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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范必萱先生

温玉、范必萱 文字研究 2021-10-27

专访范必萱先生



受访人简介:范必萱,字守静,女,西历1950年生。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系计算机专业,续读经济法与经济管理专业和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专业。多年从事文字工作,以萱草、山草、愚人等笔名在各报刊、杂志和有关论坛发表散文、随笔、专访、论文等数十万字。曾任科研单位技术员、行政机关正处级公务员、杂志社编辑,为高级审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1998年与儒家书院阳明精舍结缘,提前办理退休手续协助蒋庆先生管理阳明精舍。曾任蒋庆先生学术助理,为蒋先生记录整理有关学术文论数十万字。2005年主编出版《四书五经精华读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散文《在声音之外》(收入2010年《全国散文作家精品集》);论文《朱熹女教观与当代女性素质教育》(收入《朱子学及其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安庆研讨会论文集》);论文《浅议孔子眼中的管子》(载于《管子研究》期刊),等等。现为安徽省朱子研究会理事、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会员,民间学者、自由撰稿人。



采访人:温玉

采访时间:西历2018年9月26日


  随着传统文化的逐渐复兴,关于女性在当今社会如何安身立命的话题也越来越多。近代以来形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通过事业来巩固家庭地位,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幸福感这一主流思想,因不断涌现的来自社会、家庭及女性自身的矛盾,已然受到极大冲击;而被当作封建糟粕一度推翻,而今又重新提起的传统女德观念,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里,却似乎常常水土不服。当代女性的幸福,究竟从何处寻?

值此《儒钟》创刊之际,我们有幸约访到了民间学者,儒家女教发起人范必萱先生,讲述她不凡的探索之路!


温玉:范先生是理工科班出身,又在机关单位身居要职,是如何与儒家结缘,又是何信念让您提前退休,并走上文化复兴之路?


  守静: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是的,我在大学本科学的是“计算机设计与制造”专业,后来到机关工作后,根据工作需要,又续读了“经济法与经济管理”,这些专业都与儒家文化没有关联。但是由于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主流地位,儒家思想已潜移默化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或多或少渗透着儒家文化的影响,血液中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后来随着时代变迁,西式教育渐渐占了上风,中国人失去了自己民族的精神家园,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心中的痛。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下,物质财富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金钱成了能够与权利进行等价交换的条件,道德滑坡、信仰崩塌,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评判标准出现了混乱甚至颠倒。面对这些现象,稍有一点社会良知的人都会感到困惑和焦虑。那时我总在思考,圣贤的教育难道真的过时了吗?我们生命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中国人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苦苦寻觅,却不得其终。1998年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贵阳遇到了蒋先生。得知蒋先生在龙场镇办书院的情况,便跟随他和几位朋友在阳明精舍小住了几日。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了解儒家文化。蒋先生为我们介绍阳明文化,介绍孔孟之道,介绍中国历史上的儒者忧国忧民的感人事迹,对我们讲解儒家思想在中国的现实意义。在回答我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时,蒋先生特别强调个体生命只有与国家、民族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才能充分体现它的价值和意义。我被儒家先圣先贤们的人格精神深深打动,有志对自己的人生方向作一番调整。那年恰逢政府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因为心中有了方向,我毅然办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续,到阳明精舍协助蒋先生管理书院,帮他整理学术文稿,同时参与一些学术活动,涵泳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


温玉:对于您的这种转折,您的家人是什么态度?


守静:几年后,我深感自己生命的质量有所提升,渐渐意识到生命的价值所在。但那时儒家文化正处于花果飘零的时期,我选择走继承弘扬儒家文化的路,自然有许多人不理解,不可能一帆风顺。家里的亲人、朋友们担心、提醒、劝阻,在所难免。开始我还尽力解释,后来发现语言的力量是微弱的,远不如实际行动有说服力。随着时间推移,文化大环境不断改善,自己不说,周围的亲人和朋友都看到了你精神面貌发生的变化,从你身上看到儒家文化的感染力,以后也就慢慢理解支持了。


温玉:您是儒家女教倡导者,是什么机缘,让您注意到女教的重要?


