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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武振 | 白求恩与毛泽东的交往与友谊

袁武振 梁月兰 红星陕闪
2024-09-22


诺尔曼·白求恩的名字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一文的发表更使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事迹到到处传扬,他和毛泽东的友谊也成为无产者战斗友谊的典范。



01

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阻拦,白求恩坚定地表示:“我要去延安,我要去前线”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1890年3月3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格雷文赫斯特城的一个牧师家庭。1914年,正当白求恩在多伦多大学向医学博士学位进军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24岁的白求恩像安大略省大多数青年一样,并不理解这场战争的性质,加之又向往“美丽的法兰西”,因此在加拿大政府宣布参战的那一天,就投笔从戎,开赴法国战场。战争结束后,从小就渴望长大后能当一名外科医生的白求恩开了一个诊所,为许多无钱看病的人治疗。

1926年,白求恩染上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在自己身上试验人工气胸疗法。奇迹发生了——在短短的两个月里,他差不多完全康复了。从此,他把胸外科和肺结核,当作自己医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发明、革新了许多种外科手术器械,成为驰名欧美的胸外科医生。

随着生活领域的扩大,社会阅历的加深,他越来越憎恨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关心那些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劳动人民。马克思主义的启迪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更坚定了他为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决心。1935年,他毅然秘密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36年,白求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运作加拿大输血所

就在白求恩满怀信心地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开新的步伐的时候,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再次爆发,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斗争。1936年8月,当意大利法西斯进攻西班牙的时候,白求恩受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的派遣,率领医疗队来到战火纷飞的马德里,挽救了大批反法西斯战士的生命。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正在加拿大为西班牙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奔走呼吁的白求恩得知这一消息后,在一次大会上面对着上万名听众愤怒地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疯狂侵略,表示要到中国去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说:“我决定不回马德里了。真正的战斗是在中国,那里的斗争决定着我们这个世界的命运,我要和他们一起战斗!”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你要明白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读一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和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幕》。”

当时,世界各国人民大力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加拿大也存在着相当广泛而有组织的援华运动,最积极地推进和组织援华的就是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1938年1月8日,白求恩受该同盟和美国和平民主同盟等组织的派遣,带着加、美人民的殷切希望,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离开温哥华,向中国进发了。这支医疗队由3人组成,白求恩任队长,队员是加拿大女护士琼·尤恩、美国外科医生帕森斯大夫。援华委员会负责提供和输送医疗队所需的全部物资和经费。

1938年1月23日,白求恩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武汉,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联络员王炳南取得了联系。当天晚上,周恩来副主席会见了白求恩一行,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情况。考虑到解放区生活艰苦,周恩来建议他们先留在国统区适应一个时期再去根据地。白求恩坚决地说:“武汉不是我的目的地,我要去延安,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去。”周恩来感谢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奉献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员的感激之情。”

白求恩到达武汉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他的桌头上常有国民党军界的请柬。作为一个医生,他参观了一个国民党陆军医院。那里又脏又乱,伤员的伤口在发臭,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医生了。这种腐败的景象,更坚定了他的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领导抗日战争,到延安去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国民党千方百计想挽留他,白求恩说:“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我只能告诉你们,我是来抗日的,我要去延安,我要去前线。”

不久,八路军卫生部部长姜齐来到武汉。他告诉白求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取得了许多胜利,但由于日军的封锁,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部队的医生很少,药品奇缺,战士们常常忍受着极大的伤痛。听到这里,白求恩恨不得立刻飞到抗日前线。北上的日子确定了。医疗队成员帕森斯大夫不愿同行。白求恩说:“你留下吧,我们要北上,我们要去延安,就是剩下我一个人,我也决不动摇!”

