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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文明史: 一部语言的腐败与反腐败史 文:千字君 编:先知书店
文明的堕落,从语言开始。——刀尔登
语言和文字的诞生,是人类步入文明的超级事件。然而,关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及其对人类命运的影响,东西方都有着令人疑惑不解的历史传说。 据中国古人传说,文字始祖仓颉“天生睿德,四目重瞳”,能够仰观天象、俯察万物。他成功创制文字后,“天雨粟,鬼夜哭”,黄帝也对他荣宠有加。 有人认为,天降粮食是祥瑞,鬼夜哭是因为人类主宰了世界。也有人认为这是天大的凶兆:鬼夜哭是因为人心将变得诡诈,老天怜悯众生,于是降下粮食让人预备饥荒和战乱。(《淮南子·本经训》) 据西方人传说,人类语言在很久以前是统一的,人们的交流没有任何障碍。后来,人类企图建造通天的高塔,以此宣扬自己。这种自比上帝的狂妄惹怒了上帝,于是上帝变乱了人的语言,使他们流散、分裂。 有人认为,上帝的专制和蛮横阻碍了人类的进步。也有观点认为,上帝拯救了人类——语言助长了人类的狂傲,倘若任其发展,人类将会毁灭自己。(《创世纪》11章) 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天赋能力之一。文字,更被视为一个族群“进入文明”的首要标志。语言和文字,通常被合称为“语言”。 尽管对语言的前途充满争议,但几乎所有伟大思想家都坚信:语言具有强大的威力,并且关系着人类的生死存亡。
语言即力量。人类是社会生物,语言是交流、记忆的基本工具。语言极大地提升了生产能力、协作效率,使物质越来越丰富,使知识和经验能够积累、碰撞,促成了文明的扩增和传承。 语言即思想——语言是人类真正区别于动物、“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属性。只有人类能用语言描述内心、构建观念、预估未来。 一部语言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 在历史上,一种语言最发达的时期,就是一个文明最繁盛、最辉煌的时期。例如中国的先秦百家、唐诗宋词,阿拉伯的“百年翻译”,以及拉丁语国家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空前繁荣…… 相反,文明衰亡的症状和病因,通常是“语言腐败”导致的观念落后、道德堕落。历史,从表象看,是财富的创造与毁灭、权力的扩张与限制史,但从内在机理看,一部文明史,就是“语言的腐败与反腐败史”。 1.语言即真相——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词汇和概念,导致语言丧失最基本的交流功能。人们的生产、协作越来越艰难,冲突的几率却越来越大。渴望在人间建立天堂的人们,常常以善的名义作恶、以鲜花铺满通往地狱的道路。 2.语言即权力——帝王、君主为了维系道统,删字减句、搞乱语法,导致语言丧失记忆功能,知识的扩散和传承陷入绝境。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文脉断绝、文盲遍地。当语言“紧缩”,思维被禁锢,和平年代,民众就会退化成愚民、顺民,动荡年代,便升级成暴民。 3.语言即审美——空洞、粗鄙的语言一旦泛滥,导致语言丧失了思辨、审美的功能,人们活得越来越浅薄、粗俗。例如,“政治正确”泛滥的时代,语言非但没有“紧缩”,反而更加“通胀”,结果“美盲”取代“文盲”。 当语言腐败借由无孔不入的现代科技浸入社会与生活的每个角落,就连最睿智的人也很难意识到:它给人类大脑装配的虚假知识、剧毒观念,妨害了正常的逻辑和决策,摧毁真伪、善恶等基本伦理。
触目惊心的语言腐败,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比如,在西方世界,“自由、平等、社会”等公共词汇,被严重污染了至少一百多年。 比如自由,几乎是所有现代思潮都认同的基本价值。但是,“真正的自由主义”为了和那些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政治正确”划清界限,不得不以“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示人。 语言腐败同样充斥于市场、教育、审美等领域。这些最常用的基础词汇,关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却经常被误用、滥用,而人们竟然浑然不觉,甚至推波助澜: 因为无法分清“真正的市场”,造成对经济增长、贫富差距等现象的错误归责,结果在追求“平等”的道路尽头,换来普遍贫穷的噩梦; 因为不能辨明“真正的教育”,导致以标准答案的灌输替代独立思考,直到“恨的浇灌”扼杀“爱的种子”。 因为不懂鉴别“真正的美丑”,结果“专制主义审美”“工业主义审美”“媚俗主义”大行其道……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当我们交谈的时候,我时常感到需要把词语从我们的交谈中抽离出去,送去清洗,清洗干净之后,再送回我们的交谈中。”我们总听说,当下最需要的是常识,然而,当表达市场、教育、艺术这些领域最普遍常识的语言被腐败的时候,“清洗”词汇比空谈常识更重要。
