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心慧：明代版刻述略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

一、明代版刻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无庸置言，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具体些说，其原因大抵有四：

１、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削平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时期，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

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发兵攻灭陈有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明太祖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太半，就很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明太祖历百难千劫始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亦见《明会要》）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后者则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又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不遗余力了。明享国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

２、学术发达，著述丰富，出版政策相对宽松

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或直接与政治斗争有牵连的著述，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干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

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的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

３、经济发达，图书消费市场活跃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 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

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扩大，通贩贸易活跃，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对书业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明显的表现：

其一：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图书消费群体更为广泛，相对而言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

其二：图书是商品。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三：市民阶层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

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４、制书材料生产进步，为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所说的“器”指的是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

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頫）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可见，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

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倍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无复一一列举。

书之所以为书，正赖纸张为其载体。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明代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

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佛经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45，023张，黄毛边纸570 张，白户油纸10，395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

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者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

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

二、明代的刻书系统

明代刻书系统和前代一样，由官刻、私刻、坊刻三大部分组成。但每一部分，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１、官刻

明代官刻可以用“政出多门”四个字来形容。从中央到地方，刻书机构之多，历朝历代皆难与比拟；刻书内容之丰富，亦堪称历代官刻之最；就数量而言，则仅有清代的殿版可与比肩。下即依其刻书机构与版本名目的不同略述之：

内府本。明洪武年间，宫廷刻书多在南京内府锓梓，如其间所刻《元史》、《回回历法》、《大明日历》等皆是，称“内府本”。永乐帝朱棣发动“靖难之变”，逐走建文帝而得帝位，为强化君权，赋与宦官的权力极大。他在宫中设宦官二十四衙门，其中以司礼监权势最为显赫，其不仅代皇帝批阅奏章，传达诏令，亦掌管刻书。由宦官掌管中央政府的刻书事业，是明王朝的一大发明，也是中国书史上绝无仅有的怪现象。

司礼监下设经厂库，置提督一名总其事。并分设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刻书范围各有侧重。汉经厂以刻印制、诰、律、令等政令典章和经、史、子、集四部书为主，据诸家书目所记，较著名的本子有《孟子集注》、《大学衍义》、《诗集传》、《礼记集说》、《四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节要》、《大广益会玉篇》、《古今列女传》、《律学新说》、《文献通考》、《大明一统志》、《大明律附例》等。他如《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等通俗读物，以及《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小说皆付枣梨，从内容上看，还是相当丰富的。明朝皇帝，非信佛即崇道，番经厂和道经厂，则主要刻印佛典和道家书。所刊之本，即被称为“经厂本”，清人又称其为“厂版书”，“内府本”之名反而不显。其实，经厂本属内府本，两者在刻书系统和刻书性质上是一致的。

明内府一共刻了多少书，因诸家书目所记不一，难有确数。明代刊有《内府经厂书目》，著录经厂贮版书114种；明宦官刘若愚《酌中记·内板经书记略》著录书目，则多达172种；明周宏祖《古今书刻》载内府书83种，几者参照，除去重复，当不少于200种。

司礼监掌管刻书，大可不吝财用，故选料、雕印、装帧俱佳。多取上好洁白绵纸以佳墨精印，早期印本多为包背装，版式阔大，行格疏朗，字体上承元代遗风，喜用赵体，字大如钱，读来悦目醒神。版式常见有四周双栏，大黑口，双鱼尾，首页钤以“广运之宝”朱文玺印，气象凝重、恢弘，观感上庄严、华美、凝重，有很强的艺术性。

不过，自明代至今，很多人都以为经厂本刻印固佳，外形固美，但因宦官不学无术，校勘粗疏，就内容而言，实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劣等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评论说：“经厂即内番经厂，明世以宦官主之，书籍刊版，皆贮于此。然大抵皆习见之书，甚至《神童诗》、《百家姓》亦厕其中，殊为猥杂。今印行之书尚有流传，往往舛错，疑误后生。善天禄、石渠之任以寺人领之，此与唐朝鱼朝恩判国子监何异！”

