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朋朋先生：论“识繁写简”的学术价值及其重大意义
论“识繁写简”的学术价值及其重大意义
张朋朋
北京语言大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著名学者、爱国人士袁晓园先生提出“识繁写简”的主张，全面阐述这一主张的文章发表在由她创办的《汉字文化》创刊号上，题目是《识繁写简、书同文字、共识互信、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我不仅赞同袁先生的这一主张，而且认为这是袁先生晚年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份学术遗产。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认识“识繁写简”的学术价值及其重大意义，希望袁先生的遗愿能在中国早日实现。
什么是袁晓园先生提出的“识繁写简”呢？
袁先生一是区分了文字的“识”和“写”，二是区分了字形的“印刷体”和“手写体”。袁先生认为“西方字母文字有印刷体和手写体的区别，a和ɑ毫无相似之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繁体正字作为印刷体，把简化字作为手写体呢？”[①]还说“于右任老前辈曾有‘印刷用揩，书写用草’之提议，正与园所倡议之‘识繁写简’不谋而合。”因为一切文字都有“印刷体”和“手写体”之分，所以袁先生主张把汉字的繁体正字作为“印刷体”，把简体字作为“手写体”。也就是说，“书同文字”的“书”主要指“书籍和书面的意思”，不单指“写”。袁先生提出“识繁写简”是主张中国人共同看的书籍和报刊一律要使用规范的“印刷体”，而个人用笔可以写简便的“手写体”，“简”是简便的意思，也就是说，袁先生主张“识繁写简”是根据文字的普遍现象提出的。
袁先生区分文字的“识”和“写”，区分字形的“印刷体”和“手写体”的学术价值是揭示了文字的本质是可“识”的字形，文字是视觉符号。因为字形必须呈现和传递，才可以被眼睛识别，所以为了提高视觉符号可以超越时空的功能，人类就不断地改进呈现字形的工具和传递字形的载体，人类发明纸张和印刷术后，呈现字形出现了用机器印刷和用笔手写两种工具以及相应的“印刷体”和“手写体”两种字体，于是极大地促进了书籍的普及和文字教育的发展，见下图：
宋体和楷体是规范的“印刷体”，行书和草书是简便的“手写体”，汉字古已有之，见下图：
也就是说，中国人早已解决了汉字的“识”和“写”的问题，而且纸张和印刷术又是中国发明的，中国在书籍的印刷和文字的教育上很早就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因此，不仅中国人可以和古人“书同文”，而且讲不同方言的中国人都可以“书同文”，使汉字成为了传承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的重要载体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必要纽带。今天字形用敲击键盘的方式在计算机上显示的是“印刷体”，即使用手写，计算机上显示的也是“印刷体”，因为在互联网上传递的是“印刷体”，所以“手写体”的使用范围进一步缩小。具有独特形体的汉字“印刷体”，古今相通，四方共识，其视觉符号超越时空的功能远胜于拉丁字母文字，在信息化的时代本应发挥出巨大的优势，但由于中国大陆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使汉字的优势发挥不出来，这就是进行了文字改革，不区分“识”和“写”，以简便的“手写体”取代了用于“识”的规范的“印刷体”，全面推行简化字，于是不仅今天大陆的中国人不能和古人“书同文”了，而且海峡两岸以及全球的华人都不能“书同文”了，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出现了断裂，国家的统一又多了一道人为设置的屏障，于是爱国人士袁晓园先生才站出来大声疾呼“识繁写简、书同文字、共识互信、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可见，袁先生提出“识繁写简”就是否定文字改革，她的这一主张是根据文字的本质是可“识”的字形提出的，目的是为了传承中国文化，使中国人能共识互信，使祖国能和平统一。她的这一主张一提出，立刻受到海内外所有爱国人士的普遍赞同和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
当年进行文字改革的重要理由是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是因为汉字落后造成的。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推行用拉丁字母创造的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中国并没有强盛，而且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今天中国之所以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那是因为国家改革开放的结果，因此，汉字落后论和汉字亡国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已经不攻自破了。但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为什么袁先生二十多年前提出的“识繁写简”至今还不能实现呢？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学术上的原因，二是文化上的原因。
在学术上，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学者群体不认为文字的本质是可“识”的字形，不认为文字是视觉符号。因为“西学东渐”后，中国引进了西方语言学，而西方语言学认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②]，“文字代表语言”，“文字表现语言”[③]，根据西方的这种文字观，认为“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④]，也就是说，字音是文字的本质，认为“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达‘意’的”[⑤]，也就是说，字形不表示意义。西方语言学认为，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如下图：
因此，西方语言学不认为文字的本质是可“识”的字形，而是可“读”的字音，不认为文字是视觉符号，而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⑥]，根据这样的理论，古文成了古代汉语，白话文成了现代汉语，中国语言学家们就提出了文字教学应该贯彻“我笔写我口”的“言文一致”的原则，于是中国不仅进行了文字改革，简化字形的书写，而且还进行了文字教学的改革。从此，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古文教学被废除了，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和古人不能书同文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也不能书同文了。也就是说，中国进行文字改革和文字教学改革是有理论的，理论基础就是从西方引进的西方语言学。今天虽然“文字落后论”和“文字亡国论”已不攻自破了，文字改革在实践上也失败了，但指导文字改革和文字教学改革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被否定，目前西方语言学理论在中国学术界还是占统治地位。
其实，西方语言学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文字代表语言，文字表现语言，不同的语言应使用不同的文字，那为什么中国汉族讲多种方言，而且韩国、日本和越南讲不同的语言，但能使用同一种文字呢？为什么能“书同文”呢？如果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言、文应该一致，那为什么中国有“言、文不一致”的语言文字现象呢？为什么中国人可以读写文言文呢？这样的语言文字现象用西方语言学理论解释得了吗？
