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对人和市场的误解
卡尔·马克思并非从来就是一位共产主义者，虽然这么说会让人感到奇怪。1842年，也就是在马克思24岁左右的时候，他事实上说过他反对任何想要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企图。1842年10月，他成为《莱茵报》的编辑，在一篇社论中，他写道：
《莱茵报》……并不承认如今这个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会有丝毫的理论现实性，因而对它的现实可行性就更不抱什么希望了，或者说它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1843年，由于普鲁士政府施加的政治压力，马克思被迫辞去编辑工作并搬到了巴黎。他就是在那儿遇到了他未来一生的合作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尔（恩格尔当时已经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并开始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切促使他彻底“转变信仰”，成为集体主义者的楷模。
费尔巴哈和对“完美人”的崇拜
在柏林求学时，两位德国哲学家对学生时代的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乔治·黑格尔（1770-1831）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学到了“辩证法”理论以及历史进程总是向上发展的思想；而从费尔巴哈那里，他又接受了将人“改造成完美人”的思想。费尔巴哈曾辩称，人应该崇拜他自己，而不是崇拜一个不存在的、超自然的生命体——上帝。
因此，未来“真正”的宗教信仰应该是对人类的崇拜。若要将人“改造成完美人”就要使他从一个专注于私利并受私利指引的人转变为一个完全的利他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关心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改善提供服务，而不只是关心他自己。
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将人“改造成完美人”的概念，并将其发展成他所认为的成熟人性的本质特征。成为这样一个完美的人需要具备三个要素，马克思论述道：
首先要具备“自主行动”（Autonomous Action）的潜能。他在采取这一行动时必须出于渴望和享受，而不是出于被迫。当一个人出于自身的渴望，在铁匠铺里富有创造性地发挥他的才能，将金属锻造成艺术品时，这是自由的或者说这是一种“自主行动”。如果一个人在铁匠铺里工作，仅仅是因为如果他没有打造出一把能种植庄稼的铁犁就会饿死，那么他就是在“强迫”和“约束”下行动。
其次要具备“以社会为导向”的潜能。马克思声称，只有人才能思考并指导自己有意识的行动，以此改善他所处的培育了他改善个人境况的能力的“社群”。当一个人出于自利心与他人交往时，他便否定了真正的“社会性的”自我。因此，自利主义同一个发展成熟的人是“格格不入” 的。
第三，当人为了事物本身而评估事物，例如为自然而自然，为艺术而艺术时，要有“美学上的欣赏能力”。马克思坚称，只有从如何将一件事物用于改善个体自身境况的角度来看待事物，才是事物“真正的”美学价值的基础。
资本主义阻碍人变得完美
费尔巴哈相信，当人不再“以他人为导向”时，他便“异化”于自己本身。费尔巴哈认为，从自私转变为利他主义基本上是一种从自身内部发生变化的心智状态。马克思坚信，人之所以会发生“异化”，并不是因为他的“心智状态”，而是受到了人类所处的“客观的”制度环境的限制。
也就是说，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制度造就了人。如果改变社会秩序，那么就可以改造人。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是人异化于“真正的”自我和人的潜能的元凶。这种“异化”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
首先，它抑制了自主的行动。在市场中，不受个体控制的“外界”力量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个体只能根据市场“做出回应”，却无法控制市场。因此，市场力量是对人的外在束缚。人对市场的回应是迫不得已的，而非出于自由的期望。
再者，为了提高产量和生产效率，人只有“被迫”参与到劳动分工中才能养家糊口。此时他便沦为了机器的“附属品”，沦为“资产阶级”所拥有的机器的“奴隶”，而他不得不“被迫”为资产阶级劳动。
第二，以他人为导向的利他性逐渐消失。市场中的个体只是将他人视为实现自己物质性目的的手段而已。他和其他参与者进行贸易，只不过是为了从他们手中得到能够实现自己私利的物品。工作不再是一个共同的“合作性的”过程，而是交易双方之间的一种敌对关系，因为他们彼此都想从对方手中获得自己所需的物品。
第三，美学欣赏能力受到压制。市场中的个体在看待自然、资源以及人类的创造物时，不是从这些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去评价它们，而是把它们作为一种交易的对象——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获得这些事物——即排他性地占有它们——成为为了维持生计而从事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
共产主义对受压迫的人的解放
通过集体计划，共产主义能让工作从一种“受压迫的行动”变成一种“自主的”行动。马克思断言，如由工人共同进行民主化的管理，那么作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选择和一致同意的结果，集体计划将会出现。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参与下，将会实现有意识的计划和指导，因此人们在为“共有产品”工作时将会产生一种“以他人为导向”的意识。
