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不在场：当代艺术中的非人动物
作者｜ 龙缘之
编辑｜ 象白妹
视觉｜ 浩白洋
非人动物在艺术中的呈现，从古至今皆不少见，当代艺术中更不乏透过以其为主角，重新思考物种关系的作品。本文以艺术家吴权伦个展《驯国》和许家维《黑与白:熊猫》作品为例，透过对特定物种(如犬和熊猫)，乃至物种中特定个体的控制和驯化，体现了“人”与”非人动物”(以下简称“动物”)的政治连结、人类社会内部的政治性问题，以及两者互相建构的情形。
龙缘之
北京大学电影学硕士清华大学科技哲学博士
她的研究领域包括科学传播、动物研究，以及电影及当代艺术中的动物形象。2018年，她以对大熊猫保护历程的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研究取得博士学位。现任职于行动亚洲生命关怀能力发展中心(ACTAsia)，也为《信睿周报》等刊物供应动物、艺术相关稿件和书评。她是文化与动物基金会(Culture & Animals Foundation)2019年度受奖人。
这些差异首先是特定时空中不同的权力主体对特定物种(德国狼犬、大熊猫)的支配，其次，则表现在多种社会环境下的动物形变和对动物的歧异态度，最后则是从当代视角反观物种关系的变化。
01 从”动物伦理”到”特权物种”
“动物伦理”意指人和非人动物(non-human animals，以下简称为”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动物伦理学(animal ethics)则是伦理学中的子领域，研究人和动物关系，而非动物和动物关系。
人和动物的伦理关系，首先是建立在动物是”有感知的生命”之前提上。由于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足以引起动物的痛苦等感受，因此，人类如何对待动物，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强调的是，由于感知、疼痛等，都必然关乎个体(individual)，而不是群体或是物种，因此，动物伦理学主要关心的是动物个体应如何被对待，而不是物种或是生态等积聚性的对象。
另一方面，属于同物种的动物个体，亦有其基于共同的生物性而有的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需求，在人类社群中亦担任较为相似的角色，本文主要探讨的“德国狼犬”和“大熊猫”即是如此。
“动物福利科学”(animal welfare science)即建立在这样的道德关怀和科学基础之上。然而，“人类应该如何对待动物”实际上是个哲学问题。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包括彼德．辛格(Peter Singer)的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观点，以及汤姆‧雷根(Tom Regan)的动物权利论(animal rights theory)。
前者认为人和动物都是道德考虑的对象，且每一个个体都应作为一个单位，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情况下，人不能忽视在工厂化养殖、人类大规模支配动物的现实情况下的动物之利益(interests)。辛格的效益主义以“减少痛苦”为目标，影响动物倡议运动甚大的《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论述即是在此基础上成立[1]。
