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武振 | 民主革命时期的国共两区通邮

袁武振红星陕闪

2024-09-22

邮政通信是人们沟通联系、互通信息的重要手段。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国共两党先后于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和人民解放战争末期，实现了国共两区的正常通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统区和解放区人民的通信需求，在中国邮政史和国共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首次通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包围封锁，致使国共两区人民的正常通信中断，音讯隔绝。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抗日协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积极拥护全国邮政统一，提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国民政府辖区实现正常通邮，国民政府当局对此表示同意。1938年4月，经陕甘宁边区政府允许，国民政府在延安和边区各县设立中华邮政机构，从事邮政通信业务。这样，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国民政府所辖的西安得以首先通邮，并通过这条邮路把延安和全国各地连接起来了，使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与国统区人民的通信联系得以实现。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国共两区正常通信也受到严重破坏。国民党西安当局对处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华邮政员工百般刁难，不仅不按时供应其业务上所需单册，甚至连办公费、员工工薪也不发给，迫使他们向敌占区的北平邮局借用业务单册，向陕甘宁边区银行借款支付办公费和生活费。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维护国共两区的正常通邮，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1940年春在西安接见负责晋、陕、甘、宁四区军邮和普邮业务视导工作的中华邮政第三军邮视察段总视察林卓午（字叔卿，福建省福安县人），指出希望沟通国共双方管辖地区的信件往来，使人民有通信自由。5月9日，周恩来为林卓午挥笔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通过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林卓午和国民政府邮政当局对中国共产党的通邮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并受到极大鼓舞。

1941年12月下旬，为解决通邮中的各种问题，林卓午率员带运800公斤邮件亲赴延安，会见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并就通邮中沿途军政对邮政的检查、设立军邮联络电台、边区内中华邮政在业务中法币与边币的比率和兑换办法等问题，顺利达成协议。这个协议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于1942年1月14日联名签发，此即《关于邮务问题通令》。通令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保护中华邮政的政策，指出：“邮务系有关抗日战争，并带有国际性质之国家企业，各地军政当局，应尊重邮政章规及其行政与工作系统，并给以充分之业务便利与妥善之保护。”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于同年2 月22日决定：“对于邮务员工务须按边府颁布之优待抗工属条例实行优待，如有家境十分贫寒者，不但应减免其负担，且应发动民众帮助。”

中国共产党倡导国共通邮深入人心。通邮协定公布后，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正常通邮有了一定的进展。以肤施（延安）邮局为例，1942年1月，该局“外来邮件包裹颇多，以信件言：挂号信比去年同月多十余倍；平信、包裹亦多至十倍。汇兑数额月达四五万元，向外汇者亦较前增多。”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共两区通邮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国共两区通邮也遇到了新的问题：（一）原来的敌占区（与解放区没有直接通邮关系），现在变成了国统区，这些区域内的中华邮政是否同解放区建立直接的通邮关系；（二）有些原敌占区的中小城市，经过人民的斗争成为解放区，这里的中华邮政是继续维持业务还是撤退；（三）有些在解放区军民控制下的铁路交通线原是敌占区的邮路，是维持邮运还是改变邮运路线，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是一贯的，就是要维持国共两区通邮，保护中华邮政在解放区的正常业务活动。而蒋介石国民党却企图在短期内消灭解放军，“收复”解放区，根本不考虑国共两区的通邮问题。但是经过长期战乱的中国人民企盼和平，打通人为阻隔，求得音信畅通。因此，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区通邮和保护中华邮政的政策，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拥护，国民党蒋介石最终也阻挡不了国共两区通邮问题的解决。

1946年2月11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发表第十号联合公告称：“为履行停战任务之一部分，各指挥官应立即进行协助恢复各交通线工作。所谓交通线，包括所有道路、铁路、水道、邮政、电话线、电报线或无线电设备……如强制检查及非法无理损坏旅客之行李及货品，与扣留邮件电报之行为，必须取消及禁止。”人民解放军当即通令各地部队照办，解放区邮政部门也积极响应，纷纷采取不同方式和国民党统治区通邮。

第一种是陕甘宁方式。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两套邮局，一套属边区政府，一套属中华邮政。凡属送达国统区的邮件，均按中华邮政手续办理，贴中华邮政邮票，由中华邮政所属邮局递送。抗战胜利后，这种办法维持不变，中华邮政总局也没有因为不承认解放区邮政而加以反对。

第二种是不订协定的方式。1946年3月5日，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通知所属，规定与国统区通邮的原则是：“承认我方邮局与邮票合法；……由我方指定接头地点，……选择适当之处设立交换局站”，由各局站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处理。冀中区邮局因协商未果，就主动在国共两区之间开辟了四条通邮路线，即由胜芳通天津，由永清和固安通北平，由藁城通石家庄，由河间或交河通沧县等，保证了两区之间的正常通邮。1946年该局发往国统区商民信件17106 万件，收投国统区发来信件3019万件。又如，因平绥铁路中断，中华邮政的南口邮局就主动找共产党解放区的康庄和延庆邮局商订办法，相互交换邮件。

第三种是双方协商通邮的方式。这主要是地区性的协商。如晋察冀的冀东区所属邮局主动和国统区邮局谈判通邮，达成口头协议，规定双方在丰润至唐山、杨村至天津、通县至北平等三条邮路上互通邮件。1946年3 月，军调部集宁小组达成《绥蒙军区与第十二战区间之通邮临时协议》。

