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多面秦晖——他的小清新与重口味
▲ 秦晖与金雁夫妇合影
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
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夫妻两人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
暑期溽热，打开电脑“犯懒”的时候，就敲一些轻松的话题，如要论话题来讲，无疑秦晖是很有说头的人，他的长相和处事风格容易给人以欺骗性，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书呆子类型的人物。错！他只是由于眼睛不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习惯，在他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很容易进入问题而忽略其他，显得有些痴态，其实就他的性格来说，他是一个很好玩、兴趣广泛甚至有时会耍赖、很有喜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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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喜欢唱歌，拿起简谱就能唱，且音准很好从不跑调。但是KTV里的流行歌曲他一首也不会，他唱的歌全是和历史知识有关或者与他的研究相辅相成的。比如“二战”的、“文革”的、政治的、宗教的、国歌系列、外国情歌，甚至包括采风的“酸曲”之类。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还没有电视的时候，自己也不做饭，每天从食堂吃完晚饭出来，都要到附近的菜地或麦田里去散步，这几年由于获取信息的手段多样化，我们又恢复了过去的老习惯，散步成为晚饭后的保留节目。我们每天的散步都有一个话题，一般说来是以相互讲历史为主，或讲中国通史演绎，或全世界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一个个地在嘴上漫游，但是也有一些七七八八古怪的题目，或者讲全世界的大河以及水库，或者讲兵器知识，或者唱《外国民歌200首》。这是老知青的保留曲目，凡插过队的人人都能唱几首，我知道像郑也夫、何光沪、梁晓燕、郭于华都能张口就来，且音色很好，但是秦晖熟知的歌曲面显得更“刁钻古怪”一些。
秦晖的音域不宽，音色比较单调，但听力记忆不错，只要兴趣高涨一口气唱几十首不在话下。为了不“大混战”，每次我们都定一个基调，比如“二战”主题的话，就要对立阵营的全唱，不能只唱一边的，唱完苏联歌曲，我一定也让他唱纳粹的《党卫军之歌》《我们的隆美尔》。其实就旋律来说，苏德两边的歌曲极为相似，都是慷慨激昂、鼓舞士气的进行曲，而且歌词都是以正义的化身自居，有强大的气场，绝不像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中描写的“反动派”音乐那样猥琐、阴暗、晦涩和流氓气，如果不知道的人一定会把德国法西斯的歌误认为是苏联红军的歌曲。
有一年正月十五，我们在旷野里散步，混浊的空气使那一轮满月都变得黄黄的，有些凄凉和惆怅。秦晖突然兴趣所致唱起了词调，从一剪梅、贺新郎、菩萨蛮、忆秦娥、孤雁儿、蝶恋花，一首接一首唱下去，很好听，也符合当时的意境，有些中间歌词记不清的地方，就胡乱编排含混的带过。我很感动他为我唱的这些词曲，望着他想说点什么，可看他根本就没有理会我，沉浸在自我当中，就知道他不是为我唱的，而是自己想唱，就像他突然走进了中国词牌房间，打开了记忆一发不可收拾。可转念一想，能有幸成为听众也不错。这个发癔症的老兄，不是你想让他唱什么他就能唱什么，而是他信马由缰想唱什么你就只能听什么。十五的鞭炮声远远传来，他一口气唱了十多首曲，被混浊的空气呛得直咳嗽，这才意犹未尽地住口，并不忘告诉我说，宋代早期的词牌大多是香艳伤感惆怅的，后期以后才有了像破阵子、满江红这种大气雄壮带有阳刚气的词牌。他的这种知识讲解并不错，但是一下子就破坏了刚才唱词牌时的意境，真是职业毛病，非得把淡淡思绪和情调变成煞有介事的课堂教学，真是不懂情趣。
最好玩的是，有一次他突然讲起在农村采风的时候收集的“酸曲”，便一口气唱了几首，有的已经被《刘三姐》加工成什么“蜘蛛结网三江口，水冲不断是真丝（思）”，有的还保留原初状态如什么“想妹多，想妹多，吃饭当吃药，睡觉睡不着”，还有更黄的，“席子垫妹，妹垫哥⋯⋯”之类。据说当初作为下乡知青的他，被县文化局借调搞民间文艺创作，在农村收集山歌小调的时候发现全是这些“黄段子”，因为觉得不符合时代精神，再加年纪小害羞，初次接触民间真白火辣的东西，只把曲调记录下来而没有记录歌词。现在想想其实这也是一笔财富，虽然每个地区的民间都有类似的“酸曲”，但南北方言的差异使得曲艺的表现有所不同。我还看了他当年用这些曲调改写的壮剧、彩调之类应景的宣传剧目，全是“文革”中的宣传材料，有文献价值没有欣赏价值。我倒是对民间原始东西兴趣更大，因为那是这些东西可以在民间流传的原因，但可惜的是他能记起来的已经不多了。
