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僭越，“屠杀”着每一个"现代人"的灵魂

理性的僭越

“屠杀”着每一个"现代人"的灵魂

文：凌晨  编：先知书店

从古至今，战争中“大屠杀”往往屡见不鲜。战国末年，秦、赵两国长平之战，赵大败，秦统帅白起连夜将40万赵军降卒全部坑杀；一战中发生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受害者达到一百五十万之众；二战期间纳粹大屠杀，更是屠杀了六百万之多的犹太人以及难以统计的在战争中遭屠戮的他国平民。

人们常用灭绝人性来形容他们，但在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看来，这些所谓的刽子手 ，并非是所谓的“例外状态”、“非理性的狂欢”，而是一种在理性条件下运作的必然结果——

战争的本质，即保存我方的有生力量，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这样一切以成本利益考量的结果，往往就是催生“无限膨胀的理性”，最终产生无数的灾难——掠夺是理性、征服是理性、毁灭是理性、屠杀更是理性。

在今天，理性的膨胀早已不仅仅是战争的后果，特别是进入现代以来，信仰的缺失，道德的解构，让人们比古代变得更加只看“利害”不看“是非”，这种理性僭越的后遗症之一，正是把人变成了一个个可统计的数字，把强者变成无需质疑的上帝，更把科技变成通向了天堂的阶梯。

更可怕的是，这种理性的僭越，即使不再像战争那样屠杀人们的“肉体”，但早已开始从三方面，“屠杀”着21世纪每一个"现代人"的灵魂：

·信息被夺舍

夺舍一词出自道教，指保存“自己的灵魂”后，通过夺取他人身体让自己再度复活。现代社会，夺舍一般被视为充斥封建迷信的无稽之谈。然而，互联网社会中，夺舍不仅确有其事，更成为了具有鲜明互联网特色的日常现象——我们相信的，恰恰是别人想让我们相信的。

如果说，现代人人诟病的信息泛滥，只是加剧了人们选择信息的难度；那么，算法的投喂，则彻底剥夺了人们选择信息的可能。

互联网时代，人们看到的就是喜欢的，喜欢的就是看到的。一个还在求知的少年，很可能意外看了“手撕鬼子”国剧，被算法定义为“手撕鬼子迷”，最终沉迷于影视建构的“超人叙事”，将日本鬼子视为弱智，打仗视为娱乐，甚至将英雄视为玩笑。

夺舍更可怕之处，在于不仅压缩人的知识面，更强化他们的价值观。一个生活在“媒体宣传”中的人，深信领导都是时代先锋，群众都是道德模范。要是出了问题，一定是“一小撮人”在败坏阴谋。哪天事实摆在眼前，也不愿承认和醒来。

·认知被污染

现实中，人们往往认为思考是一项很重要、也很有效的思维活动。很多人更对思考后的结果深信不疑，完全没有意识到，很多决策未必是思考的结果，反而是一种“认知被污染”后的思维捷径。

好比，很多“认知重度污染”的人，思考问题往往预设立场，非黑即白。他们眼中，秦始皇能统一中国，必定是那个时代最正确的帝王。不然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一定是其他“更英明”的皇帝。

不少擅长思辨的人，看似世事洞明，看透人性，却陷入了以一己之利扭曲认知的“更深层次污染”：好比，作恶前，他们告诉自己人本来就自私，并且作恶本质上是对社会有益的——作恶可以推动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意志被奴役

技术迭代，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底层动力之一，但技术不只让现代人“绽放了自我”，更带来了“工具化”“犬儒化”等变相奴役：

技术会消弭人的自由意志、带来“强制的奴役”：很多人担心互联网带来了大数据独裁。更有涉网专业人士预言，未来我们只需要一个传感器，或者大脑中一个芯片就能被控制。

技术甚至会带来“自愿的奴役”：技术揭示的，是一个没有目的，也没有道德的宇宙。现实中，很多人明知道成功是教不出来的，却成了“成功学大师”。

在徐贲看来：先知预言可怕的未来，是为了让人们现在就有所行动。对我们来说，反思这3大危机，正是回答当下究竟如何求知、如何思考、如何不被时代裹挟3个问题。

▌互联网时代，如何摆脱“信息夺舍”的宿命

曾有人对互联网时代的“知识观”提出了悲观的论断：人们并不是在求知，而是在吃药。他们的阅读更不是阅读，只是在“信息茧房”中，不断填充着相同口味的知识，缓解被时代淘汰的焦虑。