1946年初，国共两区通邮尚称顺利。但中华邮政总局既想维护邮政信誉和邮费收入，又不敢违反国民党政府不承认解放区的基调，甚至幻想在蒋介石武力收复解放区后实现中华邮政的一统天下，因此在国共两区通邮问题上态度消极、举棋不定，既承认国共两区通邮的必要性，又不承认对方邮政的合法性；既声言不能用边区邮票，又不供应中华邮政的邮票；既答应收寄挂号信，但又叫寄件人“自负责任”，等等。

1946年6月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次年1月又对解放区实行所谓交通经济封锁，规定：“通过封锁线之邮电文件，应严行检查，如发现可疑得予没收，缴送有关机关查究。”1947年8月，中华邮政总局通令各邮局：“被中共攻占各地暂停交换邮件。”同年10月，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解放区迅速扩大。中华邮政总局宣称：“迭据各区报称，去共区邮件积存过多，处理困难”，规定“如短期内无法转运者，应即批明缘由，加盖日戳退回原寄局，转退寄件人。” 10月27日，中华邮政总局又密令所属：“遇有战事发生，各地方内地邮局员工应于情势极端危急时全体撤退至邻近安全地点”，“逾期不撤者，应暂予停职停薪”。中华邮政总局先是“停止交换邮件”，后又“撤退员工”，使国共两区通邮形势发生逆转。

解放战争末期的国共南北通邮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共双方形成了隔江对峙的局面。国民党当局为加强江防、保存实力，遂实行了封锁南北水陆交通、禁止国共两区通邮等政策，给国统区和解放区人民的正常交往带来诸多不便。国统区人民对此极为不满，纷纷提出批评和质问。1948年11月署名方胜仁的人投书上海中华邮政总局公众服务课，质问：“现在都是中国人，却不收洛阳的信，难道共区比日本人还厉害吗？”（按：洛阳已于1948年4 月5日解放）1949年1月，有的读者给西安《西京时报》写信质问：“在抗战期间，后方与沦陷区甚至伪满州国都照旧可以通信，而现在为什么国共两区间反倒不能够通邮呢？”并呼吁：“应该先恢复国共通邮，使在国共双方的老百姓，先有一个沟通消息的机会。”上海、重庆等地报纸也不断载文，呼吁停止交通封锁、恢复南北通邮。中华邮政总局中的有识之士也在《现代邮政》月刊上发表文章，认为国共通邮是“应天顺人，任何方面，无法阻挡”，应使“全国即日恢复通邮。”

在各方人士的一再要求下，1949年1月26日举行的南京政府行政院第 41 次会议，讨论了“与共军占领地区通邮”问题，决议“准予试办”，并于次日将指令下达交通部及政府所属各部门。2月3日，中华邮政总局命令所属各局：“设法与共区邮局接洽，恢复各地通邮。嗣后发生战事地方，邮局员工暂避邻近安全地点，候无生命危险时，即返原地恢复业务，并与各地通邮。”苏、皖、鄂、陕等邮区遂饬令所属就近向解放区邮局洽商通邮，有的地方旋即沟通了南北邮路。3月5日，中华邮政总局发布通令，要求各经转局对解放区发运的邮件“统应利用最速运输方法接运”，对“共方发来已贴邮票之邮件照予投递，不涂抹或撕毁其邮票。”3月9日，华北人民政府邮电总局公布《关于与蒋管区通邮暂行办法》，指定北平、天津、秦皇岛为华北进出口邮件交换局，可与上海等地交换邮件。从此，南京、上海、青岛市及江苏、安徽、湖北、陕西、河南、甘宁青等省的国统区，均己与解放区恢复通邮。到4月初，北平空运上海邮件19袋，上海发往北平邮件125袋，秦皇岛邮局发往上海邮件2461袋，上海发往秦皇岛4705袋。这就极大地便利了人民通信，对保持国共两区人民的联系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华邮政总局也先后对通邮成绩显著的江苏口岸局和陕西蒲城局（属解放区）通令嘉奖。

为实现全面通邮并解决通邮的技术问题，1949年2月中华邮政总局派员到香港找中共华南局接洽谈判，又委托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颜惠庆和邵力子借去北平之机征询共方意见。共产党方面答复同意进行通邮谈判，并欢迎邮政总局派代表到北平谈判。3月31日，以邮务长梅贻璠为团长的通邮代表团飞抵北平。4月4日，南北通邮谈判开始，华北邮电总局局长苏幼农、副局长成安玉代表中共方面参加谈判。经平等协商，双方于4 月15日达成《华北邮电总局上海邮政总局通邮协定》。会谈期间，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接见了双方代表，北平市政府、军管会和华北交通部长、邮电总局局长也设宴招待了通邮代表团。

令人遗憾的是，在4月27日南北通邮协定签字的当天，逃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在第 56 次会议上作出了“对中共通邮电汇兑一律停止”的决定，在上海的中华邮政总局奉命电示通邮代表团“通邮事只宜作口头协议，不可签署文件”，通邮协定遂成为一纸空文。但是，在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之后，江南的中华邮政先后被人民接管，南北通邮问题也随之解决了。

正可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来源：袁武振著《中国革命和建设史重要问题研究》（作者：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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