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时代的幽暗人性与心智启蒙
作者：徐贲
来源：东方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
大众心理学和心智启蒙
美国的大众心理学是大众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它不是娱乐性质的，而是兼有生活辅导和社会伦理讨论的特征，是一种人性、人心启蒙的知识来源。它可以说是美国民主文化的产物或共生物，它涉及的许多心理问题和调适建议都包含民主价值的考量，成为美国整体社会自由、平等、尊严等价值的一部分。
大众心理学的书籍林林总总，不计其数，许多书店都会把这类书籍摆在比较显眼的部位，内容也各种各样，稍微举一些例子就可以列一个长长的书单：《男人如何寻找意义》《情感智能2．0》《转折点：小事如何能有大影响》《可预测的非理性：影响我们做决定的不可见力量》《快和慢的思考》《情感智能：为什么它比IQ更重要》《巧遇幸福》《习惯的力量》《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魔鬼的》《人性的弱点》《爱的艺术》《动力：上进心的惊人真相》《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选择的困难：为何想要多反而得到少》《奥菲利娅的复活：保护青春期少女的自我》。
这些书大多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能碰到的一些困惑或难题来做心理和伦理的讨论题材，既能满足人们的知识兴趣，也能引起他们的思考。有的还提出一些通俗易懂的心理学概念，使读者能够通过“问题概念”来对类似的现象做举一反三的联想。如果读者对某个问题感兴趣或有不同的想法，也可以找同类其他书籍来阅读。
弗华德（Susan Forward）的《情感讹诈：当你的生活中有人用害怕、义务和罪感来操纵你的时候》（Emotional Blackmail：When the People in Your Life Use Fear，Obligation，and Guilt to Manipulate You）就是一个例子，它讨论的是我们许多人都有过的被亲近者或尊崇者利用的经验体会——“情感讹诈”。这一般发生在亲密的人际关系中——家人、夫妻、情侣，当然还有亲人化了的伙伴、帮派、同志、战友，等等。它通过这样的话语来起作用：“如果你真爱我，那你就……”“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你这么做，对得起……吗？”
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想利用亲近的感情，如爱、忠诚、尊重、信任等，来达到影响和操控对方的目的，说话者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恋人、师长、领导，利用我们的情感向我们索取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顺从和服从。
弗华德在书里不仅分析了这种讹诈的手段及其对人际亲密关系的实质损害，而且还提供了如何抵御情感讹诈的一些可行方法。例如，事先想好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对话情景，做好回答的应对准备，反复练习回答，直到能自然说出。如果听到“你要把我气死（气病）吗”，就可以回答“我知道你不会的，但我已经决定了”。听到“你会后悔的”或者“你这么做对不起我”，就说“你是在气头上，过一阵子你就不这么想了”或者“我们再考虑一下吧”。
这样的心理分析和指导显然是大众层次的读物，但却体现了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如人与人的平等、尊重，人应该有自己的选择自由，不应该听命于他人的操控和摆布。但是，心理和伦理都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人的心理动机和人际伦理之所以值得关注和讨论，是因为它们总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米勒（Daniel Miller）在《事物的宽慰》（The Comfort of Things）中就提出，不应该对亲近者的感情处处设防，“英语中所谓的情感讹诈，那种你必须揣度别人的感情的想法，其实有害于个人自由。这么一来，慷慨、仁爱、体贴全都变成了情感讹诈的咒语”。
