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美国社会的变迁与保守主义的困境
美国社会的变迁与保守主义的困境
文｜任剑涛
本文为2021年1月16日共识国际讲坛任剑涛教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
▍美国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和美国发展历程对于中国人的启示作用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各位朋友一起来讨论一下美国历史和文化。因为讨论美国选举太过复杂，而且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虽然好像大局已定，但是也未可预期，所以实际上，选举是不好讲的问题。但我们是不是回避了现实美国——所谓官方说法叫灯塔暗淡，民间说法叫美国混乱，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现在的美国确实也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有密切关系的。但我们今天讲的更主要的是一个一般的话题，就是关于美国社会的变迁与保守主义所处的困境。
美国当然是一个新兴国家;之所以美国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当然也受到我们中国人的瞩目——是因为这个国家发展太过迅速。在一百来年的时间之内，就登顶世界发展的巅峰，而成为世界领袖型国家。大多数国家都会把美国作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典范，不管叫机械模仿还是创造性模仿，是把美国作为一个学习榜样。所以，美国每每发生什么事情，都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但是，美国别看历史短暂，实际上包含的历史内容可能不比一些千年古国更简单。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浓缩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如果仅仅把美国看作继承西方历史传统的一个国家的话，古罗马以来的传统，对于变成为新罗马帝国的美国来说，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把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发展的典范，就我们中国人现在琅琅上口所说的弯道超车而言，美国显然属于弯道超车——因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美国完全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国家，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农业国来对待;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崛起以后，美国很快在GDP上成为世界第一，而且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从经济、社会到政治都可以说令人瞩目。为什么这样说呢?各位朋友要注意，美国在19世纪晚期GDP成为世界第一以后，几乎是还修炼了50年时间，待到194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美元取代英镑作为全球贸易结算主要货币，可以说英美霸权转移，美国才成为综合实力世界第一的国家。
“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全球的发展，更是历历在目，以至于有朋友都知道邓小平1979年出国访问的时候，在飞机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也是他的智囊李慎之有一个对话;邓小平指出，跟美国关系好的都发展起来了，而跟美国关系不好的，或者跟苏联走的国家，经济上都发展得不好。因此，要打破中美坚冰。1972年，毛泽东出于战略的需要打破中美坚冰;有些朋友现在总结中国的改革开放始自1972年，这是不对的——当时毛泽东并不是要向美国开放，而是考虑彼时跟苏联的紧张对峙，有可能在珍宝岛战役之后遭到苏联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因而在政治战略和国际战略上，毛泽东转而向美国示好。
美国因素真正在中国发展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确实是1978年以后，而且是由邓小平主导以后。美国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发展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国际驱动力之一，这跟毛泽东1972年的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1972年和1978年，尤其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美国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美国扮演了两个角色。那就是从敌人到后来的朋友，也是从国家发展的敌对扮演者，到国际战略的临时同盟者，以及国际经济发展、全球化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
所以，我们从美国相对于西方文化和美国相对于全球发展来讲，美国确实堪值重视，在中国无论是亲美也好还是仇美也好，双方可能都不否认，美国对中国发展所具有的参照作用乃至于杠杆作用。亲美、仇美，可以说中国人都是在美国那里寻找典范性作用的正面和反面，寻找积极和消极示范作用的一种定位而已。
▍从保守主义切入看美国社会变迁
既然美国这么重要，而我们又受美国启示200多年，美国已经是复制了一个西方从罗马到现代的复杂历史，又同时开创了一个以工业化带动全球化进程的世界历史新阶段，那么美国在什么面向上可以得到认识呢?我们今天可以说只是选择了其中一个面向，因为要全面去叙述美国，两个小时的演讲加讨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选择哪一个面向呢?按照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说的，我们要从美国建国的根基上去看美国社会世界的演变和美国精神世界的演变、它们是如何微妙互动的。所以我们的话题，各位朋友知道，是：社会变迁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困境。
对这个话题，也许各位朋友会感到有点奇怪——社会变迁一定是跟美国保守主义思想世界的变化相关联?而不能跟美国自由主义或者美国激进主义相关联?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很简单，有三个理由。
第一，我们想从美国的根基上去谈美国，所以一定要看美国之为美国的宪法根据——在立国之初它奠定在什么根基上;保守主义跟它的渊源是最深刻的。美国的激进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思潮，跟它的距离相对较远。而如果把古典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合二为一来看待，美国今天的自由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新自由主义;这个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作为进步主义的一个产物，跟古典自由主义的距离已经相对较远了。美国的自由主义，尤其自由派，大多数跟秉持进步主义的民主党相联系，然而这种社会思潮并不是在美国建国之初就产生的。
因此我们说，第二个理由也就出来了：之所以要去思考保守主义，就在于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尤其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建国以后逐渐生长出来的。
第三个理由就是，由美国今天急剧的社会变化所推波助澜，重回前台的政治思潮主要的是保守主义。最明显就是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中下阶层或者美国农业州、“红脖子”人士，以及铁锈地带(位于五大湖附近)失落了早期工业发展的，或者夕阳工业地区的那一部分地区和人士。
因此，就这个角度来讲，保守主义在当下也特别引起美国关注、世界关注。而且，在我们中国，最近几年随着特朗普的执政，特朗普究竟秉持着保守主义还是民粹主义，桑德斯推进社会主义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佩林反对建制派的保守主义，而崇尚近乎于特朗普的非建制的保守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或者保守的民粹主义，这些问题都引起极大的思想波澜和社会反馈。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选择观察美国社会世界变迁的精神世界维度，我们选择了保守主义这个精神世界。围绕这个主题，我想分享我三个部分的想法，留一段时间跟各位朋友互动;请各位朋友批评、指正、指教或者驳正，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没有人能够一锤定音。
第一个想分享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描述美国的社会变迁。第二个想分享的问题，是保守主义因何在美国艰难地寻找定位。第三个问题，是想看看美国社会的变迁中，是不是秉持某种现代意识形态意愿的人群可以按他们的愿望来重构美国社会。换言之，美国社会是不是像我们国内很多主流理论家们所说的，已经陷入不可挽回的衰落，以至于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携手而出?我们想分析这三个问题。
▍美国社会的四次结构性变迁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美国的社会变迁。
(一)第一次变迁
对于美国社会来讲，我们要理解它的变迁，当然我们要看美国的原初社会——美利坚合众国以前的美国是个什么社会?美国这样的社会可以说包含着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原住民，也是我们今天知道的印第安人，数千年前开拓北美世界，而带来属于土著的北美社会。另一个是，16世纪、17世纪殖民者开始进入北美，尤其在17世纪进入高潮。殖民者与殖民当局最初他们是携手的，来应对印第安人的土著社会，来建立自己的殖民地。
到17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致落定了13个殖民地，这13个殖民地直接隶属于英王，是相对独立的。这个时候美国的原初社会，可以说是殖民当局也就是英国当局派驻于北美的管理者形成了一个三层结果——英王、殖民当局和殖民者，他们联手开疆拓土，对付谁呢?对付土著的印第安人。这中间的历史悲剧当然值得我们汲取，北美殖民者、殖民当局联手起来，加上土著人未有免疫的欧洲来的病菌的助力，征服印第安土著居民。
