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文：licats  编：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忠于自己的良知，在犯错之后，依然不避忌错误，并用一生去忏悔。因此，一个人怎样对待他犯下的错误，意味着他是什么样的“英雄”。丘吉尔，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素材。

“脸谱化”的概念，最早被用于文艺创作。创作者为了让更多人，能够迅速记住情节，理解意图，因此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刻意做了简单化、概念化的处理。

“脸谱化”对应的，是我们熟知的二元思维——非黑即白，非好极坏。这种简单粗暴解释复杂世界的思维，结果是遮蔽事实，以及群体认知的普遍低智化。

但事实上，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存在，越是大人物，就越“多面”。

超越莎士比亚的“社会不齿之人”

2002年，英国BBC在对“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票选活动中，温斯顿·丘吉尔高居榜首，超过了四百年来一直作为英国名片的莎士比亚。

然而，他的政敌对其评价却是：多个相互龃龉角色的合体。连他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都曾说自己的儿子不过是个“社会不齿之人”。

还好，我们对丘吉尔的认识，没有太脸谱化：

他是二战三巨头之一，抵抗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英雄；

二战后，呼吁西方世界抵制苏联激进主义，从而拉开冷战帷幕；

他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极力反对战争扩大化，但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一度对中国不是很友好，等等。

不过，一个人无论外在表现有多“复杂”“多面”，其功过是非无论有多难以盖棺定论，他的内心世界和道德系统，却是稳定、一贯的。

因为，一个人很难同时拥有两套价值系统，而道德良知，是任何一种价值系统的地基。

然而，内心世界和道德良知，外人常常看不见，摸不着，怎样才能把握或者量度呢？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忠于自己的良知，在犯错之后，依然不避忌错误，并用一生去忏悔。因此，一个人怎样对待他犯下的错误，意味着他是什么样的“英雄”。丘吉尔，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素材。

良知的牢笼，无休无止

1914年，发生在萨拉热窝的一场刺杀王储事件，引爆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奥组成的同盟国，与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开战。

战争开始，双方都笃定：胜利将会很快到来。然而，马恩河战役让彼此陷入拉锯，无暇顾及其他。

到了1915年，在北线同时遭受德、奥匈、奥斯曼攻击的俄国，请求英国海军在达达尼尔海峡开辟新的战线，以缓解俄国多线作战的压力。时任海军大臣丘吉尔建议：从加里波利登陆，配合盟友，夹击伊斯坦布尔，逼迫奥斯曼退出战争，从而减轻北线压力。

这一高瞻远瞩的计划，至少需要投入5万兵力。然而，此时西线对德作战已进入第二阶段，根本无法抽调更多士兵另辟战场，能给丘吉尔的，只有2万英军士兵和其他杂牌军。

而要迎战的，则是八万多以逸待劳、装备精良的敌军。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的版本，而是英军惨败——实力悬殊，加上地理劣势，导致1.6万英国士兵殒命，丘吉尔也因这场战役，被罢黜海军大臣一职。

人类的行为，永远受两种东西的约束：世俗的律法和心中的良知。律法的约束是外部的，强制的，而良知的约束是内心的，非强制的。

公允地说，失败的责任，不全在丘吉尔。罢黜海军大臣，已告慰枉死士兵。

在被罢黜海军大臣两年后，首相劳合·乔治又重新启用丘吉尔，并任命为军需大臣。这至少说明，这场失败其实没有影响到丘吉尔的声誉和政治生涯。

这场失利战役的惩罚，在丘吉尔的政治生涯中看似慢慢消除，但却在他的内心世界饱受折磨，余生挥之不去。战争结束后，丘吉尔用长达十年的时间，写成了轰动一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由于丘吉尔的特殊身份，以及生花妙笔，让《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时间洛阳纸贵。不过，有人看到的是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有人看到的却是丘吉尔对历史和战争的反思，却很少有人看到忏悔。

除了写作，丘吉尔曾试图通过画画排忧解难，可当空白画布置于眼前，提笔真动手时，“画笔却重若千斤，性命攸关，悬于空中无处着手。”

后来，丘吉尔在与诗人布伦特聊天中谈到那场战役，回忆着说：“我这双手沾的鲜血多过油彩呀！”

律法、制度对错误的惩罚，让犯错者，甚至犯罪者难逃法网。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良知，才能让人所信奉的东西，成为忏悔的容器。记住错误，忏悔错误，才是对自己良知的交代。

当自我惩罚成为头顶的一把戒尺，便不再规定期限，再也不能自欺欺人，甚至终生无法摆脱。

高光时刻，也是至暗时刻

人类似乎很难摆脱墨菲定律的诅咒：最担心的坏事情，一定会发生。

一战结束后不久，敏锐的丘吉尔就预言：用不了多久，德意志的军旗，还会插在法兰西的土地。果然，不到20年，纳粹德国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随后，我们熟知的，是欧洲历史上的至暗时刻，却也是丘吉尔一生的高光时刻。然而，丘吉尔身边的亲人，他的盟友艾森豪威尔等人，看到的却是一个粗鲁，甚至迂腐的丘吉尔。

