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反理性主义者
作者：孙嘉琪
来源：爱思想网，转自：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哈耶克“不合时宜”地认为，当人们沿着这条给他们带来过胜利巨大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时候，钟摆就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摆动，深渊就在前方不远处。
哈耶克一生注定是不平凡的。他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撒切尔夫人授予大英帝国勋爵，被里根总统用来作为政策标杆，光鲜亮丽之余，也被贴上了形式多样而褒贬不一的标签，如：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右派、小政府主义者、反理性主义者、不可知论者等等。如果把思想家比作股票，把思想市场比作股市，那么哈耶克的行情可谓有涨有落：当社会主义思潮在英、美、德等工业发达国家风靡时，他曾一骑绝尘，与凯恩斯进行过长达数载的经济学论战，成为一匹受热捧的“黑马”；但《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不久，芝加哥大学的赫尔曼·芬纳就写了一本《通往反动之路》来谴责哈耶克对民主制度的攻击；1974年，已过古稀之年的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与其一同获此殊荣的却是水火不相容的左派理论家缪尔达尔；而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计划经济的大旗已经难以为继，市场经济深入人心，哈耶克得以在逝世之后仍然名声大噪。
一种思想不仅要放在其身处的环境中考察它赖以生成的契机，更需要放在身后的历史中，观察它的影响和长久效应。前者可以向我们指示思想的出发点，而后者能够让我们有幸目睹思想的高度。哈耶克即使在去世之后也难以获得清静，因为后来有源源不断的推崇者和反对者涌现，把他揪出来重新投入思想市场。然而，值得留意的是，哈耶克自己是一个极为坚定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几乎不存在思想上的重大转折，他是那种“固执己见”的“老顽童”，尽管因此也受到了左右两派的共同攻击。在众多标签当中，他本人曾写过长文《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来撇清流派关系和自己的学术路径。而相较于“保守主义者”，“反理性主义者”更像是一个强烈的“指控”，尽管他本人生平没有撰文对此标签进行评述，但我们不妨深入到其思想背景和学术观点当中，一起来探个究竟。
1899年5月8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von Hayek）出生于日耳曼语世界的文化中心维也纳。他的父亲在维也纳大学担任兼职植物学讲师；他的外祖父是奥地利经济学派三大鼻祖之一的欧根·冯·庞巴维克的密友；引发二十世纪语言哲学转向的伟大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其远方表亲，两人曾一同以军官身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术环境的熏陶之下，哈耶克对理论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一开始是生物学，后来是经济学、心理学，直到最后的人文社会科学整体领域。
尽管在日耳曼语文化世界中长大，但哈耶克的思想路径却更多地倾向于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英式传统，尤其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思想传统。根据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即AB、BC、CD、DE式的家族相似关系，一个成员与其他成员至少有一个或多个共同属性），哈耶克与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以及亚当·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分别共享着某种思想特质，是这个家族共同体现代延续中的一份子。这一传统中对演化、渐进的强调深深地塑造了哈耶克的思想品性，这一传统里有着对理性泛滥的警觉性的提防。
另一个无法忽视的传统——奥地利经济学派，则更称得上是哈耶克的“江湖门派”。哈耶克因读到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而如获至宝，就此和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早年从一战中卸甲之后，便立刻投奔到当时的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门下，可不幸的是韦伯在1920年便猝然长逝。后来哈耶克师从维塞尔，他最先提出“边际效用”一词，说明价值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拿到学位之后，得益于维塞尔的推荐，哈耶克找到了米塞斯，后者在维也纳的一个战后临时政府机构“清偿局”工作，负责处理国际债权债务等事务，哈耶克在这里成了米塞斯的助理，这使得在20世纪20年代两人成为了真正的良师益友。奥地利经济学派洞开了哈耶克的理论视野的大门，其“主观价值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结构，以及对“计划经济”矢志不渝地反驳，对哈耶克有关“理性”的探讨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计划经济”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看来，会导致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全权控制，进而导致对政治过程本身的全权控制，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自由选择，便会因此而丧失，自由社会也就会被极权专制所取代。这正是哈耶克的巨作——《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核心主张。
▲冯兴元（翻译）签名版《通往奴役之路》：为哈耶克带来世界性声誉的经典名著
从最初的经济学论战到后来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问题诊断，哈耶克有一项命名为“理性滥用”的研究计划，探讨理性被滥用的信念及其社会过程，这项计划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探讨18世纪的个人主义理论；第二，探讨反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第三，对反个人主义从其源头法国向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扩散传播做一番历史性的说明；最后，考察20世纪笼罩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阴影之下的理性衰落。然而，这项计划最后并没有形诸于成套论著，而是散见于其各种论文和专著当中。