守静:关注女性问题的第一个动因,因为我是一名女性啊!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曾有过迷茫、困惑和焦虑。自从接触了儒家文化之后,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关注的已不再是个人的忧患,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转向社会广大女性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我曾经担任过安徽一个女子文学社社长,做过女性杂志社编辑,耳闻目睹了社会上许多女子的遭遇,了解到她们的幸与不幸。现代女性面临的问题很多,在思想文化方面,遇到的矛盾和冲突是多方面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价值标准混乱了,传统女德的意识被颠倒了,西方女性文化的思潮冲击着她们,使她们内心感到彷徨,感到纠结和不安。面对现实社会人际关系中的种种矛盾,面对家庭、婚姻和情感方面的问题,她们往往不知所措,找不到理念上的依凭,找不到心灵安顿之处。针对这些现实问题,我希望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中找到智慧,找到解答的方案。于是,我开始了对儒家女性观的探寻。

记得2008年7月,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阅读和调研后,向蒋庆先生请益。蒋先生对我说:“你所研究的问题,在佛、道两家寻不到答案,是正常的。因为佛教已经抽掉了男女性别,他们是说有情众生;道教则抽掉了人的社会性别,只留下自然性别。如果不通过历史、文化、宗教、道德等来看性别,那样谈的性别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出入佛、道两家后,你的失望是正常的。”他又说:“‘五四’对儒家妇女观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是站在西方的立场来歪曲儒家的诬蔑不适之词。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儒家也没有回应西方关于女性观方面的攻击,只有零星的感想式的文章,没有系统、严格、完整的妇女观方面的回应。辜鸿铭在《中国人精神》中谈到中国妇女,也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了。儒家在此没有话语权,是儒家自己放弃了话语权。现在你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发心做这件事,非常不容易。这个问题缺位将近一百年了,现在研究,一点依凭也没有,你要一个人去挖战壕、一个人去找制高点,难度很大。但是正是因为有难度,才有意义。现在是孤军作战。‘五四’提出批判的都是男性,现在女性出来回应,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而且很紧迫……”

听蒋先生说这个问题的研究很紧迫,我感到压力很大。确实是孤军作战,举步维艰。由于古代女性的社会角色缺位,女子受教育的文字记载更是屈指可数。虽然孔子曾经提出过“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观,但是儒家的女教思想仅见于《曲礼》等少数典籍之中,而诸如《女诫》、《内训》之类专门针对女性“三从四德”的教条,也只能在家庭教育的言传身教中有所体现。传统的妇德、妇道教育,历史上对中国妇女曾有过广泛长久的影响,但由于其内容的局限、失衡或偏颇,在遭到近代人诟病的同时,其中的正面价值也被全盘否定了。今天我们应如何客观地评价传统女教的社会影响?如何以开放的心态理解儒家女教的价值立场?如何探寻出一条以儒家义理为依凭、适合现代女性认知的教育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是在十几年前,这里似乎是一片荒芜之地。我在大量阅读相关资料的同时,也进行多方面的实地调查。我想从佛、道两家寻找资源,曾去过道教基地和佛家寺院,向道长和法师了解他们对女子教育的观点;我想了解母系社会女性生活的状态,曾独自到被称为“母系社会活化石”的泸沽湖,深入采访摩梭人的老祖母和那里的年轻人。其间,我也系统地研究了朱熹的女子教育观,以及中国女子教育的史料,撰写了《朱熹女教观与现代女性素质教育》及《探寻传统女学的时代价值》等文章。我了解到朱子对女性的教育十分重视,晚年他曾想编写一本关于女子教育的教材,并且拟定了八个篇目,即正静,卑弱,孝爱,和睦,勤谨,俭质,宽惠,讲学。朱子的这个愿望虽然未能实现,但是对我的启发很大。之后,我开始在女性群体中讲学。我的初衷,是想与当代女性分享自己学习研究儒家女性观的收获,告诉她们一个真实的道理: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还有一种更适合中国女性的生活,这就是儒家倡导的“乾坤有序,阴阳合和”的生活,是一种以“厚德载物”的理念指导下的生活,这种理念可以帮助她们减轻现实中的困惑与焦虑,找到人生的自信与自在。




温玉:您提倡儒家女教与中国传统女德教育有何异同?


