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暗之间：阿伦特思想的两歧性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她的思想正如其人生一样，在其生前身后的历史长河里都能够抵御自然时间的侵蚀而熠熠生辉。对于中国大陆的阿伦特读者而言，我们大多是借助翻译过来的阿伦特的作品和传记来了解其思想、心灵与政治行动，如今，阿伦特作品的翻译者，同时也是阿伦特学术与思想的研究者——王寅丽老师撰写的阿伦特思想传记《汉娜·阿伦特：爱、思考和行动》即将面世，这是华人世界屈指可数的几部阿伦特传记之一（之前有台湾已故学者蔡英文教授的《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而且是属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的女性思想家系列之一，因此特别值得推荐。
王寅丽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从就读于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时代起就致力于阿伦特作品的阅读、翻译和研究，她所翻译的阿伦特的代表作《人的境况》、博士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及文集《过去与未来之间》以其理解的准确和文笔的优雅而闻名，这些译本也不断重版惠泽士林。这些年来阿伦特的持续热潮，自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界的内部现象，而且是一个早已出圈和溢出学术界的文化思想现象。对于试图理解20世纪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借助于西方现代政治思想资源来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经验和当下社会文化现象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阿伦特的思想与写作乃至行动构成了一个具有持久和深刻意义的参照。
换言之，阅读阿伦特，其实也就是在反省我们的历史记忆、政治经验与心智生命。这种阅读构成了一种过去与未来之间永恒的对话，也形成了一种作为个体性的自我与广阔的人文世界之间的积极互动。阿伦特，正如一个智性而优雅的燃灯者，照亮了被灰霾所遮蔽的历史世界及在这个世界踽踽独行的思想者。
王寅丽著《汉娜·阿伦特：爱、思考和行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10）
作者在该书的结语部分坦承，
“本书的思想之旅从阿伦特青年时期的博士论文开始，试图说明阿伦特对政治空间想象并非仅仅建立在古希腊城邦的原型上，实际上，奥古斯丁的神圣化社群是她另一个更早就浸润其中的原型想象。虽然阿伦特对基督教持批判态度，但她的思想吸收了很多基督教的元素，如创生、开端、宽恕、承诺、叙事生命、根本恶等。同时阿伦特是对传统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彻底反思的政治哲学家，她对现实的关切始终联系到深厚的哲学背景……作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阿伦特思考的政治话题广泛多样：ji quan主义、公共领域、政治行动、参与民主、权力和权威、革命与法律、政治中的责任与判断等，她开启的诸多话题又在不同时期激发人们的思考和探索。”[1]
作为一本思想传记，本书基本上呈现了阿伦特政治思想与政治人生的主要脉络，对于读者有一种思想导航的积极价值。阿伦特是20世纪思想家群体中一个无法被归类的独特存在，她的生命、思考和写作构成了对于一切格式化和标签化的分类的“抵抗”，因此也就构成了一种特立独行的存在，用萨义德关于知识人的经典定义来说，她永远是一个对权力和所谓主流民意说真话并且不合时宜的知识者，而用阿伦特的学生理查德·伯恩斯坦的话来说，
“她不属于任何学派或接受任何主流意识形态。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社群主义者。她反对任何对她的简单归类：无论是左派或右派思想家，还是激进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她也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文学评论家或记者。她与她的（以及我们的）时代最严肃的问题搏斗，包括ji quan主义、恶、战争、暴力、权力、行动和政治的意义。阿伦特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不惧于卷入最紧迫的议题，以新的方式思考它们并动用她所有的智识资源——哲学、政治思想、文学和历史——来照亮它们。她从不害怕在争议问题上表达自己的强硬观点。她最喜欢的短语之一是‘无所凭依地思考’，她也出色地实践了无所凭依的思考。”[2]