美国的大众心理学涉及伦理和价值的讨论，对大众道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19世纪上半叶，心理学在美国得到介绍和发展，也是得力于教育人士的推动。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就是一位代表人物。他的学术兴趣从早年的神学和哲学转向心理学，他从在德国的留学经历认识到，教育改革可能帮助美国在精神方面发生重大的变化。他敏锐地预见了与美国民主相联系的两个未来的文化潮流，一个是作为关于人的民主科学的心理学，另一个则是作为新的民主宗教的教育。大众心理学（涉及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等）正是这两股文化潮流在大众文化中的汇合。
美国文化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ein）在《美国人》第三卷“民主的经历”中，把美国的心理学看成是为这个国家提供科学信仰的“宗教科学”，认为它可以“帮助建设美国制度并对美国道德作出新的解释”。他在心理学中看到了“某种具有吸引人的民主的东西”。他写道：“基督教依靠的是一批福音牧师和神圣的、权威性的经文，它以上帝的权威和仁爱来取得人们的信仰。但是在霍尔看来，心理学不是要使人求助于最高的权威（也许除了对心理学家），它的圣经就是经验，它使人成为自身的主宰。你要知道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吗？那么首先就去发现什么是人吧。心理学用容许争论的问题来代替基督教十诫中的‘不许’。什么是人？人的行为是怎样的？心理学是把‘是’和‘应该’结合起来的科学，它是最民主的科学。因为它不是把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问题交给任何最高权威去处理，也不是从某个传统的经文中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是把这些问题看作是人的正常行为。”心理学帮助人发现他真正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真正行为又是怎样的。
就像16世纪的宗教革命努力把人从僧侣和教皇那里解放出来一样，心理学家们现在努力把人从非理性的恐惧、禁忌、服从和外加的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他们将用对人性、人心的新的认识来代替种种道德准则和规章，这种认识的道德民主化效能预示了未来人的心灵与政治的新关系和新问题。心理学家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获取对人的知识，他们对民众感受和心理的调查方法也是民主的，民众调查让心理学家们“找到了探索当前男男女女的内心世界的新方法，让他们自己来说话。这种调查表就是一种选票，是把民主投票运用到心理学问题的一个实例。”这种研究方式和结果为大众心理学吸引了广大的读者群体，在一个人性、人心知识直接有助于公民自我启蒙的民主国家里，这应该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人的“情绪”与心智启蒙
心智启蒙往往借助关于人的“情绪”（emotion）的心理学知识，不只是关乎人的种种“情绪”本身，而且关乎这些情绪会指引和带动怎样的行动。心理学和哲学意义上的情绪，是对人的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统称，是多种感觉、思想和行为综合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状态。最普遍、通俗的情绪有喜、怒、哀、惊、恐、爱等，也有一些复杂、微妙的情绪如嫉妒、惭愧、羞耻、自豪等。尽管一些情绪引发的行为看上去没有经过思考，但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情绪，都会引发人们行动的动机。情绪可以分为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和后天学习或受影响的“复杂情绪”。基本情绪和原始人类的生存本能息息相关，复杂情绪必须经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往才能学习到，因此每个人所拥有的复杂情绪数量和对情绪的定义都不一样。