守静:你问到的儒门女教与中国传统女德教育有何异同?经过几年的探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儒门女教是一种涵养自身、培养美好人格的学问。它的理论依凭主要是儒家经典中的核心价值。目前选用的教材以《女四书》为蓝本,以及四书五经内容节选。以儒家义理为指导,解读《女四书》文字背后的文化精神,辨析传统习俗与经典义理的区别,澄清后人对儒家女性观的歪曲与诟病,从而找到女子完善人生的基本原则;第二,儒门女教是一门关于女子如何立身处世、如何自我保护的学问。它主张女性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复归女子的自然属性,爱护自己的自然属性,自觉担负起在家庭中应尽的天然职责。目前教学的基本架构有明德、明伦、知礼、复性等几个方面,其目的是在儒家义理的指导下,结合现实生活,让女性明白自己在社会人伦关系中的自然定位,并发挥好在这个自然定位中的作用,比如对家庭和孩子的守护作用;第三,儒门女教是一门具有开阔视野的积极入世的学问。儒门女教置身于现代多元文化并存的大格局中,面对世界各种文化思想的影响,坚持以中国文化为主导、兼容其他先进文化的教育方式,即坚持“一统之下的多元”。通过教学,使现代女性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热爱中国文化,自觉守护儒家文化中“坤德”之根本;第四,儒门女教的教学内容是丰富多彩的。遵循孔子推崇的“温柔敦厚”教育方法,儒门女教既有义理讲解,又有礼乐诗文,还辅以才艺女工等多种形式。这样的安排,可以避免枯燥的说教,比较适合女性的特质。在保护女子灵动活泼的特点时,培养其明德知礼、贞静端庄的性情,动静有度,相得益彰。总之,可以这样说,儒门女教是一门以“厚德”为宗旨,以“载物”为实践的切实可行的学问。


温玉:当今时代,提倡男女平等,自幼儿园起,男女生便要接受完全一样的教育,在这种环境下,女子教育如何开展?是否只能依靠民间私塾?如果种种原因,无法接受系统的女德教育,那么,有哪些最基本的品质,或者是功课,是女子的必修课?


守静: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很广,不仅涉及到管理者对“男女有别”观念的认知,还涉及到对“男女平等”立法宗旨的理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先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关于“男女平等”,有必要回顾一下社会发展的历史。国际社会在争取“男女平等”的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努力。这里要说明的是,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是世界性的,绝非中国仅有,更不能把对女性歧视的根源归结于中国的儒家。在启蒙运动和宗教革命时期,虽然西方社会打出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但这是抽掉了性别意识的平等,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平等。世界妇女运动在各国的诉求基本相同,一是享有受教育权,二是享有劳动权,三是具有在法律上的完全能力(包括在公法方面,具有参政权),四是承认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的价值。在几种基本诉求中,接受教育权比参政权更为重要。“男女平等”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的共同理想。理想社会的两性关系应该是公正的、愉快的,男女之间应是相依、平等、互补的关系。国际上,许多国家将“性别意识”纳入主流,在公共管理领域提出“男女平等”在政治主张。在中国,“男女平等”已成为基本国策,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五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国的法律还针对妇女的特殊问题规定了特殊的权益。即便如此,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只是人格权利上的平等,不能等同于男女自然属性的一致。如果抹杀了男女性别差异,在教育过程中错过了对青春期女子应该传授的常理常道,给女孩留下的缺憾将是终身难以弥补的,严重者甚至会导致意识中的性别错位。现在有的女学生追求性格男性化(也有男孩追求性格女性化),都是这方面教育缺失的结果。古代华夏民族对孩子举行的“成人礼”,男孩的冠礼和女孩的笄礼,并不是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而是要请有学问的师长向孩子传授成人必修的课程。

儒家主张的“男女有别”是乾坤有序、阴阳合和之下的男女有别,是互敬互补的男女有别,而不是西方女权主义提出的“二元对立”之下的男女有别。西方女权主义站在完全与男性对立的立场,甚至带着性别仇视来讨论女性问题,这样的偏激情绪无疑会引发性别的对立,甚至造成社会矛盾。这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女性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彰显儒家所倡导的中国人的君子人格。乾坤两卦,既体现阴阳合和、刚柔相济的夫妇之道,又体现了儒家“男女有别,各正其位”的理念,这是天道和人道中最合理的安排。

我认为,如果只强调法律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而抹杀了自然性别上的男女差异,如果对女性自然属性的认知缺失了,如果女性的天然职责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消失了,那么,这将是人类的悲剧。抹杀了“男女有别,各正其位”的观念,法律意义上男女平等不仅不能真正落实,反而会对女性的身心造成隐性伤害。近代人类学家和政治家们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强调:人类把生育子女的任务交给了妇女,妇女的责任不可忽略。所以,儒门女教办学的目的旨在唤起女性的文化自觉,使其在伦常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履行好自己的天然职责。