2011年大唱“红歌”的时候，他也唱，但他说薄熙来搞的那些都是假的，当年真正的“革命歌曲”有延安和重庆两种类型，典型延安型的主要是军队歌，而重庆型的都是骂“党国”、反专制的“学生歌”。薄熙来是在重庆唱“红歌”，怎么就那么数典忘祖？他应该请我到重庆教“红歌”！说着就唱起上世纪40年代学生运动中讽刺言论管制的《茶馆小调》，骂通货膨胀的《五块钱》，骂警察的《古怪歌》《你这个坏东西》，还有《民主青年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很多歌都是他父亲当年搞学生运动时唱的歌（秦晖父亲是广西师院1947年的学生会主席，是反蒋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说在革命党阶段，真正的“红歌”都是抨击现实的，歌功颂德的歌曲只能叫“保皇歌曲”。
秦晖改歌词的功夫也很厉害。比如《雪山飞狐》的主题曲，他过去为了吓唬女儿不要到处乱跑，把歌词改为《大妖怪》，“在马路边的高楼里住着一个大妖怪，那个妖怪他不吃别的专门吃小孩，妖怪的牙齿很锐利，它的爪子很厉害，捉住那小孩一口就将那小手咬下来”，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原歌词。他的记谱能力很强，很多曲调张嘴就来，但是往往记不住歌词，所以改词几乎不假思索张口就来，且每次都不一样，很少重复。
有次他看到电视上关于车臣“黑寡妇”的新闻，便随口哼起《回娘家》，把“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改成“杀了一个人，放了一把火，安装了一个定时大炸弹，哎呀，怎么去见我的妈”。恐怖新闻让他弄得可笑又可气，我们直骂他没良心。早上吃药的时候他就会以《我是小海军》调子唱，“我是个药罐子，呱呱叫的药罐子，白天也得吃，晚上也得吃，天天都吃药，将来还得死。”有时我问他：“今天吃什么？”他会套用《橄榄树》的曲调唱道：“不要问我想吃什么，面条大饼都可以，你做出什么我就吃什么，草根树皮也可以。”
如果他做错什么事我批评他，他就套用《劳工神圣》的曲调，“被压迫的是我老公，被剥削的是我老公，世界呀我们来创造，社会呀我们来拯救，你是我老婆，我是你老公，老公，老公，应做世界主人翁！”由于我们作息时间不一致，有时候他会在我凌晨睡得正香时，突然跑过来对着睡眼惺忪的我，深情款款地唱“见时亦难别亦难”“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之类的古曲，让你在睡梦中有一丝感动，待到醒来想让他接着再唱时，坐在电脑前的他脑袋就像短路般，接不到那根线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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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秦晖的爱好，旅游无疑可以排在第一位。可能他在旅游时分泌出来的多巴胺比较高，这也许是童年时在地图上漫游的愿望能够得以实现的刺激，好像天下没有他不想去的地方。有一次有人来电话问他想不想去战乱中的缅甸，是我替他答复的，说“这个环节可以略去”，因为我知道，越乱他兴趣越高。还有人问他愿不愿去南美的一些小国家，说整个旅途会很辛苦，这些因素压根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火星他都愿意去”。
我曾说，如果要问什么是秦晖的软肋的话，“旅游”说，意思是指一对情侣出国旅行，旅行中的秉性脾气、爱好情趣、生活习惯不同，一路上的细节摩擦，回到机场就从此“拜拜”了。此话不假，如果不是报团的旅游，完全自由行的话，是很考验相互的默契和应变能力的。所以现在电视荧屏上“爸爸去哪”“花儿与少年”之类的旅游节目很火，就因为它的意外性和戏剧性是一大看点。对我而言，秦晖算不算得上“好伴侣”可以另说，但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好旅伴”。
我女儿曾把秦老爹戏称为是“天下第一导游”。他经常在出游时以“迷倒一票人等”而受到赞誉，甚至可以说即便是“当地通”，也对他如此熟知当地的掌故惊讶不已。他的解说加上图片，立马就可以成一篇图文并茂的佳作。
女儿曾列出与秦老爹出游的三大好处和三大劣处，我基本认同。与秦晖一同出游的好处在于，第一，他的导游是有历史厚重感的，而且真实，绝不是旅游点上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的故事可以比的。他就像考古挖掘现场一样，会按文化累积层来一层层递进地讲清因果关系，有文字记载，有旁证，有争议之处，一下子便能显现出历史学家与导游的区别。他经常能从导游附会添加的“野史故事”中听出破绽，加以纠正或指出逻辑漏洞。很多专业导游就怕遇上这种“较真”的学者。记得我们在美国旅游，在意大利、土耳其旅游的时候，他几乎一路纠正导游的错误，搞得人家很下不来台。以后导游就刻意回避他，可偏偏这位老兄缺少“眼力见儿”，又有好奇心极强刨根问底的精神，一边要纠正导游的错误一边得了机会还要再问导游，看得我们这些旁观者忍俊不禁。