人的情绪影响行为，甚至逻辑思考和判断。英国哲学和法学教授苏珊·哈克（Susan Haack）在《逻辑哲学》（Philosophy of Logics）中说：“逻辑错误是感性对判断的那种未被注意的影响的结果。”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哲学和心理学的华尔特·皮特金（Walter B. Pitkin）在《人类愚蠢历史简论》（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uman Stupidity）一书中说，人类所有的情绪都同时包含着睿智与愚蠢，都指导着人的行为，“情绪是行动的模式，……如果把情绪与行动分离，那就永远不可能把握情感的作用”。任何一种基本情绪都不仅仅是感觉或心态，而是涌动的能量，引向某种行动。任何一种平常的情绪，在特定的情境下，都可能是对某个事件或外界环境的反应，包含着明显或微妙的政治意义。在兰德尔·彼特沃克（Randall L．Bytwerk）的《弯曲的脊梁》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希望”就是其中之一。在纳粹统治时期，希特勒代表着德国美好未来的希望，在许多德国人的情绪中，反对希特勒，就是“在反对一个美好未来的梦想”，反对“德国梦”。希特勒所代表的“德国梦”使得“一个人在怀着对即将到来之事的希望时，可以接受当下的缺陷”。就算对现实中的某些事情有所不满，“一个时常做出的看法是：‘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于是，“希望”这种人的基本情绪便产生了支持希特勒的政治作用。
“愤怒”是另一个具有政治作用的情绪的例子。前东德《青年世界》的编辑汉斯·戴尔特·舒特在1989年东德政权瓦解后说：“我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正如与一件外套的关系一样，一个人把第一颗纽扣就扣错了，然而却只注意到最后一颗纽扣。不过，外套还是保暖的。”另一个作家将许多东德知识分子对他们国家的看法与父母对自己的残疾孩子的看法相比较：“当局外人提及这一问题时，哪怕意识到缺陷，仍表现出一种不顾一切的、自我折磨式的爱，满怀着改善的希望，满怀着防卫性的愤怒。”这种“防卫性的愤怒”在许多民族主义者那里是很常见的，他们未必满意自己国家内的现状，但是，一旦有来自外部的批评，他们又会马上挺身而出，积极卫护他们并不满意的现状。《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宋强在一次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记者的访谈时说，世界各国人民都要求自由和民主。记者问道，这不就是美国人在批评中国人权记录时所说的吗？宋强说，“不错”，但是“就算我们有缺点，我们也用不着美国人给我们指出来”。
像这样的偏执情绪是可以通过心智启蒙来纠正的，至少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变。心智启蒙揭示人的自然弱点（幽暗意识），对人提出自我约束和自我告诫的要求。一个人自我约束和自我告诫的最细微的松懈都会使得外来的诱惑、压力和胁迫更容易将他征服。人也许具有某种天然的良知，但是，仅仅具有良知还不足以保证精神战胜诱惑、压力和胁迫，更不足以保证有善良的意愿就能有所行动。人的精神需要不断的毫不松懈的努力来保持和培养那种能有所行动的良知。
一般认为，人心具有天生的道德倾向，因此需要坚持强调人心的首要性。就个体来说，这样的观点也许可以成立。但是，就生活在人类群体——社会、民族或家庭中的人来说，它只是部分正确。最初的人性可能是善良的，但一个人在与其他人交往中形成的各种习惯和品格，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民族性格和制度教育的特征，甚至成为某种操纵或操控的牺牲品。它们常常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扭曲人性最初的道德倾向。这些后天的习惯和品格足以形成第二天性，在人的性格中几乎如同最初的人性一样根深蒂固。
心智启蒙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揭示种种对人的心理、精神和行为的操控和操纵。这些操控和操纵都是利用人天生的和人性中的某些弱点（如贪婪、懦弱、自私、残忍、害怕，等等），并借助或创造某种组织、体制或制度的力量（如宗教或政治的洗脑、情感讹诈、公关、宣传、检讨、感恩、认罪、羞辱、非人化，等等）。社会心理学把这种组织、体制或制度的力量称为“情境”（situation）的力量，并在这个基础上对人的“情境作恶”投以不懈的关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魔鬼的》一书中甚至把这种关注人“情境作恶”的心理学研究称为“邪恶心理学”——包括思想改造、精神操控、洗脑、强迫命令、人身攻击、酷刑和恐怖主义。