2月22日,白求恩率领医疗队离开武汉,冒着敌人的炮火北上,于3月初来到陕西韩城县。3月22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车将白求恩医疗队接到西安。朱德总司令会见了医疗队,他握着白求恩的手说:“中国人民欢迎你,八路军指战员欢迎你,延安等待着你,前线等待着你!”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说:“我们等你很久了,大家是多么盼望你来,抗日前线有了你这样资历的外科医生,那将是一种什么情景,多少八路军伤员又要重返前线。”



02

 1938年4月,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毛泽东和白求恩促膝长谈



1938年4月初,白求恩率领援华医疗队,带着满满3大卡车药品、器械,在八路军战士的护送下,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延安。当车到七里铺时,白求恩看到了宝塔,他让车停下,站在路旁的石头上,无限感慨地说:“延安,我来报到了。

这天,延安全城的人从大清早起,就一直举着旗子,敲锣打鼓,等待着白求恩医疗队的到来。“伟大的反法西斯国际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外国医生和中国人民的加拿大朋友”等标语随处可见,这些使白求恩和尤恩激动不已。在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和傅连璋医生前来迎接他们,并领着白求恩和尤恩访问军政机关,大家那种期待的气氛给白求恩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延安第一天的见闻使白求恩非常兴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虽然延安是全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我一路上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看惯了半封建社会种种景象——肮脏的住房、污秽的街道、衣服褴褛的人们。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和中国其他地方正相反,边区的行政当局正在推行一个全面的计划,将社会改革与组织区内的一切抗战力量的工作配合起来。在延安,我见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来到中国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对白求恩和他率领的医疗队来说,一切都感到新鲜。八路军卫生部长姜齐建议他们先休息几天再开展活动。可白求恩第二天就发表演说,参加宴会,接见杂志、报纸的记者,参观边区政府机关,给延安的干部训练团和抗大的学员作报告,又花了更多的时间解答问题。

白求恩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会见是在凤凰山麓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进行的。毛泽东微笑着向白求恩走来,高兴地连声说:“欢迎,欢迎!”他向白求恩伸出了双手。白求恩也向他伸出了双手。他们无言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像兄弟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白求恩解开衣扣,从贴身的衣袋里取出自己的党员证书,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郑重地接受:“我们将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国共产党。你现在就不是外人,不要见外啰!”毛泽东热情地欢迎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赞扬他实践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毛泽东说:“你们来到解放区,说明了加拿大、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团结与战斗友谊,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地人民的深厚感情。”

白求恩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毛泽东转达了加、美人民的亲切问候,介绍了加、美人民的革命斗争情况和西班牙人民反抗德意法西斯的英勇斗争精神,又从西班牙谈到中国,谈到战区医疗工作。

毛泽东考虑到前线条件艰苦,邀请他留在延安主管八路军医院。但白求恩说,最能发挥他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抢救重伤员。

“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毛泽东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好,这个办法好!我们的战士知道他们一受伤就会立刻得到治疗,那一定很高兴。”他告诉白求恩,由于没有医疗设备,我们许多伤员牺牲了。

“他们是能够救活的。”白求恩肯定地说。他认为,只要有战地医疗队,有适当的设备和及时的治疗,这类伤员中的75%一定可以复原。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那么毫无疑问,请你立刻组织战地医疗队吧——八路军的第一支战地医疗队。”“好!”白求恩满意地说,他很高兴自己的计划这样快就被批准了。

在摇曳的烛光下,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就国际形势、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等问题,和白求恩交谈了3个小时。毛泽东深邃的思想、坚定的信念、丰富的知识、敏锐的洞察力及热忱谦逊的态度,都给白求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明白了:为什么红军能够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什么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伟大的领袖。

不知不觉黑夜已插翅远遁,新的一天到来了。会见结束时,毛泽东一直把白求恩送到大门口,握着他的手说:“请白求恩大夫向加拿大和美国朋友转致谢意!”并再三嘱咐:“到前线后,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一定要写信来。”

白求恩回到自己的窑洞,回想起与毛泽东相见的情景,依然十分兴奋。他轻轻地按动打字机的键钮,在日记上倾诉自己的心声:“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地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伟大的行军中是怎样领导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了中国。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那么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一个多月。他被邀请参观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给延安的干部和抗大学员作报告,为中央首长和普通群众看病。整天从早忙到晚。白求恩最关心的是延安的医院。在马海德和傅连璋陪同下,医疗队全体成员参观了陕甘宁边区医院。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医院设备极为简陋,窑洞就是病房。医疗队一个一个病房挨着看,并和伤员谈话,作详细记录。医院门诊怎样诊断这些病人,病房怎样为病人治病和护理病人,从检查到处理程序他都要一一记上。当白求恩看到八路军还为日本战俘治伤,并且还设有日本工农学校时,他感慨万分:“你们真了不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参观后,白求恩在布朗和尤恩的配合下,作了几例手术表演,成功地做了一个膝关节手术,做了摘除扁桃腺手术。器械仅有一把刀子,两把镊子,一个开口器,几个棉球,几分钟就顺利结束了。用他们带来的爱克斯光机,让组织部门动员干部来检查身体。给每个干部作透视、记病历。最后还建议组织部门,干部分配时要医生提供健康情况。

