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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对抗荒诞,就是最大的幸福

高尔泰 新少数派 2020-11-03


文:高尔泰(著名美学家、画家、作家,旅美学者)

上帝只能救能够自救的孩子。

——徐晓



近读《半生为人》,感慨万端。

这是一个当年的幸存者,讲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那些“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的、“早已溃不成军的反叛者们”失败的初航。
 
不是重新结集的号角(从来没有过一支严密的队伍),不是再度出发的战鼓(所谓战鼓只属于那文字还能召唤人们的时代),只是在历史潮流的涨落之中,沉淀下来的一些个体经验。
 
只是一个瘦小、纤弱、坐过牢的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给亲人和朋友们送葬以后,带着一个孩子,在绝境中挣扎过来的苦难历程。

没有凄厉的绝叫,没有剧烈的抗议,没有深长的悲叹。万千心事,凝成了这么一本,如此忧伤又如此美丽的意义之书。如同天问,如同长歌当哭。
 
半生为人

在那荒诞残酷的年代,还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吗?有的,那就是叛逆——意义的追寻。
 
荒诞残酷中的意义,就是对荒诞残酷的抗争。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原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由于共同的追寻,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这种人际关系,在商业时代已经不可想象。

这所谓憧憬,可以说是一种思念的情感。
 
直接的是对那些初航时分曾与并肩的水手们的思念;间接的是对一种被理想主义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思念。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对于一种更高人生价值的思念。
 
这样的书写,只能是个体书写。不服务于任何共同主题,也不受制于外来指令或需要。
 
因此个体书写,才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差异和多样性,各有特点。
 
徐晓面对的是一头巨大怪物——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
 

驯服利维坦

不仅面对,她还要抗争。以致她的个体书写,只能是一种群体意识笼罩下的个体书写。意识领域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历史性碰撞,使全书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矛盾冲突的张力结构。
 
情感主导的张力结构,作为符号,更像是诗,而不是戏剧。这是本书的特点。

我读《半生为人》,像是读一首长诗。幸福或者意义都只能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得之。人在无过程状态中对于过程(幸福或意义)的憧憬,具有逃避现实的成分。
 
对于已经逝去的“意义”的思念,首先是一种对于当前强权横行无忌人们唯利是图的现实的逃避。
 
真要回到从前,那份残酷惨烈,没人愿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换得,那种不幸中的幸福(或者说意义)也罢。

说来矛盾,正因为如此,我读此书,一方面是切肤之痛历久长存,一方面又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一种慰藉,甚至鼓舞。
 
为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即使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的残酷惨烈之中,也能创造出如此美丽、如此有意义的人生。难免要想一想,他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牢狱之灾

在那个,智力在暴力面前、群体在唯一个体面前双重失能的时代,要透过无数被工具化、数据化、符号化了的公共面貌,发现个体的存在更难。

在无数没有面孔的“人们”之中,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
 
由于绝对真诚,全部自我都与那革命的神圣同一。后来发现了神圣的虚假,同样由于绝对真诚,又不自觉地与之疏离。疏离的过程,是苦难的历程。

不论信仰的是什么,这种对信仰或意义的需要(或者说缺乏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执著也罢,怀疑也罢,没有信仰也罢,这份严肃认真,都是对信仰负责的态度。

在那个强迫信仰的时代,不信仰就是犯罪,何况怀疑!她因此祸从口出,可谓性格就是命运。
 
一九七五年,不到二十岁的她,在一个严寒冬夜被电话叫醒,下楼接电话时,突然被一只肮脏发臭的帽子罩住眼睛,连袜子都来不及穿光着脚板就被带进了阴冷潮湿的监狱。

那时的她,只不过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跟着感觉走,走出了给定的信仰,回不了正统的好奇女孩。

她出狱时,正碰上历史的转折。满街大小字报,民刊如雨后春笋。
 
对于非人处境的共同厌恶和对于别样生活的共同渴望,使“个人”们(工人、市民、大学生、待业知青、复员军人……)走到一起,形成许多松散的团体。
 
自动的、志愿的、业余的、义务的。无机可投,无利可图,只有奉献,只有风险。
 
但是都很乐意,带着冒险的兴奋。

痛失爱夫

徐晓和她的丈夫周郿英,是在《今天》编辑部认识和相爱的。结婚不久,周重病住院,多年辗转病榻,终于痛苦死去。

她是无神论者,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想尽办法,什么手段(包括贿赂医生)都用上了:争取到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最昂贵的药品……无法上班,还要照顾好儿子。奔走于家和医院之间,身心俱疲,以致“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

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她为此深深自责。
 
事实上,他的痛苦也就是她的痛苦。如果早知道是白受的,谁都愿早些结束。首先是为对方,其次是为自己。

无神论者烧香磕头,慌不择路惊心动魄。
 
她这样做的理由,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指责她。那样的指责是以理杀人。
 
她对以理杀人的文化的恐惧,是显现在深层心理学中的深层历史学,并不是毫无根据。
 
在以理杀人的文化中,个人的孤独无助、绝望挣扎都不在话下。一种能够把这种不在话下的残酷性充分表达出来,使人感同身受的文字,不管多么平淡,都是奇文。

奇文自然天成,文字全无藻饰。
 
汗腥气、泪腥气、血腥气、监狱里阴冷的湿气,医院里陈旧的药水气,昏暗灯光下印刷民办刊物的油墨气,小街上烧饼的香气和粮票的浊气、老旧四合院里随着沙哑歌声唱出来的酒气……
 
汇成一股真气,我想这就是所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吧?
 