指斥明朝廷委司礼监掌管关系天下“文运”的刻书业所用非人，这是不错的。但其刻本中有不少“习见之书”，是否就是“猥杂”，却很值得探讨。提供图书供宫内供奉人员学习、诵读，是司礼监的一个重要任务。举例来说，据《芜史小草》卷十六所记，明宣德时，令十来岁的小太监读书，发给《内令》、《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等书；宫女另给《女训》、《女诫》等读本，这些书，都是由司礼监刻印的。这既是对太监、宫女们进行的封建伦理纲常的灌输，也是文化启蒙教育，四库馆臣们以“学术”的眼光来看待此类书，殊属大谬。在任何时代，通过刻书、印书来致力于文化启蒙，都是无可非议的。

批评内府本内容粗疏舛误，更是数百年来众口一词，几成盖棺论定的铁案。但细思之下，此论似亦有未逮，需要提出来参研：

——明内府刻书，始于洪武，迄于万历，所刻不下数十万版，其中或有满纸鲁鱼亥豕，难于卒读的本子，但若以此蔽之于厂本全貌，似有失公允。实际上，经厂本也有不错的本子。周绍良先生就评论说：“过去曾有人专门收集清代殿板书，蔚为大观。明内府刻书不少，其精且过于清之殿板，只是由于流传稀少，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实际它比建本、徽本不知重要几多”。内府本是否就肯定高于建本、徽本姑且不论，此论亦只就内府刊佛教经籍而发，但一叶知秋，则内府刊本中也会有不错的本子。

——宦官并非全无学术，明代太监入宫，先要学习宫中礼仪和接受必要的文化教育。宣德四年（1429年）特设内书房供小太监学习，由大学士陈山授业，后来任教者亦是学问通博的词臣。经厂内缮写书籍敕文之职，皆遴选聪颖好学的太监担任，刻书并非著述，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为基础，担任誊稿、校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宦官中亦有博通经史的人才。如宪宗时司礼监怀恩，忠耿无挠，博通书纪；宪宗时司礼监萧毅，熟稔典章，善鼓琴；光宗时司礼秉笔太监王安，博学多才，甚有贤名。由此公等主持综理刻书，对图书质量，肯定也会给予相当的重视。

——人们对宦官，大抵印象不佳。而历来指斥厂本内容不精者，举出的实例并不多，似乎并没有经过慎密考证，多少给人以爱屋及乌、恨屋也及乌的感觉。叶德辉《书林清话》就指斥说：“世所传经厂大字本《五经》、《四书》颇为藏书家所诋斥，非尽谓其校勘不精也。夫以一代文教之事，以阉人主之，明政不纲，即此可见。”史载：正统十二年（1347年），因坊本《四书》、《五经》经注错讹，敕司礼监誊写的本重梓，可见这个本子比坊本还是要好得多。明太平老人《袖中锦》则对厂本大加褒扬说：“监书（按指司礼监所刻，而非国子监本）、内酒、端砚、浙漆、吴纸，皆为天下第一。”故对于内府、经厂刻本，实不应因人而论书，而应本着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本子具体分析，不能以“想当然”的态度对待之。

监本。明代监本有南北之分。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南京成为陪都。故南京国子监所刻之书，称“南监本”；北京国子监所刊之本，称“北监本”。

南京国子监储藏书版甚富。朱元璋定都金陵，下令将集中存贮于杭州西湖书院的宋元旧版悉数送往国子监，又集有元各路儒学所存路史版，并自地方上收取书版，其中包括著名的宋绍兴年间刊《眉山七史》版；洪武三年（1370年）内府刊《元史》版等。洪武、永乐、宣德间多次对残缺版片进行修补，有些书版又被工匠窃去，损失亦大，就如明黄佐《南雍志》所记：“本监所藏诸梓，多自国子学而来，自后四方多以书版送入，洪武、永乐时两经修补，旋补旋亡。”即便如此，书版的大量征集和集中，毕竟为南监刻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南监所刊图书，以《二十一史》和《十三经注疏》为最有名。据考，嘉靖初，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请刻史书，除上述宋、元旧版外，又取广东布政史司于成化年间刊《宋史》版付监，自吴下购得《辽史》、《金史》善本翻雕，及洪武刊《元史》版，遂成《二十一史》，至嘉靖十一年七月书成。即如柳诒徵《监本史评》所云：“明南京国子监《廿一史》，世称南监本，其中固有宋版者七，元版者十，惟辽、金两史翻刻元版，宋、元两史为明版。”因其由宋、元、明版递修而成，又称之为“三朝本”。《十三经注疏》为儒家经典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影响也很大。