接着白求恩来到距延安35里的拐峁八路军野战医院。这里的设备也极为简单,是在一个手术队基础上创办起来的。他们对所有从前线转来的伤员进行了检查,发现受伤多半是大小腿部,而且骨头发炎的很多。由于护理不周,好多战士成了残废。当白求恩得知伤员从前线转到延安需要一个月时间,而且是用担架抬着颠簸,他明白了战士残废的原因,提出了医疗队要上前方的请求。

白求恩使用的听诊器、镊子、止血钳、装注射器的钢筒(一级文物)

八路军卫生部考虑到白求恩年近半百,前线条件艰苦,要留他在延安工作,白求恩说:“我不是为生活享受而来的,优厚的物质生活我早就有了,但为了理想我都抛弃了!需要照顾的是伤员,而不是我。”由于药品缺少,白求恩和马海德商量决定派尤恩到西安采购麻醉剂、药品和绷带。尤恩在西安找到了装载着他们从香港发出的药品的卡车,带着这批药品、器械,胜利回到延安。



03

白求恩到抗日前线抢救伤员,毛泽东一直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



1938年五一节过后,在毛泽东的关怀下,白求恩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带着前线急需的药品、器械和衣物,来到晋察冀边区抗日前线。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抢救了许多抗日战士的生命,为八路军培养了大批医务工作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白求恩在前线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他的工作情况,对根据地的医疗工作提出了不少建议。毛泽东对白求恩的工作十分支持,对他的生活也非常关心。1938年7月,白求恩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白求恩到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模范医院”。这个“模范医院”能以榜样来说明如何利用现有设备改善军队中的医务工作,培养医务人员。毛泽东致电聂荣臻司令员,表示同意这一任命,并“请每月给白求恩同志100元”,“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

接到毛泽东电报的第二天,白求恩就回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来电敬复如下:……我谢绝每月100元的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一切均已供给。该款如系由美国或加拿大汇给我个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置烟草及纸烟之用。我本人若需少许款项,当随时向此间司令部支取。”

白求恩大夫和聂荣臻司令

为了付给白求恩这笔津贴,聂荣臻司令员还特地找他谈过话。白求恩诚恳地表示:“我从延安来,我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津贴都很少,八路军官兵每天只有几分钱的菜金,我愿过中国革命队伍普通一兵的生活。我是来支援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我要钱做什么?我要想吃好穿好,就在加拿大不来了!”他还幽默地说:“聂将军,你当晋察冀军区司令官,每月多少钱?每月5元钱!一般战士有多少呢?每月1元钱!事实上,连战士的需要都比我大,因为他们往往是有家眷的。”聂荣臻被感动了:“你这个人有时候很难对付。可是还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这笔钱无论如何是要付的。你的意思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以你的名义,把它用作伤病员的特别费用吧!”

1938年9月,模范医院在山西五台县松岩口建成后,白求恩与晋察冀边区军政首长合影。从左至右:胡仁奎、聂荣臻、邓拓、白求恩、宋劭文、潘自力、叶青山

1938年9月下旬,日军进攻五台山,白求恩随军区司令部转移到河北省平原县蛟潭庄,在这里工作一个多月,为60多名伤员作了手术,并率领医疗队参加洪子店战地医疗。11月下旬,医疗队参加了359旅广灵——灵邱公路伏击战战地救护,将手术室设在前线一个小庙里,连续工作40个小时,作手术71次,不仅绝大多数伤员获得新生,而且大多数没有发生感染恶化的现象。这个结果大大超过了白求恩在延安时向毛泽东做出的保证,这是白求恩离开延安后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的愿望。

1938年12月,白求恩在灵邱为伤员输血300毫升,组织 “志愿输血队”,创办“特种外科医院”,提出民主管理医院的组织法。1939年1月3日,培训医务人员的“特种外科实习周”开学,白求恩亲自讲课。