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

徐晓,写过《半生为人》,编过《寻找家园》,这两本书足矣。

 
踌躇写作

我们终于还是活着。

这个回答中的虚无主义情绪,虽很模糊,但是渗透全书。这是我的主观感觉,很可能作者不会同意。
 
在这里,理想主义的徐晓,也还是“出山时节千徘徊”。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常常在写作中踌躇。”

踌躇的结果,是删除了不好的东西,留下了好的东西。“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唯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
 
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多么重要。”

踌躇,是为他人着想。

为后来的人们——因为爱。
为需要被删节的人们——因为悲悯。
因为对别人重要,所以对自己重要。
别人比自己重要,这就是群体意识。
徐晓的爱和悲悯,植根于天性,本来属于个体。
 
但同时,这样的天性,又使她的群体意识压倒了已经觉醒的个体意识。
 
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之前,把没有爬满虱子的袍,留存给后来的人们。

这样的爱,当然伟大。这样的意志,当然超强。但这伟大和超强,却是以死亡来标志的。
 
形而下的事实属于个体,形而上的价值属于群体。据说群体和个体应当统一,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我不知道,这矛盾该怎么解决?

不能解决。任何解决方案,其程序设计都必须通向可以操作的政治——社会利益的强制性分配。
 
如所周知,政治人物的行为及其后果,常常和所持的、或者所宣称的价值原则背道而驰。所谓“政治是肮脏的”,也是历史中的自然,不可避免。
 
一个非政治的独立个体,一个但知有道不知有术的纯粹理想主义者,只在精神领域、只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寻找,是找不到出路的。面对历史中的自然——这个现代丛林,难免和虚无主义相遇:

谁爱得最多,谁就注定了是个弱者。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

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存在。
 
在他们身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

既然如此,既然我们的精神财富到后人手里必然贬值,我们创造它的努力岂不是无效劳动?

虚无主义这个怪物,原本与徐晓无缘。我想象,还没有完全走出群体意识的她,在个体性写作中与之狭路相逢,一定有些错愕,有些失措。

为逃避这个怪物,她稍稍进入了童话——我觉得。
匹配苦难,寻回价值

血腥和荒诞是那个时代的基调,书中提到的部分,已经残酷到让我们有切肤之痛,已经残酷到哪怕只删除掉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会减轻我们的沉重。这些都没有删除,不知删除了什么?

荒诞感是一种至为难得的天赋,它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也造就了海子和残雪。
 

有感于荒诞而又删除,不知是怎样的荒诞?我不敢要求别人把自己不忍看不敢看的东西摊出来晾,那种要求本身就是残酷。但是那杯苦酒,一个人咽得下去吗?

从这删除,我看到了一种人性中的神性——爱和悲悯;也看到了一种人性的软弱——无力感和恐惧。

遗憾的是,她终于没能逃脱。出狱二十年后,她从北京到太原探望曾经同案的朋友,企图重温当年的旧梦。
 
舞台换了布景,角色各已转型。对不存在的,还要怀疑一阵,这种精神领域的克朗戴克,是另一种形式的“幸存者的不幸”。
 
徐晓的群体意识的个体写作,只能一如当初,“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逃不脱铁铸的现实。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她的幸运。在那个无数人没有任何交流空间,只能默默地忍受窒息的时代,她已经享受过了真正的人际关系。
 
那种地下的和半地下的人际关系是有条件的:没有了奥威尔式那种无处不在的眼睛和耳朵,就不会有从那样的关系得到的快乐。
 
冥冥中似乎还是有一种公平,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这么一本,忧伤而美丽的、震撼人心的意义之书。

这里所说的意义,是个体存在的意义。在意义这东西已经被极权主义、拜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解构得片瓦无存的今天,更有其特殊的价值。
 
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个体精神的价值。作为这个意义与价值的自我赋予者,徐晓已经无愧于她苦难的“半生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只怕配不上他所受的苦难。徐晓可以免于这种恐惧了,因为她已经有了这么一本,永远的《半生为人》。
 
注:这篇文章是高尔泰先生对徐晓《半生为人》这本书所做的序言,有删减。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感谢原作者付出。因需要,经编辑修改。转自公众号“李强好书伴读”。如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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