强式动物权利论(strong animal rights view)可谓是康德(Immanuel Kant)义务论的另一版本[2]。不同于康德认为人对动物仅有“间接义务”，雷根认为人和动物共同定义了何谓“生命主体”(subjects-of-a-life)的内涵，动物理应作为道德容受者(moral patient)[3]。由于任何一个生命主体都不应该被牺牲或为他者所支配，动物权利论原则上反对一切对动物的剥削和利用。
另一个与本文相关的概念是”特权物种”(privileged species)，这个词语更多地被用于环境史或文化史，而非动物伦理学领域，意指那些受到特殊对待，如被当作宠物的马、狗、猫等物种。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指出宠物有三个特性:可以进入人的房间、有名字，原则上人们不吃它[4]。下文将从吴权伦所梳理的德国狼犬的历史，以及许家维重现的大熊猫近代史，反思这些似乎有着特殊待遇的动物，是否享有、又在哪种意义下享有特权。
02 吴权伦《驯国》中的生命政治
艺术家吴权伦于2019年的个展《驯国》，以德国狼犬的谱系和在不同的历史时空、文化中的表现及形象演变作为主题。在观众首先进入的展间中，作品《当收藏成为育种-欧洲》由数十个从欧洲各地搜集而来的狼犬陶瓷组成(图1)。参观者宛如进入厅堂中央，欣赏这些被刻意安置在房间的狼犬，而它们又表现得如同在客厅般的安适。由于制作的地区和工匠对狼犬的选择和审美的不同，犬只卧姿的也存在细微差异，予人既有多样化，又有同一性的感受。
在展场的左手边，展出的是吴权伦整理的狼犬谱系表，展场两侧则放置了特写狼犬扑满的摄影，行经的观众宛如检阅着这群表情憨厚的忠犬队伍。前方展间展出的是由数十个台湾地区制狼犬扑满组合而成的列阵《当收藏成为育种-台湾》，它们正是前述特写摄影的本尊(图2)。
由于德国纳粹重视狼犬的军用价值，同为二战轴心国的日本亦受到影响，而当时台湾正处在日本的殖民殖民统治下，于是民间也存在许多狼犬造型的扑满。狼犬蹲坐的姿态既是典型的军用犬形象，造型亦适合夜市的“套圈圈”游戏(它们经常作为前排的”安慰奖”)。同时，它们的底面积小，适于大量窑烧。在各种不同色彩的扑满中，有着几个略为突兀的白色狼犬扑满，实际上，由于白色犬只不符军用需求，早已受到淘汰。
另一组白色的狼犬形象作品《编队形变犬变》，则是吴权伦将犬只的行动方式具像化的表现。它们或是表现为训练和竞赛中常见的奔跑、匍匐和跳跃的姿态，或以马戏式的奇异姿势展示身体扭转的多样变化，以此呈现犬种特性。
在陶瓷作品的表现之外，吴权伦亦以素描再现这组创作(图3)，将作品穿插于狼犬扑满的特写摄影之间，呈现犬只的”静”与”动”对比的趣味。从狼犬的姿态、行动方式、外型和功能性，吴权伦似乎试图强调人择介入狗的生命乃至基因的过程。
图3：吴权伦，〈跨栏〉（选自〈编队形变犬变〉），2019，铅笔纸本，84 × 59.4 cm，图片来源：艺术家提供。
历史学者李鉴慧曾以受米歇尔‧傅柯(Michel Foucault)、乔治‧阿冈本 (Giorgio Agamben)等人所启发之“生命政治”(biopolitics) 与“生命治理”(governmentality)理论，将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动物贡献和生命经验作为传统权力与治理技术之分析案例[5]。
与此相似的，则是“驯国”展场中多次出现的纳粹军人和狗的合影、日本军国主义宣传中身系日本国旗和纳粹旗帜的狗，以及早期作为牧羊犬使用的德国狼犬，展现的是动物的生命与身体如何成为权力“营造”之对象。陶瓷透过模具量产的工艺过程所展示的美学和实用性，在此亦与德国狼犬的育种、繁殖，及其所承载的审美和功能性遥相呼应，更进一步透过在地的大众产品，与民间经验产生迭合[6]。
除了人对犬的驯化和控制，“驯国”进而涉及了人与人，以及人与德国狼犬的两种政治关系的共构性。在展场中，一个白色狼犬造型陶瓷〈最白的白〉由纳粹的专用陶瓷厂Allach所生产(图4)。
图4：吴权伦，〈最白的白〉（局部），2017-2019，铅笔纸本、阿拉赫陶瓷收藏、书写、金色光，装置尺寸，图片来源：台北市立美术馆提供。
