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

按：本文选自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 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转自公众号：柏克研究。

1. 左派人士所犯下的错误是为某些机制要求一种只属于观念的威望：集体所有制或充分就业的方式，必须根据其效力，而不是其信奉者的道德影响来进行判断。左派还错误地想像出一种虚构的连续性，好像将来总是比过去更美好，好像主张变革的党派始终有理由去反对保守者，人们可以把遗产当成成果，并且只需要去关注新的征服。p.23 

2. 使左派受到激励的是三种虽不必然矛盾，但往往会有分歧的观念：自由、组织和平等。“自由”意味着反对政权的专横，赞同个人的安全；“组织”则是为了以一种合理的秩序取代传统的自发秩序，或是取代个人积极性的无序状态；“平等”则是指反对源于出身和财富的特权。p.31 

3. 他们为“美国的左派”出了一期专号，并老老实实地指出，在大西洋彼岸，很难捕捉到能与这一欧洲术语相吻合的现实事物。美国社会没有经历过类似的反对旧制度的斗争。它也没有工人党或社会党。传统的两党制压制了进步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第三党的企图。美国宪法或经济制度的原则没有被人认为有严重的问题。其政治争论更多的是技术之争，而不是意识形态之争。p.49（编者注：原文如此） 

4. 左派的神话隐含着“进步”的理念，并暗示着不断运动的观念。大革命的神话具有一种既互补又对立的意义：它使得人们期待着突破人世间正常的进展方式。在我看来，它的产生亦同样源于对过去的思考。回顾过去，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大革命先驱者的人，他们虽然通过传播一种与旧制度的思想方式不可调和的思想方式为大革命作了准备，但他们既没有宣告，同时也并不希望旧的世界像末日降临般地覆灭。他们当中几乎所有的人，虽然在理论上激进大胆，但在行动上，则表现出了与充当王室顾问或立法者的让雅克·卢梭一样的审慎。他们大多具有“乐观主义”的倾向，认为一旦摆脱传统、偏见与狂热，一旦使人们得到启蒙，社会的自然秩序就会实现。从1791年或1792年开始，大革命被其同时代的人包括“哲学家们”视为一场灾难。但在事过境迁后，人们最终却不再觉得它是一场灾难，而只记得它是一个壮烈的事件。p.34 

5. 19世纪的法国所经历的革命要多于英国，但它在经济发展方面却慢于英国。一个世纪前，普雷沃-帕拉多尔曾经这样感叹道：不管在什么时候，法国人都能使自己得到革命的奢侈享受，却没有能力实现与最美好的思想相符的各种改革。

…… 与之相反，美国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未让宪政受到损坏。借助于时间的力量，美国逐渐地赋予宪法一种近乎神圣的威望。然而，美国社会始终处在不同的、迅速的转变之中。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融合都被纳入了宪政的架构之中，而这一架构亦未因此受到摇撼，由此，这一原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在法制未受到破坏的情况下，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大国。

…… 像英国或美国那样的政体，在历史加速发展后仍安然无恙。这就表明，最理想的政体既是坚定的，同时又是有弹性的。它们是通过革新传统来拯救传统。pp.40-41 

6. 这并不是说，企求社会进步的愿望始终通向，或逻辑地通向革命的愿望。它还需要有某种程度的乐观主义和缺乏耐心。人们往往认为革命者对世界充满仇恨，并向往巨大的灾祸。但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革命者因其乐观主义而犯错误。p.66 

7. 权力的分散是自由的条件。p.93 

8. 左派包括所有坐在半圆形议事厅左侧的党派，并被人们赋予多种恒定不变的目标或一种永恒的使命。它的存在有赖于这样一种条件，即未来必定比现在更为美好，社会变化的方向能够一劳永逸地得到确定。左派的神话必须以进步的神话为前提。它在保留了后者的历史观的同时并没有显示出和后者一样的自信。p.97 

9. 20世纪的历史经验显示出了工业时代革命的频繁及其原因。这里的错误在于，赋予革命一种它所没有的逻辑，即把革命看作是一种与理性相一致的运动，并期待着它能带来与事件的本质相抵触的善行。在剧烈动荡过后，社会复归到和平安定的状态，总体情况是积极的，这样的例子并非没有。但更多的情况仍然是，人们所采取的手段背离了人们所追求的目标。p.99 

10.常识教导人们切莫通过把仅仅属于观念中的荣耀加到词义不清、没有得到很好界定的名词上，来美化这些名词。人们往往以自由为名建立专制统治。因此，经验告诉我们，在比较各个政党的优劣时，与其关注它们的纲领，还不如观察它们的实际成就。同时，在这种语言会掩盖思想、价值观念时刻在变化的值得怀疑的战斗中，还应当避免信仰的行为或简单的否定。p.100 

11. 暴力使得人们可以不断地快速前进，它会释放人的能量，并有助于有才能者地位上升。但是，它也会摧毁对国家的权威起限制作用的传统，并传播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嗜好与习惯。p.100 

12. 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此。历史的乐观主义一旦染上悲观主义的色彩，就会要求推翻自古以来的社会秩序。如果它认为现在的社会秩序丑陋，它就会要求新的社会秩序基本上与前者不同。由此，它就会依靠各种主张进步的政党，依靠暴力，依靠特殊的阶级来实现这种通向自由的转变，不管这种转变是渐进的，还是突然的。由于其结果往往会令人失望，它就会在失望中进行自我谴责。而导致其失望的原因是，它痛骂的社会结构显示出了持久不变的特征。p.101 

13. 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打算抑制的，并不是经济进步，而是永恒的道德观念的消失。p.103 

14. 在绝望的年代中，为寻求希望，哲学家们遂满足于一种可能引起灾难的乐观主义。p.108 

15. 那些只乞灵于观念而对事实不予尊重的人，时而以观念的名义斥责事实，时而又用观念去为现实辩护。p.115-116 

16. 历史并不荒诞可笑，但是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掌握它的终极意义。p.139 

17. 圣职人员和信徒把一种理想或者一个插曲与一项既迫在眉睫又颇为神圣的目标混淆在一起。由此，他们以漠不关心或蔑视的态度抵制“智慧的规则”，这些“智慧的规则”是政治家为了有利于集体，为了抑制利己主义和个人的激情而刻意制订出来的。对权力的限制、各种力量之间的制衡、司法的保障，这些政治文明的成果虽然谈不上始终十全十美，却是历经许多时代缓慢地取得的。而今，这些人却以梦游症式的从容将它们统统推翻。为了所谓的为革命服务，他们接受了专制国家。……因为，只有“革命的正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共存的问题。p.161 

18. 那些在历史中行动而且并不知道历史结局的人，有时面对一项合乎其愿望的事业会犹豫再三，担心为此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而圣徒人员和信仰者却无视这种顾忌。崇高的目标可以为恐怖的手段开脱。这些革命者在审视现实时，往往摆出一副道德主义者的架势，但他们在行动上却是犬儒主义的。……革命的神话在道德上的不妥协和恐怖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p.162 

19. 对历史有真正的认识会使我们时时记得宽容，而错误的历史哲学则只会传播狂热。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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