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克拉顿：如何成为保守主义者？

按：英国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1944-2020），于1月12日去世，享年75岁。斯克拉顿著作等身，著有《保守主义的含义》、《保守主义选集》（Conservative texts: An anthology）、《论人性》（On Human Nature）以及《如何成为保守主义者》（How to be a conservative）等。本文是《如何成为保守主义者》一书的序言，徐衍 译。转自公众号：保守主义评论。谨以此文纪念斯克拉顿先生。

保守的气质，在人类各社会中普遍存在。只不过，自称是保守主义的政党或运动，则主要见诸于英语国家。这个事实颇值得玩味，它提醒我们留意，在那些继承了英国普通法治下的政府（English common-law government）之传统的地方和并未承袭这一传统的地区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而人们并没有看清这条鸿沟有多深。不列颠和美利坚深刻地意识到两国共同的历史渊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她们步入了现代世界。尔后，两国同生共死，见证了20 世纪的场场浩劫；它们携手捍卫了将两国团结在一起的文明。时至今日，即便英国冒举国之大不韪加入了欧盟（译注：该书出版于2015年，英国尚未举行“脱欧”公投），大西洋联盟依然深得民心、受人爱戴。这标志着我们两国坚守着某种远甚于物质享受的东西。人们不禁要问，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年代，这个问题的答案一言即可蔽之：自由。不过，这个字眼必须结合具体语境方能理解——谁的自由？如何行使自由？怎样界定、限定自由？

美国曾发行过一本专题论述中世纪“人身保护令”（writ of Habeas corpus）的书籍。该令状以国王之名发送，勒令任何挟持国王臣子之人若非将其释放，便应送其至国王法院予以审判。此书作者认为，正是由于美国人始终如一地恪守该法令，才能将其贯彻至今，其效力也丝毫不减当年；是以，它奠定了美国人自由的根基，因为如此一来，政府才成为了人民的公仆，而非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主子。在盎格鲁圈（Anglosphere）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类似和等同人身保护令的概念，而且任何企图限制人身保护令的应用范围或者执行效力的行为，都会被英语国家的人嗤之以鼻、冷眼相待。人身保护令，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可谓表现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这种独一无二的、发轫于英国普通法的关系——这层关系正是保守主义者们藉自由之名所捍卫的诸种事物之一。

职是之故，我在解释和捍卫保守主义之时所着力的对象就是英语国家。我所预设的读者不仅都熟稔如下信念：普通法治下的正义（common-law justice）、议会制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民间慈善（private charity）、公益精神（public spirit）和志愿者“小分队”（‘little platoons’ of volunteers）都是公民社会心照不宣的立场；而且他们尚未完全听命于现代福利国家自上而下的威权治理模式，遑论受制于正企图将本国招安的跨国界官僚体系了。

保守主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形而上的，另一种则是经验主义的。前者信仰神圣事物并力图维护它们不遭亵渎。此番信念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兹可证，并且会永远作为一股强大的影响力持存于人类事务中。因而，我会在本书临近结尾的几个章节里重述这一话题。不过在开头几章的大部分篇幅里，我将着眼于一些务实得多的主题。保守主义，从其经验主义方面的诸多表现形式来看，是一种尤为晚进的现代现象；它是对经由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变革所作出的一种反应。

我所要捍卫的这种保守主义表明，我们共同继承了诸多善好的事物（good things），而且我们必须将它们保持下去、发扬光大。我们不单是西方文明的传承者，更是隶属于西方文明内部——亦即英语国家——的文明继承人，此情此景下的我们很清楚这些善好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享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过日子的机会；公正不阿的法律给予我们安全——在法治的庇护下，我们方能申张冤屈、匡扶正义；我们保护环境，将其视为共同的财产，任凭再强大的势力，也无法随心所欲逞一时之快将其据为己有或毁于一旦；我们的各级学校和高等学府在倡导海纳百川之文化的同时，亦能对其保持批判审慎的态度；我们拥有民主的程序，保证能够遴选代表自己的官员、通过我们自己的法律。以上诸多事例和凡此种种的其他，都是我们如指诸掌、习以为常的东西。孰料，如今一切都岌岌可危。而保守主义正是对这种威胁所做的理性回应。也许这番响应需要常人付出的智性努力比他们设想中的更大。但不得不说，保守主义却是唯一能够对这日趋严峻的现实作出回应的思想。所以在本书中，我将倾其所有，以最精炼的方式阐明：为何采取除了保守主义之外的任何姿态，都是不理性的做法。

保守主义始于一种成熟之人都会欣然认可的情感，即“世间好物不坚牢”（good things are easily destroyed, but not easily created）。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好物”多是我们的共有财产，诸如：和平、自由、法治、文明礼节、公德心以及财产安全乃至家庭福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和他人通力合作——单枪匹马根本无济于事。凡此种种，欲将其付之一炬，可谓轻而易举，还令人心潮澎湃；然则若要重建，却费时费力费心。这是20世纪给予我们的教训之一；这也是缘何保守主义者面对公共舆论往往溃不成军的原因之一。他们的立场正确但乏味；反观其对手之立场，哪怕再大谬不然，也依旧大快人心。

正因保守主义者们囿于这种修辞上的劣势，所以他们往往选择以哀恸的措辞（the language of mourning）呈现他们的主张。哀歌（Lamentations）可以扫除横亘在它们面前的一切，宛如耶利米哀歌（Lamentations of Jeremiah）一般，也好比革命的文学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取得的、危如累卵的成就冲刷殆尽一样。况且哀恸时常很有必要，因为正如弗洛伊德所言，若非“哀恸的运作”，心灵便无法移步，无法从业已失去的事物转移到行将替代它的事物身上去。然而，保守主义的呼声却并非一定要以哀伤的语调唱出来。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关乎我们保留下了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坚守住它们。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所力呈的想法。因此，我在本书的最后提出了更加个人化的看法，以一篇敬告我们勿要妄自菲薄、沉溺哀恸的告别词谢幕。

我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受教于几位方家的批判性评论，它们分别出自Bob Grant、Alicja Gescinska和Sam Hughes之手。假如没有我爱妻Sophie的鼓励劝勉、猜测质疑和时不时的冷嘲热讽，我可能永远无法将思绪白纸黑字付诸于笔墨。我谨将成果奉献给她和我们的孩子。

识于马姆斯伯里，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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