该厂除了被要求作为”雅利安美学”的表率，接管该厂的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也强调该厂要用”德国的土生产德国的陶瓷”。拥有高超技术、主要生产给纳粹高层或馈赠嘉宾的Allach之代表性作品，是四肢细长的骏马，而在一定程度上，Allach Nr. 76亦表现出这般美学追求，甚至直至今日都价值不菲。
令人哑然的是，Allach原是纳粹的第一个集中营里的劳动项目，生产陶瓷作品者其实也是暴政的受害者[7]。从动物的生命、工艺、种族乃至物种间的迫害或操弄，再到文化和审美在不同地域的流动性，“驯国”展示了一种盘根错节的伦理关系。
相较于具有军事功能的德国狼犬，大熊猫的象征意义似乎更为突显。在作为人们的认知度极高的旗舰物种(flagship species)，以及自然保护区具指标意义的伞护种(umbrella species)之外，大熊猫也是当代中国的文化符号。
许家维《黑与白:熊猫》以五段喜剧表演，诠释大熊猫被带到西方国家的历史、在英国的明星级待遇、因“共产动物”标签遭到国际社会抵制、成为全球保育符号的过程，最终则是大熊猫在国际及两岸关系的双重维度下来到台湾地区的经历。
许家维安排了身穿大熊猫布偶装的演员与“漫才师”（日式喜剧演员）同台登场，每章之间穿插了由漫才师透过影像资料讲述的历史背景。首先，〈第一章:走私〉和〈第二章:好可爱呀!〉是被申报为”哈巴狗”以顺利通过中国海关的大熊猫”苏琳”的故事(图5)，以及从捕捉到运输的波折不断，最终抵达英国时已折损半数以上大熊猫的经历。
图5：许家维，〈黑与白—熊猫〉，2018，单频道录像装置，52’48”，图片来源：艺术家提供。
在成为当代中国的象征之前，大熊猫以”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奇兽之姿跃入国际舞台。它们手持竹叶、如人一般的坐姿被认为相当“可爱”，恰似动物行为学之父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Zacharias Lorenz)提出的“生物自我保存”(species preserving)假说，浑圆的头颅和身躯有着极为讨喜的形象。另一方面，人们对该物种却极为陌生，试图挪用各种已知的动物形象和概念，来对其进行指认。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初都曾以大熊猫作为外交礼物，其政治寓意逐渐生成。〈第三章:共产熊猫〉讲述的正是部分国家抵制共产主义而封杀了大熊猫展示，再次强化了该物种的政治象征性。
另一方面，国际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亦以认知度高、物种濒危，以及黑白色印刷可节省成本等多重考量，于1961年成立之初，即选定大熊猫作为标志(图6)。至此，当代大熊猫的符号意义已有雏型:既代表了全球濒危野生动物，又是由中国和国际社会同时定义(或各自赋予意义)的文化符号;既表征着保育的普世价值，又体现了某种政治博弈。
然而，对于台湾地区而言，大熊猫又是什么?在国际和两岸关系的双重张力下，大熊猫符号的多义性，在此又添增了一层复杂的意涵。〈第四章:黑白熊〉讲述的是台南某家动物园曾以染色马来熊招揽顾客的事件(图7)，〈第五章:团圆〉则以大熊猫”团团”和”圆圆”历时数年的来台过程中的两岸协商为主轴。
前者以真实事件为背景，虚构了由漫才师饰演的动物园园方要求马来熊彻底“熊猫化”，以让“台湾也有大熊猫”，试图为“台湾脱离联合国的国际困境”找到出路的情节；后者则展示了“团团”和“圆圆”肩负两岸和平的使命从大陆出发，但却被台湾当局以“中药材”形式引入的过程。
从来自东方的奇珍异兽、动物园的明星动物，再到”共产动物”的指认，以及强迫马来熊变成大熊猫、”团团”和”圆圆”最终以”中药材”之姿抵台，动物的身份及象征性不断地变化，历史材料和虚构情节同样荒谬，不分轩轾。
04 物种关系如何推进叙事?