无法被归类就意味着无法被化约，也就意味着阿伦特的思想乃至人生中包含着一种极其丰富的面相，这些面相之间又具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参照著名思想史学者张灏先生论述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观念，我认为阿伦特的思想也具有一种内在的两歧性。这种两歧性之间的紧张、冲突乃至搏斗，就构成了阿伦特的思想世界多歧斑斓的精神底色。简言之，阿伦特既关心作为个体的人的心智生命的滋养，同时又强调人际之间的公共世界和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她重视思考以及基于思考而形成判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特别呼吁政治践履的价值，并且身体力行地投身到政治生活之中；在阿伦特的思想世界里，希腊的城邦生活所构成的政治世界，形成了她想象具有公民德性的现代个体的根源，甚至不无理想化和乌托邦化了那个古典时代，同时她又能够直面现代世界的个人在昂扬的启蒙情绪中不断陷溺的经验事实；阿伦特的思维世界具有强烈的“过去性”，也即过去成为一种能动地构成她思想资源的存在，同时又处处朝向一种等待被释放和发掘的未来之思。
更引人瞩目的是，阿伦特具有一种面对经验性的事实世界展开理论思考的能力，她的一些作品比如《ji quan主义的起源》、《责任与判断》、《论暴力》是对人类生活中黑暗记忆的具体分析，也就是说，她不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哲学家，更不是一个肤浅的时事评论员，而是介乎两者之间在两个世界之间穿越的思考者。就人之为人的根本性而言，阿伦特的思想与写作具有一种明暗之间的独特气象，这在她青年时代的博士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中已经渐露端倪，人的诞生性与有死性构成一对永恒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赋予人的生命以尊严与自省乃至丰富的痛苦，更催生了一种积极生活的精神力量。生是对死的救赎，而死亡则意味着一个人活过的人生所形成的终极作品的凝固化。阿伦特赋予人的诞生以一种开端启新的意蕴，诞生性是一个希望的证明：提醒人们，“尽管人终有一死，却不是向死而生的，而是向着开端而生的。”
本书提到，阿伦特最不会拒绝的一个称谓是共和主义者，确实如此，阿伦特基于古典希腊世界的政治原型，对于现代公民积极参与构建一个理想型的公共领域，在这个世界进行人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并勇敢地展现并形塑自我的生命等行为有着充分的肯定。在她看来，若人类完全退隐回内心的城堡过一种私人化的生活，或者为了追求一种世俗的幸福（欲望的满足、名利的追求等）而放弃人之为人应该坚守的道德勇气和自由心性，甚至为了顾惜生命的生物学寿命和价值而蜷缩在一个安全舒适的同温层，则丧失了其生命最基本的尊严。这个公共的政治世界是成就人的生命价值的最重要的空间，而对这个世界的压制、剥夺和摧残就在实质上摧折人成就自我的可能性。在阿伦特看来，这个“共同世界是一个我们出生时进入、死亡时离开的地方，它超出我们的生命时间，同时向过去和未来开放；它是在我们来之前就在那儿，在我们短暂停留之后还继续存在下去的地方。它是我们不仅与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共同拥有，而且也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东西。但是这样一个公共世界只有在公开显现的程度上，才能比一代代的匆匆过客存在得更长久。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开性，能历经几百年的时间，把那些人们想从时间的自然侵蚀下挽救出来的东西，包容下来，并使其熠熠生辉。”[3]
在这样一种历史论述之中，个体的生命意义就获得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绵延感和责任感，也才能抵御生命的虚无感和荒诞意识。阿伦特进而言之，
“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其次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型。记忆，正如希腊人所相信的，乃一切艺术之母，没有记忆和使记忆化为现实所需的物化（reification），行动、言说和思想的活生生运动就会在活动过程一结束就消失，丧失它们的真实性，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4]
正因如此，对记忆的拯救与保存就显得极为重要，尤其是对权力者试图从人类的集体记忆中彻底抹除的黑暗经验的记忆、理解与反省，任何一个真正的知识人都有捍卫记忆的公共责任，要通过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写作，构筑人类记忆的精神谱系，并召唤出现实的行动者来，从这个意义而言，写作也就是一种积极的行动。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的引发争议的公共写作，正是将一段本可能迅速被遗忘的往事永久地嵌入到了公共记忆之中。