哈耶克对理性的看法可谓是其理论中的“阿基米德支点”，通过此，我们可以明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实质差异，可以理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来龙去脉，同时也可以触摸到哈耶克理论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如自生自发秩序）的深刻内涵。
哈耶克对理性的检省来自于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深入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深刻地塑造和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技术革命胜利的喜悦弥散于各个社会，而哈耶克则“不合时宜”地认为，当人们沿着这条给他们带来过巨大胜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时候，钟摆就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摆动，深渊就在前方不远处。这一时期弥漫着对自然科学成就的极度自豪，尤其在欧洲大陆的法国，工程型头脑已经号称要解决一切人类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满足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就。
的确，当一种从特定领域兴起的方法论思潮企图占领其他从未涉及的领域之时，怪异的变种就会有如基因的错乱杂交而不断显现，结出来的只会是畸形的思想婴儿。观念与思想的悲哀在于，其力量的强大有时确是以时代的灾难来凸显。从孔多塞、圣西门到孔德以及各路实证主义者，都擎持着“自然科学”的冲锋枪杀得这个世界片甲不留。这些人被哈耶克称为“唯科学主义者”或“唯理主义者”，他们独断地认定“理性”的战无不胜：凡是不能通过理性检验和证明的，就不能被称为知识。因而，要么把事物理解成理性的产物，要么把事物解释成非理性的杂草，因而不值一提。当他们从自然科学跨越到社会科学当中的时候，他们仍然夹带着那种仅仅适用于自然科学的态度：当科学家强调自己研究“客观”事实的时候，就意味着他要独立于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行为来进行研究，个人的主观看法应予以克服。
然而哈耶克恰恰认识到，社会科学的素材与自然科学迥然不同，它研究的不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其中就必然涉及到人的观念、看法，甚至是人无意间产生的或未经设计的结果。前者似乎可以用一种独立于研究对象的视角来进行探究，比如你研究土壤与植物生长之间的关系，你大可不必关心人们对此众说纷纭的意见和看法是什么；然而对于后者，你要研究人在社会当中的行为，你就必须考察他的动机、目的，甚至是预期与结果之间的弥合程度这样的问题，由此才能明白某些事物在人类社会当中何以被如此称谓。比如，你要研究价格波动，你就得清楚这实际上是个人对市场价格做出反应的结果，这其中蕴含着分散的、独立的个人的行为与反应。唯理主义者的谬误在于，他们倾向于寻找一个做周密而整全计划的“超级大脑”，这个拥有超级大脑的超人独揽一切理性，他似乎可以做到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信息了如指掌、事无巨细。这样一种“老大哥”的论调是极为强调个人理性的，即使它时常以集体主义示人。
由此就涉及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集体主义是唯科学主义的一种表现，它的特点在于企图一开始就从复杂多变的社会“复合体”入手，再回头来研究那些构成复合体的具体要素，他们把社会、经济、国家或阶级这类复合型实体作为客体，似乎只要观察这些庞杂聚合的客体，就能发现各种规律。比如，研究一国的富裕程度，一开始便从GDP这类宏观指数着手，由此得出相应的“经济规律”，再运用于个人，似乎GDP的飞速增长必定带来个人的同步富裕。然而根本的障碍在于，这个聚合的整体从来不是“既定事实”，而是人类心智建构出来的，比如语言，它不是因为通晓同种语言的人类都具有相同的自然属性而产生，而是因为人类在不同阶段的历史社会当中不断运用它进行表达、在心智中不断找到与他人相似之处而得以建构的。
所以说，这类聚合整体并不表示某种明确的物体，而更像是一种“关系模式或秩序”，借此可以理解人际关系。而脱离了人本身，这种实体的理性、客观便都是假象。更重要的是，集体主义的弱点在于，它声称集体大于个人，它很快就认为为了维护这个更大的整体的凝聚力，必须服从于某个“超级大脑”的控制。理论上的集体主义在实践上却极为尊奉个人理性，那个拥有超级大脑的个人的领导将全权管理整个社会。这正是哈耶克所言的“知识的僭妄”，当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导向政治上的集体主义，极力想控制社会的狂妄之徒就找到了获取权柄的借口，而这种声称的“理性”只可能是个人的理性而非社会整体的理性，个人控制论的唯理主义是排他性的唯理主义，它与个人自由水火不容。因为它既然独断地宣称有某个“超级大脑”，其他个人便只能称得上蒙昧和非理性，剩下的就只剩服从。失去了个人自由就失去了个人之间的互动，社会人际关系就发生断裂，而这正是文明——这一并非个人理性设计产物，遭受毁灭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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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始终强调诸如语言、经济以及道德规则等的自生自发性，知识的分散性、个体性以及知识整体的范围之广，是任何个人理性所无法全然掌控的。个人对不受自己控制之物的恐惧感时刻存在，然而这种控制欲、支配欲若是一味扩张而不加收敛，就会认为未受自己控制的都是有缺陷的，这恰恰就是理性的自负。评价标准由此就被引导成了：受控制的等同于“好的”，不受控制的等同于“坏的、有缺陷的”。可以预见到的是，当认知尚未跟上文明的脚步之时，此种理性主义便草率地将文明视为残缺的非理性之物，此乃理性的错置，只会导致非理性的结果。
理性从来不缺乏推进者，却缺乏检省者。对于唯理主义者而言，要“理性地”理解到理性的自身局限，是一项最为艰难的任务。而当理性越过了其应有的限度，其带来的结果就与理性所设想的结果无缘了。哈耶克一再提醒，他所做的工作与合理地运用理性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他对理性的检省，恰恰不是反对理性、敌视理性，而是为了纠正时代的错乱，摆正理性的位置，最终——让理性的归理性，感性的归感性。正如柯恩（M.R.Cohen）所言的那样：
“科学教会了我们谦卑，我们根本不可能全知全能，无所不通，这就像一切伟大宗教的教诲一样：人不是神，也绝对不可能变成神，在神的面前，他必须俯首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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