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武振 | 习仲勋制定新区工作方针接管新解放的城市

袁武振梁月兰红星陕闪

2024-09-22

1948年春夏，随着西北野战军进入国统区作战，解放区不断扩大。关于如何恢复和建立新解放区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巩固维护新解放区的社会秩序，组织指挥地方军队和民兵配合作战支援前线，习仲勋对新解放区的这些工作进行了认真思考和积极准备。他认为：在老区我们已有了完整的一套，干部有经验，群众也有经验，但在新区则情况完全两样，“陕甘宁边区党对新区情况生疏，思想上又缺乏充分的准备，过去所获的各种观念，到今天实际中竟全部皆非。如何把中央的路线、政策在全党同志中搞清楚搞一致，适当地解决新区各种问题，成为做好新区工作的关键”。

1948年5月26日至6月1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土基镇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春季攻势和部署今后的工作，习仲勋出席并讲话

制定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

为了制定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习仲勋重点调研了新解放的黄龙分区的情况。1948年7月14日，习仲勋就新解放区的工作问题致电毛泽东，对新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建议，请求中央指示。习仲勋认为，新区解放后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宣布解散一切反动特务组织”，“然后才在较巩固的条件下，有计划地转入发动群众，进行各种社会改革”。为提高派到新区干部的理论水平，习仲勋建议开展一次普遍的学习运动，克服自以为是、各自为政的无纪律无政府现象，“不创造一套适应新区环境的工作作风，要贯彻党在新区的正确政策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传阅了这一报告，给予高度评价。7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习仲勋：“报告内容很好。所提各项问题的意见都很重要很正确。望提交西北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再加讨论。我们已将此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参考。”

在7月19日至8月4日召开的西北局干部会议即陕甘宁边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习仲勋指出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队。目前新区不进行分土地、分浮财，而把打击目标只限于反动武装力量和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习仲勋认为，新区的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执行正确的政策，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认真研究，十分严肃、十分谨慎地按照当地实际情况，正确实现之。“为了准备今后继续发展新区的需要，必须大批准备干部。各级党的组织部门应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到有计划的大批培养干部上去。”西北局干部会议一结束，习仲勋的报告迅速传达到基层，会议提出的工作任务逐步落实到陕甘宁边区和新解放区。

周密部署城市接管工作

随着一些城市的陆续解放，“如何去收复城市，收复后如何管理，这在党内一般是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习仲勋负责接管西北地区新解放城市，对城市接管工作进行周密部署。1949年1月11日至23日，他在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上作《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的报告，对西北人民解放军今后的城市接管工作指明了政策方向。习仲勋认为：“我们已经解放的和将要解放的一切城市，均是人民的或将是人民的城市，必须严格保护，不许破坏。”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西北地区工作经验，习仲勋提出了今后接收管理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第一，对旧的反动政治机构，如各级政府机关、保甲、军队、警察、法庭以及反动党派组织，必须彻底粉碎，不能利用，而代之以人民的政治机构；对其设备则要保护和保存，接收过来，对于一般旧的政府公务员也不是一律排斥，而是经过必要的改造后可以酌量使用，这叫做“拆散机构，利用材料”。第二，对旧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制度，必须加以适当的改组，使之适合人民的需要，对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则必须保护。第三，至于工厂、企业、银行、邮电、铁路、医院等，不但其设备要利用，而且其机构都不能“粉碎”，必须保存起来，好好利用。第四，对一切国民党的、官僚资本的经济机构，不要打乱，不要忙于去改组，更不能“粉碎”，而是要它继续生产，原有官僚制度必须废除。第五，对旧的企业组织必须了解、熟悉、精通以后，才根据一定可能的条件，逐渐合理地去改造。他说：“这就是我们接管城市的基本方针。”

根据这一基本方针，习仲勋提出接管城市的三大任务，即“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接收的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要区别两种情况，即官僚资本企业，应由人民政府接收；国民党员私人经营的工商业，除重要反动首领经西北局或前委批准没收其所有财产外，其余则不要去没收，而要允许和保护其所有权。

1949年2月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

2月8日，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常驻议员、边区政府委员暨晋绥代表联席会议上强调，“今后政府工作的中心应放在广大的新区上”，为“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和广大新区”准备政策和干部；过去我们在城市和农村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还要系统地确定并切实贯彻下去；今后更应有计划地抽调干部，集中训练，准备派到新区去，使他们成为建设新区和城市的干部。习仲勋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标志着西北解放区的工作重心开始实行战略转变，逐步由老区转向新区、由乡村转向城市。

做好接收西安的各项工作

西安是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解放西安对整个西北影响重大，习仲勋为解放和接管西安投入了很大精力。早在1948年12月，西北局批准成立中共西安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西安地区党组织的活动迎接西安解放。1949年2月28日，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做好接收西安的各项工作。5月10日，习仲勋出席西北局在延安举行的进军西安干部动员大会，要求到西安去的各个部门、单位及全体干部，必须保持严格的纪律，服从军管会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胜利地完成接管和建设西安市的任务；全体干部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学习，对于管理和建设城市的知识，必须从做小学生起。5月20日，西安解放。5月底，习仲勋带领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从延安迁驻西安，标志着西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进入了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在习仲勋领导下，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广大城乡接管工作顺利完成，各项民主改革和恢复建设初步展开。各城市遵照习仲勋和西北局的指示，采取“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办法，按旧系统统一组织接收，原封接收后再行分配。这些城市接管的做法和经验，为接管西北地区其他城市产生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

在这一阶段里，习仲勋还领导了西北军区同驻守榆林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的和平谈判。榆林于1949年6月1日和平解放。习仲勋领导的榆林和平解放，“以八项二十四款为谈判基础，解决方式介乎北平、绥远之间”。习仲勋指出：“今后西北解决敌人，不仅是军事方式，具体情况要求我们将有若干地区，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如现在就有一个榆林方式（这与北平、绥远方式不尽相同），将来其他地方可能还有其他方式。”榆林和平解放是西北解放战场上用和平方式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成功范例，也为毛泽东决策“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 提供了经验，对于西北地区其他国民党军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使宁夏、新疆两省和酒泉、武都等地国民党守军后来也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加速了西北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总之，习仲勋以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非凡的工作业绩，为解放大西北、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后来回忆说：“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候我追随彭老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一直到大西北全部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

来源：《党的文献》，是《论习仲勋对解放战争的重要贡献》论文的第四部分。（作者：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梁月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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