然而，尽管“信息夺舍“看似无可避免，人们却并没有理由对未来绝望。即便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合适的方法，摆脱算法的控制权。不论时代流变，人们对知识的选择有且只有两个维度：一是选择、并反思人类几千年以来的永恒经典；二是带着问题意识，在人类众多知识中，提炼出一份与时俱进的答案。

◎人们看重经典，却不会运用它们

古往今来，不少人都将学习经典视为求知的坦途。古代中国，人们首选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在雅典，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更是全民读物。

然而，学习经典，并不代表就能认识经典。传统国人笃信“读书百变，其义自见”，国外也曾要求学生成段背诵但丁、莎士比亚。现实中，不少老师为提高效率，将经典变成了诸多“知识点”，让它们彻底死在了“考卷之中”。

不过，阅读经典的目的绝不是对经典浅尝辄止或无所不知，而是为了提升以思考、理智、判断能力为主要特征的智识。

智识是一种分辨对错的直觉能力。亚里士多德将其视为"理智"，苏格拉底则认为它是安排万物的秩序。而现代人公认的智识，通常指对“自由个体”的培养。

在《阅读经典》中，徐贲强调脱离了对个体自由的培养，智识便不复存在。他同时对当下教育现状提出了重要的观点：不该将通识教育作为必修，人文教育作为选修；而应该将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同样作为必修，并且，人文教育更应该得到重视。 

◎求知不是寻求答案，而是找到答案

名著《基督山伯爵》中有一个情节：当主人公爱德蒙·唐泰斯被人陷害关进监狱时，偶遇了神甫法利亚，学到了日后复仇需要的“全部知识”。

相信很多人读到这段时，既替主角高兴，又为自己叹息。现实中，谁都希望能在走投无路之际，得遇名师，重返人生巅峰。然而，很多人无法逆袭，不是因为“没有活在小说里”，而是不会求知。

在《经典之外的阅读》中，徐贲指出，现代人不是不会寻找答案，而是不会预设问题。阅读最重要的功能是解决当下问题，因此，阅读的对象并不一定是经典著作，也可能在经典之外，却对读者，对时代都极为重要的作品。

《基督山伯爵》中的主角正是先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才在神甫帮助下，学到了最合适自己的知识。哲学家阿伦特也将求知视为一种“思想操练”——书籍只是思考“当下问题”的原材料。

在徐贲看来，求知还有最高境界——在问题意识中，获得一种超越智识的智慧。

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智慧一直被视为一种美德，而非只是智力。爱因斯坦认为，人类真正的智慧表现为一种造福而不坑害人类的想象。这样的追求离不开善良的意愿、积极的意义和好的价值观。

然而，现实中，大部分人依然排斥甚至无视智慧：

互联网时代，有智慧的人发明了互联网，只有智识的人却利用它从事欺诈、贩毒等犯罪活动；

商界，有智慧的企业家靠“不确定判断”获得了成功，更多企业主却凭借“奸诈狡猾、你死我活”的战术登顶王座，甚至将智慧视为天真......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因为智识上的优势，拒绝听取他人意见，甚至根本不屑于考虑他人的意见，他们看似逃出了“知识茧房”，却用自负为自己建了一个更坚固的茧房........

知识的对立面是无知、智识的对立面是愚笨。智慧的对立面却是“真理在握式”的自负和“难得糊涂”式的犬儒。学习知识只能改变无知，拒绝愚笨，只有学到智慧，才能改变自负、打破犬儒。

▌学会批判性思考，逃离“认知污染”

几十年前，一些国人曾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做出了如下批判：

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光速不变原理”深刻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

这种批判，现在看来有些荒诞。然而，荒诞背后，却隐射了国人的认知，一直被“中国的逻辑”和“人性的弱点”同时污染的深层危机。

◎不讲逻辑的“逻辑”

为什么外国有辩论，中国只有争吵？为什么本来是求真知的讨论，最后却变成了证明自己对？为什么“岁月静好”的朋友或伴侣，却在辩论中三观不合，渐行渐远？

日常生活中，国人被批判最多、却“屡教不改”的，正是只讲拳头，不讲理。许多人为此苦口婆心，甚至口诛笔伐，希望国人能“认识逻辑”。然而，在徐贲看来，国人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没有逻辑，而在于在漫长的传统中，他们早已定义了什么才是逻辑。

好比，中国古代也有辩论，但与西方说服选民争取选票的城邦议会制传统不同，中国的辩士面对的是喜怒无常、言出法随的帝王将相。韩非在《说难》篇，就讲了可能导致辩士身败名裂的“七危”：说了不该说的话、走漏了风声，泄露了机密等等。