除《二十一史》、《十三经注疏》两书外，南监另刊有《通鉴》、《通鉴纲目》等史书；《通典》、《通志略》、《通考》等政书；《农桑辑要》等农书，内容涉及尚称广泛。据明吴节原纂，黄佐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增修的《南雍志·经籍考》，上卷为“官书本末”，收天顺年间官书，注明套数、页数、存脱情况；下卷为“梓刻本末”，注明存、脱情况及刊刻时间，共著录南监所刻书二百余种。

北监刻书，有常设官员督管，工匠亦有固定编制。弘治年间刊谢铎《国子监续志》称：“本监特设典籍一员，以掌书籍，又设印刷匠四名，以给其役，可谓重矣。”但在数量上，北监刻书远比南监为少。《古今书刻》载北监本四十一种；嘉靖《皇明太学志》著录四十七种，合嘉靖之后所刊约在百部。北监本多据南监所刊翻雕，如南监所刊《二十一史》、《十三经注疏》即皆予重梓。

两监为国家最高学府，所刊本应皆为佳构，其实则不然。南监本《二十一史》多用宋、元旧版，间有修补，版式凌杂，版面磨损亦多，字体时方时圆，印出书来漫漶浸染，被称为“大花脸本”。北监据南监本翻刻，版面是整齐了，亦无补配，但校勘粗疏，错讹较多，尤其辽、金诸史，缺文有时竟达数页，其质量尚不如南监本。清代著名藏书家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记》中评北监本《二十一史》就说：“皆从南监本缮善刊刻，虽行款较为整齐，究不如南监之近古，且少讹字。” 《十三经注疏》之脱字漏句，亦不胜枚举。

正因为两监刻书校勘不精，讹舛弥甚，而多遗后世之讥。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说：“此不适足以彰太学之无人，而贻后来之姗笑乎！” 甚至说：“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明沈德符则干脆斥之为“灾木”。不过，两监刻了不少很有学术价值的书，正经正史一刻再刻，对其流通，传世都是有好处的，即使顾炎武也承认“北监视南稍工。而士大夫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灿然于人间矣。”又说：“宋时止有十七史，今则并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一史》。辽、金两史向无刻，南、北、齐、梁、陈、周书，人间传者亦罕。故前人引书，多用南、北史及《通鉴》，而不及诸书，亦不复采辽、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两监刻书之有裨学术，嘉惠士林，功在当世，泽及后人，正不必以小瑕而掩大功也！

部院本。明代中央六部及督察院、太医院等机构，也刻了不少书，可统称之为“部院本”。其中尤以礼部、工部、兵部及督察院所刻为多，如礼部嘉靖年间刊《明伦大典》、兵部洪武年间刊《武经七书》等。明代名相，曾推行“一条鞭法”的张居正为规谏皇帝避恶趋善，学古明君治国之道的《帝鉴图说》，亦于万历年间由礼部付梓。可见部、院刊书，或是出自一定的政治目的，或是为推行其自身职能而服务的。

督察院是国家的最高监察机构，它刻了不少书，而且内容相当广泛，兵书、医书、科技书、总集、别集都有。《古今书刻》载其所刻书三十三种，实际所刻，应尚不止于此数。颇为令人玩味的是，督察院竟刊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小说。明中叶之后，皇帝昏聩者多，吏治黑暗，“流寇”蜂起，刊刻此两书，或者希望以之为镜鉴，从书中体悟能吏剿抚“流寇”的良方。至于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日使人说《水浒传》、《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则为督察院诸公始料之所不及了。此外，这也的确说明当时对刻书的限制不多，相比较于清前期屡禁小说、戏曲，其间的差别实不啻于天壤。明代中央政府的一些其他机构，也热衷于刻书。如掌管天象、历法的钦天监，每年都要印行《大统日历》；太医院刻有《铜人针灸图》、《医林集要》等医书；御马监也刻有《马经》一类的专业书。