但是，另一方面，就像马克思的研究指出来的一样，现代资本走向世界的进程就是铁和血的进程，因而它绝对不是温情脉脉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站在道德高位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站在历史理性的视角加以肯定的是什么呢?这个历史变局——殖民过程变局、世界化的资本运行过程的悲喜交集的人类现代进程——在历史语境上是值得肯定的，因而我们观察历史，不能凭太简单和太单纯的道德眼光来看待;当然，反过来，我们也不能肯定军事和政治征服就是绝对合理。道德和政治应该是相互校正的事业。这是北美社会的第一波变化。
印第安人
(二)第二次变迁
可以说，北美社会的第二波变化是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和前进。原来由英王、北美殖民当局和殖民者联手来对付印第安土著居民的这个过程，变化为殖民者与殖民当局、英王的矛盾，这个时候一种对土著印第安人最不利的局面也形成了。本来经历一波被征服和外来大疫之后，印第安人遭到重创，但是后来殖民者在起来反抗殖民当局和英王的时候——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来自于波士顿倾茶事件，莱克星顿第一声枪声打响了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这个时候反而是印第安人跟英王、殖民当局联手，来反对殖民者，而这些殖民者的领袖人物或者代表人物就是那一批美国国父们。去年开始的美国“黑人的命重要”(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或者右派把它翻译成“黑命贵”运动，基本上都把美国的开国者视为屠杀印第安人的犯罪分子;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著名社会学教授迈克尔·曼，在写《民主的阴暗面》的时候也说，从某种角度讲，美国开国四位总统都应当作为战争罪犯来看待。
为什么殖民者在跟殖民当局、英王发生冲突的时候，印第安人不是跟殖民者携手，而是跟殖民当局，也就是殖民地的管理者、英王的权力派出者和执行者他们联手呢?这就是美国社会，可以说开始变化的一个原罪。这个原罪实际上就涉及，只是殖民者才直接面对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侵占印第安人的财富这样的直接责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土著印第安人对于英殖民者或者欧洲殖民者，是愤慨、具有现实反感和仇恨的。而相反，殖民当局作为协调者，可以在政治经济利益之外，有时候占据道德的位置上;而英王是万里之外发布指示、征收税收而已，跟印第安土著居民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厉害冲突。印第安人可以跟殖民当局、英王联手来对付殖民者，因此，殖民者在独立战争期间，可以说是以反击形式而第二波规模性地击杀了土著印第安人。
1775-1781年左右，北美殖民者与英军长期作战，是僵持作战、互有胜负;而最终只是1781年的重要战争才开始扭转局面，而且基本奠定了北美殖民者争取十三州独立的底牌。
随着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合众国最初实际上，应当说是一种邦联性质的，所以一直到今天，美国尽管叫做联邦，federal，但实际上它在某种情况下邦联性质非常强——直到最近得州、佛州有人试图倡导独立，而得州自己的宪法相对于其他各州的而言独立程度更强;大家隐约地从中可以看到，今日的美利坚合众国依然带有建国之初的某种邦联色彩，因为各州也有自己的宪法，州权非常重要。
中国人在一般性地指责2020年特朗普总统在治理疫情上面错误的时候，其实就不了解，疫情的治理主要是州权，当然特朗普也有他的责任，想极力降低疫情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我们也看到，疫情之前大家基本上认为美国共和党是躺赢，但是疫情一来，基本上把特朗普的政绩归零了。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反观，美国这样一个特殊建制，对美国来讲，从建国起，一直会伴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运转;它要处理好两大政治结构性问题。
第一，在北美殖民者建立自己国家的时候，实际上是与土著处于敌对地位，也与自己的宗主国处于敌对地位。这是一个重要参照系。
第二，美国在建立国家的时候，这个联邦带有邦联性质;换言之，我们当下面对美国是否可能分裂而进行的思考里的原初历史因素，也就是邦联可能肢解的这样的因素，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大的背景。
但是，美利坚合众国在刚刚建国之初，无论这两个问题有多么重大的挑战性，一时半会儿在社会结构上来讲，美国所呈现出来的基本上是，不同于政治上的重大挑战，它是一个比较高度同质化的社会。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指的是什么呢?社会成员基本上是欧洲移民，社会是高度同质化的白人社会。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有色人种根本就没有挑战美国主流社会的任何契机，也没有这样的政治机缘，甚至也看不出有这样的历史机遇。因此，一直到南北战争以前，可以说美国社会都没有遭遇太重大的政治社会挑战。美国就是一个以欧洲文化尤其欧洲移民文化，来复制欧洲尤其是复制英国模式的新兴国家;有人也把它称为第一个现代国家，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英国虽然是第一个现代国家，但是它是以不成文宪法、建立在惯例基础上的立宪而逐渐生成的国家;这之后，真正以制定一部宪法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以宪法忠诚来保障国家统一的国家，就是美国。
(三)第三次变迁
这样的美国社会在19世纪中后期尤其是20世纪整个世纪，遭遇到可以说是结构性的两次大变化。这就让原初的美国，也就是殖民者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出现了美利坚原初的结构越来越难以消解的根本性挑战问题;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挑战问题出现在南北战争时期。南北战争时期，可以说是美国第一次遭遇到联邦裂变为邦联，再裂变为两个甚至可能多个国家的历史课题。
美国南北两部分，北边是进步主义的重要区域，南边一直是保守主义的重要区域。北边一直是政治中心，南边有政治飞地的感觉;其实南边的重要政治参与和掌握联邦权力也不弱，但是相对说来，地域上划分，政治中心是在北方。而北方同时也是美国工业的策源地，尤其是在1860年代，尽管经历南北战争，但美国同时在谋划能给美国工业革命带来巨大动力的东西大干线——铁路大干线。南边捍卫美国作为农业国时代形成的基本精神，抗拒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抗拒进步主义，抗拒废奴主义;南北之间发生了巨大分裂，最后不得不由林肯诉诸战争。
一方面，南北战争对美国是一个根本性的伤害：当时美国人口不多，南北双方在战场上直接牺牲的人口达到65万——南方人口更少，但也牺牲了30万;北方人口相对较多，牺牲了35万。另一方面，由此以后，南北战争成为美国人面临危机时候重拾国家团结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那就是因为教训非常惨痛。
南边的大种植庄园主当然不愿意废除奴隶的，因为种植园上的主要劳动力是奴隶，种植园上的主要经济支撑是他们社会结构上能够得以维持的重要支柱。哪怕是早期比较开明的学者，像做过副总统的政治哲学家卡尔霍恩，他也演变为整个农业主义者，演变为州权主义者，演变为反废奴的重要政治领袖。南北战争使得美国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1787年在费城制定宪法——127天的艰难讨论而建立了宪法——原初概念非常清晰，内涵非常明确，社会集群指向非常清晰的“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我们人民”为了建立一个什么什么，“我们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制定美国宪法”——美国宪法的序言是非常短的。“我们人民”的概念在南北战争时期就开始出现了重要的宪政危机——“我们人民”究竟指的是谁?原来是很清楚的，就是反抗英王和英殖民当局的;南北战争时期就不清楚了。
南北战争之后，随着废奴主义的逐渐胜利，美国在法权上肯定了奴隶的不合法，必须废奴。当然，黑人他们的社会文化权力，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才开始完全落实，但是这个进程的起点就是美国社会的第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原初社会变为欧洲殖民者社会，第二次是欧洲殖民者社会变为美国建国的社会，内战的时候是第三次变化。
一开始，“我们人民”要容纳一个原来由白人组成的政治社会，黑人集群在政治上根本是陌生的——按照今天美国政治正确来说，“黑人”这个表述都不准确了，应该叫“非洲裔美国人”——这些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原来是被排斥在政治社会也就是国家的政治生活世界之外的。而南北战争以后，他们要进入政治生活，但早期的挑战并不严峻，而“我们人民”的范围这个问题开始摆到了台面。这为差不多一百年后的声势浩大、对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广泛冲击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埋下了伏笔。这意味着，美国国父们建立的那个白人为基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我们人民”这个概念内涵原本非常清晰的美国，在其社会变迁上要面对他者进入“我们人民”的范畴。
不仅南北战争凸显了肤色、种族在美国政治生活中面临的新的问题——因而社会结构将发生天翻地覆且不可预期的变化——而且，与此同时，在美国铁路开展东西大干线修筑的过程中，美国铁路公司发现白人的工作效率并不高，因此，他们无论有没有种族歧视，无论政治立场、社会立场多么不同，都主张引进刻苦耐劳、工资低下、善于互助而且绩效很高的华工。
第一批引进数十个华工。华工的刻苦耐劳给美国公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迅速地，美国东西铁路大干线的修筑主体都是华人——华工很快达到一万人，后来高峰期达到五万人。要注意，这五万工人，最初是个体去的，后来家庭随着他们去，变成了美国社会的新兴的集群。他们跟欧洲裔、意大利裔、德国裔、法国裔，或者英国裔这些人去北美移民不一样。欧洲移民们的同质化程度比较高，因此，一般称他们的文化为“欧美文化”;欧洲文化、老欧洲进入新美国，他们是具有文化社会同质化特点的，而黑人不具有这个同质性特点，进一步而来的华人也不具有这样同质化的特点。