津巴多所做的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就是邪恶心理学的一个例子。他在这个实验的基础上写作《路西法效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描写情境力量左右行为的方式，这个力量远超过我们所想，或者也得承认，它能在许多情境中塑造我们的行为。”他特别强调了一个比权威命令更能引导“好人作恶”的动力，那就是“系统”（体制或制度）。他写道：“情境便是由这个更复杂、更强大的动力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心理学有大量的资料能佐证，在特定情境下，情境力量远远胜于个体力量。……大多数心理学家对于深植于政治、经济、宗教、历史、文化中能够定义情境且界定合法性的力量，已经麻木了。想要全面且完整地了解人类行为动力，就必须先能辨识个人、情境以及系统力量的范围与限制。”
津巴多的《路西法效应》是一个心智启蒙的范例。一方面，他让我们看到，在特定的情境下，人的情绪、感觉、认知、行为都会被情境力量所左右；另一方面，他的目的不是要人在自己所不能改变的情境中随遇而安、随波逐流、自甘堕落，以彻底的道德相对主义和犬儒主义来推卸对自己行为的道德责任。社会心理学的知识目的是“试图去理解情境和系统如何影响个体行为”。这种知识强调情境左右行为的力量，但它并不是一种情境决定论，“并不是为了替谁辩护，或是为了免除此人所犯下的非道德或非法行为的责任”。即使在最具胁迫力的情境中，人对自己的行为也不是完全不用负有责任的。
社会心理学提供的知识，它的启蒙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要改变或避免不恰当的个体或团体行为，必须了解他们将什么力量、优点和弱点带入到情境之中。……我们必须更清楚地辨识出情境力量在特定行为之下复杂的全貌。修正这些情境力量或者学习避免它们，都能大大影响与减少不当的个体行为，效果远大于只是在情境中针对个人的错误纠正。”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它要纠正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某个错误，而是我们所有人几乎都可能犯的那些错误。它的目的不仅仅是治疗，而且更重要的是预防。因此，它对生活在任何一个国度里的人们都具有普遍的心智启蒙教育意义。
“易粪而食”的道德与情绪
媒体上不断传出农民不吃自己种的粮食或其他食材的消息，例如，2013年3月有报道，《河南商报》记者听新乡市某村61岁的村民张大爷说，他种的那些地里产的粮食“都卖了，我们自己肯定不吃”。原来附近有一家造纸厂，“一条明渠通向该企业的污水处理处，渠中翻滚着造纸废水。而明渠外侧下方，有6个预留的直排口，未经处理的造纸废水顺着麦垄流进近百亩麦田”。湖北随州一名农民大娘也说：“现在吃啥都不安全。我们家亲戚种的袋料香菇，自己都不敢吃，叫我们也少吃，实在要吃先在开水里焯一下。”还有报道说，记者来到山东省潍坊市某街道农村，看到农户正拿着一个蓝色袋子，往生姜田里撒着一种东西。记者发现这是一种叫神农丹的农药，袋子上分明印有“严禁用于蔬菜、瓜果”的大字，背面骷髅标志和红色“剧毒”字样引人注目。据当地人说，潍坊出产的生姜分出口姜和内销姜两种。因为外商对农药残留检测非常严格，所以出口基地的姜都不使用高毒农药。看来，农户自己不吃的毒姜是专门为国人同胞生产的。
这些农民这么做，是否仅仅因为他们没有良心、心术不正，或者只是由于愚昧和贪婪，而不明白人人相害，最终难免“易粪而食”的道理？人们往往用贪婪、狡诈、残忍这类道德判断词去批评他们。然而，问题是，就算他们知道人应该有良心，就算他们明白我害人，人也会害我的道理，他们也还是不会改变他们的做法。仅仅明白道理并不能改变人的行为，那么，驱使人行为的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呢？
心理学家发现，“情绪”（emotion）是一种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大驱动作用的力量，了解一个人的行为后面的情绪，不仅有助于了解他的行动倾向，也有助于了解他对周围环境的认知。“情绪”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统称，是由感觉、思想和行为综合产生的心理和生理状态。美国心理学家威廉·马斯顿（William M. Marston）指出，任何一种基本情绪都不仅仅是感觉、心态或情感，而是驱动行为的能量，将一种情绪与另一种情绪加以区别的唯一方法就是观察他在什么情境下导致人的什么行为。情绪可以分为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常见的有喜悦、愤怒、悲伤、恐惧、厌恶、惊奇）和后天学习到的“复杂情绪”（嫉妒、惭愧、羞耻、自豪、怨恨、窘迫、内疚、害羞、骄傲、自暴自弃）。基本情绪和原始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复杂情绪必须经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生活经验中学习得到。由道德因素产生的情绪都是复杂情绪。
