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忠 | 由俞平伯红学观变化引发的“反反复复”学术现象思考
由俞平伯红学观变化引发的
“反反复复”学术现象思考
赵建忠
“新红学”时期，俞平伯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的批评很苛刻，但晚年他的态度却有了变化，这是不断反思后的修正。俞平伯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观点的“反反复复”，属于正常现象，是学术探索进程中的可贵品格，对实现学术增长点很有必要。俞平伯虽属于“新红学”阵营，但他与胡适的文献考证方法不尽相同。俞平伯创立的“文本分析法”，是以文学的眼光去阐释《红楼梦》。
关键词新红学；俞平伯；《红楼梦》续书
“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俞平伯在谈及《红楼梦》时感慨“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得糊涂”。［1］这话曾被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受到过严厉批判。其实，凡涉足红学者，恐怕都有这样的体会：陷入越深，对这话就愈加认同和理解。对一般读者而言，任何人只要细读《红楼梦》便会获得些启悟；而对于研究者就不同了，不但要细读《红楼梦》，还必须考辨厘清这部作品原作者和续者文本之间的差异。其他很多关于《红楼梦》的话题也是众说纷纭，这些问题进一步去研究，研究者很可能会堕入迷津，越研究反而越“糊涂”，从而陷入摆脱不了的红学怪圈。当然，随着相关文献史料的发现，某些“糊涂”的问题研究者又终于弄明白，而更多的不解之谜仍有待研究者去拆解，一部红学史或许就是不断解除“糊涂”而逐渐走向明白的历史。
尽管红学领域的问题五花八门，但最关键和最有全局性的，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问题。所有问题的症结与解蔽大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这个问题如能彻底解决，其他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确指《红楼梦》后四十回为续作的首推清人裕瑞，他在《枣窗闲笔》中明确指出：
《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末告成即逝矣。诸家所藏钞本八十回书及八十回书后之目录，率大同小异者……此书由来非世间完物也。而伟元臆见，谓世间当必有全本者在，无处不留心搜求，遂有闻故生心思谋利者，伪续四十回，同原八十回抄成一部，用以怡人。伟元遂获赝鼎于鼓担，竟是百二十回全装者。不能鉴别燕石之假，谬称连城之珍，高鹗又从而刻之，致令《红楼梦》如《庄子》内外篇，真伪永难辨矣……但细审后四十回，断非与前一色笔墨者，其为补著无疑。［2］
其比较了后四十回在措辞、命意方面与曹雪芹前八十回原著的根本差异，并下了评语“诚所谓一善俱无、诸恶备具之物”。
“新红学”诞生以来，《红楼梦》后四十回问题成为红学论争的一个焦点，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真伪问题，即后四十回属曹雪芹作还是别人续补？第二，作者问题，如果非曹雪芹原作，那么作者是高鹗抑或他人？第三，优劣问题，即续作水平如何？俞平伯《红楼梦辨》重点探索的正是和《红楼梦》后四十回相关的问题，他论证了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著，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切入的：1.论续书底不可能；2.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3.高鹗续书底依据；4.后四十回底批评。在“论续书底不可能”这部分文字中，作者认为：“我以为凡书都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
民国时期的红学是两百多年《红楼梦》研究史上的重要环节，这个时期考证派红学在曹家文献资料的挖掘及《红楼梦》版本方面的考订取得显著学术实绩，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自然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胡适之外就是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从《红楼梦辨》的内容可以看到，“新红学”初创时期，俞平伯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的批评是相当苛刻的。但在晚年，他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的态度却有了根本性变化。俞平伯病重临终前不久，还以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了：“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3］表达了强烈的自责和忏悔。这些话使很多红学研究者深感困惑，如红学大家周汝昌在《还“红学”以学》一文中就指出：“俞先生的不少论点也是这么反反复复，他的真正的确切的意见很难捉摸。”“（俞平伯）他最后的留言是：把《红楼梦》分成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一种犯罪——这和他在《梦辨》中的论点也正是针锋相对！”［4］
其实，俞平伯的临终遗言是来自他几十年来对《红楼梦》后四十回反思后不断修正的结果。其观点的变化并非心血来潮而是逻辑发展的必然。关于这个问题，红学界研究的文章较多，如贾穗《俞平伯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书评》等［5］，兹不赘述。笔者仅就俞平伯红学观变化引发的学术观点“反反复复”现象做些讨论，对胡适、俞平伯这两位“新红学”奠基人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处进行辨证，并对俞平伯创立的“文本分析法”进一步阐发。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谈及他与康有为治学与应事的差别：
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是十年日载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6］
梁启超的学术观点经常变化、摇摆不定，如对乾嘉学派的评价等，这是事实。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评价可仁智互见，不必为贤者讳；但有一点，梁启超“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探索精神，值得肯定。从梁启超与康有为在革命与保皇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也能看到梁启超的与时俱进，其后来的学术影响也远远超过其老师康有为。