在这样的传统下，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一种好“巧言”的思维方式，最终催生了国人将“会说话、会来事”作为行为处事，公共对话的最高标准。

在《明亮的对话，公共对话十八讲》中，徐贲试图为国人建构的，正是这样一种对事不对人的说理传统。书中阐述了包含“公共说理”的所有“逻辑谬误”。在徐贲看来，一个人能好好说理，不仅能帮助自己在各项事务中捍卫切身权利，而且能学会辨别真伪，防止被“政治说理”、“宣传危害”等话语陷阱煽动和蛊惑。

◎只讲逻辑的人，避不开人性的弱点

现实中，人们往往认为越是头脑聪明、思维清晰的人越不会被骗。他们一眼就能戳穿《天真女被骗106次，骗子：骗谁谁上当》、《家长群热传“聪明药”可提高成绩》等骗局。然而，令人迷惑的是，现实中很多成熟、理性的人，依然有着被骗的经验。

面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很多人只好认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是人们不聪明，只是骗子太狡猾，逻辑更强大。

不过，事情的真相刚好相反。在《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中，徐贲指出，逻辑虽然是人们思考的引擎，但人性并不是一台机器。很多骗子能成功，并不是骗术多高超，而是人性之中就预装了认知偏见、捷径思维、私利羁绊、情绪昏智等思维陷阱。

现实中，比“不讲逻辑”、“轻信于人”更可怕的，是人的“自欺”。二战前，美国人掌握了一切“日本将要偷袭珍珠港”的证据，唯独不愿正确解读它。二战后，美国记者史密斯对苏联随处可见的政治标语感到新鲜。然而一位翻译告诉他，他们其实看不见那些标语，它们只是风景的一部分。

诗人霍尔姆斯说：偏执的头脑就像是人眼睛的瞳孔，你越用光去照它，它就收缩得越小。生活中，很多人之所以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不是坚信那样是对的，更不是不会思考，而只是被本能驱使，无法停下脚步。当然，我们无法阻止别人说谎，但我们却可以对自己的弱点更为清醒，从而变得不轻信和自欺。 

▌时代与时俱进，“奴役”也在与时俱进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有一次情绪低落，对休谟抱怨生不逢时，启蒙像对聋子讲智慧。然而，假如狄德罗生在21世纪，他便会震惊的发现，在技术极易控制人、思想极易禁锢人的今天，人们不仅需要启蒙，更比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启蒙。

◎比机器代替人更可怕的，是把人变成机器

互联网时代，人们最担心人工智能将人拉下万物之灵的“神坛”。很多人认为，作为日常必需品的网络早已开启了它的“征服之旅”。火车站前，自动检票机的大量出现正是明证。

然而，徐贲却在《人文的互联网》中指出，技术不但没有尝试奴役人，反而一直在解放人：比如，技术取代了一些原本枯燥泛味、可替代性强的工作，却提供了更多发挥天赋、释放才能的新机遇。像AI、区块链、元宇宙等前沿领域，就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一展宏图的新平台。

实际上，人类对科技的忧虑绝非21世纪的产物。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认为新技术会给人带来灾难。

今天，人们担心汽车的泛滥会污染环境，然而，马车时代，环境并未比现在更好。跟汽车相比，马车不仅更容易失控，而且，一旦它们垮倒街头，只能将其杀死，再等尸体腐烂后切块清除。这都使马车带来的问题，比今天严重得多。

任何技术的危机，都是人性的危机。互联网本身不是个邪恶的“发明”，但是，它极易因获取信息的便捷性，让人行为变得懒惰；对娱乐的包容性，让人思维上渐渐退化；被彻底管制的可行性，被用作全员洗脑的工具。因而，我们要担心的不是未来互联网如何奴役、控制人，而是如何让人们识别奴役、变得可控。

◎思想只有远离愚昧，才能不再禁锢人

对现代人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忘却了启蒙，而是不再需要启蒙。

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启蒙带来了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因而极力反对启蒙时代建立的一切；在黑暗中看见了一点点现代文明亮光的大众，盲目乐观地认为启蒙已经成功；犬儒主义者更对启蒙“视而不见”，在利益共同体面前，顺从地配合当权者表演。

然而，在徐贲看来，无论是拒绝启蒙、误解启蒙还是对看不见启蒙，都等同于变相接受了“奴役”。在《与时俱进的启蒙》中，他通过重申启蒙的意义，揭秘了这种“奴役”的深层肌理：