藩府本。这是明代地方官刻中最有特色的一种，也称“藩刻”。明初，太祖朱元璋将其太子以外的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各地，历朝沿袭，形成分封制。这种作法，和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本意并不相符，并由此酿成“靖难之变”，但对明代刻书业，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明朝廷对藩王在政治上的管制相当严厉，太祖朱元璋时就申明“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朱棣取得帝位后，进一步消除藩王的权力，使之成为位望虽然尊崇却绝不允许觊觎政治的特殊阶层。但藩王之国，国家例有厚赐，使其可以姿情享受珍宝盈于后堂，美女充于下陈的生活，同时赐与大量图书，以陶冶其性情，消除其政治上的野心。藩王又可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广罗珍籍善本，使收藏日丰。如周藩定王橚的六世孙朱睦楔，家藏书四万余卷，所编《万卷堂书目》十六卷，庋藏之富，绝非一般的私人藏家可能比。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就说：“海内藏书之富，莫先于诸藩”。丰厚的物质条件，珍本善本盈于鄴架的藏书，养尊处优，饱食终日而无所事事，使不少藩王沉溺于读书、写书、刻书中，其既可自娱，又可扬名，且能免除朝廷猜忌，实为一举多得，遂使藩府刻书蔚然而成风气。有明一代，始于洪武，迄于崇祯，与大明王朝相始终。

藩刻本因遭明末战乱，多有亡佚，现存不过一百余种。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考之于诸家书目所得，不少于五百种。超过了中央官刻的内府、经厂本和监本。就刻家而言，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和诸家书目所记，有四十余府。较著名的有秦藩朱惟焯、宁藩朱权、徽藩崇古书院、晋藩志道堂、崇藩宝贤堂、辽藩梅南书院、郑藩朱载堉、沈藩朱载塨、韩藩朱范址、潞藩朱常淓、赵府居敬堂、益藩乐善堂、唐藩朱芝址、周藩朱有燉、蜀藩朱让栩以及德藩、伊藩、汝藩、肃府、山阴王、弋阳王等。

从刻书内容上看，为了免除朝廷猜忌，藩刻本中少见有兵书，为政治要方面的书亦仅有《贞观政要》等寥寥数种，绝大多数为经史文集、字书小学、戏曲乐律、诗词曲集、五行杂著亦即琴棋书画、炼丹养生一类只谈“风月”的消闲怡情之作。其中不少作品，都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机构所不屑刻的，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明代官刻图书的种类。

从藩府也是私邸而言，藩府刻书实际上兼具官刻和私刻两种性质，既不同于纯粹的官刻易流于例行公事，又不同于坊刻志在牟利，故对刻书质量尤为重视。不少藩王远离政治，潜心学问，卓有所成，王府中亦不乏饱学宿儒，加之资金足备，家藏宋、元善本可用作刻书底本或用于校勘，刻书的优越条件无一不具，故藩刻本中颇多佳构。如郑藩朱载堉，就是明代著名的音律学家、数学家，并在计量学、物理学、天文学领域卓有贡献，被誉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所著《乐律全书》、《图解周髀算经》、《嘉量算经》、《问答》等书，皆由其藩邸自刻。宁藩献王朱权，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明诗综》称其“博学好古，诸书无所不窥，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宁藩书目》一卷，称“初，宁献王朱权以永乐中改封南昌，日与文士往返，所纂辑及刊刻之书甚多。……所载书凡一百三十七种，词曲院本，道家炼度斋醮诸仪俱附也”。清初学者钱谦益也称他“博学好古，诸书无所不窥，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是刻书诸藩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如嘉靖年间晋藩所刻总集，万历年间吉藩所刻诸子，崇祯时益藩所刊《茶书》二十一种，当时即享誉海内，被称为藩刻本中的三大杰作。

书帕本。这也是仅见于明代刻书中的版本名目。据明袁栋《书隐丛话》所记：“官刻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二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数卷新书与土仪，并充馈品，称为‘书帕本’。”此类礼品，虽然还说不上君子之交淡如水，在官场酬酢中也很难得了。明初，洪武帝朱元璋整顿吏治，严刑峻法，官吏贪污纳贿，动辄处以极刑。书帕本的出现，不仅说明当时刻书之盛，亦反映出明初官场还是比较清明的。另顾炎武《日知录》云：“昔时入觐之官，其馈遗，一书一帕而已，谓之书帕。自万历以后，改用白金。”晚明吏治之腐败，亦略见一斑。