心理学家们对有哪些“基本情绪”和基本情绪可能如何复合成哪些“复杂情绪”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一种看法认为，八种“基本情绪”按这样的顺序排成一个圈子：恐惧、惊奇、悲伤、厌恶、愤怒、期待、喜悦、接受。每一种基本情绪与相邻的两种都能各自产生一种复杂情绪，恐惧与接受产生顺从，恐惧与惊奇产生惊恐，惊奇与悲伤产生失望，悲伤与厌恶产生内疚；厌恶与愤怒产生鄙视；愤怒与期待产生敌对；期待与喜悦产生乐观；喜悦与接受产生爱。可以设想，在基本情绪之间，复杂情绪之间，基本情绪和复杂情绪之间，还可能产生更加复杂情绪。
情绪既是主观感受，又是客观反应，具有目的性，也是一种社会表达，因此成为一种多元的、复杂的综合事件。情绪会产生动机，例如：悲伤的时候希望找人倾诉，愤怒的时候会做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情绪也是一种认知评估，注意到外界发生的事件或事情，认知系统自动评估一件事，并由此触发某种情绪反应。例如：一个人为宠物死亡而悲伤，是因为在认知上把这件事评估为对自己有重要意义的负面事件，相反，他对“国家大事”无动于衷，是因为将此评估为与自己无关或根本说不上话的事情。
为了生存，人类必须探索环境（好奇）、吐出不小心吃的异物（恶心）、建立社会关系（信任）、避免伤害（恐惧）、繁衍（爱）、战斗（愤怒）、寻求帮助（哭泣）、重复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欢乐）。在原始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情绪可以让人类自动趋利避害，做出更利于生存的选择。尽管愤怒看起来没什么好处，但在原始部落里，可以让一个人被人害怕并建立起威望。羞耻和骄傲可以促使一个人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不同的情况下生产和出售有毒农作物的那些农民，他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复杂情绪和情绪的含义应该都不一样，也许社会心理学家们可以用他们来做研究课题。种毒麦子的可能与他们对造纸厂排污的“怨愤”和对无所作为的地方政府“失望”有关。种毒香菇的和毒生姜的具体情境和动机都不清楚，因此无法猜测其生成动机。如果只是为了节省成本、提高“效益”，那就和建豆腐渣工程的差不多，也许与不“信任”和“恐惧”有关，不信任是一种对当今社会状态的负面评估（大家都在黑吃黑，都在挣昧心钱，没有道义，没有善恶，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恐惧（它包含行动的目的性）是因为害怕在一个大家黑吃黑、人人昧良心的社会里，凭良心做事结果反而害了自己。这样的反应都是出于人的生存的本能。
无论什么情绪，它的目的性和评估的法则都是本能和直觉，不是基于理智的认知，因此会有偏颇、盲区和不确定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在正常的道德状态下，就像人不会易子而食一样，人也不会易粪而食，当人们不得不依靠原始的生存本能才能活下去的时候，他们社会的正常文明秩序和道德价值一定是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因此，与其谴责奸诈、邪恶和冷血，不妨换一种方式，从人的情绪与行为的关系再好好思考一下出现在我们社会里的易粪而食的问题。由这种思考得到的理解，它的目的不是为不良行为开脱，而是要依照心理学研究成果建立起来的对人性和人心的认识，而不是约略的印象、空洞的说教或道德劝诫，去对待原本就不单纯是个人性的社会行为。
非人化的荼毒
说起非人化，人们一般想到的首先是把人当作低贱的动物，或者根本就是妖魔鬼怪、魑魅魍魉、牛鬼蛇神。用大卫·史密斯（David L. Smith）在《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灭绝他人》（Less than Human，2012[3]）一书中的话来说，是把人当作“看似像人的生物——有着人的外形、双腿行走、说着人话、大体以人的方式行事的生物——但却绝不是人”。
史密斯详细地描述了非人化概念在人类漫长历史中的演变，他在丰富的材料上建立了一种剖析非人化的理论，从心理进化来解释人类普遍、共同、恒久的非人化现象，在对史前人类的非人化思维和行为解释中，他借助的是认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这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力图从可能的例证（艺术、畜牧业、技艺等）来重构史前人类的思维方式。例如，奴隶和家畜遭受的待遇有很多相似之处。几乎所有用来控制牲口的方法——如类似“鞭打、上链、烙印、阉割、削耳”的做法——都曾被用来控制奴隶。