随着南北战争结束，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1890年代，美国在世界第二波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开始跻身世界前列，这个历史叙事也是我们都很清楚的，我们不用讲得太多。第一波工业化国家是很少的，主要就是英格兰——还不是英国，不是Britain或者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而是England——既不是苏格兰也不是威尔士，也不是北爱尔兰。第二波，欧洲大陆的德国完成了工业化，亚洲的日本完成了工业化，北美的美国完成了工业化。由于当时的GDP统计并不是很精确，所以对美国什么时候因为工业化而竞争为世界GDP第一，统计数据有很大差异。根据我查经济史的材料，有的说美国1873年就跃居为世界GDP第一，有的说1897年跃居为世界GDP第一;不管怎么说，即使按最晚时间的说法，历史迈进20世纪的前夜之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GDP第一。
但是，在这个时候，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的还不是美国，而是英国。在某种意义上，德国，俄国革命前的俄国，后来的苏联(1917年后的苏俄到苏联)，在列强的舞台上发挥的作用一点不弱于美国。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建议，倡导能够阻止世界大战悲剧重演的国际联盟的时候，其实美国都还没有能力主导国际社会，美国也没有机遇去主导国际社会。晚清时，美国要进入中国，提的是门户开放政策，也不是直接的征服性政策。
然而，随着美国成为世界GDP第一，美国潜蜇在其社会变迁当中的一些可能不为人注意、也没有被人预估到其会带给美国社会什么结构性的、令人瞠目结舌变化的社会要素，会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而让人们目瞪口呆。其中一个因素当然就是美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使美国逐渐进入国际社会。要让美国去主导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对这一点，世界没有做好准备，美国也没有做好准备。同样，我们可以说，中国今天是世界GDP第二，就想领导世界，那可以说物质上的准备都不足，还别说心理上的准备。当年美国即使在物质上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在心理上、政治手段上、国际政策上、资源配给上、资源部署上、国际关系调节上都没做好准备。晚清时，西方列强国家进入中国，我们会有这个认识：美国是一个跟随者和政策建议者，但并不是欧美国家的主导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并未准备做世界的领导者。而更为关键的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本来成立国际联盟是威尔逊提出来的建议，后来各种因素竟然导致了美国的拒绝加入。欧洲国家实际上已经不足以用其物质财力来支撑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一成立，随着美国的不加入、英国的主导，它已经是一个跛脚的国际联盟。在欧洲，英法没有能够有效地阻止纳粹德国的崛起。
但是，这个时候对美国的机缘来说，并不是最好的。“一战”时，虽然美国迟迟介入，但最后成为战争的重要获利方之一。而“一战”之后，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扩大，随着欧洲本身的分裂，在20来年之后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二战”中损失最惨重的当然是欧洲大陆，因为主要战场都在欧洲。“二战”时，美国为了抗拒法西斯，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这样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反法西斯同盟取得了对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第二，引入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因素，造成战后长达40多年的“冷战”。
“二战”结束以后，苏联的盟国或者卫星国多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多是想以社会主义弯道超车而迈过卡夫丁峡谷的一些落后国家。1946年以后，正式开启了“冷战”，但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实力对比还是不对称的。美国在“二战”以后开始主导新兴的国际秩序。面对一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欧洲，“马歇尔计划”的实行可以说不仅更加夯实了美国在“二战”后的战场胜利，也夯实了美国在欧洲重建中的领导地位，直至今天欧洲的防务都还得由美国主导。
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一时半会儿并不能区分胜负，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可以说是个重大的转折。诉诸战争手段的话，估计后果会不堪设想;因而双方开始谈判，开始缓和，开始长期和平竞争，开始了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而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毛泽东发现，同时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垒，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而，到1970年代初，开始打开向美国关闭了23年之久的大门。
这个时候可以说，美国社会迎来了内外部变化的重要历史契机。从外部来讲，虽然中国是跛脚的第三强国，但是由第三强国携手第一强国美国来对付苏联，苏联可以说国力疲弱、笃定败局。从远期来看，内含了一个，或者预示了一个，美国成为世界单极国家、单一霸权的历史前景。而一旦中国终结了癫狂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十年动乱——官方的正式结论——这样一层内乱终结，终归要寻求发展;寻求发展，如果是在国力疲弱和工业发展又不均衡的苏联的基础上就变得不可能，那么要转向美国。基本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也变成了美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大因素。各位朋友要注意，我们这里不是讲美国是对中国的变化的影响因素，而是反过来讲，中国将改革，这对美国来说是重大的社会因素。
随着1989-1991年苏联东欧集团的垮台，美国可以说在面对“二战”以后最重要的国际变局来作为国内要素。美国取得了全方位的胜利，这是一方面。苏东的变局和中国的变局，推动美国要领导全球，而这是美国国家面临的变化，可能是美国不堪重负的责任;因为如果哪一个国家想扛起全球的责任，这一定会挤压着这个国家变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不是从美国带动欧洲、亚洲、中国的发展的视角，而是相反，是从美国自“二战”以后取得领袖地位，自1990年代取得绝对领导地位迄今30余年，美国受到国际压力的挤压这一视角。
大家也知道，特朗普一上任就开始全面收缩。为什么呢?因为外部压力太大，美国用于国内整治的资源就严重不足;国内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国内矛盾就会尖锐化。而这恰恰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之后面对着的重大挑战。对国内来讲，工人阶级运动，可以说在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如火如荼。这一段时间，美国共产党在天才领袖福斯特的组织下搞得有声有色，只不过他们对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景越来越失落，因此违宪展开了武装暴动，最后让美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运动陷入低潮。但是，美国的阶级对立，以及在美国建国之初就有的族群对立日益凸显，而这个凸显的过程可以说比较漫长，一直到1960年代，因为相对缓和时期的出现。1968年的政治风暴预示着美国解决国内问题，在某方面失败的局面，或者说不太成功的局面。那个时候的风暴，在5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酿成。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一直持续到今天;黑人民权的社会运动一直做得有声有色。黑人平权可以说已经相当成功，直到最近，加州州议会决定，将向黑人赔偿，以偿付他们的祖先在贩卖黑奴上、在对黑奴犯下的罪行上应付出的补偿。美国在各种类型的工作机构里的种族名额配置上，倾向于黑人。一般人们了解的一个数据就是，美国10%的黑人有12%的工作机会安排，这胜于其他种族，比如说胜于华人。
在美国国内，可以说1968年的民权运动有两个重大的变化。第一就是肤色、种族之间的关系有了结构性调整。“我有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所代表的美国梦，要求的是“We the People”——就是制定宪法的主体“我们人民”——这个“人民”开始天经地义地包括黑人。而与此同时，第二个变化就是——美国工业化之后日益固化的社会阶层，在1968年风暴之中就有建制派——在1968年运动的时候，建制派遭遇到了青年学生运动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挑战。建制派，简单地讲有三个含义。第一，重视法条。第二，维持惯例。第三，利益均分制或者利益均沾制。1968年开始，亚文化群体——当然1968年主要是民权运动，是黑人针对白人社会建制，是青年学生针对既定社会体制的——开始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极其重大的变化。
马丁路德金
(四)第四次变迁
随着1990年代外部压力消解，美国可以说迎来了对社会结构或者国家结构而言，第四次结构性的重大变化。随着全球化运动，随着全球共识的兴起，美国也就有所谓全球性政府的意味——就是超国家这样一种建制兴起，以至于美国政府可能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政府的理念，就像在欧盟，德国政府实际上已经不是单纯德国选民的政府了，而是变成欧洲政府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是单纯德国总理，而是变成欧洲总理。美国作为全球领袖，这个时候美国总统成了全球总统，美国建制派精英成了全球精英。这个时候，建制派虽然经过1968年以来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的冲击——比如说前几年的占领华尔街，也类似于1968年非建制派对于建制派的冲击——但不仅没有被冲得稀里哗啦、阵脚大乱，反而因为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运动，让自己组织得更为严密，而在利益的勾连上更为密切，在交易的机制上更为隐秘。这使得社会对建制派的反弹情绪日益强烈。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美国真正面对的不是一个“我们人民”宪法主体能够容纳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人民”容纳不下的问题，是“我们人民”可能分裂的问题。基本上可以说，一切欣赏建制或者程序化的人群，都欣赏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建制派一起挤压非建制派，因为非建制派的行动不可预期——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不可预期就很可能让美国社会的发展难以整合。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非建制派对建制派的反抗，恰恰在某种意义上要恢复的是什么?这里我们就要讲到了，保守主义的出台恰恰是要恢复美国宪法的原旨主义。所谓原旨主义是什么?Originalism，跟原教旨主义不同。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那是一种宗教偏执，而原旨主义主要强调“我们人民”建构起来的美国究竟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国。这样的一个原旨主义立场，开始作为人们争夺的一个最重要的美国的社会政治空间和精神空间。