至于女子教育是否只能依靠民间私塾?我认为民间私塾在女子教育方面是体制内教育的最好补充。现行体制教育的课程设置忽略了性别差异,不可能对女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但是民间私塾不同,可以针对男女的性别差异进行不同的教化。比如崇儒学堂,我在校园里生活了几天,就看到他们在许多方面都遵循了“男女有别”的原则。对男女生活区分别设置,并保持一定距离;规定男不入女区,女不入男区;还规定男女生的日常用品不能混放,“男女不同椸枷”,等等。这些规定都依循了古礼的规范,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男女有别”的性别意识,女孩子也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在学堂的课程设置方面,他们也根据女子的特点进行安排,倡导淑女风范,使女孩子从小懂得应当“为子孝、为妇正、为母慈”的道理。这些民间私塾特有的功能,在体制内是难以实现的,而对当下的女子教育却十分重要。

当然,体制内教育也是可以进行这方面探索的。比如,民国时期,全国兴起女子教育热潮。当时有教育家提出以培养女性“为一家之贤妇贤母,为一国之完人”的教育目标。大学开放“女禁”,出现三种不同观点:一是“绝对同学”论;二是“男女不宜同学”论;三是“相对同学”论。第三种看法认为,在对男女进行教育时,既要看到男女的同一性,又要看到男女的差异性,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女子的聪明才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女子只学与男子一样的学科,对家政一类的知识完全不学,则与以前纯粹只学“贤妻良母”一样,同样是一种误区。这些观点都可以参考。不论是体制内教育还是私塾教育,都可以设置一些与涵养女性道德、培训女性持家技能的相关科目,以纠正忽视男女差异的教育误区。




温玉:诗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而如今的女子,又要打拼事业,尤其到三十多岁,像我这般年纪,父母年迈,孩子年幼,丈夫又要忙于事业,如此情况下,女子该如何取舍,又该如何做到宜室宜家,尽到自己各方面的责任,又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获得幸福?


   守静: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几年我在外讲学,经常有学员提出这样的讨论。儒门女教的受众是新时代的女性,强调在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同时,不忘自己的自然属性,履行好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天然职责。许多职业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进行角色转换,感到压力很大。现代职业女性在职场上和男性员工一样打拼,业绩考核、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的标准上,并没有向女性倾斜,她们要想得到认可,必须和男性竞争,这是“男女平等”的规则在职场的体现,而女性付出的努力往往比男性更多;但是回到家中,她们又要变换成另一种角色:管教孩子、照顾老人、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等等,精力分配的矛盾冲突使她们感到身心疲惫。这种“角色”的转换,确实是对现代女性的严峻挑战。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也是儒门女教需要探讨的问题。

据了解,处理这一矛盾,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选择,不能一慨而论。在一个家庭的不同时期,对待主要矛盾应视事情的轻重缓急进行理性取舍。我曾看到一些相关资料,比如在法国,妇女为了养育孩子,阶段性回归家庭。待孩子可以入学以后,自己又可以回到职场工作。在日本,则是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来引导女性进行选择,如果丈夫的工资收入较高,达到一定标准,妻子想出去工作,政府则提高对她的征税率,使其课税后的收入只能勉强支付保姆的工资。这样的家庭经过权衡,妇女往往选择自己在家带孩子。但是鼓励回归家庭的女性要积极参加社区的公益活动,使她们不与社会脱节。这是国外的情况,可以参考。

现代女性,或是阶段性回归家庭,或是选择适合的工种兼顾家庭,或是继续从事工作,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女性都要重视自身修养。即便是阶段性回归家庭,也不意味着做完全意义上的家庭妇女。回归只是因为孩子幼童时期的需要,是以家庭和孩子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的一种选择。但是只要条件许可,她们应当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不能与社会脱节。事实上,这一时期女性的任务并不轻松,她们不仅要践行日常生活中母亲义务,还要将自己所积累的教育理念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当好孩子第一任老师。在孩子成长的不同时期,她们要研究和探索适合自己的孩子养性、养正和养志的教育方法。这一阶段的年轻妈妈,也是在间接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母亲,比如孟母、陶母、欧母、岳母等圣贤之母,虽然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局限,只能在家中操持家务和养育子女,但是她们为社会培养出圣贤、君子之后,作为母亲的她们,同样受到社会的爱戴和敬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母亲也是间接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是很幸福的。古语说,有贤母方有贤士。妇正,则家正;家正,则国兴。这些贤母的懿德风范,为后人所景仰,也为后世的女性作出了榜样。