▌“四战之地”的市场——捍卫市场是经济学家的天职 如果给“语言腐败”排个序,“市场”一定位列前三。 每当出现商品的质量、价格,劳动的时间、薪资,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人们都要把“市场”拖出来痛打一番,然后开出“万能药方”:“有必要加强对XX市场的监管!”似乎问题和灾难都是市场带来的。 大众不懂经济学,习惯用情感代替理智、用情绪代替分析,尚情有可原。但是“市场”一词被腐败,根源却是在知识界。 学者们经常为“市场是否公正”、“市场会不会失灵”吵得不可开交,却很少有人愿意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市场”? 自亚当·斯密开创市场分工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市场”一直是“私有产权+法治契约+企业家精神”的缩略语,世界经济、科技的持续发展,首功非“市场”莫属。 然而,随着各种“不平衡”的发展、激化——国内不同阶级间的贫富悬殊,国家间显失公平的财富转移,“市场”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始作俑者。 围绕“市场”的定义,20世纪最激烈的交锋,来自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VS以兰格、凯恩斯为代表的“干预主义”。 前者不断从新的视角、新的范式,捍卫“市场”原有的定义。后者在解释危机、为危机开出药方的过程中,变相地重新定义了“市场”——从“市场失灵”到“市场万恶”,从“干预市场”直到更极端的“消灭市场”。于是,更大的危机、灾难也随之而来。
经济衰败的历史,通常是“市场语言”腐败堕落、社会混乱不公的历史。而经济繁荣的历史,一定是“市场语言”正本清源、社会公正有序的历史。 经历了一系列的萧条、饥饿和战乱,“市场”在20世纪下半曾被短暂地正名。私人经济得以从强力的抑制中被释放,缔造了几十年的繁荣与和平。 然而,经济危机、治理灾难,仍在周期性地发作。作为危机的前兆和病征,“市场语言”的腐败与反腐败,一直贯穿始终。近些年经济学诺奖得主的反市场观点,即是明证。 市场经济理论成型于西方,作为舶来品的“市场”在中国语言中本来就“先天不足”,当今国人的经济生活尤其处在“四战之地”: 中国的市场经济者,既要将西方学界从19世纪开始腐败的“市场”概念洗涤干净,又要直面本土传统中强大的反市场力量;更艰难也是更亟需的,是站在斯密、哈耶克等大师的肩膀上,在中国语境下解释清楚“经济繁荣和衰退、创新产生和消亡的真实原因”——经济学家朱海就的《真正的市场》一书做到了。 阅读《真正的市场》,以及张维迎教授在本书中的序言,不难发现在中国,“市场”的“语言腐败”至少来自四个方向: 1. 实证主义成了经济学的“新上帝”,“市场”日趋数学化、工具化; 2.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让作为市场主体的“人”,成了“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而非有创造性的行动人。 3. 在主流语境中,市场成了问题的“制造者”,干预主义、福利主义则成了“拯救者”。 4. 经济学家比政客更关注财富的“分配与交换”,但是对财富“从零到一”的产生过程,几乎无人问津…… 一个词汇需要一本书来谈“真正”,可见其本意已经腐败到了何种地步。但这本书的意义,还不止是“回归古典”。 在《真正的市场》中,朱海就老师沿着米塞斯划时代意义的巨著《人的行动》所奠定的思想地基,提出了重新理解市场的“行动—规则”新框架,对以上污染市场的语言腐败,实现了一场釜底抽薪式的“反腐败”。 借助朱海就的新框架,经济繁荣的衡量标准坚定又清晰——繁荣的表现不是货币,而是丰富、便利的商品和服务。 张维迎教授说:“捍卫市场是经济学家的天职”。《真正的市场》一书,无疑是朱海就老师履行天职的证物。在市场派学者眼中,经济学是一门基础科学,而不是应用科学。要解决本国市场的“应用场景”,也应该阅读本国市场派的“基础性原著”。 什么是真正的市场?朱海就的回答简单而又深刻:有助于个体幸福不断增进的市场,才能被称为“真正的市场”。 至于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朱海就老师说:受错误思想影响,人们会误把虚假的市场视为真正的市场,走在“通往虚假市场之路”而不自知,这对任何一个渴望幸福生活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风险。