进步主义强调“我们人民”的扩展性，保守主义强调的是“我们人民”应面对基督教信仰，面对宪法，捍卫人民利益，要有一个受到严格限制的联邦政府、不可侵犯的州权，人民获得充分保护——譬如说人民持枪权，反对政府的非法的统治乃至于镇压。这个时候，美国社会的裂变可以说是结构性的，所以我在《当代美国评论》已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在美国选举之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叫《重构国家：特朗普理念的政治理论推定》。我说，特朗普本人不是一个政治理论家，而且他又不愿意接受建制派、共和党、保守主义的理论指引——比如《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是建制派保守主义的杂志;有新兴的保守主义杂志，那就是《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和《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
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裂变，促成了1980年代以来美国新兴社会运动的一个政治合拍的历史契机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运动常常只是社会抗议运动，它需要政府回应而已。社会运动一旦在政治上合拍，它就要反映为，对美国裂变的社会中不同的社会政治诉求，美国高层社会在政治观点上和政策立场上做出回馈。这个时候，可以说，在美国历史上曾经非常缺乏意识形态阐述的政治理念都已经开始进入美国的精神场域——那就是社会主义。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桑巴特曾经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断定美国社会性质的书，叫《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他强调美国工业的发展，将美国工人高度组织起来，劳联、产联已经使工人的利益在工会组织当中得到了反映，而工会又跟国家有密切的关系——美国选总统不通过劳联、产联的认可，可能得票率都会受到影响——通过它们，美国就化解了像欧洲那样、工会跟政府对着干的危机，因而美国不会有社会主义。但随着美国的发展，外部族群的进入越来越多——美国成为一个全球霸主国家，那么全球各个国家、各个族群都要来享受美国在全球化发展当中作为世界领袖的发展成果。历来作为世界领袖国家，尤其是1500年大航海时代以来作为现代化世界领袖的国家，都避免不了被全球分享——尽管规模、程度和数量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到美国成为世界领袖的时候，真正的全球运动使得市场化的风暴席卷了全球，因而全球流动第一次变得可能。
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开始了一个巨大的裂变过程，同时种族问题依旧是热点话题。而华人的美国社会认同上，一直有重大的分歧。这一次华人可以说既有非常非常忠诚的特朗普粉——“川粉”，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拜粉，尤其是华人中层阶级以上、在大学任教的。我前年到哈佛大学开会，跟一个MIT(麻省理工学院)的华人教授讨论起来，他说起特朗普就恨得牙痒痒的，以至于我都觉得很难接受了。同样，黑人族群——有色人种代表人群，最有战斗性的人群，组织程度最高的黑人人群——来争取他们期待的在美国社会的权利，那就被身份政治诱导而产生的一种权利诉求，也就是有些评论者强调的：黑人要求的不仅仅是正当的公民权利，而要求的是成为主流的权利。身份政治要求的不仅仅是正当的宪法权利和社会权利，而且是主导宪法和社会的权利。再加上美国社会人群本身随着深度现代化的发展、身份政治的发展，让LGBTQ试图也要越位到主流文化的地位上去，因而，这一次美国社会的分裂——可以说是一次大分裂——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内部的细化让身份政治试图从亚文化、亚政治变成主流文化、主流政治。
而另一方面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曾经为美国做出艰苦奋斗的白人族群，尤其是中下层——更尤其从地域上来划分，农业州和铁锈地带的人群，也就是为民主党所蔑视的“红脖子”——他们在社会上深感失落。而其中，一种最强烈的区分就是他们跟移民不一样，他们把自己命名为“定居者”(settler)。他们认为：正是因为他们的定居而带来美国的发展;正是因为他们的定居而产生了自由民主的美国，让美国成为全球的灯塔;正是在他们建立的基督教背景上，确立了宪法原则，确立了对传统的重视，通过温情脉脉的农业文明、保守文明的建构，而使美利坚合众国成为美利坚合众国。而在他们眼里，所有的移民，第一是多元背景，第二可以说是多元文化，第三是在美国已登顶世界之后才进入美国相对平等的社会空间;因此，美国的定居者对移民群体发生了非常强烈的怨恨，而我们说，这种怨恨如果基于美国的建国史来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宪法的原旨主义和美国社会本身的变迁，使得美国的政治反馈和精神世界的重建可以说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分析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相对分析得要长，因为要从历史做一个宏观的粗线条的描述，落实到现实。
▍保守主义在美国艰难寻找定位
我们来看，保守主义因何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越来越演变为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流派?
(一)美国保守主义溯源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美国建国之前，美国是没有自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就国父们，尤其是奠定美国宪政机制的联邦党人而言，在《联邦党人文集》当中我们看到英国政治思想，尤其是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以及接受了约翰·洛克思想的法国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设计，这些思想应该说是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的主流思想，而且背景文化当然毫无疑问是基督教文化——尽管约翰·洛克在《政府论》里专门批判了教权论，使得双建论的论证落到了世俗权力的平台上，因而变成了以人的自由来人为建构社会。这也是美国特别强调的、保守主义认为的宪法原则的重要性——而宪法的高位法地位，就是自然法和神定法它们的极端重要性。
随着美国的发展，尤其美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美国的意识形态也在发生嬗变。美国建国之初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带有保守色彩的——因为按照拉塞尔·柯克的说法，在19世纪以前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是一家。一直到1848年，欧洲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后，自由主义才面临什么呢?激进主义的极端挑战。这才让法国激进运动开始催生的柏克的保守主义，越来越具有了脱离于自由主义的独立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家也看到，在英美政治思想史上，甚至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在19世纪中期以前，基本上没有分流叙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这样的流行的图书里，社会公众读本或者大学教本里，基本上也是把柏克、洛克列为自由主义阵营，而没有把柏克列为自由主义的批评阵营。
随着激进主义的重要挑战，也就是随着社会中下阶级尤其工人阶级进入社会的主流阶层，社会主义进而变成一个狂潮，变成社会不可阻挡的一个潮流。这个时候，基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此的反应，以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自己意识形态建构的背景和基础的一个再反省，两者开始发生分流。而且，在自由主义内部，相对保守的人群和相对开明的人群，在对进步主义反馈的机制上也开始发生分流;而愿意接受激进主义挑战的那一部分所谓开明的自由主义者，逐渐在接受社会主义的某些诉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这使得自由主义在面向市场、面向价格、面向限权、面向神性背景保持了基本一致性的立场时，开始发生重大的松动，而使得自由主义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拼盘。密尔在经济上是明确支持社会主义，而由于受自己太太的影响，密尔也是自由主义者里第一个撰写专著而鲜明支持女权活动的。按照曼斯菲尔德(Mansfield)的说法，第一代女权主义者实际上是由男性给她们提供理论支持的，这些男性对女权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武器。换言之，密尔等人把自由主义适应于社会经济运动和反抗运动的因素，给容纳进了自由主义;而在相对保守的柏克式的保守主义者们看来，那是不可以接受的。
拉塞尔·柯克也强调，19世纪中期，尤其遇见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以至于英国开始对社会主义运动在政策上发生反馈;而后来，尤其由工党建立系统的议会式社会主义的竞争方案的时候，保守主义就跟所谓开明的自由主义彻底分流。开明自由主义这样的一个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实际上是比较接近今天美国民主党意识形态的。