在这里,我们也不能忽略男性对家庭应该担负的责任。当代的男子应如何做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也是必须重视的问题。传统的女教观念中,男人是天,是家庭的顶梁柱,说明男性对家庭担负主要责任。在过去的社会里,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男性。男子在外面劳碌奔波,女子在家操持家务,符合“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现在不同了,女性参加工作,分担了家庭的一部分经济负担,那么,作为丈夫的男性,也应该主动承担一部分家庭事务,应该主动关心体贴妻子、帮助妻子减轻心理压力。我认为,中国理想的夫妇之道,蕴含着“平衡互补”的原则,而这种原则正是“乾坤有序、阴阳合和”的体现。至于尺度的具体把握,可以因人而异,因家庭而异。


温玉:谈到女教,有一个无法绕开的群体,也是当前争议最多的一个群体,那就是女大学生,包括硕士博士等接受过高学历教育的女生,对于目前女大学生频繁出现的各类备受社会关注的问题,您有何看法?对他们,您有什么建议?


守静:这个问题很重要,也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女大学生这个群体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但是,这个群体的孩子们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期,不仅她们这一代,包括她们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一代,都曾经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期。他们对儒家文化有认知上的障碍,对传统文化有陌生感,有的孩子甚至说传统文化是“爷爷奶奶家中的客人”。这样的情况,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现在的女孩虽然在接受教育方面有了法律保障,但应试教育成为她们追求的唯一目标,使许多孩子虽然识了许多“字”,却不识一个真正的“自”,丢掉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学校教育注重知识技能的传授,缺乏道德人格的培养。教学的重心是带领孩子们去认识五彩缤纷的外部世界,却忘了告诉她们应该怎样认识自己、怎样保护自己。她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婚姻观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由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影响,有些女性信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心甘情愿被人包做“二奶”,其中不乏女大学生;在审美观方面,由于缺乏健康审美意识的引导,有的女生不惜一切代价去整容。这与过去女子自愿缠足的性质又有何区别呢?如今整容现象已开始向中学生蔓延,这是校园里的危险信号,应当引起重视;在婚姻观方面,“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比较流行,有的女孩不论男方人品如何,只要物质上富有,便轻易委以其身,造成的悲剧不计其数;有媒体记者介绍,有的地方还出现了“笑贫不笑娼”的观念。据报道,如今从事色情服务的女性中,也出现了女大学生这个群体。这些女孩在金钱面前失去了女性可贵的贞操与廉耻,不仅有损于社会风化,有损于现代女性的尊严,更是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一部分年轻女孩的身心。令人堪忧!

因为这个群体有一定的特殊性,对其教化还需要进一步调研。女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接受时尚新潮观点比较快,但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和辨别能力,自我保护能力也比较薄弱,而对传统观念又比较排斥,所以,单纯空洞的理论说教对她们很难凑效。对她们的教化,可能还需要配以诗文礼乐、游学会讲之类的形式。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必要的实际调查了解。只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拟定方案,才能使教化的效果落到实处。总之,对于女大学生这个群体的教化,宜早不宜迟。




温玉:范先生生于1950年,确是与共和国同年岁,如今德名远播,又有贤师益友,切磋论道,在家想必也是含饴弄孙,其乐融融,这是否是您一直所追求的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守静:你说的这个状态确实是我向往的,但是我目前还达不到。因为历史的机缘使我近距离接触到儒家文化,并促使我有了探索儒门女教的发心,而儒门女教刚刚起步,我没法享受“一己之乐”。虽然我也想在家看看书,写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或是和同龄人一起出去旅游,但是现在感到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到现在才有了当初蒋先生说的那种“紧迫感”。目前对传统女学认同的人在逐渐增加,而许多女性朋友却不知该怎样入门?这几年在外讲学的经历,使我确实看到了圣贤之教在女性身上起到的效果,很是令人欣慰!尤其是在职业女性身上发生的变化特别明显,她们有的改变了过去过于刚性化的气质,变得温婉柔和;有的放弃了过去的任性和偏执,变得豁达宽惠;有的改善了家庭关系,夫妻和好如初,等等。当看到她们的变化时,我感谢圣贤之教,内心也感到其乐融融,是一种别样的其乐融融!