书帕本作为馈赠礼品，但具书之外形即可，故刻印多草草，所以顾炎武评论说：“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数见也”。此外，明朝地方官员刻书中，还有一种与书帕本相类的情况，这就是明王世贞在《居易录》中所云：“明时，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后无复此制矣。”这些本子，大概也是虚应故事，精雕细琢者少。叶德辉《书林清话》就说：“按明时官出俸钱刻书，本缘宋漕司郡斋好事之习，然校勘不善，讹谬滋多。至今藏书家，均视当时书帕本比之经厂坊肆，名低价贱，殆有过之。然则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

不过，“工者不数见”，并不等于说“不得见”，顾炎武所言，较之不少论者所说“无一佳者”是留了一点余地的。其实，所刻既多，则不免鱼龙混杂，出现一些刻印俱精的佳品。钱基博先生撰《版本通义》，举正德九年（1514年）长沙守陆相翻刻宋淳熙本汉贾谊《新书》、嘉靖间青州知府杜思重刊弘治本汉徐干《中论》，以及《止斋先生文集》、《韦江洲集》等，就都是书帕本中的善本佳刊。

除上述所言外，明地方官刻中尚有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各地儒学、书院等机构所刻书。如成化十八年（1482年）徽州府刊《春秋胡传》、万历三年（1575年）福建布政司督粮道刊《脉经》等。书院为讲学论道之所，刻书历史悠久，故多有佳刻，就不在此赘言了。

２、私刻

明初，私家刻本尚少，较著名的本子有郑济、郑洧兄弟于洪武十年（1377年）为其业师宋濂刻《宋学士文粹》、洪武十七年（1384年）傅若川刻其兄撰《傅以砺文集》、游明刊《资治通鉴》等。

明中叶之后，私家刻书之风大炽，尤以嘉靖、正德、万历间为盛。刻书风气亦为之一变，自元代继承下来的黑口赵字样式日少，盛行翻刻，仿刻宋版，字体仿宋，版心亦变为白口。究其原因，大体有三：

其一：正德之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大倡复古之风，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一时成为时尚。文坛复古，为了迎合读书人的心态，故刻书也复古。刻书业既然谈不上复秦汉、盛唐之古，既然读书人都以宋刊为最佳，就大兴翻宋、仿宋之风。

其二：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建阳书坊为牟利而刊刻应付科举考试之书，不仅错漏甚多，且多有故意窜改之处。为此，福建提刑按察司行牒文建宁府：“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坊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即将发出各书，转发建阳县，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每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刻，……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追版铲毁，绝不轻贷。”这里所说的，是《五经》、《四书》等士子必读之书，但对社会上翻刻古籍之风必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既然改刊就要“拿问”，何不依样画葫芦，以保无虞。因此，无论私家坊肆，愈加依旧本原式翻雕，不仅宋刊，一些元刻旧本，也如式雕造。

实际这股翻宋、仿宋之风，首先由私家刻书兴起的，官府牒文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私人刻书家大多也是藏书家、学问家，对文坛上的复古之风最为敏感，反应也最快，故能成为改变版刻风格，复两宋之古的始作俑者，并影响到官刻、坊刻。明嘉靖刊本，多为白口，欧、颜字体，就是明证。

明代刻书家为数甚多，善本佳刊，不胜枚举。如正德五年（1521年）苏州陆元大翻刻宋本《花间集》；嘉靖间苏州袁褧嘉趣堂翻刻宋本《大戴礼记》、《六臣注文选》、《世说新语》；苏献可通津草堂刻《论衡》、钱塘洪楩的清平山堂刻《清平山堂话本》、叶盛菉竹堂隆庆五年（1571年）刻《云仙杂记》、《昆山杂咏》等。明中叶之后，私家刻书更为繁荣，刻家之多不胜枚举，而杭州胡文焕、徽州吴勉学、常熟毛晋，则为其卓然大者。

