到会者有500多人，抗日情绪极为高涨。杨虎城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对日抗战》长篇演讲。他强调指出，“只有抗战才能生存”，“唯有抗战才会得到我国民族的解放”。杨虎城认为，取得国际援助的前提是要投入抗战，“唯有在抗战中才能得到国际人士的同情及援助”，“由过去的经验知道要改变国际的环境，如不抗战是无法转变的。”杨虎城最后引用孙中山先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论述联合反法西斯力量之必要，强调在争取国际援助方面，“侨胞责任，至为重大”。

除了动员侨胞支援祖国抗战外，杨虎城还直接向法国和欧洲人民进行抗日宣传。当时，世界青年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杨虎城应邀出席并作了长时间的讲演，指出：“今天，无论在欧洲，还是在远东，和平都受到了威胁”；“反对战争贩子，为保卫和平而斗争，这对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们都是一个义务，大家应努力尽到这一义务。”8月24日，杨又应巴黎世界博览会之请，对法国人民作了10分钟的广播演讲，强调中国抗战关系世界和平，希望法国人民给中国以积极支援。9月25日，法国人民第一次和平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出席大会的法国各界、各党派和世界各国代表共达2000多人。杨虎城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并抓住这个极好机会，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抗战，并呼吁援助，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特别强调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与世界和平的关系，指出：“日本的野心极大，实不仅为中国之敌，而且是世界和平之敌”，“中国反对侵略胜利，将是远东和平的最好保障，也将是欧洲和平的最好保障。”杨虎城最后呼吁：“中国人民盼望法国人民不仅能给我们以精神上的帮助，而且能在团结国联各会员国的基础上给我们以物质上的帮助。”此外，杨还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在英国进行了一系列抗日宣传活动。

杨虎城实地考察西班牙人民的抗战经验，支持他们抵抗德、意法西斯侵略的斗争。

1937年10月12日至24日的西班牙之行，是杨虎城在欧洲的又一重要活动。

1936年，西班牙几个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并由左派共和党人组成政府，共产党也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机会。但德、意法西斯却支持弗朗哥发动叛乱，并于1936年8月入侵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这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有5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组成“国际纵队”，和西班牙人民共同战斗。中共中央毛泽东也于1937年5月15日发出《致西班牙人民书》，表示支持。杨虎城重视西班牙之行的背景正是如此。当时世界上只有西班牙和中国进行着反法西斯战争，杨虎城并未按照蒋介石的指令着力考察资产阶级的军事，却急切地从巴黎亲赴西班牙，支持他们抵抗德、意法西斯侵略的斗争，并实地考察那里人民抗战的各种经验。他到马德里前线打了枪，以表示对保卫马德里的支持，并把用中、西两国文字写成的“同为民族独立民生和平而斗争”的锦旗，献给西班牙英勇战士，还拜会了援助西班牙抗战的国际义勇军总参谋长留德维格。

除此之外，杨虎城还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支持西班牙人民抗战的言论。10月14日，杨虎城在瓦伦西欢迎会上的讲演中指出：“现在全世界已经在法西斯铁蹄之下发生了两处战争，一处是西班牙，一处是中国”，“我们同受法西斯侵略的这两个国家，不仅有共同的敌人，而且还有共同的目的，因此，这两个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就更要密切联合起来，共同打倒唯一仇敌——法西斯。” 10月18日，他在马德里前线发表向英、美的广播讲话，严厉批评了英、美政府对德、意法西斯侵略西班牙和日本侵略中国所奉行的“袖手旁观”政策，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纵容侵略的政策，呼吁英、美采取积极的态度，对法西斯国家实行经济政治和社会舆论各方面的制裁。

在西班牙的参观访问，使杨虎城对各党派、各阶级打破成见，组成人民阵线，抵抗侵略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对于结成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更感迫切。这期间，他根据自己的观感，为《救国时报》撰写了一篇题为《西班牙人民战线的阶段》的文章。针对国内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不肯开放人民抗日运动的态度，杨在文章中集中分析介绍了西班牙人民取得重大胜利的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人民阵线的巩固，“西班牙的人民政府是建立于广大民众的基础之上，这种基础就是人民战线。他们是不分阶层、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性别，都是争先恐后地团结在人民战线的旗帜之下，无论是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或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是手携手地在前线上把热血流在一起。”第二是民众的革命化，“成立后的人民政府能给民众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自由，所以民众就能自由发挥其能力；又因为人民政府虽处于物质上极感困难的环境之下而能相当改善民众的生活，所以民众就更能拥护政府。”第三是政治工作的加紧，“时时激励民众，使民众能与军队合作，能同处危城而镇静如恒”，注意“提高军人的政治知识与文化水准，前线上的战士所以能万众一心，视死如归，这多半是要归功于政治训练。”第四是军队忠于人民政府，军民的密切合作和官兵的亲密无间。杨虎城后来在归国途中抵西贡时指出：“总而言之，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和西班牙的人民战线有某些不同，但反侵略的实质一样，所以西班牙的抗战经验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杨虎城结合中国抗战的具体情况和他多年的战争经验，对抗日战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积极宣传持久抗战思想。

杨虎城刚刚出国，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这时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已经不是要不要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抗战并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

国民党统治集团此时仍然被“唯武器论”束缚着。以江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以中国武器不如日本为由，鼓吹中国“战必败” “再战必亡”的亡国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的干预与援助上，甚至幻想苏联参战，持“速胜论”的观点。而杨虎城虽然身在国外，却结合中国抗战的具体情况和多年的战争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思考，积极主张持久抗战。

1937年8月15日，杨虎城刚到巴黎，就在各界侨胞的欢迎会上明确指出：“在战略方面，我们只希望中日战争能持久、延长。我们要忍耐、沉静。只有长期的抗战，胜利才是属于我们的。”这次讲话距七七事变仅一个多月，杨虎城把“持久——必胜”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来，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杨虎城在巴黎、马德里，在归国途中经过新加坡、西贡和香港的多次演讲中，不断深化、发展和宣传“持久——必胜”的战略思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抗战的基础是人民群众。杨虎城认为，“我国此次抗日，系全民战争”，“我们的自卫斗争的基础是广大中国群众”，因此只有“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

（二）要坚决抗战到底。杨虎城指出：“这次抗战，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万一政府动摇，全国人民势必要坚决抗战到底”，“只要还有一个人，这场斗争就将继续下去”。

（三）对日抗战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我们。杨虎城认为，“中国对日抗战乃一长期的艰苦的战争，中国人民以为非持久战不能达到民众解放的目的”;“如能持久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四）持久抗战的基础是人民的民主。杨虎城根据西班牙人民战线给人民以民主，因而唤起人民反法西斯热情的经验，提出了“非民主不能持久抗战”和“决定一切的是人民的意志”的重要论断，从而把持久抗战和实行民主二者正确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全面抗战爆发10个月后，毛泽东发表不朽之作《论持久战》，提出了持久抗战和人民战争的理论。杨虎城在欧美关于持久的人民抗战的论述与毛泽东这一理论不谋而合，这不仅表明杨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也反映出他所具有的政治卓见。杨虎城在欧美的言行，再次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深入人心，说明在民族危难深重的关键时刻，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将领，必然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殊途同归。

在遍访欧美之后，杨虎城认为“目前国内抗战之全面展开，实不能再作海外逗留”。遂于1937年10月28日，毅然由法国马赛乘轮船回国参加抗战。谁知这位抗日英雄回国之后却身陷囹圄，以致在被蒋介石监禁12年后惨遭杀害。

来源：袁武振著《中国革命和建设史重要问题研究》（作者：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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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