在女子教育的历史上,有不少伟大女性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例如东汉时期的班昭,儿子已是朝廷命官,她完全可以安度晚年了。但她因看到身边的女孩子缺乏教育,担心她们不懂妇道,出嫁后处理不好与丈夫、公婆及叔妹的关系,以至于婚后得不到应有的幸福,她带着重病写下了《女诫》。这是一位女性长者对晚辈门由衷的仁爱与关怀。《女诫》后来经世人传抄流布于社会,各个朝代都用它作为女子教材,直至民国时期。又如:唐代的宋若华、宋若昭姐妹,她们才华横溢,已深得朝廷重用。但是她们不忘对民间女子的关怀,依循《礼记·内则》的精神,将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具体细化,撰写出《女论语》,指导已婚妇女如何持家处事。如此等等。古代女性尚有如此情怀,有如此的社会责任感,我辈又如何能苟且偷安,不为当代的女子教育尽一份力呢?由于儒门女教才刚刚起步,尚在探索研究之中,任重道远。我深感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常感到力不从心,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多播撒一些种子,培养出一些儒门女教的师资。希望能有更多的女性参与进来,共同担负起这项使命。


温玉:按照儒门女教,理想的女性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在现代社会如何践行?


守静:“一个民族的女性,正是该民族的文明之花,是该文明国家的国家之花。”这是一百多年前,辜鸿铭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国人的精神之“中国妇女”》中讲的话。我很赞赏这样的评价。辜鸿铭先生在肯定女性对国家、对民族的重要地位时,用“花”的比喻,为女性的整体形象注入了美丽的色彩,令人感到既厚重而又温馨。辜先生在文章中为中国伟大女性提出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标准,这是理想女性的标准:做一个好女儿、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母亲。这些标准的具体内容,在《古列女传》中则是以母仪、明贤、仁智、贞顺、节义、辨通等道德行为体现出来。正是因为这些道德行为的展现,使中国女性在国家文明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中担负着重要角色,成为国家之花,民族之花。

女性的素质教育在现代文明建设中同样至关重要。首先,当代女性应重视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的教育,在自由与自律之间找到平衡的尺度;其次,女性应重视责任意识的培养。宇宙的自然法则规定了女性在人类繁衍过程中的天然职责,妇女对孩子负有义不容辞的养育义务。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女性的素质不仅关系到自身,更影响到孩子,影响到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第三,女性应重视独立人格的培养。女性对男子的依附性似乎出自天然,这是历史上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症结”之一。现代女性需要克服这种依附性的过分扩张,培养和完善独立的人格品质;第四,知识女性不仅要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还应拓宽视野,树立家国情怀,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君子,自己也要做新时代的“女君子”。

做一个好女儿、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母亲,需要不断地提升道德修养。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女子理想人生的“三部曲”:从自觉到自信,从自信到自在。首先是自觉,在复性的基础上“明明德”,保持初心,保持与生俱来的美德不受污染或少受污染,做到知善知恶,扬善去恶,行善避恶;第二是自信,即在明白自身善德之后,使其发扬光大,帮助他人存善去恶。这就是效仿朱熹在“女教八篇目”中所说的“讲学”。要做到这一点,女性自己需要不断学习,提升学养,内涵外化。有了真正的文化自信,才能影响周围的人;第三是自在,即在心灵深处保持最大程度的自由,“从心所欲不逾矩”。保住了本心,不断完善自我,知行合一,止于至善。

儒门女教是因应时代需要而探索的一门学问,既是现代女性立身处世的需要,也是国家文明和社会教化的需要。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天下的太平安危看女人,家庭的盛衰看母亲。”好女人,不仅使家安,使国安,也使天下安。总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本民族成员的参与,现代女性在这个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绝不能缺位。愿中国女性在新时代的新环境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民族之花,绽放出更加鲜活的国家文明之花!



范先生因身体欠佳,电话访谈恐有不便,故我只将提纲发于先生,全文洋洋洒洒万余字,皆先生伏案一字一句敲写,其中殷殷之意溢于言表。感谢先生不吝赐教,为我们讲述了别开生面的一课;感谢先生为女性安身立命殚精竭虑。“德不孤,必有邻”,起初您孤军奋战,而今,更多的儒门同道愿与您并肩同行,为儒门女教之兴起,为天下女性之幸福,为家国社会之安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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