民族主义者们需要摆脱“民族主义立场”，理清启蒙的概念。比如，启蒙带来的自由、民主、人权并不专属于西方，而是全人类的。又比如，启蒙反对的，正是当下依然盘踞在一些人心深处的“奴性、官贵民贱、不需诚实、不需讲规则、权力可以不说理”等国民性现象。

大众需要摆脱的，是对启蒙的刻板印象。启蒙不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压服，它教给人的，正是不要盲信权力。所谓启蒙者，不是高高在上的传道者，而只是文明之海上，渡人或自渡的摆渡人。

犬儒主义者比任何人都更需要认识启蒙的真正价值。启蒙，是寻回人之为人的美德和尊严。现实中，并非所有人都甘愿成为“意识形态的保镖”、“权力的帮凶”，很多人只是不得不戴上这样的假面。而启蒙试图唤醒的，不仅仅是个人，更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良知。

上世纪末,著名学者福山曾把冷战结束看作“历史的终结”。他乐观地认为，在苏联解体后，自由制度已经迎来了最后的胜利，并终将引领全世界走向光明。

然而，当下的世界，并没有变得比曾经更好。国与国的意识形态斗争虽然熄灭，但世界却以文明的断层为边境，陷入了更宏大的冲突之中。同时，技术的蓬勃进步，更让普适价值摇摇欲坠：与经济繁荣同步的，是价值的堕落；与互联网一同兴盛的，是对现实的虚无主义；与民族主义、反智主义共同回归的，更是奴役、强制等禁锢人性的反启蒙思想。其中，最普遍，也最严峻的，正是现代国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3大危机：

·在信息的夺舍中，很多人识字却成了文盲，有知识反而加剧了愚蠢；

·在认知的污染中，人们误认为不会坐井观天，出门却仍带着他的井；

·在意志的奴役中，很多人“虔诚地”为强权高唱赞歌，甚至假面戴太久，早已长在了脸上。

这三个问题背后，究其根本在于，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启蒙仍未完成，一方面技术发展带来的全新问题又被严重忽视。“轴心时代”、“启蒙时代”的“价值空缺”与后现代技术文明所带来的“价值虚无”，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

因此，对当下世界来说，面临的是普遍“非人”的困境。对一直遵循独特发展轨迹的中国而言，需要的则不仅是普世的、更是满足国人独特问题意识的解决方案。

如果说，西学东渐时，国人最振聋发聩的经典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八、九十年代国门初启，国人最需要林达“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填充苍白的精神世界；21世纪初，对现代政治文明充满好奇的国人需要刘瑜《民主的细节》等书；

那么，在“信息夺舍”、“认知污染”、“意志奴役”的当下，每个国人最需要的，正是徐贲老师这套“现代人文通识”读本。

徐贲老师最广为人知的标签是“国内公共说理第一人”，然而，这样一个标签远远无法概括他的生平和贡献。

他生于中国，长居美国，不仅对中国文化知之甚详，更对西方文明如数家珍，甚至能以英文为国外学生授课；他不仅保守了60年代学者的风骨和底蕴，更承袭了80年代学者严格的学术训练，最重要的，是一直保持着思想的与时俱进。陶东风老师就曾评价他，最擅长借西方理论应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得出令人警醒的诊断。

因而，徐贲老师无法根据“中国学者或外国学者”、“专家或通才”等维度简单分类。他既是中国的，又是国际的；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既是通俗的，又是深刻的。

他的作品始于现代人每天都面临的问题，由浅至深的直击本质。比如，《与时俱进的启蒙》中，他就从当下反启蒙的“心灵鸡汤”现象出发，延展到不同国家的启蒙实践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最终，通过文明的高度申引到国人到底需要何种启蒙。

这套“现代人文通识”不仅回应了现代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三大危机，更是他向当前这个高度情绪化和犬儒环境做出的对抗。这套书绝非学术作品，更非文化快餐，其内容通俗易懂，字里行间更穿插着几千年来，人类最伟大头脑创造的哲思金句。因而，许纪霖称他的作品“即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哲学的，社会学的、法学的：一种纯粹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

因此，先知书店联合北京大学出版社，集齐了徐贲老师中文世界迄今最全的七本书，组成“现代人文通识”系列。其中《阅读经典》《经典之外的阅读》《批判性思维》《人文的互联网》为全网独家，《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更因各种原因绝版，全网仅剩200册，点击下方链接，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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