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两千年前那个叫西塞罗的老头儿
幼年西塞罗
读书的时候，偶然读到罗马人西塞罗，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会像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像。他认为，究根究底的话，人与人之间，就跟一个人自己和自己那么相似。我本能的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人和人之间差别太大了。
后来发现，西塞罗是在试着探讨人的“自然本原”的状态。也就是说，他要削去人在社会中长出来的枝枝桠桠，追踪到亚当夏娃纯朴地站在伊甸园里，还没有堕落之前的状态。可是，这种对人本性的追根溯源，又有什么意义呢？原来，这位两千年前的罗马律师和政治家，是在试图从人的自然状态，找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观。
我们现在离开伊甸园已经很久很久了。经历过无法无天的社会，建立“法治社会”就是一个无限美好的向往。可是，什么是“法治”？“法”里面，有没有陷阱？我们开始崇拜法律，法律就变成戴着桂冠的文字。一个条律出来，不管有没有道理，只要说是“法律”，大家肃然起敬，或者战战兢兢。好像一段文字只要顶上“法律”这两个字，没理也有理了，不从也得从。
这好像有点问题。这个问题，两千年前的西塞罗就在考虑了。那个时候，罗马人已经有了人类的初始民主，民主决定的法律，总不错了吧？西塞罗想想觉得还是不对。他说，君王、法官一个人说了算的法律，当然可能是错的，那么，假如“人民的命令”就是“设定公正”的话，那么，假如大众投票通过一项法律说，现在可以抢劫了，难道就真的能出去抢东西了吗，抢了就是符合正义了吗？西塞罗琢磨着，人应该有一种“本性”的东西，它不会“屈从愚氓者的意见和命令”。那么什么是“本性”呢？结果，这老头儿就找到如伊甸园里那种人的最初状态中去了。
一旦进了伊甸园，我发现西塞罗还是很有道理。仔细打量的话，人和人之间，真的就有非常近似的那一部分。只要这么一想就明白了：所有的人，都有一些绝对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比如说，只要是个正常人，就没人愿意自己被杀被抢的，没人愿意别人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没人愿意无辜地就被关起来等等。这才是人“自然本原”的状态。人要维护自己这样的生存状态，就是维护人的“自然权利”，这权利与生俱来。就刚才那简单的几个“不愿意”，已经隐含了生命的权利、平等的权利、人身自由的权利等等。维护自然权利的法，就是自然法。
所以另一个比西塞罗还要早的罗马老头儿狄摩西尼说，“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发现”。法律不是胡编乱造、随心所欲的，正义的法律是对自然法的发现。
所以西塞罗在两千年前已经认定，法律不是什么人随便说了算的，就算宪法也不是什么立法机构通过了就算数的。它的后面，必须还要有“自然法”。鉴定是不是符合自然法，其实很简单。这就回到了“人和人之间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句话。所以，我们只要把立法的人放进去试试，就知道这“法”正义不正义了。比如说，你打算立法，规定说，某人没犯罪，执法机构就能把他给抓起来。那么，最简单的测试办法就是，对立法的那家伙说，假如你没犯罪，人家就能把你给抓起来，你觉得可以吗？假如你觉得别人不可以这样对待你，你的立法就肯定“不正义”。
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一杆秤。用它来衡量法律，就是现代人说的“司法复审”的依据。这样，法律才不是随心所欲的东西，才让人口服心服。
我突然想，当人们发现，人与人之间是如此相似的时候，不仅是法律基础，许多其他问题似乎也迎刃而解。比如说，本质如此相同的人类，说是没有共同价值观，反倒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每个民族的文化，固然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可是也终有一些核心部分，是人类共同的。我们哀叹，我们的传统文化曾被激进的“革命”文化打倒，现在，我们又面临西方文化蜂拥而入，作为一个特定民族的子孙，我们道德的依据在哪里？有人要重新开掘千年的中华古文化，有人要推崇外来的文化。我想，不论一种文化来自哪里，假如能够最后站住的那一个部分，一定是与人的“自然状态”和谐的那一个部分。比如美国《公民读本》中，教育孩子们养成民主性格的内容，就与中国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相同。我们与其费心争吵，把不同文化对立起来，还不如回到伊甸园、回到人类的原初状态，看看我们作为“人”，有些什么共同之处。然后在不同的文化中，先找到我们共同的基本理想，比如说，公平、平等、自由；在不同的文化中，坚持我们共同的起码品质，比如说，诚实、诚恳、宽容和爱。
我们不要忘记西塞罗老头儿的看法，在像伊甸园这样的地方，我们都是同样的亚当和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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