第二，他的讲解是立体感的，上到自然资源的山川河流、矿产储备、下到建设开发、拆迁征地等社会问题。他的导游是有现实感的，有人文关怀以及比较意识的，所在国家的国歌、党派政治人物无一不关心，无一不涉猎，而且往往还会与中国联系起来比较。有一次在捷克旅行途中，他在介绍完捷克的风土人情后，突然兴致大发，唱起了捷克国歌，捷克司机一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伸出大拇指举得高高表示赞许。
另外，他的识图能力超强，只要一图在手从来都不会走错路。这可能得益于他小时候喜欢看地图的习惯。在还不太识字的时候他就爱看地图，那时候有很多旧版的书，阅读顺序和现在的不一样，所以他把黎巴嫩读成“嫩巴黎”，心里想这个“巴黎”比较“嫩”，法国的“巴黎”比较“老”；把“板门店”记作“门板店”，想着那个地方一定是卖门板的；或者认得其中的一个字，比如把“立陶宛”读成“立瓷碗”，不一而足。这种认图习惯使得他在任何城市都可以游刃有余行走。
我们很多次在国外陌生的城市里穿行，一行人里，语言好的有的是，但认路的能力比他更好的，我还从没有见过。他带着我穿大街过小巷，沿途还不忘顺便去几个有典故的地方，从来不走重复路；正当我怀疑他带的路是否正确时，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不知道从哪个小胡同里钻出来，酒店就在眼前。在华沙的时候，因为二十多年前我曾在那住过将近两年，起初他总是问我那里有什么，这条路该怎么走，后来发现我这个“路盲”根本靠不住，索性按图索骥，绝对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效率最大化。
当然，秦晖的这种导游方式也不是没有短板，他的那一套不是所有人都买账的。我有时就嫌他厚重有余轻松不足，知识性过于密集，趣味性不足，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本来人们出来旅游是为了换个环境而放松的，跟着他听一天信息量太大，没了那种悠然自得，反而紧张得像打仗。每次出行回来，我都需要“休整”多日才能恢复元气。好多年前他带着女儿和小侄子去看历史博物馆，对着一个橱窗讲起来没完没了，小孩子哪有那个耐心，我女儿敢怒不敢言，无奈地跟着，旁边倒有一个听众很喜欢他的讲解，一个橱窗不落地一路跟着听得很过瘾，连称“高人”。我小侄子一溜烟地自己跑了一遍，回来说：“姑父，我已经从当代社会回来了，你怎么还在原始社会呢？”可见这种讲解多么不适应小孩子的口味。
与秦晖一同出游的三大“短处”，首先，他的旅行不是享受型的，而是受苦型的，甚至是自虐型的，因为他有“旅游兴奋基因”，别人不见得能够始终保持这么饱满的情绪。二十几年前在南京39度、40度高温的时候，他带我们去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们戏称，在大屠杀纪念馆的30万人后面要再加上三人，因为我们三人是“热死”的。在新疆吐鲁番盆地45度高温时，他在戈壁带我们去看古墓，我因为中暑差点没命断在古墓里。
其次，由于他的安排过于饱和，总怕某一处地方的历史古迹有遗漏，每天都累个半死，再加上他是个“拍照达人”，用张鸣的话说，他一路走过去，“死的、活的、半死不活的，都要一网打尽”。像我这体力好的人都吃不消，到最后疲劳感抵消了兴趣，也就兴味索然了。所以到最后我们每每要和他分道扬镳，说宁肯在路边的咖啡馆里看行人也不跟着他乱跑了。还有，他一般不去那些成熟的大众景点，而要去他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在抚州为了去看宋代思想家陆九渊的墓，一路走一路问，在当地人都不清楚的情况下，硬是在一个荒草萋萋的山坳里找到了。在意大利为了要去看墨索里尼“萨洛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旧址，花费了很多时间，而错过了大众化的经典项目。
最后，他的旅游项目里，没有购物这一条，他觉得在把有限的时间花在购物上不值当的，更何况国外旅游点90%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而这一点也让我们觉得很不爽，我们的逻辑是“不花钱的女人那还叫女人吗？”所以五天以上没有购物环节我们就会“罢工”，拒绝与他同行，当然我们所谓的“购物”，无非也就是在商店里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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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的作息时间之混乱，就像没有生物钟一样，经常是我起来的时候他躺下，他起来了我却按照正常作息该睡觉了。