1944年6月6日，艾森豪威尔率领盟军渡过英吉利海峡，登陆诺曼底，发起对纳粹德国的反攻。丘吉尔“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演讲，不仅响彻英伦三岛，也给遭受法西斯蹂躏的世界人民送去了信心与希望：

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

但谁又能想到，曾经激情昂扬的首相，就在前几天的诺曼底作战会议中，极力阻止诺曼底登陆计划，因为这是当年加里波利登陆的“昨日重现”。用丘吉尔自己的话说：即将发生的一幕，我曾在加里波利目睹过它失败后的惨状。

在丘吉尔看来，诺曼底登陆计划虽然可行，但伤亡可能过于惨痛，因此，他建议将从纳粹势力薄弱的地中海地区登陆，尽可能的减少伤亡。

事实上，从诺曼底登陆的计划，是在纳粹德国东线节节失利的背景下，为了乘势阻止纳粹休整，尽最大可能缩短战争时间，避免更大的伤亡。从决策的角度，应该是正确可行的。相反，丘吉尔的建议显得不切实际、近乎幼稚。

然而，以旁听身份参与会议的丘吉尔，在不具有发言权的情况下，与时任盟军西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起争执，对着战功赫赫的将军，偏执地诉说着一战期间，自己在加里波利惨痛的教训，不顾将自己置于外交与军事的尴尬局面，极力恳请艾森豪威尔引以为戒。

从作战会议后到诺曼底登陆的几天时间里，丘吉尔将自己的失意、忧虑和不满，以不可理喻的方式，发泄给身边几乎所有的人。粗野、暴躁、迂腐、自说自话、杞人忧天，这就是这位二战英雄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心安，即是归处

政客在乎的，是一时的名声；政治家在乎的，是内心的安宁。

因为在乎一时名声，可能会掩盖错误，并铸成更大错误；

因为追求内心安宁，可能谨小慎微到做出错判，但却赢得永久的美德。

加里波利战役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上万名士兵枉死，早已深凿在丘吉尔的心底，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让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近乎置大局于不顾，偏执到不可理喻。

即便诺曼底登陆被史学家普遍认为是成功的，但丘吉尔却在更为宏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依然坚持己见，固执的认为，当时存在其他伤亡更少的替代方案。

方案的错对或优劣，或许很难去考证。但能把自己的错误和耻辱，摊在桌面，当成说服他人的反面教材，不顾旁人的耻笑和讥讽，这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是良知。

如果不是内心的不安，谁会近乎偏执的、疯子式的揭自己的伤疤，并与整个现实抗衡呢。更何况，即便诺曼底登陆失败，承担错误的，是艾森豪威尔。

利可以令智昏，而良知的驱使，也可能令智昏，但古语有云：心安，即是归处。

保守主义精神：敬畏道德秩序

21世纪，世界曾兴起一股“丘吉尔热”。以丘吉尔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不断角逐奥斯卡金奖；丘吉尔本人的三部史诗作品，也持续热卖。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学者对丘吉尔产生浓厚的兴趣。除了里根、撒切尔夫人奉丘吉尔为保守主义政治家的典范，美国前总统布什也曾表示非常崇拜丘吉尔。

英国现任首相约翰逊，更是丘吉尔的“铁粉”。2015年，丘吉尔逝世50周年，约翰逊不仅出版了《丘吉尔精神：一个人如何改变历史》一书，更是将丘吉尔视为毕生的精神教父。力主英国脱欧自不必说，因抗击新冠病毒导致高烧不退期间，约翰逊仍抱病工作，对此，许多内阁成员认为他“太热衷于效仿他心目中的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温斯顿·丘吉尔”。

问题是，我们应该向丘吉尔学什么？排在最前面的答案经常是：

演讲与口才、幽默与智慧、文学才华、领导力……

然而，就像买椟还珠的寓言所揭示的，被丘吉尔——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保守主义政治家演绎的淋漓尽致的保守主义精神，却常常被忽略了：

◎敬畏道德秩序。归根结底，世界是受道德法则支配的，所有正义的律法，都是被发现的道德秩序，而不是被制定的强制秩序。

◎尊重个体价值。对个体生命与价值的漠视，对个体尊严的践踏，是一切悲剧的根源。

◎谦卑与审慎。任何决策的好坏，都以它所能为现实中的美好生活创造的条件多少为尺度，因而，谦卑、审慎的品质，可以防止“大恶”。

……

这些保守主义的精神或气质，或许不能像丘吉尔的演讲技巧或文学才华一样，让普通人拿来即可受益，但却是将丘吉尔和他的对手希特勒，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的东西；也是为什么他暴躁粗鲁，甚至犯过大错，却依然被评选为“最伟大的英国人”的根本原因。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唯有捍卫人类自由与尊严的精神力量，以及那些能让我们“心安即归处”的东西，才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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