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宗达先生：从黄侃先生学习《说文解字》的体会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省蕲春县人，师从章太炎、刘师培，是近代著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

我早年认识近代国学大师黄侃（季刚）先生，深深钦佩他在民主革命中的勇气与志向，仰慕他的才华与学识。从1926年起，我便决心跟随他学习“小学”（也就是文字训诂学）。

季刚先生教我读的第一部文字训诂专书就是《说文解字》。他对我说，《说文》是文字训诂的基础，攻“小学”，由《说文》起步最为便捷。要我集中精力，学通，学透。然后再读古代文献的注疏和其他文字训诂专书，便可触类旁通，一隅而三。

但是，当我步入这个“便捷”之途时，很快就发现学习《说文解字》并不轻松。尽管《说文》只有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正篆加上一千一百六十三个重文，少于后来的《康熙字典》五、六倍，每字下的形音义说解又简到不能再简；但是，其中的文字、音韵、训诂材料十分丰富而系统。把《说文》当成一般的字典查查固然容易，要想运用它来辨文字、集声韵、通训诂却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

季刚先生让我先拿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连读三遍，然后抛开段注光读《说文解字》白文。读完了段注，白文似乎没什么可读的了。其实不然。《说文》的基本功都在白文里。首先，我把《说文》里正篆本字下未出现的旁见材料都集中起来，抄在正篆本字下面。例如，“慶”字下说：“吉礼以鹿皮为贽，故从鹿省”，这一条抄在“鹿”字下面。“”字下说：“此古货字”，这一条抄在“货”字下面。而“”与“货”既是异体字，则“为”与“化”便是同音，所以，还要同时抄在“为”和“化”字下。，“頨”字下说：“读若翩”，这条抄在“翩”字下。“獱”是“猵”的重文，也就是说“宾”与“扁”作过一对异体字的声符，它们的读音也应相同或相近，于是又把这一条分别抄在“宾”与“扁”字下面。……类似这种旁见材料，大约有十多种、一万一千多条，等全部作完，已经翻烂了好几部线装《说文》。这还不算完，还要把《说文》中全部的形声字归纳到每个声符下面，并且把每个声符按声和韵填到古韵表里。同时，把说解里和正篆音近义通的字挑出来。比如，“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天”是正篆，“颠”、“至”、“上”都与“天”或双声韵近，或迭韵声近，或完全同音，而意义又相通；所以，全都圈出来。等把这些工作都作完，我又把《说文》通读了几遍。

说实在的，拿着一部《说文》翻来翻去，整天面对那九千来条材料，写些重复的字，作这些烦琐的工作，开始时真感到枯燥无比。但是，渐渐地，我不但弄熟了《说文》的部首、编排，而且完全明白了自己所作工作的意义。我理解了文字的形音义都是有系统的，散见在《说文》中各处的材料都是统一的，只有把它们集中起来，才能在纷繁之中见其头绪，并从不同的角度解决文字训诂的问题。我不但懂得了《说文》的体例，而且了解了许慎体现在《说文》里的文字理论，更重要的是，我明确了传统语言学形音义统一的基本方法，谋求到治文字训诂学的主要途径，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以为自己在《说文》上下的功夫够多够大了，其实，季刚先生在《说文解字》上作的工作比他教我作的还要琐细。我曾亲眼看见他把说解字中不见于正篆的字全挑了出来。开始时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作。后来，我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里发现段把不见正篆的说解字全都改掉，因为这个，造成了段注的不少失误。我才明白，季刚先生挑出不见正篆的说解字，是为了把古籍小篆与汉代当时的文字进行对比，他承认文字的发展，承认前代小学家所谓的“俗字”。这使他的文字训诂工作少犯很多错误。由此我便渐渐懂得，任何高深的专门学问都要从看来是最拙笨的工作开始。每一项枯燥烦琐的工作背后，都隐藏着一片学术的新天地。唯有从最基础的工作作起，才能深入到自己所学的领域中去。从此，我对季刚先生的指点便更为信服。

《说文》弄熟后，我又读了不少小学专书，同时留意运用这些专书去解决古代文献阅读中的问题。季刚先生在处理精与博的关系上也给我很大的启发。他熟读九经三史，诸子百家多有精研，诗词歌赋出口成诵。唯其博，他便能吸收更多的营养而达到精深的高度；唯其精，他才能将芜杂的材料挑选整理、去粗取精，作到博而不乱。但是，他的博，也是从一两部文献开始的。我在他的指导下，精读了《毛诗》、《左转》、三《礼》和《周易》，而且读书量日益增多。掌握了更多的古代的活语言，又熟悉了古代的训诂材料，再来体会《说文》，便觉得一切都活起来。随着很多疑难问题的逐步解决，我对《说文解字》的理解就更深入。我不但能熟练地讲解它、自如地运用它，还能够评论它、甚至纠正它了。

《说文解字》是我学习文字训诂学的起点，几十年来，我在文字训诂这个领域里经历更多，涉猎更广，但是在完成每个新课题之后，又常常还是回到《说文解字》上来。十年内乱期间，由于业务荒疏，连自己最熟的《说文解字》都忘却不少，使我很感惶恐。但是，近几年，我又拣起了这部《说文》，作为自己教学和科研的工具书之一。近六十年来我常读《说文》，至今仍然不断有新的体会。例如，前些天我读到《八上·壬部》“”下说：“壬，徼幸也。”发现“壬”与“幸”的关系。便由此想到从“壬”的“茎”、“颈”、“胫”等，都是直立的，是动植物体上的支柱，而“幸”也有直的意思，与“幸”相通的“吉”也有直义。“幸福”的“幸”取义于直，而“凶夭”的“夭”却是“歪”的古字，所以它们是反义词。“壬，徼幸也”这条旁见的说解，帮助我把一系列训诂进一步沟通。如“緈”训直，读若陉。《离骚》中“婞直”。《广韵》“緈，絓婞”。而从吉声之字：“桔”训直木；“颉”训直项以及“佶”训正，都清楚了。所以我很推崇“温故而知新”这句话，很多有学术价值的书，都是常读常有所感、常用常能出新的。我至今还在其他工作之余常读《说文》。今天的平装报纸本书比线装书结实多了，可前不久，又被我读烂了一本平装《说文》呢。

我以学习《说文解字》为例，并不是说攻文字训诂学只有一本《说文》就够了。更不是说任何问题通过《说文》都能解决。我只是想通过这件事向中青年的同行们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专攻要从基础开始。任何书，下了苦功夫，才能自如地运用它。而只有不断运用它，才能更为精通它。并且，学习是无止境的，要活到老，学到老。

今天的时代与我初学《说文》的时代已大不一样了。可以说，各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文字训诂学上，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也已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这个继往开来的新时代里，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仍有待继承，文化教育更需加速发展。文字训诂学不但需要提高，更需普及和广泛应用。为了“四化”的明天，在我们这一个学术领域里，下点苦功夫打好基础，是绝对必要的。

本文原载《文史知识》198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