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个基督徒 就少一个中国人？

多一个基督徒

就少一个中国人？

“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这句话自有其百年历史渊源，然而纵观中国历史，这句话只能说明今日中国大陆本土自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特殊社会现象，不可引以评价至少是明朝到中华民国时代的中国基督徒，更不能用来抹黑整个中国基督教群体。在中国历史上，至少从天主教耶酥会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于西历1605年前后在中国成功地争取到瞿太素、徐光启等接受天主教信仰的明朝基督徒，到西历1949年中华民国政权退出中国大陆本土，在这约350年的，在文化续存意义上可称“传统时代”的时光内，中国基督徒中的相当多数知识分子，则既是基督徒，又不失中国人的真本色。

因此，“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只能说明某些当代中国基督徒造成的异象，对比从明朝万历年间至民国这约三个半世纪“传统时代”的中国基督徒，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具体表现在下列六个方面：

在文化知识结构方面，明朝中国基督徒，以及投身辛亥革命的相当数量的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大多学贯中西，眼界开阔，他们都能正确认识中西文化的不同价值，并以理智的学习、借鉴态度撷取西方文化。某些现代中国基督徒则只具备西方文化及专业知识和西方宗教信仰，对中国固有传统文化见识浅陋或毫无所知。

在文化胸襟与宗教涵养方面，由于受中华民族数千年固有的多元开放、包容共和、兼收并蓄的文化氛围，明朝至民国间的中国基督徒虽然接受由利玛窦带来的天主教，但亦能对于其他的文化和宗教采取平等、尊重的态度，甚或能兼晓其他宗教的教义。由于中国固有文化风气的影响，至少在民国时代，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形成的惟我独尊性和排他性未能对中国基督徒造成多少负面影响。因此没有必要用文化包容、宗教宽容等器局狭隘的词汇来形容传统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的博学、谦逊、优雅的优秀品质。自新文化运动始，过激而极端地抨击、贬斥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气不断展开，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端，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理念破坏无余，而新文化、新道德则建设无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遂陷入心灵迷失、精神空虚、道德崩溃、信仰危机的局面，即使是具中、高等学历者，亦多无传统时代学贯中西、多元共和、开放包容的文化襟怀，更遑论深受宗教排他性影响的当代中国基督徒。因此传统时代中国基督徒即使热情传播福音，但也能平等地尊重其他宗教；当代中国极端基督徒则随意攻讦、污蔑其他宗教为“魔鬼”、“撒旦”。中国乡村基督徒聚众闯入乡间道教神庙与小规模佛教寺院、庵堂砸毁宗教塑像、焚烧宗教书籍的不法行径遂不断有闻。唯城市基督徒极端分子慑于文明法制，未敢放肆上述侵犯他人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之违法行径。以狭隘信仰造成各种社会矛盾、影响年轻人婚恋的个案亦不鲜见。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明朝至民国这约三个半世纪传统时代中，出身知识阶层的中国基督徒接受过真正的中国文化教育，不放弃自己炎黄子孙的身分认定，肯定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价值，坚持中国传统文教精神，他们接受基督教的生命信仰，但不受基督教自大独尊、排他性与侵略性的负面影响，能保持中国人的真品质。他们坚定地确信：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尤其是一个中国汉族人，于其自然生命种源上，自认为“炎黄子孙”，于其精神信仰上的第一位，自认为“孔孟信徒”。在人生与生活中，必须尊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为人之道。中国朝朝基督徒们，如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杨廷筠、瞿式耜、潘复等，和那些投身辛亥革命的中国基督徒革命者，如黄兴、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等。虽信仰西方宗教但不迷失民族意识。他们的道德理想和生活实践，大抵不违背中华传统，而又融合了西方文化的新元素，为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贡献。这些人物既是基督徒，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

某些当代中国基督徒中的知识分子，有些人虽然读过一些有关中国经史文化的近人著述，似乎也能对中国历史文化说上两句，但实际上对中国文化一窍不通。他们对以色列古代史的了解远甚于对中华历史的了解。他们对西方宗教的崇拜和热爱甚于对中华祖国优秀文化的认知。许多中国当代基督徒对中国儒家文化的认识尚不如有“西儒”之誉的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天主教耶酥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们眼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是落后愚昧、腐朽败坏、过时无用的，就是或认定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优秀成分，却是低劣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必须用西方基督信仰来激活和拯救。其具代表性的典型思想，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敬天却不知道天是何物，崇尚天人合一却不知道道路何在。”、“文化基督化是文化创新的唯一前途”、“唯有经历十字架的变革，中国人才能够站得直、走上正路，得着荣耀。”

对于西方文化与西方基督教的认识和接受方面，明朝至民国的中国基督徒中的知识分子在保留个人关于生命终极归向的精神信仰之余，采取理智、客观、适宜的借鉴态度。明朝基督徒徐光启《辩学章疏》中以中国儒家精神来诠释评价天主教教训、教旨的社会价值与功用，他突出强调了天主教教义的道德伦理功用：“其说以昭事上帝为宗本，以保救身灵为切要，以忠孝慈爱为工夫，以迁善改过为入门，以忏悔涤除为进修，以升天真福作善之荣赏，以地狱永殃作恶之苦报，一切戒训规条，悉皆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这是明朝基督徒对西方基督教的中国化诠释。他对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的态度是“会通”而后“超胜”。即使是接受了西方新文化元素而投身辛亥革命的清末民初中国基督徒中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坚持辛亥革命思想是继承了中华道统，对西方科学与文化采取恰当的胡服骑射式的学习、借鉴态度。相形之下，某些当代中国基督徒中的知识分子，无限吹捧西方基督教，对不过在近两百年来才取得一时强势的异族宗教和文化心驰神往、顶礼膜拜。他们将西方社会的一切先进发展均归功于基督教，他们唯西洋宗教马首是瞻，为宣扬基督教曲解历史，比如“基督教使罗马获得新生”，并杜撰诸如“基督教使中国福贡县犯罪率为零”等种种现代神话。甚至断言“倘若没有十字架，中国就没有出路。”