在美国同样如此。对于美国，实际上一般也都认为，开国领袖们，如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意识形态是有争端的，两人也首开应用媒体来进行党派竞争，而真正掀开了美国政党竞争性政治的序幕。一些人认为汉密尔顿应当属于美国保守主义的鼻祖，而杰斐逊应当属于美国激进主义的鼻祖;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归类，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杰斐逊实际上是非常捍卫乡村特色的，他对他的山庄很眷顾，愿意把他的律师费完全投入他老家山庄的修建，退休之后回到了山庄，从事农牧业，也可以看出其实他也有他的保守色彩，而且对地方，他是非常看重的，不是看重联邦。汉密尔顿对于工业化、对于联邦主义是非常支持的，对金融的发展也是极其支持的，因而他被称为工业美国的设计者，或者现代美国的谋划者。
在保守主义的追根溯源上，哪怕开创了美国1950年代后期保守主义运动，以至于后来对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发生深刻影响的拉塞尔·柯克，在寻找美国保守主义的鼻祖的时候，他也没有找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而是找到了美国第三届同时也是第二任总统——华盛顿担任了两届——约翰·亚当斯。约翰·亚当斯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宗教潜质的。拉塞尔·柯克在解释美国宪法的重要著作里，也特别强调宗教背景的极端重要性。他特别强调，美国的保守主义如果要追根溯源，在外部因素上来说，找到的就是柏克。对于宗教信仰、对于社会传统、对于文化惯习，甚至于对王权，在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尊重——不是一种服从——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明确地反对以人来设计现代政治，明确地反对试图通过激进的社会革命，一蹴而就，来进入理想社会——他们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而拉塞尔·柯克也特别强调，不仅约翰·亚当斯奠定美国保守主义，在六大原则上可以说对保守主义在美国本土产生了奠基作用，而且亚当斯家族一直是美国保守主义的重要根脉、一个重要的源流，一个其来有自而蔚为大观的保守主义的根底、根源、依托。而在美国建国时期，尽管意识形态有争端，但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在约翰·洛克和柏克的基础上奠定了美国的意识形态。
那么，美国在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关于建国意识形态的争端，以至于使保守主义跟激进主义、跟自由主义断然分流呢?可以说，是到了20世纪。随着美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剧烈化，亚文化扩张为主流文化的结构性挑战日益浮现，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已经危急了美国的宪政根本。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这样的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或者民主党的政治理论家们，与共和党的政治理论家们，以至于游离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之外——虽然对共和党，尤其小布什两届执政团队有非常重要影响——的施特劳斯学派这些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开始登上舞台。
(二)美国保守主义的分类
像今天我们在分析美国保守主义的时候，很多人认为美国保守主义好像就是有一个整全的建制，好像是一个有完全纪律而高度组织起来的意识形态团体——这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误判。随着我们前面讲到的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的结构性裂变，移民文化导致的种族冲突、传统的有色人种跟白人的冲突、社会的亚文化谋求社会主流文化的地位和功能这个剧烈的冲突，以及原有的社会阶层尤其工人阶层、农民阶层跟城市里的中产主体的冲突，开始日益剧烈化;这起码催生了四大类型的保守主义。
1.施特劳斯学派的保守主义
第一大类型的保守主义可以说是反现代而又有现代面目的保守主义——他们认为他们并不像一般人阐释的那样是反现代，他们认为自己是现代的同路人——那就是最近十几年在中国掀起了不少热潮的列奥·施特劳斯学派。第一，他们反对宗教保守主义。第二，他们反对政治保守主义。第三，他们反对社会文化的保守主义。他们对一切基于现代性的保守主义的立场都持一概反对立场，但他们又有一种什么样的现代特性呢?列奥·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它也采取了理性的和哲学的进路，但是它是拒斥17世纪开始落定的理性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这里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是统一的)也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方案。它是要恢复到柏拉图式的哲学和理性，它是要强调哲人王式的政治。因而，在他们看来，通过人定法，通过现代性的捍卫，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文化，人们已经越来越远离美国国父们的开国立场、开国的制度建构、开国所奠定的社会文化的路线。如果说列奥·施特劳斯本人所写的著作主要是经典的解释，那么他的高足布鲁姆(Allan D. Bloom)写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就有一种对于日益平等化的美国社会严厉的拒斥。在某种意义上，我把布鲁姆的施特劳斯学派的保守主义方案定位为几个反应的结果。
列奥·施特劳斯
第一，直接是对1968风暴而带来的美国社会分裂的反应结果。是否找到一个重新弥合美国社会的方案?他们拒绝进入现代尖锐对立的各个意识形态的战场，而另辟蹊径，要回到柏拉图式的传统。用前现代圆满自足的理性与哲学，来拯救日益碎片化的现代性的理性与哲学。
第二，针对美国社会发展，因为美国社会日益世俗化、功利化。在某种意义上，美利坚民族从整体上被定位为一个逃避哲学的民族，直到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约翰·杜威建立起了美国的国家哲学——实用主义。而实用主义既是后果取向也是效用取向，因此，美国实际上还是没有国家哲学。列奥·施特劳斯学派想针对美国来塑造一个开放而理性、喜好智慧、爱好哲思的民情，同时追求国父们在宪法中的隐微的传授、神秘的意图——这个当然带有宗教色彩，但是并不止康德所说的理性化的宗教。
2.宗教保守主义
这种保守主义对美国，尤其小布什政府八年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产生重大影响以后，可以说形成了美国的建制派的保守主义。所谓建制派的保守主义就是进入了美国权力集团、权力圈子的保守主义。而这种保守主义在美国可以说有三种形态。
第一种，是宗教保守主义。美国有强有力的新教传统之外的天主教传统——虔心的天主教传统相信禁欲、积极行动、介入、捍卫传统、保守文化对于美国社会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确确实实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上讲，如果排除美国社会虔心的基督教的背景，如果我们不看到上帝在白宫中徘徊和引导，我们确实不能够深刻地理解美国的政治。从这一点上说，白宫的上帝与美国天主教的、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以保守主义面对1968狂飙突进运动，同性恋、双性恋、跨性恋、变性恋或者酷儿理论，他们有一种严厉的拒斥态度。宗教保守主义运动所支撑的美国社会运动是特别具有行动力的，比如在社会运动上反对堕胎。有部美国电影，讲的就是天主教徒、基督新教徒，他们对一个未婚受孕的女孩儿，一方要保护她有堕胎权——这就是新教徒要做的事情;另一方天主教徒也要保护她，因为一个受精卵就是一个生命，所以天主教徒们要保护她一定要把这个小孩生下来。于是，双方争夺这个女孩。美国人以此内容拍了一部两个多小时长的电影片——好像我们国内没有公映，我是在飞机上看了播映的片子。可见，他们唤发一个社会运动、社会政策和政治政策的时候，有多么尖锐的对立。
特朗普也一样。大家知道他的当选有比较强烈的宗教背景，于是阴谋论把天主教的不同流派也拿来作为分析美国政治的一个背景因素，对此我们就不去分析了，我们总要保持理性分析的立场——这是我自己的主张，各位朋友如果不同意，等会儿可以再讨论。
3.政治保守主义
第二种，就是政治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美国人要致力于捍卫宪法原旨主义——不是宗教原教旨主义，不是Fundamentalism，而是Originalism。国父们制定这个宪法究竟想怎样保护人民?捍卫的美国，是人民选择的美国，而不是特权阶层的美国。在对这一点的争夺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意识形态甚至发生了逆转。美国共和党最近也有议员建议，最好把共和党定位为工人农民的政党，因为他们现在在为社会下层说话;而我们知道，这个定位恰恰是民主党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主流，但现在民主党恰恰与跨国资本紧密地结合。跨国公司跟建制派合流，对政治保守主义方面的原旨主义予以拒斥，对进步主义予以坚定性捍卫。我在基本立场上支持保守主义，但是在政策做法上我是支持进步主义的;因而我有个提法，叫“从民主党手里拯救进步主义”——不要让进步主义变成不可控的、非主流文化扩张为主流文化——而同时“从共和党手里拯救保守主义”，因为极端的基督教背景的保守主义就无视了变迁了的美国社会的现实结构。
政治保守主义如何去因应于社会现实，变成了保守主义自身出现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年法国大革命过后，马上柏克就写出了《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就要求法国人不要期待激进的社会运动解决一切问题：人性是亘古不变的，我们自己要通过维护传统渐进改良，像英国人那样通过几百年的代价，虽然渐有暴力冲突和战争，但大波澜未曾出现。我们知道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开篇，其实就温和地批评了柏克。为什么呢?像英国付出那样小的代价，是因为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有各种历史的偶然机缘，以至于使英国是得天独厚的，一切后发现代国家很难走上英国那么从容的发展道路。按照现在的说法，1215年英国贵族与约翰王达成大宪章，一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470多年时间，偿付了如此漫长的时间代价，经过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起伏，英国才终于落定在现代立宪民主国家或者自由民主国家的平台之上。法国人是不可能有这么从容的。当然我们说，我们中国人更不可能这么从容;因特朗普而产生的中国舆论场的撕裂，其实恰恰就是我们无法从容应对我们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最直接的反应和感受。我们相对跳开一点，可以说，对这一点的印象应当是刻骨铭心、极富挑战性的。另外，我们能够理解政治保守主义回到原旨主义的初衷，但是它要应对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挑战。
