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哈耶克在世，会投票给川普吗？
文：二哈耶克
来源：叙拉古之惑（ID：xulaguzhihuo）
叙拉古之惑案：相信读者在通读了全文后，一定会觉得这篇文章文不对题。没错，这篇文章因为内容跨度太大，以至于我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命名它，但事实上，我一开始在筹划这篇文章的时候，确实只想讨论哈耶克是否会投票给川普。既然想不到更好的标题，那么就索性启用这个沙雕标题。
去年一次聚餐中，我突然想出一个问题，问一位做麦迪逊研究，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博士：“你觉得美国的建国之父都还活着，他们会投川普一票吗？”她略有所思的想了一想答道：“应该会。”她的这个回答，或许有文本的依据，又或许纯粹是印象式的判断，不过，因为在座的其他人似乎都不具备讨论这个话题的知识素养，所以这个话题并没有继续下去。
但这个问题，如果做进一步的扩展，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那些伟大的政治学家所思所忧，才是真正的政治学问题，而不是那种人云亦云的政治站队学，也许我们应该追寻他们的视角，摆脱意识形态站队的浮躁，从而把握到复杂的政治本真。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真要去做深入的文本实证考察，其实是一个颇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所以我只是粗略的在脑袋里转了一转。如果需要真正的答案，还请读者自己去读原典：或许你们会发现我演绎对了，也可能错了，或者有可能发现这些政治学家本身在思想上存在矛盾性。
康德—罗尔斯：把他扔到海里
如同毕德哥拉斯学派的信徒将他们的同门希帕索斯扔进海里一样，以康德和罗尔斯所建构的政治哲学，其实是一套政治有理数的秩序本体，在这个意义上，川普政治路线如同“政治无理数”，缺乏逻辑章法，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就是这种毫无体系的政治主张，严重的威胁到“政治有理数”的秩序本体论。所以，常青藤高校中那些形成系统化，逻辑化思维，貌似比较高级的智识者对于川普政治路线那种恐惧感，使得他们居然会像巴黎郊区的乌合之众一样，通过放火等方式去激烈抗议川普。我们不用怀疑，如果有可能，他们真的是会把川普扔进海里——虽然这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行为。
唯理建构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往往框定了人类的思维和认知模式，进而导出行为。但事实上，人类的行为模式的复杂程度远比我们的哲学家所想的要复杂的多，因此“理”有时候是无法协调社会秩序的。而在今天高度全球化时代下的政治，选民所面对的政治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原先那种逻辑演绎出来的政治哲学在处理这些政治议题时，往往是顾此失彼，难以统摄出一个整全性价值—政策的路线。
所以像川普、柯P、乌克兰那个喜剧演员这些政治素人的涌现，绝对不是一个巧合，这是选民对于那些还在奉行原有陈旧意识形态政纲的政党的惩罚和抛弃（齐泽克都人设反串，羞答答的去支持川普了），或许套用汪晖的说法，就是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
亨廷顿：不敢公开出柜
但凡看过亨廷顿最后两本书《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和《谁是美国人？——美国过敏性面临的挑战》的人，应该轻而易举的能洞察到亨廷顿晚年所忧思的状况，非常符合当下的西方政治的现实困境。这或许是亨廷顿巨大的影响力所导致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不管是否如此，至少现实就是这样。或许有人会争辩，指出西方社会的身份矛盾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无论如何，像福山和马克·里拉这些美国的头面公共政治学家都已经出版专书讨论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存在的，即使哪怕只是内心情感上的冲突和矛盾。