胡文焕，字德甫，号全庵，一号抚琴居士，仁和（即今杭州）人，据丁申《武林藏书录》载，他于万历间购文会堂，为藏书、刻书之所，以流通古籍。他编刻的《格致丛书》，本《大学》“格物致知”命名，所录皆为考证名物之书，以明人著作为主。因其在辑刻此书时，每印数十种即刻一目录，以便及时向外发售，又时将新书加入旧刻中，故其种数或曰386种，或云346种，清顾修编辑《汇刻书目》著录206种，现存168种，多秘册珍籍，是中国古代极负盛名的大型丛刻。另刻有《百家名书》103种，广录古今载籍，辑稗家、游览、谐史、寸札、寓文，刊为《胡氏粹编》。他不仅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也是戏曲文学作家，博通往识的学问家，并精通音律琴鼓。自著《文会堂琴谱》、《诗学汇选》、《古器具名》、《文会堂词韵》、《历世统谱》、《省身格言》等，亦皆收入《粹编》。另有传奇之作《奇货记》、《犀佩记》、《三晋记》、《余庆记》传世。所辑刻的《群音类选》二十六卷，为明人辑刻的众多曲选中最有价值的本子之一。据考，其一生共刻书450种上下，不能不说是洋洋大者，而其自编自刻本的学术、文献价值，绝非那些随意编刻“自著”的粗制滥造之书，以沽名钓誉者所能比。

吴勉学，字师古，堂号师古斋，是徽州最有名的私人出版家。清赵吉士《寄园寄所集》卷十一称他：“歙吴勉学一家，广刻医书，因为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资费及十万。”医书是社会各阶层广泛需要的畅销书，以刻医书起家，赚了钱后再逐渐扩大刻书范围，可见这位吴师古先生，是很有些商业头脑的。所刻医书有梓行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古今医统正脉》，是一部包括四十四种医学著作的丛刊，其他尚有《伤寒六书》、《河间六书》、《伤寒本草》、《难经本义》等；另刻有《徽郡注释对类大全》一类的畅销书。经史文集则有《二十一子》、《性理大全》、《东垣十书》、《礼记十说》、《四史》、《近思录》、《世说新语》等。清乾隆《徽州府志》称他：“尝校刻经史子集数百种，雠勘精审。”而流传至今的十不存一，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毛晋是晚明私人刻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其原名凤苞，字子丸，后改名晋，字子晋，别号潜在，晚号隐湖，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卒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其家世居虞山东湖，为当地巨富。他从事刻书，并不是一时的兴之所至，而是视为一生事业之归宿而孜孜以求。据其子毛扆《影宋抄本〈五经文字〉跋》所记：“吾家当日有印书之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扆一日往观之，先君适至，呼扆曰：‘吾节衣缩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今版逾十万，亦云广矣’”。

在当时要想成为一个出版家，首先就应该是一个藏书家。毛晋对古籍善本的搜求，可以说已经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荥阳悔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中说毛晋悬榜于门，榜曰：“有以宋刊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远近闻讯，书舶竟集于门，里中谚云：“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集书八万四千册，且多珍本秘籍，就如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中所云：“上下三楹，始子终亥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内府所遗，纸理缜滑，墨光腾剡，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有。” 毛扆编有《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清黄丕烈收入《士礼居丛书》中，著录虽简约，亦可窥见毛氏藏书之富。正因为有连楹充栋的珍本善本作底本，才使毛晋刻书，卓然而凌于众家之上。

毛晋刻书，无论对纸张选择，还是对抄手、刻工，要求都很严格。毛氏传刻之书全用竹纸，他专门到江西订造纸张，薄者叫“毛边纸”，厚者称“毛太纸”，其名至今尚沿用。毛宅中，“僮仆皆令写书，字画有法”、“入门僮仆尽抄书”。另据清徐尘《前尘梦影录》载：“剞劂工陶洪、湖孰、方山、僳水人居多。”不言而喻，选佳纸施印，以擅书善刻者任其事，都是雕板书时代保证图书质量的重要环节。所以清吴伟业《汲古阁歌》称誉说：“比闻充栋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公，搜求遗佚悬金购，缮写精能镂板工。”