对于中华祖国前途命运的发展规谋上，传统时代的中国基督徒均采取开放包容、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传统精神，立足中华民族本位文明，引进并融合西方科学文化的理念，来创造中华祖国的新生。比如瞿太素、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明朝中国基督徒翻译西方数学、天文学、枪炮制造工艺等西方科学著作，引进历法、世界地图、水利工程技术、科学仪器等西方科学成果，并展开先进军事改革，为中华祖国注入新鲜、进步的文化元素。辛亥革命先贤中的中国基督徒遵从孙中山先生理性智慧的思想，“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补偏救弊之方。”（《建国方略》（1917年～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3月第1版，第180页。），同时“取鉴于欧美之工业革命、经济发达所生出种种流弊而预为设法以杜绝之，则后来居上”（《三民主义（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4月第1版，第193页。）。并要注意“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1版，第60页。）

而当代中国基督徒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典型观点，则如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经济学博士、香柏领导力机构主席－－中国当代基督徒赵晓博士主张的“基督信仰诚然是包括经济转型和法治转型等在内的中国文明转型和升华的唯一光明道路。”，中国应“像历史上的英国、美国以及韩国一样，在工业化、城市化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福音化、基督化的文明转型”。于是热情地将今日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地贴上“十字架改革”标签，并努力使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这其实就是要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国家，为淡化原教旨主义的恶名，某些中国当代狂热基督徒特别发明出“基督教宪政”理论，这个理论所要的将不仅仅是天上的权柄，还要这地上的权柄，只是虽然目前中国国内的基督徒家庭教会、地下教会组织多如牛毛，几乎遍及全国，无远弗届，但还没有足够的群体实力，广大城乡基督徒的素质仅相当于太平军与义和团，因此尚不能也不敢公然发出呼吁，然而一旦在知识界、工商界羽翼丰满，他们就要力图化中国为基督教之国。2012年春夏之际，赵晓在美国南加州华人全福会主办的洛杉矶演讲特会作《伟大的复兴在召唤：十字架变革在中国》演讲中说：“倘若十字架变革成功，中国将在2030年实现达到30%的基督徒成长异象，那时中国将成为新兴的基督化国家。”这份想用圣哲耶酥的真理来改变中国社会的种种不理想面貌的心意值得嘉许，但中国一旦成为基督教国家，则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有害无益的。具体理由，笔者将在《中国与基督教》一文中详述。

中国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运动和现代派神学的代表人物丁光训（1915年9月20日～2012年11月22日）说他的基督教信仰是“像个有两个中心的椭圆，基督与中国（Christ  and  China）”他引导中国基督徒从《圣经》中找到爱国主义的依据，比如耶酥并非无国籍人士，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犹太王国的后裔，他是以色列人，他父亲是拿撒勒人，他坚持以色列犹太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他说他来世上不是废弃而是成全。耶酥生活在人间时，他的民族处于罗马残暴统治之下，他看到耶路撒冷－－他祖国的故城和王都，就为之痛哭。说明伟大的圣哲耶酥对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并不抱虚无主义态度，他内心中实有对祖国和民族怀念和热爱。《圣经》中有相当的诗篇，表达了对于祖国危亡、人民悲痛和为祖国复兴而欢欣鼓舞的的爱国主义情感。丁光训先生在《丁光训文集》中阐述的神学思想，有虔诚的信仰，有热诚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没有今天某些中国基督徒那样热衷于使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的主张。

《圣经》中《旧约》的篇章，多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当然是非常熟悉的。然而，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不同的是，承受了许久亡国痛苦并身处罗马暴政凌虐之下的以色列人，顽强地坚持自己的宗教文化信仰，他们没有认为把他们的祖国攻灭的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和压迫他们的埃及与罗马帝国的强势文化有多么值得高山仰止，必须把以色列民族的文化信仰亚述化、巴比伦化、埃及化或罗马化，才能拯救和复兴以色列。相反的，以色列犹太人在流亡世界各地的2600多年漫长历程中，坚定地守护自己固有的犹太教信仰，从来没有将任何一个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当成是自己的唯一依靠，连强势的基督教文化也不能使他们低头，最终他们重建了以色列。以色列犹太民族对传统文化信仰的坚持，是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难以企及的。

什么叫真正的中国人？－－在今天，具有中国国籍、身分证明、护照，正确了解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服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信念，能还能以博大包容的文化胸怀去理解和学习其它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的中国人，才是一个接受过真正的中华文化教育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的定义，是符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杜维明提出：“在文化生命上做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中国人，才是由具体存在通向普遍价值的康庄大道：‘若问中国在哪里？就在诸位的生命里。我们每一个人，皆有资格代表中国，毫无惭愧。要说认同，即要先认同于自己个人心中之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生命。”（杜维明著《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当代中国基督徒的思想和行为，就只是一个基督徒，是一根黄皮白心的“黄香蕉”，不具备“炎黄子孙”的精神品质。从而形成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的时代异象。

福州  陳  宇  作於安徽汤池

黃帝紀元四千七百一十五年夏曆丁酉年三月初九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紀元二千五百六十八年

辛亥革命一百零七年

西曆2017年4月5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