4.社会文化保守主义
第三种，当然就是更为流行的社会文化的保守主义。我们要强调，这里有三个因素。
第一，现代一切意识形态是因应于一个政治社会集群而建立起来的，按现在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因应于一个具体国家建立起来的。某种意义上，保守主义最初是反对国家立场的。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是世界社会;某种意义上，早期的保守主义的经济社会运动，是支持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这与基督教来源背景是高度吻合的——源自于基督教的一种理念，是超越具体的民族国家的。像哈耶克这样的保守主义分子——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公开声称“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所以很难把他归纳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是他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对市场的辩护是最强而有力的，因为他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打破极权专制的统治，因而主张国际主义，主张跨国市场，甚至主张全球市场。但是，全球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越来越激发了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感，所以社会文化的保守主义逐渐落实到国家领域里。像特朗普特别强调国家，特别引入民族主义，“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保持美国伟大”，坚决反对全球化。这是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第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
第二，就是真实的具体文化传统不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传统。对“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这两个概念，丛日云教授有一个很好的分析;在我们汉语学界，基本把它们混为一谈。在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细微的分析不感兴趣，甚至我自己都不感兴趣，但是，很多人常常就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急于进行意识形态的表态，相互指责别人是极端——Extreme Politics(极端政治)已经变成一个帽子了，在美国满天飞，在中国也满天飞。
而实际上，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传统里的要求，不应是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的是各个亚群体、种族群体他们文化的绝对独立性和必须受到主流社会的高度尊重;这样就无法建立国家认同，无法建立社会认同，无法建立公民彼此之间的友爱，它是culturalism(文化主义)。而真正的文化多元主义强调的是pluralism(多元主义)，只不过是在文化上体现的多元主义。而多元主义强调的核心一定要有一个宪法认同，而宪法背后一定要有个自然法的道德规则，甚至神法认同。当然，这个神法在来源上应该是基督教的;但我自己慎重地保留意见——是不是唯一地归于基督教?这点上，我跟有些信基督教的朋友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另外，就是在社会文化上的多元传统不能够侵害在宪法及其高位法上的趋同性认知。这对保守主义来说，捍卫起来也非常困难。原因在哪里呢?美国左翼提倡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数十年。这一次声援特朗普而导致了冲击国会的悲剧，但是更大的社会悲剧是什么呢?美国居然兴起了告状文化——新生一辈的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引导下，居然告状，说自己的父母前往国会支持特朗普，以至于导致自己父母丧失工作;这是在美国以往比较少出现的社会现象。
第三，社会文化的保守主义认为，社会的基本规则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以至于我们丧失了对“什么是社会”的常识性认识。原来我们一般认为，社会是建立在比较清晰的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的、比较清晰的道义基础上的，也是在比较清晰的性别认知基础上的。社会变迁发出了社会挑战。比如，我们现在对性别的认知遭遇挑战。前面提到的LGBTQ，已经让我们对性别无法有一个确定的立场。美国左翼政治人物以尊重多元信仰的理由，连祷告上帝的祷告语都改了。设立厕所上，LGBTQ那就有不同的厕所。婚姻上，那也更为混乱。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进入主流文化之后，担任国家领导职务;我们从法权上当然尊重他们的权利，但是从社会文化的视角上讲，确实有点超出我们的接受度，变化太快——引用一个前十来年流行的说法：“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保守主义相应地就要诉求一个对这种社会运动的阻遏，让其放慢脚步;不过，保守主义特别强调它是不反对变化的，而反对的是太过迅速的变化。
(三)美国保守主义面对的难题
保守主义曾面对美国社会变化的几大阶段。我们说，在美国建国前的原初社会阶段，无所谓现代意识形态。在美国建国之初，可以说建国意识形态是非常清晰明白，以至于人们很容易捍卫这种意识形态的原旨主义立场及其宗教背景。美国社会第三、四次的结构性变化，让保守主义陷入了愈来愈艰难的意识形态的“诸神之争”——“诸神之争”是马克斯·韦伯形容的现代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状况。这让一般的凡夫俗子不知所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凡人觉得不知所措，那就随意选择，或者依据自己偏好选择，因而意识形态竞争越剧烈，社会的撕裂也就越深刻。有人讲，民主党上台，拜登当了总统，是不是可以弥合美国社会?前天在深圳卫视做美国选举节目的时候，我说：非常困难，因为新选出的众议院已开会，通过了一个议案，就是关于性别认知的问题，对父母等人的性别称呼都要重新审视。以后我们没有办法用性别定位了，人们是不是变得有点彷徨失措呢?其实是有点彷徨失措。
这个时候，可以说，保守主义要面对三大难题。
第一，我们保守主义究竟保守什么?保守主义内部其实也是莫衷一是的。有的人说是保守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也有旧教、新教的信仰之分;而新教的流派更为众多，旧教内部的主张也不一样;建制化的旧教传统和非建制化的旧教信徒之间，他们的主张也不一样。因此，保守主义能不能相对一致地就保守什么，在宗教背景上达成共识，而真正能够出现保守主义运动必须要解决的凸显于社会主流这样一个目的，看来征程漫漫。
第二，保守主义保守什么这个问题，也包括保守美国这个国家的什么内容。美国毕竟是一个世俗国家，政、教在建制上分离，但是这不等于宗教在不介入政治生活的时候也不影响社会生活;因而，怎么样在宗教与社会权利影响政治生活的情况下，来重新拟定政教关系，不要让世俗国家滥俗，这是保守主义需要作为的。我们的世俗走到了我们只能在世俗的角度上来辨认各种世俗生活的取向的正当性，而不承认国家还对世俗生活有权力整合，以及权力整合背后还有更高位的自然法和神法的支持。
第三，就是如何重新校订因身份政治而带来的社会的巨大裂变。马克·里拉(Mark Lilla)也好，弗朗西斯·福山也好，他们的意识形态偏好是略有差异的，但是都主张应当重建公民的宪法政治，应当重建citizenship(公民身份)，来解决身份政治对公民撕裂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做到这些谈何容易?!原因在哪里?美国这个国家究竟是谁的?今天美国政治学界的争论，非常非常重。罗伯特·达尔也好，亨廷顿也好，既谈到了美国城市社会的内部冲突，谈到了谁统治的问题，也谈到了美国宪法本身的缺陷;达尔特别力求要有更民主的宪法。而各位朋友知道，对于最民主的宪法，我们可能以它的确定性设计出来，而更民主的宪法是设计不出来的，因为更民主的宪法意味着，对任意一个甚至可能诉诸于个人的亚文化的代表者——这是极端推论，不是事实上——都得去满足，而在这一点上，保守主义是不可能同意这样的满足的。
在文化上来说，各个族群既然有自己的背景文化，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情况下，各个族群就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不愿意融入主流文化;那么，多元文化主义给身份政治带来挑战，怎么可能重回国家认知而带来社会文化的趋同或者认同呢?所以，我们可以说，美国的保守主义今天已经很难有一个清晰明白的主流定位，而与此同时，美国意识形态遇到的挑战、社会运动已经渗透到了政治变迁过程当中。
怎么渗透到政治变迁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美国以前是没有社会主义，而现在伯尼·桑德斯作为两届强有力的美国民主党党内的总统初选候选人，是明确主张社会主义——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的，所以美国人定位伯尼·桑德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进入政治高位的社会主义参议员;他做过众议员，后来也当选参议员。而进入建制派的伯尼·桑德斯公开声称，反对大资本，而应该着重于分配平等的社会主义。伯尼·桑德斯自己公开主张他信仰社会主义。同时，曾是2008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萨拉·路易丝·希思·佩林，在竞选失败以后，组织了“茶党”，开展了建制化的保守主义运动。
可以说，社会运动已经在政治变局和权力竞争的场域中有了直接的反映。在这个背景情况下，保守主义又不是一个整全或者整合了的意识形态，而它同时要去应对一个比较建制化的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建制化的保守主义运动;以挑战建制化保守主义而如火如荼兴起的非建制化的保守主义运动如何去应对建制化的运动?从现在开始，起码四年之内，或者至少两年之内——因为参议院、众议院2022年还有中期选举——保守主义要面对民主党全面执政的一个结果。