自万历晚期至清顺治，毛晋刻书逾四十年。据清郑德懋《汲古阁校刻书目》，近人陶湘编《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所记，共有600余部，其中既有如《十三经注疏》、《十七史》一类正经正史中的辉煌巨制，也有如《六十种曲》、《宋名家词六十一种》等重要的总集，《群芳清玩》、《山居小玩》一类书亦予付梓，并有《津逮秘书》这样的大型丛刊。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云：“启、祯年间，汲古之书走天下。”更为可贵的是，毛晋刻书不徒为获利计，而是有着相当明确的价值取向，清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说毛晋：“谓经术之学原本汉唐，儒志远相新安，近考余姚，不复知古人先河后海之意。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虽东莱、武经以巨儒事钩纂，要以歧枝割剥，使人不得见宇宙之大全，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它访逸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补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焉。”在刻书之业中贯穿着自己的学术思想，以恢复汉唐旧学为要务，以纠正学术界积弊为己任，在“纂要”、“节本”风行于世时，倡导刻印经史巨著全帙，且身体力行之，这样的境界和眼光绝非吴勉学、胡文焕辈所能比。延及今日，不少较具规模的收藏机构，都藏有数量不等的毛刻毛抄本，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晋刻书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在明末的私人刻书家中，实应推毛晋为第一人。

毛晋所刻之书，版心下多刊署“汲古阁”，间有刊署“绿君亭”。清钱泳《履园丛话》中说：“虞山毛子晋生明季天、崇间，创汲古阁于隐湖，又招延海内名士校书，十三人任经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因此大为营造，凡三所：汲古阁在湖南七星桥载德堂西，以延文士；又有双莲阁在问渔庄，以延缁流；又一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阁外有绿君亭，亭前后皆植竹，枝叶凌霄，入者宛若深山。”对汲古阁、绿君亭之得名，叙之甚祥，从中亦可看出毛晋对校勘的重视。附带说一句，明代私刻本之所以较官刻、坊刻更为后人宝重，校勘较精是重要原因之一。陈继儒辑刻《宝颜堂秘笈》，自称“余得古书，校过付梓，抄过复校，校过付刻，刻后复校，校后即印，印过复校”。正是由于私刻本校勘较精，其质量高于官刻、坊刻，确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后人对毛晋刻本，也存在不少批评，孙从添《藏书纪要》云：“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草，错误甚多。”黄丕烈《宋刻李群玉集跋》则曰：“毛刻李文山集，迥然不同，曾取宋刻校毛刻，其异不可胜记，且其谬不可胜言。”顾千里《陆游南唐书跋》亦云：“汲古阁初刻《南唐书》，舛误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叶德辉《书林清话》的诘难则最为尖刻：“其刻书不据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矣”；“昔人谓明人刻书而书亡，吾于毛氏不能不为贤者之责备矣。”

指出毛刊本的讹误，不为贤者隐，的确是好事。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毛晋四十余载刻书六百余部，在当时的条件下，存在一些讹误，如果不能说可以原谅至少还是可以谅解的。此外，就如严佐之先生在《古籍版本学概论》中所言，黄丕烈、顾千里及钱曾、段玉裁等批评过毛刻错讹的学者，都是清乾嘉时考据学的代表人物，毛晋在图书校勘的功夫上，是难以和他们相比的。至于叶德辉所言，则似太过。《南唐书》的再刻多所改正，说明毛晋在校勘上是负责任的，对一些刻本亦有 “复检”的作法。何况，毛刻本中确不乏据宋本的佳构，如《四唐人集》、《六唐人集》、《元人十集》等皆是有口皆碑的据宋本佳刻。另据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所记：“其所锓书，一据宋本，或戏谓子晋曰：‘人但读书耳，何必宋本为？’子晋辄举唐诗‘种树皆老作龙鳞’为证，曰：读宋本然后知今本‘老龙鳞’ 之误也。”从中不难看出毛晋不仅懂版本学，而且对刻书所据底本很讲究。如果说“一据宋本”也许有夸大其词之嫌，那么，叶德辉所言“其刻书不据宋、元旧本” 的结论，又下得过于武断了。因此，对于这样一位中国文化史、书史、印刷史、出版史上的巨匠，瑕疵虽有，正不足以掩其大德。何况，在晚明书业中，的确较普遍存在着校勘粗疏、妄自改纂删削古籍的恶习，前举陈继儒《宝颜堂秘笈》，虽然陈氏以三校始付梓自诩，《四库全书总目》亦批评说：“《野客丛书》三十卷，…… 陈继儒《秘笈》所刻，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处，多遭删削。”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毛刻本固然有不足之处，仍不失为其中的精华之所在。