人文主义是理解阿伦特的另一个关键词。她在《文化的危机：其社会和政治意蕴》中指出：“人文主义是有教养心灵的产物，是一种知道如何照料、保存和赞美世界之物的态度。”[5]而何为有教养的心灵？按照阿伦特的理解，则是一个“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人。”[6]王寅丽认为，阿伦特总是不吝于赞美两种人，一种是赋有行动之激情，在公众生活中追求卓越、不朽的行动者，一种是保存世界诸物诸事的艺术家、诗人、历史学家，他们观察、记录它们。……阿伦特试图挖掘出一个与流行的人文主义概念几乎完全相反的、真正的“人文主义”：不是个人中心或人类中心的主观主义，而是爱和保持世界的“客观主义”；不是前者倡导的不加区分的“同情和爱”，而是一种受人文教化而选择的品质。
正因为此，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尽管阿伦特并不否定沉思生活所带来的积极思考的价值，但她同时也倡导一种在积极的行动人生中拆解人类之间的沟壑和巴别塔的态度。按照蔡英文先生的诠释，阿伦特认为“人不可能在心灵活动中寻获他在世界中实践的安身立命处（或者，以阿伦特的语言：寻获‘家园’）。理由在于，人内在心灵的活动往往缠绕于个人自我的独我对话（如在思维活动中，我与我自己的对话），或者相互的对抗（如在意志力的活动中，我意欲和我否定的相互对抗）。它们活动的条件乃是从‘人我之间’的实践世界中撤退，或者彻底否定它。这跟人的政治实践的‘世界性’及其预设的理性言说、沟通和‘公共领域’，是相互背离的。”[7]
尽管阿伦特在诸多作品中倡导行动人生的积极价值，但她并未因此而抽离掉“思”之意义，相反，在她看来，平庸恶之所以产生并演化成20世纪反犹太主义的罪恶，就是因为那些纳粹军官、犹太精英乃至普通的德国人，在一种习以为常的职务行为、工作程序和日常生命中悬置甚至消解了“思考”和“道德判断”的责任，质言之，阿伦特认为政治之恶中为自我脱责的“服从”其实就是变相地“支持”ji quan的暴.政。阿伦特在致友人奥登的一封信件中写道：
“思考活动作为人生的一种自然需要和意识中的差异的具体化，它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永远可运用的能力；同样，不能思考也不是那些缺乏脑力的众人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科学家、学者，包括其他从事心理研究的专家经常存在的可能性，他们都逃避这种其可能性和重要性被苏格拉底首次发现的与之的对话。……思想风暴的表征不是知识，而是分别善恶、辨识美丑的那种能力。而这在那罕见的危机时刻的确可能阻止灾难，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8]
艾希曼
阿伦特在她关于审判艾希曼的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重要的政治现象学概念：
“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的某个人（指艾希曼）脸上的一种现象。……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9]
平庸之恶的概念尤其是对犹太精英在纳粹反犹中间的积极合作的批评，引起了整个犹太人社会的轩然大波，而对于这种所谓“平庸之恶”的诠释是否意味着从同情理解的视角切入纳粹的政治逻辑进而消解了对其展开批判的道德根基？尤其是关于平庸恶与她之前在《ji quan主义的起源》所提出的“根本恶”之间的关系如何？这都引起知识界普遍的讨论，说明阿伦特一直是处于纽约甚至整个欧美知识界的风暴中心。阿伦特不仅直面她所批评的纳粹暴行，同时还指向了她所归属的犹太人社群，最黑暗的记忆和最创痛的经验有时候不是来自敌对的阵营，而是来自己方所在的团体和阶层的背叛，这也许才是黑暗的真正内核。作为纳粹的受害者和流亡知识人的阿伦特的思想与人格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她从不避讳这一点，她从最幽暗的人性历史中挖掘生命的尊严得以重建的基本品质与社会条件，她不满足仅仅做一个暴行的控诉者，而是要做一个理性的反思者，这种反思同样指向自身所归属的社群。蔡英文先生在论及这一点时也曾经痛加质问：
“从‘根本之恶’的解释到‘罪恶之浮浅性（也即平庸的恶）’，阿伦特所要解决的乃是ji quan主义所带给她的道德困惑：人类历史如何可能像希特勒这般的ji quan政府，把‘不可杀人’与‘不可作伪证’的道德戒律颠倒转变成‘杀戮无罪’、‘作伪证合法’？以及一个政.权有系统地肃清与屠杀被它归类为‘必须消逝于人间世’的社会范畴——不论是犹太人，或是某一族群种族，而生活于这个体制内的人——包括有教养的社会阶层——却默许这种肆无忌惮的恶行，有的甚至助纣为虐，为什么？”[10]
如果说纳粹德国的暴政是ji quan主义之恶，那么在阿伦特看来法国大革命的道德理想主义也同样通向了一种集体性的政治之恶。阿伦特通过对比分析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富有洞见地指出后者始终扣紧自由立国的主旨，强调个人的政治自由和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是民主宪政的基石，而前者本来也是追寻自由的革命，却在政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因为面对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和民生苦难，而将追寻幸福和消除贫苦的社会目标替代了自由立国的政治目标。