大部分时候我们居住得都很拥挤，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米，我们家因为书多，就更显得凌乱不堪。我们开玩笑说，干脆把双人床换成单人床得了，反正是轮流睡觉，一张单人床足矣，还能节省些地方。即便有时夜里能正常作息，他经常会睡到半夜穿着裤衩背心消失一会儿，就像梦游一样，一会儿再悄无声息地躺下。你问他干嘛去了，他就说，我敲了几行字。他也会在厕所里大叫，送一支笔来，可能又是想起了什么，以后我们干脆就在厕所里搁上卡片和笔，以便于谁想起什么来，拿着也顺手。久而久之，家里到处都是随手涂写了几行字的字头。他的桌子上凌乱无比，灰尘遍布，即便如此，他的桌子是不能擦的，秦晖和明成祖订立的“片板不下海，寸货不入番”的规则一样，给我们规定，“卡片不出门，寸纸不乱丢”，以防我们把他随手记下来的灵感当垃圾一样扫地出门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家里像废品收购站，自己掐在窄窄的一溜地方连胳膊都伸展不开写东西。
按理说我们的住所不算太差劲，但架不住秦晖不断往里塞东西，家里的书到了都要“流”出去的地步，摆在门口的废旧报纸堆经常会垮下来，搞得从外面回来连门都推不开。如果恰好赶上我们俩连续有课的日子，那家里就到了要什么找不到什么的地步。我最窝火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大的浪费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拿来找东西了。”
这时候我就特别想让他出差出去几天，赶快归置一下，虽说脏乱的环境得不到彻底根治，起码能让我心静下来。否则他的“乱”就会导致我的“躁”，特别容易上火，心神不宁的无名火。每次他出差刚一出门，我立马进行“大扫荡”式的清理工作，从桌子上和床上清扫出半簸箕的废纸垃圾，当然他的那些卡片是不能丢掉的，顶大不了就是摞一摞，等到擦干净桌子、清理出一些地方的时候，总会长出一口气，有一种找回自我的感觉。我知道等他回来但凡找不着什么又该大喊大叫了，说每一个字头都有特殊的用处。
秦晖并不高产，写作速度一点也不快，在网上大量查阅就不说了，光是在家里翻书，每次都像抄家一样，案头和床上堆得像小山一样。他的扩展能力很强，那种自然天成的特点处处可以流露出来，他所需要占的空间是他身体的数倍，是那种有多大地儿就能占满多大地儿的人，写文章铺的摊子大，经常是满床满桌的资料文献，搞得他自己没处睡觉，别人无处下脚，把他的“存在感”扩散可以达到的地方。
再加上他是那种大脑好、小脑不好的人，所以明显的动作不协调，不能从事体育不说，也会影响到写作，因为很多想法在脑子里十分成熟，只欠落实到电脑里。但就是这个过程往往滞后得不行，甚至超过构思过程，为此不知得罪了多少编辑朋友，答应人家的文章应该说是呼之欲出，但落实起来就比较困难，答应了不算数的事情经常出现。
由于秦晖的自学习惯，自然天成，从来没有个学科边际，想到哪就学到哪，关注到哪。这是与科班出身的人最大的区别，不老实呆在自己的专业“围墙”里种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溜达溜达就蹿进了别人家的园子。所以问题意识特别广泛，常常是写着这个话题，又发现了一个关注点，这种“拓展方式”也是文章难以按时完成的一个因素。他经常把编辑的耐心透支光了，文章还不见出手，一拖再拖。这时我就想起他小学同学讲过，他们的语文老师不喜欢他，是因为他经常不按时交作文，倒不是没有写，而是每次越写越长，收不了尾。这个毛病到现在也没有改掉，作为编辑的女儿屡次约稿被“闪”，气得她说，“有时候真想把这种作者给杀了。”我想每一个向他约过稿、催过稿的编辑都有这样的痛苦记忆。
秦晖的电脑经常坏，其频率之高超过常人数倍，我们周围的熟人、朋友、朋友的朋友、学生、亲属、同事，凡是稍微懂电脑的人，都为他修过电脑，几乎可以说该烦的人都烦遍了。曾有一位在清华读博的小姑娘是个电脑高手，不止一次地为秦晖修过电脑，占用了人家大量的时间，而且每次都是急茬活，十万火急，有一些东西等着要发出去。小姑娘毕业后本来可以留在清华，可人家坚决不留，到上海工作去了，我想这里面多少都有些“再别来烦我”的考虑。而且电脑对秦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一旦电脑出了问题整个人就立马“毛”起来，完全处在不正常状态，不停打电话到处求救，走马灯般请人来帮他，那时他就像一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我们娘儿俩都知趣地躲得远远的，知道这时惹他是自讨苦吃、自触霉头。而这时哪个电脑高手的编辑帮他一把，他肯定是最好说话的，绝对有求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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