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不能丢掉观念，更不能不顾现实
按：本文摘录自《尤利西斯的自缚》第208~213页。另见：冯克利《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制度——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译后》。
我深知，一般搞理论研究的人，若常年埋首于所谓的学术著作之中，久而久之会失去现实感，言论流于纸上谈兵。埃德蒙·柏克称这种人不会解决问题，只会“吹毛求疵”。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也曾对不谙世事的文人习气大力嘲讽，按他的说法，如果你从来不参与现实政治，却热衷于讨论政治观念，这对社会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韦伯更刻薄，把它叫做“贫瘠的（或无生育能力的）亢奋”。患上这种病的人，谈起政治来很自信，但往往让政治的实践者莫名其妙，甚至觉得十分可笑。我不希望自己成为这样一种人。
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看一些今天被奉为经典的著作，当年作者写它们的时候，都与现实有着很贴近的关系，甚至带有时论的性质。一些政治学名著，像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柏克的《论法国革命》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等，都是作者针对当时一些很现实的政治问题而发。甚至我觉得，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这样的神学著作，其中很多内容也是对公元4世纪罗马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尖锐批判；柏拉图讲修辞学的《高尔吉亚篇》中的不少内容，可看作对他身处其中的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那些巧言令色之徒的针砭，就像今天我们这里一些知识分子做的事情一样。这些著作现在被奉为经典，不但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理论问题，也因为它们是作者对身边的事情作出的强有力的回应，与当时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们可能并没有把它们作为经典来写，当时的读者大概也没有把它们当作经典看待。所以，在读这类经典时，我常常想，不了解眼前政治的人，政治理论怕是也做不好。政治学经典未必一定是从思考现实政治中产生，但现实政治绝无可能仅用经典著作去设计。政治学确实需要处理一些重大的观念和理论问题，但用一个比喻说，这些观念或价值就像一张张空白支票，你只有根据自己当前的现实需要，在上面填上一定的数额，签上自己的名字，它才能真正生效；你一旦不慎填错了，它也会报废。我们思考政治问题的人，不能丢掉观念，更不能不顾现实，弄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政治现实的微妙之处，不是任何理论所能解释的。理论也许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方向感，但具体到如何向前迈步，什么时候迈步，什么时候需要停下，判断的依据就是这种“气氛”，对此，理论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有效的指导。
知道如何在正确的时候，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家最可贵的品质了。这也是我们从书本里绝对学不到的本领，它只能与个人的性格和经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高度人格化的经验智慧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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