从此，人们再也不会在劳动分工中被迫去做别人要求他做的事情。事实上，共产主义将会把人类从专业化分工的“暴政”中解救出来。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的话来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人会拥有排他性的专业活动领域，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在他所向往的学科分类中有所成就。社会管理着一般性的生产，因而我能够在今天做一件事，到了明天去做另一件事；只要有这个打算，我能在早晨打猎，在中午钓鱼，在晚上饲养家畜，吃完晚饭则去做时评。
在这个共产主义新世界，没有人会被迫去从事他不喜欢或者不愿从事的工作。此外，通过共同计划，生产效率将会达到一个如此的高度，以至于工作时间将被缩短，每个人都有充足的自由时间去做他所喜爱的事情。
共产主义同样也能提高社会意识和以他人为导向的利他性。人们共同劳作所获得的产品会依据每个人的“需求”或者“需要”进行分配。人类的欲望不再受到稀缺性的限制。因此，排他性占有以及获取“物品”的强烈欲望会减弱并最终消失。作为人性特点之一的自私性会被剔除。
其他社会成员不会再被视为稀缺品的“竞争者”，而是被视为为“更高的”重要社会目的而奋斗的社会合作伙伴。利他性在人的特征中将占据支配地位。
此外，共产主义也能让美学欣赏之花竞相怒放。
人类的创造活动不再是为了生计，仅仅是因为这样做能带来乐趣。工作不再是使人类产生“异化”的罪魁祸首，而是一种能够反映人类对于“美”的自由的——“自主的”——欲望。
共产主义将从各个方面解放人类及一切事物。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
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不再从属于某些特定的艺术，这种特定的艺术会将人变成一个专门性的画家、雕刻家等……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有专门的画家，只有一群既能从事其他活动，也能画画的人。
随着资本主义的消亡和共产主义的诞生，人间将会出现天堂。生活在那里的人享受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人不再为了生存而工作；他将挣脱劳动分工的枷锁；他求索着一切能给他的心灵带来愉悦的事物。共产主义能让人变得如同上帝——自由而强大，做着一切他想做的事情。
马克思否认人性的自利倾向
在我看来，马克思所反对——或者说起身反抗——的是人性以及现实的稀缺性。人永远无法逃离或置身于个体的“自我”之外。我们以人类中的个体形式存在着；以截然不同、独一无二的男性或女性个体的形式思考、记忆、想象、选择以及行动。
我们的经历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的思想和信仰是我们自己的思考和想法；我们的判断和评估是我们自己以事物对我们自身的重要性来进行估计和分级。即便我们把自己置于别人的立场，尝试着去怜悯、同情和理解他人的经历和行动的意义，也只不过是从我们自身的视角和心智状态出发，试图理解和欣赏他人。
作为自利导向的人，正是个体的人在这些及我们独有的本性及特征的其他方面，是有意识的、能够进行概念化的生物，构成了我们的头脑有着独特的差别及多样化。这正是人类创造性和无限可能性的源泉。当自利的、有着独特个人经历的个体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并且在和平的、自发性的市场协作制度背景下追求个人的改进，尽可能地考虑自己的利益而“自私地”考虑其他人时，这种创造性和无限的可能性就能从中产生。
马克思否认稀缺性这一事实
同样，马克思也否认要消费就必须先生产这一事实，否认将个体的劳动视为实现多种目标的手段。相反，在他看来，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凭空”地得到供应，而我们的劳动本身就是快乐的目的，并且可以被“免费”（free）使用。
类似地，他极力反对人们相互之间视对方为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的手段。相反，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就如同一个“俱乐部”，所有人为了“美好的时光”聚集在一起，自由地产生联系。他根本不去考虑如何或者由谁来提供满足这些美好时光所必不可少的东西。
他也不能容忍人类将自然和人造物视为生产生活必需品、便利设施以及奢侈品的手段和工具。依照他的观点，将一所住宅、一件艺术品、一条瀑布或者一件雕塑赋予“货币价值”简直是灭绝人性。
然而，人类之所以要对这些事物赋予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被人们需要并且是稀缺的；而用于获得这些事物的手段也是稀缺的。因此，既然我们的欲望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得到满足，那么我们必须确定对于我们自身而言什么东西是更有价值和更重要的，什么东西则是相对而言显得无关紧要。
马克思对劳动分工的怨恨来自于他的世界观。马克思认为，当人从事专业化分工，并且为了达到那个在他看来比他所放弃的东西更加重要的目的而出售自己的劳动以及他某种商品的总产出的一部分时，人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
马克思对行动和选择的误解
马克思对人、社会和人类幸福的概念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从马克思对“自主行动”与资本家的“选择”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中就能窥见端倪。