▌真正的教育:普罗米修斯,而非工程师 如果说市场关系到文明的物质基础,教育则维系着文明的延续。人类的知识经验、专业技能、道德信仰,都必须依靠“教育”来传递和累积。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文明的传承体系——教育,究竟多么脆弱。人类的每一个“思想的黄金年代”,都是对发现并遵从“教育”真谛的奖赏——原创思想涌现、文明侥幸胜出。 中国的诸子百家,与古希腊、希伯来的先贤一起,构成了人类第一个思想大爆发、大繁荣的“轴心时代”。当时全世界的教育,几乎都是少数先贤引领“精英教育”的代名词。 孔子和孟子,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那个匮乏、动乱的时代,他们的思想能够长成并得到传承,本身就是极大的奇迹。 孔子在政界屡屡挫败,无奈转而著书育人,他的学生成了各界精英。孟子三岁丧父,但因母亲和师长的培养,他成为一代大师。汉语的“教育”一词,就是出自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然而秦之后,诸子百家,定于一孔。教育,也沦为了维系“三纲五常”和统一思想的道具。 在西方,古希腊三贤之一的苏格拉底认为,教育不是塑造,而是启发、引导,教育家就像“产婆”。西方的“教育”(educ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educare,意为“引出”。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文明的代表。随着希腊、罗马的灭亡,其文明几乎断绝。所幸,基督教的兴起和阿拉伯的“百年翻译”,才保留了文明火种,再经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西方文明浴火重生。 事实上,工业革命诞生前的精英教育,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平民缺少机会”,而是传承单薄、极易断绝——有多少伟大的天才和成果,被戕害,被埋没? 另外,由于“精英”承担着传承文明的重任,因此漫长的岁月里,教育几乎都是天才引领的“通才教育”。例如阿奎纳、达·芬奇、牛顿、徐光启等人的著作,对当时的知识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谈。以此为背景,中世纪欧洲建立了传承至今的“大学”体系。
马克斯·韦伯说,人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生物。任何时代,教育家都承担着“传承人类存在意义”的重任。 但自工业革命以来,财富和知识都呈爆炸式增长,“分工”也越来越细。教育却出现了的空前复杂的“现代性困局”: 1.受教育不再是精英的特权,平民教育发展壮大。教育工具化、实用化的趋势越发明显,距离“真理与爱”的本意越来越远。 2.学科研究越来越细化,知识壁垒越来越高,通才教育几无可能。 3.科学理性取代宗教习俗,成为智力和道德的权威。人文素养、道德伦理极速萎缩,文明秩序面临崩塌。 就连曾备受推崇的“欧美现代教育”,如今也深陷政治正确的泥潭:变性人、黑命贵、白卷英雄等现象,在大学校园愈演愈烈…… 1840年以来的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中西交汇、传统与现代的缠斗,意外造就了两个教育的黄金时代:“中西合流的民国”、“新启蒙的1980年代”,中国人缔造了举世瞩目的教育奇迹、文化繁荣。 另一方面,受制于世界格局与国内政治的变迁,教育的“语言腐败”,也成了扼杀教育的工具。例如受进化论、计划思维的影响,教育一度成为“改造人性、培养螺丝钉”的系统工程。这与先贤所期望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南辕北辙。 可见,教育问题不单单是“现代性”的问题,其核心命题也不在于“东西方差异”,而是“真正的教育”的丧失。