相对来说，美国已经有这样一个定位，那么保守主义怎么面对这些意识形态的流派?怎么面对主流的民主党的进步主义?这种进步主义是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以来在美国发展持续，历史正义最强，理论上最蔚为大观，以社会开明而赢得美国新老居民甚至非法进入美国的难民他们共同欢迎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进步主义之所以受到欢迎，就在于它满足了大家分享一个领袖国家发展成就的愿望。一个国家欠发达，全世界可能会帮助它，但肯定不会喜欢它，更不想到它那里去生活。但一个国家成为世界领袖国家，就避免不了全世界来分享它的成果——尤其美国这样地域广袤、人口相对短缺的国家，如果经济发展、劳动力缺口更大，那就激发世界不同的政体背景、历史背景、权利背景、国家背景、社会背景、阶层背景和个人背景的人来进入美国。
那么，美国历来很自豪的大熔炉政策，能不能继续发挥熔炉的作用?这变成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现实问题。我们说美国面对一个转折的时候，美国不仅内外部的实际社会政治问题、文化挑战很多，而且意识形态发展和意识形态对垒的新生因素也很多。保守主义要衡定自己的意识形态坐标，谈何容易?!因而，对秉持保守主义立场的美国朋友们，或者是亲和美国的朋友，我愿意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那就是：你的保守主义愈趋近于保守主义的原旨主义乃至于原教旨主义，你要想想，你对美国社会变迁而必有的包容性要求有什么考量?如果没有考量，那么你只不过让保守主义成了撕裂美国社会的又一支力量而已。
因此，保守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要保守原旨主义，如果只是赞赏原旨主义，而不是解决美国问题的一个出路的话，那么保守主义本身对社会变迁的因应性、时效性和包容性也变成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于是，我们讲到第三个大问题，结论性地来分析一下。
▍未来美国社会的可能前景和保守主义的抉择
一个社会，美国这样的社会，它是可以随便塑造的吗?我们就设定这样一个问题，简单回答一下——对这个问题，等会儿各位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分析。
我们首先想，如此庞大的一个美国社会，937万平方公里，全世界各个族群进入其中，达到3.32亿人口。而且由于长期实行进步主义的这样一个包容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社会公众尤其新生代——90后、00后——都深深受进步主义尤其是极端进步主义立场的影响，人们想随着这种愿望来塑造美国社会，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它的结果可能有两个，或者结局可能有两种。
一种结局，就是今日欧洲。我最近为一本从欧元危机来讨论欧洲危机的书——马上要出版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写了一篇导读。一方面，欧洲危机是它的发展危机，发展危机也是它的政府管制危机;但另一方面，欧洲危机也是它的移民危机，甚至难民危机。欧洲，尤其西欧，是世界第一个完成现代化的区域，北美是第二个区域，东亚和南美曾经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第三个区域。所以，实际上长时期里，起码在“二战”以前，甚至“一战”以前，欧洲是世界的主导;整个19世纪被称为“自由主义世纪”的时候，实际上也可以被称为“欧洲世纪”。但是，欧洲为什么越来越衰落呢?一方面是欧洲社会、欧洲国家内部整合成了问题，因而后来想以欧洲联盟来解决这个问题，既杜绝世界大战，也为欧洲的整合性发展提供契机。但目前看来，欧盟的发展至少是进入一个低潮。另一方面，因为欧洲的发展，与欧洲毗邻的中东甚至非洲，就近分享欧洲的发展成就，乃是欧洲近期社会危机最重要的导因。如果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发达地区不能很好衡定自己的国家政策，不能捍卫自己国家的基本原则和政策选项，让外部世界只想来分享好处——也就是美国保守主义所区分出的“移民们”分享好处——而让“定居者”付出代价的话，那么，“定居者”和“移民”没有能够相对地在宪政平台上得到共同安慰，这样就可能陷入发展的颓败之像。
第二种结局，是我们说的“美国是当今的罗马帝国”。罗马的衰朽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它们在今天美国正在出现。所以，这是保守主义最具有号召力的地方。第一，随着美国社会的多元化，政府为了讨好自己的民众，而不断地出台民众喜好的政策，以至于让国家发展的动力机制完全涣散开来。在晚期罗马，按吉本的说法，罗马帝国为了能够讨好帝国的公民们，斗兽场等各种穷奢极欲、极尽奢华的享受纷纷出台。这是不是有点接近今天民主党的政策?总是哄选民们高兴，所以得到的选票很多。第二，当然就是随着罗马帝国式的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的涣散，美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因为它政治的回应力已经没有了。当然，对美国来说，这是更悲壮的命运了。
我们如果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要进一步总结，就是任何国家似乎都避免不了衰落——它有兴盛就有衰退和灭亡。只不过，很多人觉得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到今代还在发挥灯塔作用，千万不要现在就衰退，千万不要首先重蹈欧洲覆辙、然后重蹈古罗马的覆辙——这是人们强烈的愿望。在美国和美国之外，无论是“拜粉”还是“川粉”——我愿意从善良的角度去评估他们的想法——我相信他们的善良愿望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但是，对国际社会来说，这种愿望是能够影响美国的吗?很难。那么，对美国社会来说，这种愿望是不是就能够如意呢?尤其是美国保守主义的社会运动是不是就能够得到迅速的呼应，而让美国社会重回一个宪法原旨主义的发展道路，而让保守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都能够得到兑现呢?我们说，对此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其中涉及三个问题。
第一，保守主义的发愿可能是好的，但政治回馈如何?起码从特朗普具有民族主义色彩(或者有人说民粹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运动来讲，尽管可以说是保守主义运动历经70年来(1950年代到现在)在政治权力上一个最大的回馈——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保守主义运动是反建制主义的，就是反对进步主义美国政治，从极端上也是反里根式的保守主义，当然更反民主党的进步主义——但是目前，这种保守主义运动，起码是受到了挫折。
第二，就是在政治回馈受到挫折的情况下，相应说来，反建制的保守主义作为一方，建制的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合流作为另一方，双方这个不对称的力量问题如何可以解决?其实，首先从政治生活来说，反建制者的前途就不被看好。佩林曾是共和党内反建制的保守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大选失败，后来建立茶党;茶党所赢得的社会呼应有限。这些都表明，建制派的保守主义运动可能获得一定呼应，但非建制派的保守主义运动会受到建制派保守主义运动的拒斥。
建制派的进步主义面对反建制的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反建制的社会主义也栖身于民主党。虽然有的人把伯尼·桑德斯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支系，接近于北欧——但是北欧也不承认伯尼·桑德斯是社会主义，因为他没有走到北欧的那种福利社会主义的地步，尽管他特别重视福利、重视分配。
实际上，伯尼·桑德斯两次在民主党内选总统候选人，最后都被选下来。对此，有一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那就是民主党进步主义的建制派们，也都反对桑德斯的非建制主义的社会主义。而特朗普的非建制的保守主义运动，诉诸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美国宪法原旨主义;这一运动有其社会理念，有其政治理念，有其政治理论根据，虽然还缺乏一个明确的阐释者，因为美国的知识界总得说来是倾向于民主党的意识形态。那么，非建制的保守主义这种选择显然比佩林和桑德斯要走得更远，因而就要承担更大的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非建制的保守主义要有一个捍卫保守主义的政策回应，首先就要有能突破建制派的超高的政治技艺。然而，特朗普是个政治素人，虽然他有他政治高明的地方，尤其他对他坚持的原则的信守，以至于让旧教——天主教背景的保守主义者——都认为他是上帝拣选的人，但是与建制派的全面对抗，在国际社会上与自己盟友的对垒，四处出击，显示出他在政治技巧上的不足。当然，也许有朋友说，历史到了这个关头了，再不出击就来不及了，因为是正邪的终极对战——这种说法，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的诗意表达，不是一个政治的理性分析。
保守主义面对非建制的捍卫和建制派的抗拒之间这样一个对冲，怎么去寻找到保守主义的突破口?这是对保守主义的现实挑战。
第三，在社会与思想的竞逐当中，保守主义如何去把握住社会变迁的节奏感?这变成了保守主义要显示自己保守主义气质最具有挑战性的方面。保守主义一旦诉诸社会运动，有时候显得非常激进的。就像有人写的传记，说非暴力运动的领袖甘地，一生反对暴力，但他面对暴力而采取的进取性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所以他是非暴力的暴力反抗——不是诉诸武装暴力，而是肉体暴力，这个反抗对于一般还保有底线良心的人来说，挑战性更大。当然，这可能是一种令人觉得有点意料之外的评论、令人有点惊奇的评论，但是不妨也引导我们思考。
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保守主义如何把握住这种节奏感?从一种分析的角度来说，不掌握社会变迁的节奏，不因应于美国社会最近两次的结构性变化，如何成功?你说你捍卫变化，但是坚决拒斥快速的变化和全局的变化;你说你不反对世俗社会，但是坚决要捍卫基督教、一神教背景——也许在你的立场上，在内部同情人的立场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要注意还有一个社会大背景。也许我们说，为了兜住美国社会的衰退，为了保证美国社会的灯塔作用，尤其为了捍卫保守主义者内心本身的信念，以这种信念兑现为社会政治变迁的一个过程，保守主义永远有它令人敬畏的地方;但是，意识形态避免不了思想竞争，而社会变迁避免不了政治游戏，保守主义何去何从?在美国社会变迁和保守主义自身困境的衡量之中，也许我们要去寻找更为恰当的进路。这就是我的一个不是结论的结论。
我就讲到这里，下面请各位朋友批评指正;提问、指引，都欢迎。谢谢大家!
