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鹤：罗伯斯庇尔的“致命纯洁”
谁能想到，进入狂热的时代，那个温情和纯洁的罗伯斯庇尔却一下子变得面目狰狞，手段残忍。他一改从前的主张，明确地表达，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
在巴黎，又一次参观了先贤祠。看到伏尔泰、卢梭以及《法国民法典》的起草人特龙歇(F. D. Tronchet)和包塔利斯(J-E-M. Portalis)的棺椁，很是感触。伏尔泰与卢梭生前交恶，死后却还不得不毗邻而居，也是很有趣的事情。过去曾读过普罗夏松的那本《巴黎1900：历史文化散论》(王殿忠译，广西师大2005)，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围绕着有关伏尔泰和卢梭的遗骸是否完整有过持续近百年的争论，传说他们原来埋身的墓地都遭到盗掘。事关重大，1897年12月18日，巴黎的150位名流与政府代表共同见证，两人的棺木被打开并鉴定，确认其中遗骸的完整，才算平息了纷纷物议。这种做法连同先贤祠本身又引发了定居巴黎的比利时诗人罗登巴克的不满，他发表文章，称先贤祠成了“一个墓地，冰冷的地方，一个大杂烩”，既是墓地又是展览馆，“变了味的历史古迹，什么都不像。”如今，又过去一百多年了，进入21世纪以来又有24位死者入祠。我从法国回来不久，看到新闻报道，又有四位参与反抗纳粹的英雄人物的灵柩于5月27日入祠。我惟一担心的只是空间，那固定的空间里，“居民”恐怕是不可能不受限制地入住的。
其实，对于死者，最好的纪念物还是书，包括死者本人的作品，也包括后人研究他们的著述。例如，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风云人物罗伯斯庇尔，新近出版的一部传记，即斯科尔(Ruth Scurr)的《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张雅楠译，商务印书馆2015)，就很值得一读。该书英文版出版于2007年，原书名中的“Fatal Purity”中译删去，也许是值得商榷的处理。因为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恰好是，一个追求完美社会的法律青年如何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恐怖角色的。更重要的，一场以自由、平等、博爱等伟大价值相标榜的大革命如何与欧洲史无前例的大屠杀结合在一起的。对于我个人而言，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同样是律师，为什么在英国的历史上，这个职业总是一种具有保守精神的群体，而在法国，他们——罗伯斯庇尔就是其中的典型——却成为最激进的革命领袖?
是啊，年轻的罗伯斯庇尔是怎样的纯洁和善良。他表达了律师职业的使命：
为受压迫的人辩护，和压迫者对抗，为弱者申诉而打击剥削他们的强者，这就是尚未被自私与腐败侵蚀的心灵应有的责任感……可以去保护同伴实在是一件幸事，因此我实在不解为何有诸多不幸的得不到任何支持的被告。我毕生的任务就是要去保卫那些承受苦难的人们，用我的言语去征讨那些毫无人性地将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人。如果我的微薄之力可以获得成功，我将得到巨大的快乐，即使需要付出代价与牺牲，我的记忆也不能被迫害者的罪行玷污。
他对于死刑持有与意大利启蒙思想家贝卡利亚同样的否定性观点，虽然作为法官，他曾经与同事一起做出过死刑判决。他至少明确地倡导，在死刑的执行方式上，平民与贵族应当平等，而不是只有贵族才享有斩首的特权，而平民只能接受行刑过程痛苦煎熬的绞刑。直到1791年，他居然还旗帜鲜明地主张废除死刑。他反对罪责株连。他极力主张彻底的言论自由，把公民的自由视为爱国主义的前提。他的清廉无私甚至连其政敌都会坦率地承认，是所谓“不可腐蚀者”。
的确，在大革命爆发前夕，罗氏的系列主张可以说是大革命前夕的主流见解。1791年5月，那时大革命已经爆发，国民议会开始讨论制定新的《刑法典》。对于死刑，职业为医生的吉约坦提出了下列洋溢着人道主义和平等精神的条款：
1、无论罪犯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同罪须同罚；
2、罪犯被判处死刑(无论所犯何罪)，行刑方式须同一，即断头刑，且应用机械来执行；
3、罪责归属于个人，对罪犯的无论何种惩罚，均不得牵涉其家庭成员；
4、（略）；
5、罪犯的财产不可充公；
6、罪犯家属有权获得尸体。任何情况下，尸体须以正常方式埋葬，死亡记录不得提及死因。
但是，谁能想到，进入狂热的时代，那个温情和纯洁的罗伯斯庇尔却一下子变得面目狰狞，手段残忍。他一改从前的主张，明确地表达，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他呼吁查禁那些蛊惑人心的记者作家的作品，宣布“有必要为革命制定专门的法律，即使这种法律是违反新闻自由的”。
在革命的名义下，死刑甚至大规模屠杀都变成正当的事业。他主持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指令对于里昂这座反叛城市实行残酷的报复，近2000人被处死。1793年9月之后的九个月里，革命法庭正式判处死刑的就达到1.6万人，死于监禁和未经审判就处死的更是不计其数。除了断头台之外，革命党人还创造更具震慑力的死刑执行方式，例如把大批犯人用大炮轰成碎片(金正恩是否从法国得到启发不得而知)，或者一群一群地赶到河中淹死。卡里耶更是别出心裁，发明了一种将躶体男女捆在一起沉到水中淹死的方式，美其名曰共和国的新型“婚姻模式”。斯科尔说此类做法如发生在今天，欧洲人权法院定会追究革命党的反人类罪，但讽刺的是，欧洲人权概念正是这些革命家提出的。
革命法庭的程序也极端简化和混乱。在审判吉伦特派的主要人物时，法庭确立了一种三天迅捷审判法。被告人的辩护权遭到剥夺已经成为常态。所谓的审判完全变成了杀人闹剧。对犯罪的指控无需多么严格的证据，从英国引入的陪审团成为戕害人权的工具。罗伯斯庇尔指令陪审团凭良心作出判决，他的意思是，判决一个人有罪可以不看行为，而是根据其性格与态度。当恐怖弥漫在整个法国的时候，贵族都是罪人。消灭了贵族之后呢?罗伯斯庇尔说：“谁感到恐惧，谁就是罪犯。”因为这种“致命的纯洁”，不仅是王室成员、教士和贵族，他的革命同志也一个又一个地被押上了断头台，布里索、罗兰夫人、丹东……
所有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斯科尔在她的著作里也做了一些解释，但是，更全面和深入的分析还有待其他作品，其中最好的就是泰纳(Hippolyte Taine)的皇皇巨著《现代法国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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