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瑞琦：市场促进了道德，还是败坏了道德？
图: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23 ~ 1790），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主要思想家之一。
作者：胥瑞琦
来源：胥瑞琦（ID：LibertarianXu）
在许多人眼中，市场似乎与道德毫无关联，甚至有些人相信商人们不择手段的逐利是世风日下的罪魁，因此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败坏了道德。这类 “高贵野蛮人” 式的论调从资本主义兴起时便不绝于耳 —— 这种思潮认为尚未工业商业化的原始部落居民还没受到金钱与物质的玷污，所以他们纯洁、真诚、重情而轻利，遂被冠以 “高贵野蛮人” 之称；对比下，市场化后商业社会的人则自私、贪婪、冷漠无情。与此类似的反市场观念至今仍然流行。
然而，这些反市场的迷思皆源于人们对商业和市场的错误认知；事实与此普遍误区恰恰相反 —— 市场不仅不会败坏道德，反而促进了人的道德。此话怎讲？被尊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或许对此早已有过系统的解释。
斯密的巨作《国富论》被大众所熟知，但人们对他同样重要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知之甚少。坊间还流传过一碗鸡汤，鸡汤大意是 “斯密写了《国富论》之后，认识到自私逐利的局限性，良心发现，于是乎又写了《道德情操论》教诲人们要讲道德” ——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道德情操论》发表于 1759 年，而《国富论》著于 1776 年，况且，前者根本不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的道德指南。即便弄清了出版的先后次序，由于前者着重讨论人的同情心，而后者在强调人的自利，《道德情操论》因此常被认为是与《国富论》相互矛盾的作品，即产生了所谓的 “亚当斯密难题”（Das Adam Smith Problem）。
这个 “难题” 实际上并不存在；人的仁爱同情心和自私自利心看似水火不容，但是每个人都具备的，两者兼容自洽，并能解释市场与道德互助互进的道理。
如果没有道德，市场本身就难以存在。若商人皆欺诈、盗贼满地跑、无人守信用等等，市场的运行将举步维艰；道德能降低交易成本，让更多的人能专注于生产，市场的运作效率才会更高，这点并不难理解。那是否要待人们的道德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才该有市场经济呢？不然。
首先，市场促进道德的第一个理由是：市场支撑了生命。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序言中提到，未开化的渔猎部落会因贫穷匮乏而…
“迫不得已，或至少觉得迫不得已，杀害老幼及长期患病的亲人；或遗弃这些人，任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
出于极度的贫乏，当人们无法养活同胞时，便更可能做出在我们看来道德上无法接受的事，而这些道德观上骇人的行为在富足的社会中极其罕见。换一贴近当下的小例子，我们时不时会看到这样的新闻：运输水果的货车侧翻，水果洒落满地，附近村民上前哄抢 —— 这种哄抢行为显然不道德，但请试想，若这辆货车翻倒在富人居住的小区里，富人会去哄抢满地的水果吗？恐怕不会（换成价值更高的黄金也许会增加哄抢概率）；举此例不是搞歧视，而是说明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学所说的 “正常商品”，即越富裕，才会消费得越多。管仲名言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也有类似的涵义。那如何创造财富呢？答案是自由市场；市场经济是创造大量财富的源头，市场越广阔，越是如此 —— 分工协作与自由交易创造财富在《国富论》中已有淋漓尽致的解释。
若能养活人口，却奴役着他们，这样道德吗？当然不，但市场能改善这种状况，因为市场推进了自由。斯密写道：
“工商业的发展使人们有了秩序、个人自由及安全，而在这之前，这些人曾于邻人们日夜劳作依附服侍于上级。”（《国富论》III. iv）
斯密的意思是，越是在非商业、无市场的社会，人们之间越要倚靠私人关系，此时，人若要满足某种需求，只能依赖于私人关系。这种封闭的社会类似封建领主制；领主养活着底下的子民，也可能奴役着他们。如果你是一个领主手下的鞋匠，市场局限于这块领地，几乎没有商业活动，那你的制鞋手艺只能为领地内有限的人服务，换口饭吃。但若市场开放了、商业贸易发达了，你制造的鞋能走出领地、面对更多的客户，你的生计则不再唯独仰仗封闭社会中的私人关系。商业使人参与到众多非私人关系之中 —— 你吃饭不再需要熟识厨子或给你饭吃的人，更不必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以免饿肚子；这意味着你拥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和自由。
在商业市场的繁荣下，人们更多地融入到同陌生人接触的庞大的连接网络之中。斯密认为，在这种非私人关系网中的锻炼能促进人们的道德，因为市场增强了公正感 —— 这一点从字面上不如前面两点容易理解。斯密的意思是，人与生俱来就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离自己越疏远的人或事，自己就越不在乎：
“假设，中国这个伟大帝国（当时是清朝）连同其亿万居民突然被一场地震吞没，那么一个和中国没任何关系的很有人情味的欧洲人会有何反应呢？我觉得，他首先会对不幸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可当悲天悯人之后，他就会像往常一样悠闲自在，似乎这件不幸的事从未发生过一样，而他遇到的最小的麻烦，都会让他更为紧张不安。”（《道德情操论》III. i）
这种偏见当然没什么错，但放入道德的语境中，斯密认为这种自我中心的天性会妨碍人做到客观与公正，而当一个人只生活在封闭的只有亲友私人关系的小社会中时，此人自我中心的偏见更易受到亲朋好友的纵容；相反，在商业社会中，每天都不得不与众多陌生人交易接触或擦肩而过，在这种互动环境的长期熏陶下，自我中心的偏见更易得到收敛，毕竟，没有谁会喜欢和一个认为自己是宇宙中心的人打交道。
“你处于逆境之中吗？不要在黑暗的角落独自抽泣，不要将悲伤沉浸于来自亲友放纵的同情，尽快回到日光下的社会，与那些对你的不幸一无所知也并不在乎的陌生人生活在一起。”（《道德情操论》III. iii）
斯密觉得，在这种非私人关系的复杂的社交网络中，人更能学会代入到他人的处境思考问题、更少的自我中心，且更具同情心。
斯密在 200 多年前关于市场与道德的推论，在近 20 年来得到新兴的实验经济学的验证。实验经济学家们通过设计一些科学实验游戏，譬如，ultimatum game、dictator game、public goods game 等等，测试不同的人群，当把工商业发达地区的人与远离商业社会的原始部落人群相比较时，他们发现，生活在市场中的人普遍更加乐善好施、更同情他人的感受、更重视公平公正；这些实验结果不单出现在商业地区和原始地区之间的对比，也出现在同为一个原始部落的族人之间 —— 外出到城市打工的部落人比一直留守部落的人更乐善好施、更有同情心等等。这些实验结果也动摇了现代经济学关于 “理性经济人” 的假设。
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不仅是因其有效高效，也因伦理 —— 不光是尊重自由与产权的伦理，还有市场对人类情感道德的影响。毫无疑问，市场促进了道德，道德也在孕育市场；两者相辅相成、兼容并进。那些道德更高尚的 “高贵野蛮人” 恐怕只存在于反市场的小清新们的臆想之中。
视频：【演讲】市场与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