“在《论革命》中，她对社会性的‘解放’（liberation）和政治性的‘自由’（freedom）做了区分，‘解放’意味着摆脱私人领域的生存必需性，‘自由’意味着多元的参与者进入公共领域的行动，前者是‘社会问题’，后者才是真正的‘政治问题’，二者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11]
阿伦特在考察了多国革命路径和范式之后不无沉痛地指出：
“运用政治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每一次尝试都会导致恐怖，而且正是恐怖把革命送上了绝路。然而几乎无可否认的是，当一场革命在大众贫困的条件下爆发时，要避免这种致命的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12]
面对革命必然性的历史力量及其导致的精神废墟，历史进程中的个人该何去何从？阿伦特始终强调即便在一个极端的政治情境中，个人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正如她在《黑暗时代群像》一书中通过对雅思贝尔斯、本雅明、卡夫卡、罗莎·卢森堡、布莱希特等20世纪欧洲知识人的历史书写所展现的那样，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学术比政治更有生命，“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人们还是有期望光明的权利，而光明与其说来自于理论与观念，不如说是来自于凡夫俗子所发出的萤萤微光，在他们的起居作息中，这微光虽然摇曳不定，但却照亮周遭，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流泻于大地之上。”[13]这正如佛经所言，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爱是一种永不衰竭的精神动力，爱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政治责任，正是基于此，阿伦特高扬个体的价值承担和主体性并试图澄清，一个人只有通过承担自己的自由才能成为一个人。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在艾达·乌什皮兹 (Ada Ushpiz) 导演的纪录片《活力生活》(Vita Activa) 中
阿伦特在《公民不服从》一文中曾经郑重地指出：
“每个人类组织，无论是社会性的还是政治性的，它最终都要依赖于人们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公民惟一严格的道德责任是一种对其未来的行动作出并信守可靠的保证这双重意愿，这构成了所有其他的，尤其是政治德性的前政治条件。梭罗有句话常常被人们引用，即‘我有权承担的惟一的义务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这句话也可以改为：我作为一个公民有权承担的惟一的义务是，作出承诺并信守承诺。”[14]
这或许就是作为世界公民的阿伦特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吧，成为一个承担责任且有历史意识的世界公民何以可能？读者诸君可以从阅读王寅丽这本《汉娜·阿伦特：爱、思考和行动》开启这趟内在于20世纪世界经验之中的历史与思想之旅。
行笔至此，我不得不交代，本人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之所以不避浅陋应邀跨界来为王寅丽老师的新书撰写序言，实在是因为这十多年的学术写作和公共思考受益于阿伦特最多，尤其是她翻译的《人的境况》和《过去与未来之间》等作品。阿伦特于我不亚于一个永恒的“智慧女神”，早些年我也曾经发表过《阿伦特论自由与幸福》、《阿伦特论同情与怜悯》、《以人文主义消解市侩主义——阿伦特的文化观》等思想随笔阐发我对阿伦特的理解。2017年到2018年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我基本上将阿伦特的英文作品买齐带回了上海，阿伦特的著作成为我反省20世纪中国革命和当代中国公共文化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诚如阿伦特所言，她就是我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所选择的精神友伴之一。因此，我也希望读者诸君会像我们一样痴迷于阿伦特的学术与人生，由此思想传记而登堂入室，进入阿伦特所构建的历史世界与思想世界之中而获得深邃的智慧启示。
和20世纪其他伟大思想者一样，阿伦特深深感知到人类灾难深重。此时宏大的理论体系建构和抽象的概念探讨，已经不足以解释人类的灾难，那些最聪明的大脑，把目光转向对灾难与人的行动本身。阿伦特对强权和平庸之恶的研究不仅是提醒人们警惕和反思权力滥用的后果，更是关乎在社会生活中人的思考和伦理觉醒。
为此，新少数派联合先知书店特别推荐“阿伦特作品集”，阅读阿伦特，寻找人性觉醒的光辉，警惕强权之恶，告别平庸之恶。
在图书市场上，阿伦特作品的版本较多，翻译和出版的水准也良莠不齐，再加上近年来其作品陆续绝版，收藏她的作品越来越困难。先知书店有幸集齐阿伦特五部最经典的作品，推荐给书友们。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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