▍问 答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保守主义盛行的美国，1月6日出了冲击国会这么大一档事情?是美国本身的社会变迁过大，政治人物无法跟上?还是说历史已经到了这个关键时刻了呢?
任剑涛：你的提问已经设立了答案，我觉得你说的两个因素都有。第一，美国社会变迁太剧烈，但是人们在反应上，尤其社会运动的反应还没有达到一种自控或者自律的程度，因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不是能很迅速地就可以反应到位的，尤其是大众性社会运动。大众里面有激进的、保守的各种分子，虽然他们都信仰保守主义，但是行动上可能是激进主义的，不见得是吻合行动上的保守主义的，所以1月6日有冲击国会的悲剧——有的人说是美国民主政治羞耻的一天。这是社会运动本身跳跃性地展开而导致的一个状况。
第二，当然美国也确实到了一个可能的三岔分路的阶段，因为美国要选择前途——我们刚才说了，欧洲的教训就在眼前，罗马的教训正在远处。美国有这么多的移民，有内部这么强烈的身份政治的分裂，在政治上确实到了一个决断关口。所以有的人讲，虽然有1月6日的事件，甚至特朗普不得不因此接受败选结果，但是特朗普后的特朗普主义可能才是对民主党最大的挑战。有人讲，参众两院有共和党议员出来挑战选举的合法性，其实就是为了表明他们对选民尤其对共和党的铁杆选民的一种政治立场。
美国下一步究竟怎么发展?1月20日政权交接后，民主党既掌行政权又掌立法权;如果民主党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没有一种反思，还是继续推进激进的社会政策，比如说以性别政治等推进身份政治，那么，美国下一次选举就到了一个更严峻的关头。
提问：华东师大的许纪霖先生曾经提出一个观点，认为特朗普背后有很强的民粹主义，而清华的秦晖教授却有不同的看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从这次疫情到大选看，即使特朗普不是民粹主义思潮的产物，也与民粹主义、反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待?
任剑涛：首先我强调，对特朗普的政治行动有一个主义上的归类，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爱好;而政治行动跟意识形态的分类不是吻合的。对任何政治行动，都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要素是吻合的——用爱国主义，用民族主义，用保守主义，用民粹主义，都可以去分析特朗普的行动。民主选举在动员民众的情况下，为了选票——有些朋友也指出，政治学家们也指出——有天生的民粹色彩，除非不进行民众动员;当然，民众动员是否过头，可能是民主和民粹的一个分水岭。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用民粹主义去概括特朗普，概念显得比较贫乏，我也不是特别同意这样的概括。如果提问的这位朋友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在《当代美国评论》发表的那篇文章《重构国家：特朗普理念的政治理论推定》，可以看到，我大致把特朗普主义归于保守主义，可以说它是带有民粹色彩和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这也是美国保守主义最新的阶段，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再回到今天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保守主义所结合的其他意识形态，在美国也不是时时一样;保守主义是一个杂拌，不是像最初保守主义者表述得那么清晰。
在美国的政治里一直有强烈的反智主义色彩。确实，政治不遵循理性是不正当的;但是，完全把政治看作理性行动而没有情感主义的导向、没有反智主义的成分，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国内马上会出版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我应邀为这个书写一个导读。
霍夫斯塔特指出，可以说，美国从政治高层到社会生活、到知识界，都具有一个反智主义的强烈传统——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反智主义某种意义上是对理性政治、规条、法律的一种不信任姿态。实际上，反智主义是理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个伴随物。我们中国人也不要一看反智主义就认为它好像要错得离谱、只能接受谴责——这种认知是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太过单纯的一种表现。但是，对反智主义确实要遏制，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我自己的立场来讲，我是坚决主张政治生活必须是理性主义导向的，这是政治生活的宿命;如果进入政治世界的人都诉诸反智主义的话，那就完蛋了，就不可能有政治合作，就不可能有政治妥协，进而就不可能有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宪法认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的有些做法确实也是可以校正的。
提问：四年前，特朗普刚当选总统时，就有文章从美国人口构成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这是美国传统白人族群价值观(或者说保守主义)主导的最后机会。任老师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任剑涛：对这个说法，我自己感觉，一方面是略有一点危言耸听，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也确实可能到了一个转折关头。拉丁裔和非洲裔移民的不断增多，让美国的保守主义无形中增加了焦灼感;美国传统白人可能日益占据少数，因为白人的生育愿望越来越低，少数族群生育愿望是比较高涨。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传统价值观如果缺乏了白人这个主要的承载群体，有可能守不住，但是民主党有些人已经开明到令我们都有点瞠目结舌的地步了。
而对保守主义者来说，确实他们不是只保守白人的族群价值观，而是反对多元文化主义。他们的诉求是，第一，回到文化多元主义;第二，捍卫宪法原旨主义，从而保有美国成为美国的理由。这也是说明，他们看到了问题的一个焦点。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这个机会不是“最后机会”：我不愿意在政治生活中用这么极端的概念：“正邪的最后一战”“美国白人的最后机会”。不是什么“最后机会”，机会总是有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在下次选择当中，白人群体的分裂性在内部得到一定弥合，以及移民群体、理智主义者本身对美国政治之为美国政治、美国之为美国理由的共同认知，可能会对保守主义者有不同的政治反馈。
而且，更现实的效应在哪里呢?美国政治是，两年就是议会的一次选举，四年就是美国的总统和议会的选举;它是个政治周期。凡是在台执政者，可以说都是面临挑战的。民主党上来执政，如果导致美国进一步撕裂，可能下一届选举，行政权和立法权多数都失去，参众两院都变成共和党坐庄了。这也未可知。当然，我样说，可能说得太活泛，但是也算是一个预期吧——意思就是，我们要因应政治周期的变化。
提问：如果目前保守主义不能有效解决问题，那么未来美国撕裂的局面走向整合可能采取的是何种社会思潮?
任剑涛：到了最后，应该是何种社会思潮来整合?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最简单的回答，它一定是带有包容性的思潮——也许偏好某一种色彩。在我看来，如果要给出一个比较直接的回答，它一定不是激进主义的方案。桑德斯在民主党内都突破不了初选，所以，如果民主党走得太远，在民主党内，比如说对佩洛西也会有反弹。
某种意义上，回到温和的保守主义，或者回到温和的进步主义，可能能帮助美国整合，弥合它的实力。所以，我有个提法，在刚才的讲座中我也提到了，就是：要从极端民主党人手里拯救进步主义，要从极端共和党人手里拯救保守主义。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中左和中右他们双方的合作。
其实从美国反观中国，中国也是要有一种包容性的社会思潮，这对于中国来说非常关键。
提问：拜登上台后，会在多大程度上继承特朗普的政策?比如说经贸协定、对华政策上。
任剑涛：其实拜登上台，至少台面上是没有所谓继承特朗普政策的说法。因为各位朋友都知道，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际轮替就是政策更替调整的节点，所以无所谓拜登要继承特朗普的政策。我理解这位朋友提问的意思可能是，拜登多大程度上不能违背特朗普的政策?因为特朗普在退下去之前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是要让拜登不能走回头路，免得他否定特朗普的政策，所以有的人讲，特朗普是以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规训拜登。因为美国现在保守主义运动有个口号就是“共产主义正在接管美国”，所以如果民主党走得太远，保守主义以这个口号来批评民主党、批评拜登，可能拜登的政策就会受到重大的压力，尤其是对华政策、经贸协定上——至少不会是即刻的转向，这是我的判断。
提问：如果一个国家无论是在社会文化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好像都有很强的反进步的色彩，您认为这个国家属于保守主义国家吗?
任剑涛：这个判断太笼统了，反进步不见得就是保守主义，我们不要进行一个对立性解读。保守主义就是反进步吗?保守主义是不反进步的，保守主义是反太过迅速的进步，反对革命，反对极左，反对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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