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華、薛海燕：“漢文化的復興”爲什麼繞不開漢字問題

“漢文化的復興”爲什麼

繞不開漢字問題

孟華  薛海燕

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學術界不斷出現要求擺脫印歐語眼光來重新評估漢語、漢字特性的呼聲。本文想就“漢文化建設和復興爲什麼繞不開漢字問題”談三點看法。

一、中國文化的漢字本位性

從共時層面上，漢字的本位性表現爲“無聲性”。我們說漢字是無聲的並非指漢字不能表音，隻要它是文字，一定具有表音性。所謂“ 無聲性”的含義是：自然語言的聲音要在漢字符號系統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它必須經過一番改造和喬裝打扮，按照漢字的方式來實現自己。而自然的語音一旦在漢字符號系統中實現了自己，它所發出的聲音已經不是純然的語音，而是經過漢字檢查機制過濾、淨化、省略、變形、整和、規范、統一了的聲音。這就是今天的普通話的聲音。每個漢族人在生活中使用的自然語言是自己的方言，這些方言在漢字裡是發不出聲音的。當然我們可以用方音讀漢字，但那是不規范的文化行爲，漢字的規范讀音系統隻與普通話相聯。所以，反過來說，普通話是一種靠了漢字規范而得以普及天下的超自然語言，是一種文本性、漢字性的人工語言。

正因爲漢字的這種無聲性和超自然語言性，又使它保護了方言的存在，維系了漢民族文化多樣性生存。例如漢文化有幾百種地方戲種，它們無一不是以方言作爲自己的存在前提，一旦廢除方言，這些戲種就被從賴以生存的土壤中連根拔掉。是什麼原因保持了漢語方言的多樣化存在？是漢字。拼音文字的有聲性要求書寫符號的讀音與實際語言的讀音保持一致性，因此，在一種語言內部使用拼音文字意味著推行一個統一的讀音系統。所以，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的英語雖然有差異，但拼音字母的有聲性使得這些語言的讀音得以規范，這些國家的人民之間仍可以自由通話。拼音字母抑制了方言的分化。而在中國，南北方居民根本無法交流。所以，有聲的字母意味著消滅方言，無聲的漢字意味著保護方言。漢字通過對方言的保護而維系了漢民族地域文化的豐富多樣性。

從歷時上看，漢字的本位性表現爲一種“古文性”。漢字的古文性，是指漢字示源、通古即凝固、保存古代語言的能力。拉丁字母缺少這樣的能力，今天的英國人讀不懂14世紀喬叟的作品，爲什麼？因爲拼音文字跟著語音的變化走，語音變化了，字母的拼寫形式就發生變化，所以后人就不能通過今天的文字來理解當時的語言了。而帕默爾談到漢字時指出，“一個學生學了4000個左右的視覺符號之后，四千年的文獻就立刻展現在他的面前了。”“如果中國人屈從西方國家的再三要求，引進一種字母文字，……中國人就會失掉他們對持續了四千年的豐富的文化典籍的繼承權。”因此他引用漢學家高本漢的話說：“中國人拋棄漢字之日，就是他們放棄自己的文化基礎之時。”正是漢字的這種古文性質，保持了華夏文明的同質性和連續性。

所以，表意漢字的無聲性和古文性成了華夏文明共同體存在的基本條件，我們稱之爲“漢文化的漢字本位性”：如果我們今天使用拼音文字，其記言原則必然使粵、閩等諸方言“眾聲喧囂”而分化成獨立語言。當它們發出自己的聲音之時，維系華夏文明共同體將非常困難。同樣，如果我們的文字屈從於表音而放棄古文性，這將意味著廢棄了漢民族歷史認同的文化基因，切斷了我們同自己的歷史和傳統的精神聯系，乃至失去了整個民族的精神家園。