应该指出的是，学术观点的“反反复复”，是学术发展进程中非常正常的现象。不同观点的争鸣，对实现学术增长点很有必要，是学术发展的必经之路。真理是相对的，没有颠扑不破的绝对，只有无限接近的可能，后来的研究者总会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更接近情理的新结论。一个学人、一个学派，能看到其他学人、其他学术流派的闪光点，同时通过对照去冷静反观自身的学术困境，正是学术走向成熟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俞平伯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观点的“反反复复”，正是他长期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内心矛盾、焦灼痛苦的真实心态流露，是学术探索进程中的可贵品格。
“新红学”内部，胡适、俞平伯的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比较而言，胡适主要是从文献角度考辨出《红楼梦》全书非一人所作，是从“外证”入手；尽管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也是“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但并非如胡适那样的“文献考证”，他的关注点和学术旨趣也不在曹雪芹家世等文献的钩沉，事实上他在红学文献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重大新发现。但由于俞平伯确实属于“新红学”阵营，一般研究者包括红学史家习惯上也将其划入《红楼梦》“考证派”，这实在是很大的误会。不错，俞平伯也在进行《红楼梦》“考证”，如果笼统地讲，他从事的研究属于“考证”亦未尝不可，但同样是《红楼梦》“考证”，性质还是有所区别的。20世纪20年代初，俞平伯虽与胡适一起开创了“新红学”，但经过对《红楼梦辨》进行认真辨析，可知就操作方式而言，他将重点放在了《红楼梦》文本分析上，可以说与胡适向外寻找文献史料的红学研究方向背道而驰，一开始就潜存着与《红楼梦》批评派合流的趋向。
俞平伯创立的“文本分析法”，处处以《红楼梦》文本作为依据去论证，以文学的眼光去阐释《红楼梦》。《红楼梦辨》的讨论话题也始终没离开过文本，其涉及的话题主要包括《红楼梦》“文本还原”与“文学意义”两方面。俞平伯“还原”《红楼梦》不是借助于文本之外的文献，他所依据的就是作品前八十回的文字，通过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去比较程本后四十回，从而弄清《红楼梦》后四十回可能的原有情节。《红楼梦辨》具体分析后四十回时还摒弃了以前仅凭阅读印象就匆忙下结论的武断方式，而是从证据中自然推导出客观结论，因此分析是建立在细读《红楼梦》文本基础上的。这就不同于胡适的文献考证，虽然红学文献考证偶尔也会联系《红楼梦》文本，但其真正目的是印证所挖掘文献的真实性，这样一来《红楼梦》文本不过是文献考证的参照物而已。与此相联系，文本分析也不简单等同于文献考证方面的《红楼梦》版本校勘，而是进一步将文字校勘与文学眼光相结合的分析。此外，俞平伯创立的“文本分析法”也迥异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理论批评模式，后者虽也从文本出发，但终极目标是印证某种理论，《红楼梦》只不过是其载体而已。实际上，俞平伯开拓出了一条以分析《红楼梦》文本为中心，同时又吸纳文献考证成果和借鉴《红楼梦》的新路，既拓展了文献考证的用武之地，又避免了理论批评模式易犯的空谈通弊。因此红学史关于俞平伯研究方法的性质表述应适当修正，《红楼梦辨》在红学史的地位也应重新评价。
在《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中，俞平伯曾讲过：
索隐派凭虚，求工于猜谜；自传说务实，得力于考证……索隐、自传殊途，其视本书为历史资料则正相同，只蔡视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7］
这段话将《红楼梦》索隐与考证两派的学术特征描述得非常精准，也表明他对这两派的弊病早已洞若观火，这是老一辈红学家对自己研究路径深刻反思后的思维亮点。俞平伯晚年在香港讲学时还特别强调：“《红楼梦》是小说，这一点大家好像都不怀疑，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两派总想把它当做一种史料来研究。今后应多从文学和哲学方面加以探讨。”从前，不少红学研究者对《红楼梦》索隐批评过苛，不够客观、辩证。其实，就出发点而言，索隐派欲挖掘《红楼梦》的微言大义，初衷也并不坏。但《红楼梦》索隐的最大失误就是非要在文本意义诠释领域中进行史料还原，内在学术理路上的先天不足导致其存在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后来崛起的考证派红学颇具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赞赏的那种朴学学风，这一派在曹雪芹家世钩沉、《红楼梦》版本文献等整理方面下过很大功夫。然而发展到后来，红学考证派的症结居然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如果说，索隐派的偏差在于机械地将清代历史与《红楼梦》中人物一一坐实的话，那么考证派立足点的偏差也正是过分地将《红楼梦》与“曹家”史实一一对应。在学理上这两派都存在着共同弊病。从这个意义上讲，俞平伯创立的“文本分析法”，恰恰是对“新红学”阵营内部研究机制存在的弊病进行自我调节。
谨草此文作为红坛先贤俞平伯一百二十年诞辰、“新红学”百年的纪念。
【注 释】
［1］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自序”，棠棣出版社，1953，第2页。
［2］ 裕瑞：《枣窗闲笔》（影印本），文学古籍社，1957。
［3］ 参见韦柰《俞平伯的晚年生活》，《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辑。
［4］ 周汝昌：《还“红学”以学》，《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5］ 参见贾穗《俞平伯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书评》（上、下），《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1辑、第2辑连载。
［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第81页。
［7］ 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142页。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刊《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六辑）第104—109页，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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