众所周知，符号是由人的感官感知的，根据人感知符号的方式来区分，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语言是听觉符号，文字是视觉符号，人创造文字是给眼睛看的，所以文字的本质不是字音，而是可“识”的字形，没有字形就没有文字，一切文字都是有形的，汉字是有形的，西方拉丁字母也是有形的，由有形的字母拼写的西方文字都是有形的，所以把拉丁字母文字称为“拼音文字”是错误的，应称为“拼形文字”。因为语言是无形的，文字是有形的，所以语言和文字不是像西方语言学家所说的物体和照片那样的“表现”关系，而是两种不同的表示意义的方式，语言以“音”示“意”，文字以“形”示“意”，人通过学习可以把字形和语音建立联系，所以学过文字的人可以把文字读出音来，也可以把语言写成文字，这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通过人脑进行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现象，因此，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如下图：
语言一时传，文章千古在，因为语言一发即逝，而视觉的文字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因此，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而是书写文章的视觉符号。中国的音韵学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用现代汉语的语音来朗读古文的，也就是说，学习古文不是学古人说话，古文不是古代汉语，而是记录古人思想的，是可以千古流传的文章典籍，见下图：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传到今天，就是因为中国经典古文的教学在历史上一直没有中断。古文和现代白话文都是汉字写的，孩子自然会说话，因为白话文读出来和说话基本一致，会说话的孩子在古文中学了汉字后自然就能读写白话文，白话文可以无师自通，根本不用教。老师没教过曹雪芹白话文，但曹雪芹却写出了白话小说《红楼梦》，老师在三味书屋也没教过鲁迅白话文，鲁迅不是也成了白话文大师吗？古文和白话文并不矛盾，反而是只有学好古文才能提高读写白话文的能力。而今天我们的教学是重白话，轻文言，教学生“我笔写我口”，该教的不教，不该教的乱教，这样的教学怎么能不屡遭国人诟病呢？为什么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成了半文盲、文化盲？怎么连《後漢書》的书名都不认识了？
这不是汉字造成的，而是文字改革的结果，是西方语言学理论中国化的结果。袁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过西方语言学，也曾支持过文字改革，但是她通过研究和教学实践后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她认为“我们一些盲目崇拜西方语文的人，没有认真研究，就把自己祖国的文字视为蔽履。汉字落后论干扰中国知识界长达一个世纪，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严重影响了祖国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⑦]
我希望中国的语言学家们能向袁先生学习，不是迷信西方语文，不是照搬西方语言学理论，而应在认真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现象的基础上敢于提出新的理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认识文字的本质是可“识”的字形，才能理解袁先生提出“识繁写简”的重大意义，否则，对“识繁写简”，中国的语言学家们总是充当消极阻碍的角色，而不是积极推动的力量。
在文化上，中国文化是汉字文化，汉字文化是记载着孔子儒家思想和老子道家哲学的汉文经典，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前矗立着高大的孔子雕像，这说明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具有普世价值的。
袁晓园先生1990年在《汉字与孔子学术》一文中称“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认为“孔子的言论真是垂直千古而不朽！”她说“园曾一再呼吁当今之世，必须识繁写简”，目的就是“使我们博大精微的《孔子文化》能对后世发出更盛于前代的光辉，造福人类！”[⑧]袁晓园先生深知文化的力量，因为国家的强盛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还取决于具有文化认同的民族凝聚力，所以她赞同应该以文化统一中国，她认为“文化的基础是文字。”“如果中国没有统一的文字，就没有统一的文化，没有统一的文化，就没有统一的中国。”[⑨]因此，她认为传承中国文化就要学习经典古文，复兴中国文化就要弘扬孔子的儒家思想和老子的道家哲学，统一中国就要用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人的思想。但是中国有一批文化人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从上个世纪初“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他们要用非普世价值的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浩劫，但真正的文化革命是文字改革和文字教育改革，因为这是从根基上革中国文化的命。自1920年小学取消少儿读经，时至今日，我们中国已有三代人不学经典古文了，有三代人不了解什么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和老子的道家哲学了，有三代人不了解什么是中国文化了。学习经典古文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温家宝总理说：“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什么是灵魂？灵魂是精神，是人的信仰，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有三代人几乎没有中国人的精神了，有三代人几乎不信仰中国文化了。一个民族自己革自己文化的命，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难道这种现象不可怕吗？我们想过没有，世界上有人会相信连中国文化都不认同的中国人能把中国建成一个让全世界人民都尊重和放心的强国吗？也就是说，中国真正的文化革命并没有结束，而且还在继续。虽然“汉字落后论”和“汉字亡国论”已不攻自破了，但“中国文化落后论”并没有被彻底否定，因此，距离用文化统一中国，距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任重而道远，但是著名学者、真正伟大的爱国人士袁晓园先生生前已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这就是“识繁写简、书同文字、共识互信，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我们认为这个目标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够实现。
[①]袁晓园《识繁写简、书同文字、共识互信，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汉字文化》1989年创刊号
[②]亚里士多德《范畴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方书春译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7页
[④]吕叔湘《谈语言和文字》，《文字改革》，1964第1期
[⑤]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⑥]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⑦]袁晓园《汉字现代化研究会袁晓园会长致开幕词》，《汉字文化》1990年第三期
[⑧]袁晓园《汉字与孔子学术》，《汉字文化》1990年第四期
[⑨]袁晓园《识繁写简、书同文字、共识互信，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汉字文化》1989年创刊号
作者簡介：張朋朋先生，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曾在國外多所大學任教。著作：《文字論》《怎麼教外國人“普通話”和“中文”》《口語速成》《集中識字》《常用漢字部首》《部首三字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