虽然亨廷顿一辈子投的是民主党的票，但是他又往往被归结为“右翼政治学家”。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亨廷顿并不如同一个左翼或是“自由派”那样，秉持普遍主义的政治理念，相反，他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美国的新教意识形态传统和盎格鲁萨克逊身份的主体性，说他是个顽固的右翼分子，其实并不算冤枉他。所以川普的出现，我觉得如果亨廷顿还在世，看到今天的川普一定会觉得“一颗赛艇”，川普的政策很多都契合于亨廷顿最后两本书中所表明的态度。但他会不会公开支持川普呢？这我觉得不会，毕竟他年轻的时候，就被哈佛大学的“井冈山”、“四一四”有过一次夺权经历。鉴于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学界的声望，要他在政治立场上公开出柜，会被千夫所指，所承受的现实风险太大，因此，估计会是“闷声大发财”。
施特劳斯：根本不屑于去投票
原本在西方政治哲学界一文不名的施特劳斯，衣冠东渡到中国政治哲学界的后，变成了“施神”。那么他会不会出来给川普投票呢？我敢肯定，他根本不会出来投票。施特劳斯这样一个自视甚高，把选举视为庸众主导的政治游戏的人，让他的选票和庸众等值，对他来说简直是自取其辱，他才不会去投票。
那么他看不看的上川普呢？看不上。让施特劳斯这种张口柏拉图，闭口莎士比亚，自诩穿透人类千年政治思想的人，去给一个言辞粗鄙，举止怪诞的巴伐利亚农民的后代投票，简直不可想象。
但是，虽然施特劳斯不会去投票，不代表他的门徒们会对此保持超然身段。在是否支持川普的问题上，施派发生了分裂。施派东海岸一宗看不起川普，施派西海岸一宗支持川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分裂呢？据说是施派内部存在学术歧视链，天资最高的都去研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希腊诸子，等而次之者研究近代诸子，等而末之者就只能去研究美国当代政治家了，至于“汉传施派”，那就只能喊“国父”了。
施派天资较高者，大都集中在东海一宗，可以想见，这群人自视甚高，既看不上选举政治，又看不上川普，现实政治对于他们而言，实在找不到冲动的对象，更倾向于通过教育来影响社会。而施派西海岸一宗，大本营就是施特劳斯弟子雅法创立的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克莱蒙特研究所，相比起教书育人，译书注经，默默耕耘的东海岸一宗的气宗路线，雅法开创的西海岸剑宗，那就急功近利的多，对于现实有着更明确的冲动，其中雅法早年就为引导美国保守主义绝地大反击的戈德华特撰写过演讲稿，而他具体的研究领域则是美国的政治哲学传统，代表作是《分裂之家危机：对林肯-道格拉斯论辩中诸问题的阐释》、《自由的新生：林肯与内战的来临》。毫无疑问，对于林肯的研究，是西海岸施派旗帜鲜明支持川普的灵感源头。毕竟林肯当时所面临的共和国困境，多少和当下的美国政治局面有所吻合。对于西海岸的施派来说：“特朗普越过了后冷战时期的保守派和共和党，而直接回到了一个更成功的政治版本的共和主义。”
施米特：终逢明主
因支持过希特勒而在政治哲学界臭名昭著的施米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脸谱化的，虽然他必定赞赏希特勒结束魏玛共和国的失序政治所做的政治决断，也一定不反对希特勒在政治场域中确立日耳曼民族主体性所做的种种极端手段，但是真要说施米特有多大程度上是支持希特勒最受人诟病的种族屠杀政策，这倒还真没有。
施米特的思想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经成熟，他后来虽然做过一些曲学阿世的背书，但为自由派所缄默的是，施米特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阐述自己的理论，主张对希特勒进行镇压。也就是说，这种前后矛盾的行为，恰恰反映了施米特政治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真诚和超越性。如果不是后来希特勒做出种种丧心病狂的行径，施米特基于自己政治理论去支持一个“卡里斯玛”并不是什么是投机，也不至于说是丧节。
如果说亨廷顿对于政治归宿抛出诊断的话，那么施米特的政治学就是药理研究，而川普就是具体的老中医了。
川普不仅是法定意义上的主权者，也是选民结构意义上实然的主权者——代表的是美国建国根基力量的新教徒和盎格鲁撒克逊族裔的再次出场。在一个价值领域“诸神之争”的时代，川普能够，也敢于通过“划分敌我”来重新界定美国的政治主体性。
自由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乐观的人性论，所以对于自由主义而言，他们的政治理论其实是没有给予“敌人”这种政治本体上的存在，以足够的重视，甚至是根本没有预设。对于这种鸵鸟反应，波普尔就指出：“如果文明将无线的宽容扩展到那些不宽容的人，如果我们不准备为捍卫一个宽容的社会而去反对不宽容的人的攻击，那么宽容的人将会被毁灭，宽容的社会也随之被摧毁。”