如果说绕开企业家谈“真正的市场”,是上演一场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那么,离开教育家谈“真正的教育”,犹如打一场没有指挥官的大战。对教育的哲思,古今中外,已经非常多了,但对教育家的讨论,在国内还只是偶尔破题。民国时代的蔡元培,80年代的刘道玉,因何能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风骨与担当:“不媚俗、不媚权”是教育家的标配。 为争取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蔡元培愿意“三顾茅庐”,但面对北洋政府的达官贵人,蔡元培却不卑不吭;学生野夫身陷囹圄,刘道玉不惧压力风险主动探监合影,但是当遭遇列车上的“霸座事件”、撤职后的“召见事件”,刘道玉都不畏权势。 ——甘为人梯,甘作绿叶的“专业技能”:教育家的专业技能,不是学科能力,而是发现人才、保护人才,敢为人才之梯、甘作学生绿叶的愿望和能力。 渴望成为焦点是人性最大的诱惑,让自己“脱颖而出”的冲动,是教育家最大的挑战。一个人不懂得谦卑,不甘成为绿叶,或许会成为学科专家,成为英雄,但绝不会成为卓越的教育家。 最好的教育是“青出于蓝”,让学生百花齐放;最失败的教育是“虎父犬子”,自己占据顶端优势。因此,天才本就少有,但教育家更稀缺。 蔡元培本是民国时代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却甘愿投身教育,为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创造最好的环境。刘道玉的梦想是成为“诺贝尔式的科学家”,但在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折时刻,他毅然放弃了学术理想,接受任命执掌武汉大学。 刘道玉爱才如命,极尽谦卑,提携并保护了杨小凯、易中天、赵林、邹恒甫、野夫等一大批杰出学者。88岁高龄的刘道玉的新书《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其中一章的章名,就是“爱生如子”。刘道玉说:没有爱,就没有成功的教育。 ——改革家的勇气与智慧:再好的教育理念,如果不能通过制度改革变成常态,只能停留在认知层面。而推动制度变革,需要的又是另一种“智慧”:不但要触动既得利益,还要清洁“污染了灵魂”的教育语言。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刘道玉率先废除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实行导师负责制。他开创学分制、双学位、转学制等一系列先进制度。他独创的插班生制,今天甚至无人能延续。正是刘道玉的个人魅力,以及正本清源的制度改革,才有了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奇迹。 了解中国改革史的人,无人不知刘道玉,关心中国学子命运的人,也无人不知刘道玉。刘道玉被誉为“当代蔡元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最好的校长”。野夫在推荐《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时说:他为国家抡才,为民族养士。中国有刘道玉,乃天下学子之幸;史书无刘道玉,乃世道人心之哀。 ▌真正的审美:三个“敌人”与三个层次 从语言的视角观察人类文明,大致有三个痛苦的进程: 1. 运用理性、科学的语言,祛除愚昧和迷信;
2. 运用人文关怀的语言,满足人的自由和创造;
3. 倚靠神性、信仰的语言,寻回人的敬畏和谦卑。 其实,贯穿其中的“语言的腐败与反腐败”,是一场场审美的战争:真理是美的,但愚昧的人弃绝真理;自由是美的,但奴性的人痛恨自由;谦卑、良知是最高的美德,但狂妄的人杀死了上帝…… 语言腐败对“美”的戕害一直存在,只是从未像今天这样严峻。当语言腐败篡改了“美”的定义,败坏了我们的鉴别能力,那么一切“美”都将化为乌有,甚至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审美有三个众所周知的“敌人”: 媚俗主义审美,消解人的思考;专制主义审美,扼杀自由的人格;工业主义审美,让人成为肉体的奴隶。 纳粹美学:当世间只有一种美,它一定是丑
翁贝托·艾柯在《美的历史》中说:“美通常是善的代名词,是人类同理心的直观体现……一件美好的事物,拥有它会使我们快乐,即便无法拥有,鉴赏它仍然让我们愉悦”。 与市场、教育有所不同的是,美还是一种很难言说的体验。提升审美,需要抵抗审美的三个敌人,但更需要删除“功利”,打开那些天才艺术家的作品,通过日积月累的鉴赏、体验,提升审美能力。以现代文明的起源、人类审美最高峰——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们为例,分别体现了审美的三个层次。