事实上，“行动”只不过是选择的显现：只有当我们决定了希望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才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也就是说，要决定采用哪一种替代性的选择，在受到自然以及其他个体的限制，并非所有的欲望都能实现时，需要决定暂时或永久性地搁置哪些选择。
当马克思谈及人们早上钓鱼而在下午打猎的时候，难道这不意味着一个人的时间是稀缺的吗？难道马克思所说的这个人不会因为自己无法在同一时间进行两种活动或者身处两地而感到“沮丧”吗？
如果不论个人何时产生欲望或者欲望的程度有多少，他都享受着“自主的自由”进行打猎和钓鱼，那么当这个社群中各个成员都想要猎杀森林中的动物或者捕捉河里的鱼，这些生物在这样一个捕杀速度之下面临着绝种的危险时，会发生什么呢？再比如，当一部分成员同时想要在沿河的相同地点或者相同的湖堤上钓鱼，或者外出打猎时选中了同一块“掩护区”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呢？
马克思也许会说，每个人“以社会为导向”的倾向会使这群人产生一种“同志般的”妥协。但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有关稀缺资源的使用和配置的“共同协定”、“互惠贸易”以及“交换”——即社会成员对共有产权的配置——的表达方式吗？
但我们根本无法确定社会中的所有人都会赞同这个由社群成员一致同意所产生的决议，其中一部分成员会认为那些在投票中取得胜利的多数人“剥削”了他们的利益。因此，即便在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乐园中，这些人也可能“异化”于他们的同胞和本性。
并且，根本不存在为艺术而艺术或者为自然而自然这种简单的想法。
艺术创作的资源或者自然的馈赠（除非能够逐渐地扩展资源）总是有限的。即使是在马克思构想的魔幻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依然需要对森林的使用作出抉择：或者在森林中进行原始的冥思，或者将树木用于工业制造，或者用木材搭建房屋。毫无疑问，在光明而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由沐浴神恩的公社的大部分成员通过的决议，并不能得到每个个体的同意或赞赏。
画家所要使用的颜料并不能源源不断地被供应，因此画家必须决定哪些画作能够完成，哪些则必须放弃。而有些用于生产颜料的原材料也会被移作他用。如果假设人类在配置这些资源的问题上永远不会产生冲突，不啻完全陷入了一个幻境之中。
再者，不同个体在生理以及心理上都会有各自相对的能力和倾向，去完成样式繁多的工作。人类在微小的范围内进行专业化的分工要比成为“万事通”更加具有生产效率，这是人类生理和心理上的一个事实。
因此，劳动分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增加了社群成员的总产出。生活标准得到提升，闲暇得到扩充，更多优质的产品被生产出来。
事实上，一旦自利的个体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在和平地利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通过专业化的协作关系追求利润，那么正如我们在过去两百年所看到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为人类带来了相对的富庶和丰饶。
资本主义把越来越多的人从饥馑、匮乏和焦虑中解救出来，将人从艰难冗繁并常常威胁生命的工作中解救出来。自由市场缩短了工作时间，却能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不同层次的物质和文化。它延长了人类的生命，让他们过得更加健康；它增加了人类的空闲，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享受经济自由所带来的财富。
通过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将人从每天存在的“异化”（马克思所说的）中摆脱出来事实上也已实现。资本积累以及利润导向的生产提高了所有从事生产的人的生产效率，扩大了有用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缓解了人类更多有关艰难生存的忧虑，让他们免受冻饿之虞。自由市场赋予人们各种手段，让他们能够满足自己的欢愉，领悟自己生活的真谛。
进一步而言，以F. A.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已经指出，自由市场体系的优势恰恰在于它不要求社会全体成员对同一个目标或价值层级达成统一意见。在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个体都能自由地选择，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意图，用自己的方式获得快乐。不同于集体主义社会以整体利益为借口将单一的中央计划指令加诸所有人的身上，在互不侵犯的市场中，每个人自愿成为别人实现他们各自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使得极具多元化的产品被生产出来，也反映了每个人的独特之处。
从另一方面来说，马克思对现实的背离不过是一种希望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竞争性交易能够在没有成本、原则、专业化和对两难困境做出抉择的条件下进行的幻想。就如一个不愿接受自己所有愿望不能同时满足这一事实而顿时嚎啕大哭的孩童，希望在一个幸福的仙境中有人或者某种力量能够为他和所有人带来物质的丰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