那么如何去对待“不宽容的人”？只能重新政治化，通过政治来划分敌我。虽然这是不自由的，但是人的自由只有在安全下才有意义。当我们习惯了以一种自由主义的“无敌”眼光来看待政治时，那么就只会以利益来计算一切问题，最终会落得马克思说的那样，把绞死自己的线索卖给敌人。只有当政治能够界分敌我时，才能矫正自由主义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帐的幼稚。
哈耶克：如果你一定要问我，我说支持！
如果说以上政治巨擘对于川普的态度，仅仅是我个人对于他们理论理解的一番演绎的话，那么哈耶克对于川普的态度，倒是有实锤了。因为我正好这段时间在翻读哈耶克的书。
在《哈耶克传》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在1978年，哈耶克在发表文章，表明他支持撒切尔反移民政策：
“任何一个人，如果经历过那场导致希特勒掌权的残暴的反犹运动，就不会反对我们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维也纳生活的那些岁月，那些有权势的犹太家族是一个受到大家尊重的群体，所有正派人都会对少数民粹主义政治家煽动的反犹暴乱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人的突然涌入，很快就改变了人们的心态。他们看起来太不一样了，根本不可能被逐渐同化。”
这当然不是哈耶克受到了撒切尔夫人恭维后所作出的回报性背书，而是哈耶克早已有之，深思熟虑的时评，早在《自发秩序原理》中，哈耶克虽然承认，自由主义接受多数决策的统治方式，但对于无限扩张的普遍主义理念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当下流行的民主理论还因下述事实而表现出不足，这个事实就是民主理论通常都是依据某种期望中的理想型的同质共同体而发展起来的，但在后来却被适用于由现存诸国家构成的种种极不完善的且常常表现为专断分割的单位。”
同质化确实应该是良好民主制的前提，否则就会因为相当的异质程度，在一个合法的程序下，陷入低质的否决性政治协商中。事实上，生存共同体内部的异质化问题，可能还会带来更为麻烦的困境：因为异质程度高，导致冲突加，从而使得调节压制的成本上升，必然加剧权威的上升，最终一个高度异化生存共同体的存在，只能依赖政治专政的程度，也就是说，异质程度和专制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所以，民主政治的可欲性，前提是基于一个相当程度的同质性。
哈耶克在政治上高于所有奥派的地方，在于他绝对不是米塞斯那种先验教条主义，而是有着无与伦比的现实感和变通性，正如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会去为皮诺切特将军背书那样。
普遍主义的虚幻性
那么问题回到开篇所提到的那个问题，美国建国之父会否给川普投票？
先让我们来一个段子，段子虽小，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原理却是和那些大问题相通的。贺卫方曾经说过一个段子，说是有人去问一个老农：如果国家有困难，需要向你征收30万，你愿意不愿意？老农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但是把问题变更了一下：如果国家有困难，需要向你征收一头牛，你愿意不愿意？老农面露难色，犹豫不决，原因是因为老农真的拥有一头耕牛。这个段子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是有一个类似的问卷调查，就是前段时间，有瑞典的媒体在街头采访那些路人，问瑞典社会应该不应该接受难民，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应该，但是随便拉一个难民说，可否安排在他们的家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推脱了。
这说明什么？所谓的普遍主义承诺其实存在相当的虚幻性，因为这个跟我们的现实能力是挂钩的，当我们不需要付出太多资源的时候，我们会很爽快的支持一些事，但是当我们无法承受这种付出时，我们便会放弃这种道德承诺。美国建国的政治纲领中，确实包含了很明显的普遍主义色彩，但是这是基于当时特定的人口结构的，美国建国之父们如果看到今天的人口结构，是否还会好高骛远的秉持这种普遍主义，其实是非常可疑的。
代结论：普遍主义和帝国的兴衰
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与其说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不如说我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这里的“帝国主义”当然不是列宁语境里那个“帝国主义”。