1.科学理性的伟大创造 欣赏拉斐尔的《雅典学院》,如同进入博大精深的思想世界,人类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溢出画外。50多位杰出学者,代表着古代文明中七种自由学术: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音乐、天文。 达·芬奇被誉为“天才中的全才,全才中的天才。”除了绘画,他还精通数学、哲学、音乐、医学、生物学、地理学、工程学……他探寻的世界真相,体现在其作品中,使每一幅画作都充满了科学精神。
米开朗基罗--《摩西》
2.人性光辉的绽放 莎士比亚说:“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在文艺复兴之前,宗教画中的圣母形象,通常是呆板苍白、消瘦痛苦、僵化神秘。但是在拉斐尔笔下,圣母的形象恬静、安祥、慈爱、秀美,甚至还带有淡淡的妩媚,充满了人性的真实。 卡拉瓦乔的风俗画题材丰富、细腻灵动,色彩丰富浓厚,他尤其擅长以光暗表达冲突和戏剧性。在《女占卜师》中,吉普赛女郎故弄玄虚、狡黠试探的算命者形象,被刻画得惟妙惟肖。画中少年的形象,源于追随卡拉瓦乔的年轻画家马里奥。这些市井题材的生活画非常超前,100年内被临摹了无数遍。 《文艺复兴大师》书影
3.文艺复兴是神性的复归 在米开朗基罗的《末日审判》中,基督在宝座前审判万民,但画中的圣徒全都赤身裸体。礼仪总管切塞纳向教皇告状:“这些人都光着身子,这可是您的礼拜堂,是个高贵的地方啊,改成澡堂子倒很合适。” 其实,米开朗基罗的这幅作品,既展现基督完美的人性,又仰望基督完美的神性;他着意刻画全知者的能力,但并不以为人无所不能。壁画揭幕后,轰动罗马城,后来成为文艺复兴永恒、全能、伟大的象征。 面对如此恢弘博大的场面,不知有多少国王和教皇下跪。就连人文巨匠歌德,也不由自主地被震撼,他说:“没有去过西斯廷礼拜堂,就无法了解人的能耐有多大。” 坊间流行一种说法:文艺复兴大师的作品之所以拍出天价,是因为“数量稀缺、不可再生”。但事实是,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一张画作的价格,通常等于一座贵族城堡。因此很遗憾,鉴赏它们,一直都是“贵族独享的奢侈体验”——所幸,近些年引入国内,迅速成为很多家庭艺术馆的“西方文艺复兴经典大师”系列,恰好弥补了这个缺憾。
《西方文艺复兴经典大师》中收录的《创世纪》组图
在欧美世界,这套书可以作为奢侈品直接去银行贷款。但从“还原审美原来的样子”的视角看,《西方文艺复兴大师》的最大价值还不是奢侈品的制作标准,而是艺术类图书最缺少的两样东西: (1)书中2000多幅画作,来自全球100多家博物馆、收藏机构的真品实拍,最大限度保持了大师作品原貌。
(2)除了大师画作、手稿,还辅以意大利最顶尖的艺术评论家对五位大师作品的解读与评论,不仅帮我们真正看懂每一幅画,更是以大师的画作为例,带我们感知审美的三个敌人和三个层次。 ▌抵抗语言腐败,捍卫“身边的文明”
维特根斯坦曾说:“世界上所有问题的本质,都是语言问题,因为只有当一个问题能够被语言描述,才能被人类理解,它才能成为一个真问题。语言的边界,就是人类认知的边界。” 一个人、一个族群,怎样表达,就会怎样思考,怎样思考,就会怎样行动。语言是人类文明最底层的逻辑,是我们认识自己、适应世界的基本方式。然而,当人类迈入“现代”的门槛之后,科技越来越发达、物质越来越充裕,以语言为核心的精神力量却日渐萎缩,甚至严重腐化。
想要成为一名“抵抗语言腐败”的行动者,首先要成为纯正语言的收藏者和传播者,让自己周遭的生活环境得到切实的改善。市场、教育和审美,是文明的刻度和风向标,也是思想市场中最脆弱的三个观念,更是距离每个人最近的文明。捍卫这三个词汇的本意,对于文明的传承和创发,重要性不言而喻。
抵抗语言腐败,捍卫“身边的文明”,新少数派&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启发本文写作,并在本文多次引用的“捍卫身边的文明”三书:朱海就老师《真正的市场》(亲笔签名书)、刘道玉《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以及《西方文艺复兴经典大师》系列作品。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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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文明史:一部语言的腐败与反腐败史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千字文华 Author 先知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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