物种的样态繁多，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无法一概而论，对动物伦理学构成的挑战是:能否找到一套放诸各物种皆准的伦理尺度、对待动物的原则?透过吴权伦”驯国”和许家维〈黑与白:熊猫〉对人和德国狼犬、大熊猫的历史梳理、再现和戏仿，或可作为一种反省物种关系的案例。
首先，本文主要关注的物种，是否在某种意义下作为“特权动物”呢?以犬作为同伴动物(companion animal)为例，美国每年犬猫收容所里被安乐死的动物数量，仅占全国每年屠杀的全部动物总数之0.03％。但是，约有66％的动物保护善款流向犬猫保护机构。相较之下，99.6%被屠杀的动物为被食用的农场动物，但专门帮助它们的善款仅占总额的0.8%[8]。
台湾地区《动物保护条例》禁止宰杀、贩卖、购买、持有和食用犬猫肉，但其他动物(除保育类动物)却未能受到此种保护[9]。另一方面，大熊猫作为全球认知度极高的物种，同样有着特殊的地位，从国内的保育措施到资金、人力的投入程度，都没有其他物种可与之相提并论，更遑论其在全球备受关注的程度。
然而，特定物种在享有某种特权的背后，是动物主体被漠视的问题。以狼犬为例，其训练和竞赛的项目之一，即为“服从”程度。犬只和人类在历史上是共生进化的关系，但是在不同文化和社会情境下，其除了是宠物或同伴动物，因为需求而被繁殖买卖，亦不时为肉用、皮草用、被当作动物实验的对象。它们被关爱，却也同时被利用和操弄，仅管如此，却仍容易与人类产生情感连结。这些面向的问题，除了需要以动物福利科学来保障个体动物的基本需求外，更需要引入动物伦理学的不同观点来进行反省。
在时间的维度中，我们对犬和大熊猫是否有历史责任?雷根提出”补偿性正义”(compensatory justice)的观点，指出”受人类活动影响而濒危的物种”较”未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物种”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应得到更多的资源分配[10]。
苏·唐纳森(Sue Donaldson)和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则强调人应认清犬猫等动物已与人类共同生活的前提，将其视为政治意义上的社会成员[11]。在空间的维度中，正如“驯国”的英文名称“No Country for Canine”所言，犬只无法脱离人类社会而独自存活，而作为野生动物的大熊猫恰好相反──它们的理想生境是远离人群的自然栖息地。
另一方面，关于动物的生命政治，亦是人类政治的延伸和模拟。透过以”爱”为名的支配，动物被象征化和工具化。以德国狼犬为例，从牧羊到战争用途，狗从被培育为人的忠实帮手，到其所展示的美学形象，皆被裹挟进入人类的政治和战争场域。
对德国狼犬或大熊猫的偏好，实际上呼应了对特定社会群体或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动物的符号性和象征意义，对不同的人群、文化及社会皆有所区别。伴随而来的，更有着对该物种的爱与憎恶等相异的动物态度。从当今社会出发，回顾这些关于特定物种与人类互动的历史时，其层次的丰富性和延伸至今的物种伦理问题，因而有着极大的讨论空间。
最后，本文题名之”动物不在场”包括两重意涵。首先，是文中论及的作品皆不使用活体动物或其制品；其次，题名试图强调德国狼犬和大熊猫的主体性被抹消的历程。吴权伦和许家维或是从动物形象和功能演变的时空轴线出发，或是演绎了动物被不断指认、命名之窘境，指出人与动物关系乃是镶嵌于人类文化、社会和政治之中。在此背景下的物种伦理多样而复杂，足以作为艺术创作的隽永主题。
[1]彼德‧辛格，《动物解放》（台北：关怀生命协会，1996）。
[2]大卫‧德格拉齐亚，《动物权利》（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页146-147。
[3]汤姆．雷根，《动物权利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页7。
[4]基思‧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页105-110。
[5]李鉴慧，〈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动物贡献与生命经验初探〉，《成大历史学报》第五十八号（2020年6月），页57-109。
[6]吴权伦、何文安编辑，《驯国:吴权伦个展》（台北：台北市立美术馆，2019），页4。
[7]吴权伦、何文安编辑，《驯国:吴权伦个展》，页45。
[8]〈Why Farmed Animals?〉，《Animal Charity Evaluator》，网址：<https: animalcharityevaluators.org="" donation-advice="" why-farmed-animals="" <="" span="">> (2021年1月18日浏览)。
[9]〈动物保护条例〉，网址：> (2021年1月18日浏览)。
[10]雷根以数量严重稀少的东非黑犀牛(其祖先被捕猎且栖息也被破坏)和相较之下数量更多的兔子为例，犀牛因为人类对牠们祖先犯下的错误而不利，那么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应该通过补偿性原则，做更多帮助犀牛的事。雷根，《动物权利研究》，页28-29。
[11] Sue Donaldson and Will Kymlicka, Zoopolis: A Political Theory of Animal Rights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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