虽然我之前对于普遍主义多有讥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完全反对普遍主义。我尊重康德主义者通过理性达致自由状态的理想，但我并没有那么乐观的人为仅仅依靠理性能够促成自由，很显然每一个人的理性程度有差异，理性的运用，需要放在一个时空维度中来理解，受制于我们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时限的限制（不同的生存空间所拥有的资源不同；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中年人的理性运用和年轻人一样，因为他们可预期寿命不一样；无有信仰者的生后想象又不一样）。所以，通过理性要达成自由是非常困难的，自由不仅有赖人的理性思维路径，更依赖于力量的保障。而这个力量，就是帝国。因为不是人人都是康德，所以我们需要帝国。只有帝国才有力量做出普遍性政治的权利承诺，捍卫的人的尊严，也只有帝国的力量才能保障一个超大规模的共同体市场，有效降低交换成本。
政治权力产生于特殊性的暴力，但是政治权力一旦确立，那么它的维系就只能依赖普遍性的展开。很显然，普遍性展开的普惠性才能有效降低政治权力维系的成本。过往的历史学家非常愚蠢的批评王莽赐死自己的儿子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其实错了，王莽在统治的位置上，就必须“子率以正”的维系这个普遍性（“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换句话说，帝国作为一个时空内的最高的现世权力，那么帝国权力必然有一个向善的面向。
但是帝国并不是永恒的。帝国如同恒星的生命周期一样，它会因为极速的膨胀，导致能量的快速消亡，最后坍缩为黑洞。帝国极速扩张后，面对各种异质群体，尤为需要一种统摄多元异质群体的普遍性承诺，来维系这个超大共同体。但这就是帝国政治的衰亡的开始，一方面帝国需要主体根基力量的支撑，另一方面隐忍根基力量的特殊性诉求，转而通过去中心化来承兑自己的普遍性承诺。而这种去中心化的危机，表现为帝国既无法将生存共同体成员涵化出共同体身份意识，反过来生存共同体成员也无意濡化出共同体身份意识。也就是说，普遍主义的精神现象最终会消解帝国（可能太抽象了，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帝国必须讲普遍性，但是帝国真的贯彻普遍性，那注定要被普遍主义消解帝国的主体性，从而垂垂老矣走向死亡）。
以《北大西洋公约》为标志（国内政治，美国则必须顺从民权运动的诉求，使得美国国内政治秩序和国际地位所承诺承诺的普遍性协调一致，从而产生了“新保守主义”），美国以人类前所未有的力量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凭籍这股创世之力的有效威慑，美国开启了一个不具有隶属统治关系的帝国体系，在这个超大规模的帝国体系中，人类也前所未有的互相开放市场，通过美元的通用性降低了交换成本，有效的释放了生产力过剩的发展瓶颈。
虽然美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但同样也难以摆脱帝国衰亡的逻辑。如同罗马的衰亡的精神根源在于铲平迦太基，美国这次衰弱的根源则是源自苏联解体。当失去了“敌人”之后，帝国主体性和向心力无法再由“敌人”来平衡普遍性的冲动，野蛮生长的普遍性逻辑，使得美国陷入了涵化无力，濡化无欲的多元主义困境之中——没有涵化力的多元主义，就是帝国的衰亡之路。
在自然界，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依赖于共生关系。OK，那么人类的政治也依赖于共生关系，帝国兼顾普遍性的同时，如果想要长久的延续下去，必须适时的为自己找到“敌人”，只有敌人的存在，才能源源不断的为帝国维系的根基主体性供给精神养分，来平衡普遍性可能带来的主体性消解。
如此，川普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今天，美国需要划分敌我来续命，川普就是那个能够，也敢于划分敌我的帝国救世主——好的统治者必须是一个政治教育家——能够确保共同体的涵化能力。
当然，如果基于纯粹的政治视角，我必须得说，中国代替美国成为新的帝国，并不是一个被排斥的选项，只是中国应该做好准备，在国际上拿出一套普遍主义的叙事，并且将国内的政治秩序和它协调一致——毕竟，帝国需要文明的说服力。不过，把话说回来，其实有时候老二并不是一个坏的选项，就成本而言，不需要承担普遍性承诺的老二，其实比老大要轻松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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