1939年2月至6月,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在冀中随部队转战,先后参加吕汉、大团丁、齐家庄战斗抢救伤员,行程1500余里,施行大手术315次,设计了适合运动战、游击战特点的“卢沟桥”药驮子和“白求恩换药篮”。

1939年6月下旬,白求恩在河北省唐县编写《游击战争中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一书,全书九章,图百余幅。还编写了《战地救护须知》等20多种教材。9月,他又组织“军区卫生巡视团”去各分区后方医院视察工作,历时45天,行程1250里,具体作示范和指导。

1939年9月,为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募集经费和购买药品,白求恩预定10月20日启程回加拿大,1940年“五·一”返回军区。但这时日寇对北岳山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扫荡”,白求恩决定推迟回期,率领医疗队参加摩天岭战斗。

10月28日,白求恩在摩天岭附近的村庄里抢救从火线上抬下来的八路军伤员。突然,哨兵报告敌人正朝手术室方向偷袭,白求恩立即命令医疗队员和做完手术的伤员先行转移。他坚持为最后一名重伤员做完手术,在敌人赶到之前几分钟,才从容地撤出村庄。

可是,白求恩在这次手术中划破了左手中指,但他仍坚持作了几十个手术。在当时那种敌后战争的环境中,没有抗毒药品,他的伤口感染了。聂荣臻司令员命令不惜任何代价把白求恩转移到安全地带,全力抢救。但细菌已侵入了白求恩的血液,他患了败血症。



04

白求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捐躯,毛泽东亲撰悼文号召全党向他学习



1939年11月12日清晨5点20分,加拿大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河北省唐县黄石村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临终前,他在给聂荣臻司令员的遗书中写道:“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白求恩仍怀着崇敬的心情,想念着毛泽东。他握着周围同志的手说:“请转告毛泽东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获得解放。”他又回想起与毛泽东会见的幸福时刻,毛泽东那凝聚着宝贵思想和丰富经验的谈吐、那智慧的目光、那驾驭整个中国的魄力,两年间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他,鼓舞着他!

白求恩牺牲后,他的战友抬着遗体趁着黑夜走了5个晚上,将他安葬在晋东一个山谷里。送葬队伍经过白求恩生前战斗过的村庄时,人们都列队哭泣着向他的遗体告别。在抗日前线,八路军将士呼唤着白求恩的名字,冲向敌人。在五台山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闻讯后热泪滚滚,悲痛万分。在延安八路军总部,人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朱德总司令站在白求恩的遗像前,盛赞白求恩“以他的伟大友爱,他的同情,他在战斗中的英勇,达到了革命道德的最高标准”。朱德深情地说:“他把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华民族将永远纪念他,全体进步人类也会敬仰他的英名。”

12月1日,延安各界隆重举行白求恩追悼大会。延安各机关、团体、学校和部队的代表,都默然聚集在这里。沉静而肃穆的空气,笼罩着整个会场。煤气灯下到处充满着哀悼的挽词,这无数的黑色大字正表示着人群所激荡着的深沉的哀痛。那被高悬在台上、围绕于丛丛花圈中的画像,那一副有着坚毅、刚果、沉着和无限热情的面孔,一个模范的国际主义者的伟大精神,活生生的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千百只爱慕的眼睛射向已逝的模范共产党人的画像,大家的心神都驰向辽远的晋察冀边区,追念着他,莫不认为这位伟大国际主义者之死,是中国抗战的一个损失,也是人类的一个损失!因为他不仅为中国抗战而服务,且为人类解放服务。

大会开始了,会场响起了雄壮的《国际歌》,每个人都有着无限的沉痛!大会主席滕代远报告了大会的意义,详细讲述了白求恩的事迹。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王稼祥和陈云先后讲话,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培养出千万个白求恩式的人。毛泽东为失去这位友人而痛惜,他敬送了花圈,并亲笔书写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

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悼念文章《纪念白求恩》,高度评价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号召全党向白求恩学习。他在文中深情地写道:“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毛泽东写道:“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白求恩从此成为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极端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典范,成为中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至今,白求恩的精神仍鼓舞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中国人民。


来源:袁武振著《追寻红星的人们》,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梁月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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