二、漢字決定了中國文化史的記載和闡釋方式

中國歷史、文化的記載闡釋方式，都與漢字有關。漢字取代巫術符號成爲記載和闡釋中國歷史、文化的主要方式，這一變革完成於先秦兩漢時期，其中發揮作用的兩個代表性人物，一個是孔子，另一個則是許慎。

先看孔子與漢字的關系。“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明﹞宋濂《宋學士文集》卷六十六）這實際上揭示了在夏商周三代，歷史記憶和傳統保留主要借助於巫術符號形態，這些符號形態主要包括與祭祀活動密切相關的如祖廟、牌位、禮器、佔卜、歌舞、服裝、威儀等等視覺的、聽覺的、行爲的各種符號系統。所以“三代無文人”是說“三代”知識分子主要是操持巫術符號的“巫史”，而不是後來掌握漢字符號以記事、記言爲業的“文人”，這也就說明了早期漢字書寫文本的篇章連綴和敘事功能尚不發達的狀況。

中國文人階層的獨立以孔子的出現爲標志。孔子通過對六經的整理，將漢民族的歷史回憶由多元符號形態轉化爲一個單元的書寫性文本、一個由漢字銘刻而成的典籍問題。漢字記載闡釋了它本身出生定型之前的歷史，即史前史。

第二個代表人物是東漢的許慎。中國最早的歷史典籍和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經典是用古文字即圖畫性很強的小篆寫成的，但秦始皇“焚書坑儒”后這些典籍大都散失，是謂“秦火”。此外，秦漢以來漢字形體經歷了一個“隸變”過程，古文字“隸變”后變成了圖畫性銳減、抽象性大大增加的方塊字。這樣當時的漢代人就讀不懂先秦用古文字寫成的歷史文化典籍。“秦火”和“隸變”所導致的與儒家原典的斷裂、現代與傳統的隔絕，自然威脅著大一統漢朝乃至華夏文明的存在。於是漢代“古文經”派的許慎編纂了一部爍古耀今的《說文解字》，對先秦的古文字（主要是小篆）與當時的今文字之間的歷時聯系進行了正本清源的梳理。許慎強調想接緒歷史傳統、讀懂儒家典籍，就必須對漢字的形音義關系進行正本清源，字義明乃經義明，小學明乃經學明，強調漢字是“經藝之本”：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許慎《說文解字序》）許慎的“本立而道生”實際上借助字學（小學）建立了經學與識古（史學）之間的同構關系，消解了典籍散佚所帶來的歷史認同危機。經學建立的記載闡釋歷史的模式得以延續。

孔子的經學和許慎的小學相結合，使漢字在歷史文化記載上具有了上可溯源、下可固本的超文字性功能，支持了中國歷史文化的超穩定形態。與其他民族的文字符號相比，漢字不僅是歷史文化的記載方式，還被賦予著生成歷史的使命。中國歷史文化是漢字化的歷史文化。

三、“漢字文化復興”針對五四“新文化”的去漢字化立場，重新提出了中國文化的漢字本位問題

五四“新文化”提倡漢字拉丁化和白話文運動，這個我們稱之爲“去漢字化”的運動，此后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直是中國學術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八十年代起，去漢字化所造成的傳統斷層越來越受到關注和批評。不斷有學者強調寫意的漢字與寫音的字母之間的文化差異，認爲漢字是獨立於漢語的符號系統，要求對漢語、漢字文化特性重新評估，提出藝術、文學創作的“字思維”或漢字書寫原則，而中西文化的差異在於“寫”和“說”、“字”和“詞”。對去漢字化和全盤西化的批判，越來越表現出回歸漢字的情緒，“再漢字化”思潮初露端倪。

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先秦兩漢的“漢字化”還是五四時期的“去漢字化”，無論是八十年代以前的“去漢字化”還是今天“再漢字化”，漢字始終是中國文化建設的中心問題，因爲它關乎華夏文明的存廢與更新，中國文化的復興絕對繞不開漢字問題。爲了漢民族文化的復興，讓我們再認識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