从人类的远古开始，征服和恐外就是非人化的普遍动机。埃及人把敌人看作是非人的肉食者。埃及法老阿门内姆哈特一世（Amenemhet I，公元前1985—前1956年在位）夸口说：“我驯服了狮子，捕捉了鳄鱼；我征服了瓦瓦特人，俘获了梅贾人，我让亚洲人学狗走路。”
美索不达米亚人也认为邻邦不是人。在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巴比伦文本《阿卡德的诅咒》（The Curse of Agade）中，古提人被说成“非我种类，虽有人之本能，却有着犬类智力和猴类特征”。在其他地方，他们还被说成“山中毒蛇”和“狗”。亚摩利人则被说成有“狼和狗的本能”，而其他种群则是“山鹑的身子和乌鸦的面孔”。
在史密斯看来，古代中国的华夷之辨和夷夏之防同样渗透着非人化的想象，这是古代中国人“通过给边境部落贴上有非人化之意的标签，来将自己与其区分。东边的野蛮部落被称作‘夷’，其中包含汉字‘犬’，意为‘狗’，而北方的部落则是‘蛮’，包含汉字‘虫’，意为‘昆虫’。戎狄被称为‘狼’。在记述了公元前400年以来古代中国地理的《山海经》中，只有中国人被称为人。杰出汉学家蒲立本（E．G．Pulleyblank）指出，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以前，这些野蛮族群都被‘看作不完全是人’”。
外来者在被当作敌人和被奴役之前就被非人化了，而非人化更是强化了外来者比自己（人类）低等的看法。现代世界里的征服和恐外，还有战争、种族灭绝和其他残暴行径中都有非人化这一古老思维在借尸还魂。
除了历史和心理进化的非人化研究，还有一种社会人文和政治人文的非人化批判。前一种研究所讨论的非人化主要是“妖魔化”，后一种批判则更重视可能并无明显妖魔化的人的“异化”。异化是一种比妖魔化更可怕的非人化。被妖魔化的人们会愤怒、反弹和对抗，很少会加入对自己的妖魔化；但被异化的人们却会由于被洗脑、操控或麻木愚昧而参与外力和环境对他们的心灵侵腐和人格扭曲，心甘情愿地按变异的标准来自我要求。
人类学家蒙塔古（Ashley Montagu）和麦特森（Floyd Matson）在《人的非人化》（1983）中，把非人化看作是与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同等祸害的人类威胁。他们强调，人一旦患有“非人化综合征”，就会变成“活死人”（the living dead）。他们用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讨论的纳粹分子艾克曼为例来说明，人在特定的政治生活环境中会被非人化为螺丝钉和机器人。正是纳粹极权统治机器的意识形态洗脑和组织控制，使得艾克曼成为一个不能思考，没有道德判断，但却能高效作恶的非人。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分析了极权统治的非人化过程，也就是她所说的三步“杀人”法。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无法用“良心来做抵抗”。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成行尸走肉，“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他们在非人的待遇下，既没有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反抗的意愿。德国哲学家和人类学家蒙坦布鲁克（Axel Montenbruck）在他的《西方人类学：民主与非人化》（1983）中，从政治人文主义的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罗马戏剧家泰伦斯（Publius Terentius Afer）说：“凡是人类的事情，对我都不陌生。”从人类普遍心理和认知来了解非人化可以成为一种警策：如果你没有清晰的自知之明，你可能被别人非人化，你也可能把别人非人化。非人化的危险普遍存在，但是，非人化的具体构建和特征却又必定具有特定的制度烙印。人类要更好地和平共存，让每一个人活得像人，有人的权利，反对非人化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生物学和认知心理的科学知识也好，社会和政治的人文批判也罢，只要对人活得像人能有教育效果，都是我们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