３、坊刻

在明代书业中，以书坊刻书规模最大，分布地域最为广泛，所刻内容最为丰富。以下即择其要者，依其所在地域叙述之。

北京刻本。自明永乐始，北京成为明王朝的京城，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其地的民间刻书业并不发达。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就说：“燕中刻本自稀。”又说：“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所谓“大明门之右”，亦即今正阳门一带。其中如金台岳氏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刻的上图下文《大字魁本全像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是该书早期印本中最著名的本子之一。明嘉靖间设书铺于正阳门的汪谅，所刻《司马迁正义解注史记》、《梁昭明解注文选》、《唐音》、《武经直解》诸书，所据宋、元善本翻刻，在北京坊刻本中享有盛名。

1967年，在上海市嘉定县城东公社宣姓墓中，出土了明成化年间北京永顺书堂刊刻的南戏戏文《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同时出土的还有《新刊全相唐薛仁贵征辽故事》、《新编包龙图断白骨精案》、《新编全相说唱花关索出身传》等说唱词话十种，皆刊于成化年间，是明代北京坊肆刻书的一次重大发现。

建阳刻本。南宋时，福建置建宁府，辖地中的建安、建阳两县，被称为“图书之府”，可见刻书之盛。宋、元时书坊多集中于建安，入明时已衰，而建阳独盛。嘉靖《建阳县志》称：“书籍出麻沙、崇化两坊，麻沙书坊毁于元季，惟崇化存焉。”又云：“书坊街在崇化里”，对建阳书肆的历史沿革，所述甚详。

明初，由于国家鼓励书业，一些元代已负盛名的老店，皆继张书肆。高濂《燕闲清赏笺》称：“国初慎独斋刻书，似亦精美。”徐康《前尘梦影录》亦言：“正德时慎独斋本《文献通考》细字本，远胜元人旧刻，大字巨册，仅壮观耳。”慎独斋主人名刘弘毅，另刻有《西汉文鉴》、《东汉文鉴》等，皆堪称明刻本中的精品。其他如刘氏翠岩精舍、日新堂、叶氏广文堂等，也都是在元代即已负盛名的老店。

建阳书业的鼎盛时期，是在明中叶，尤其以嘉靖、万历时称极盛。出现了如余氏、刘氏、熊氏等赫赫有名的刻书家族，其中有些则是历史悠久的刻书世家，如余氏自宋代已操剞劂，明初稍衰，万历间又大炽，可考者即有余象斗双蜂堂、余建泉文台堂、余良史怡庆堂、余泗泉萃庆堂、余近泉克勤斋等二十余家。其他如刘氏安正堂、刘龙田乔山堂、刘氏忠贤堂、熊宗立安德堂、熊氏种德堂、中和堂、诚德堂，也都是建邑名肆。其他如郑、叶、杨、詹、陈等姓坊肆，亦为建邑书林之大家。

建阳书坊所刻图书，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尤以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为最多，仅《三国》、《水浒》的版本，就各不下七、八种，其他如《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牛郎织女传》、《观音出身传》、《达摩出身传》、《南宋志传》、《北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凡当世所见之小说，由建阳书坊付梓者恐不下八、九。医书、士子科举用书、生活用书亦多，这当然和这些书在社会上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有关。至于经史文集，建本传世者亦不少。景泰《建阳县志》称：“天下书籍备于建阳之书坊”，并非虚语。是时建本行销天下，无论品种还是数量，皆堪称首屈一指。

建阳书坊中的不少名肆，不仅传刻古今载籍，自己也编书，从而成为编、印、售合一的出版机构。这些书肆的老板，本身就是有一定学问造诣的读书人。如余象斗就自称：“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籍为事，遂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籍之裨业举者，悉付之梓。”辛卯之秋为万历十九年（1591年），知余象斗是在这一年专心从事书业的。他的双峰堂不仅刻印了诸多各种图书，他自己也编印了《万锦情林》、《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列国志传》、《列国全编十二朝传》等书。种德堂主人熊宗立，字道轩，从当地著名学者刘剡学，著有《洪范九畴数解》、《通书大全》等书。刘氏书坊中的名肆乔山堂主人刘龙田，“初业儒，弗售。挟箧游洞庭，瞿塘诸胜，喟然叹曰：‘名教中有乐地，吾何多求？’遄归侍庭帏，发藏书读之。”和余象斗相似，同是一位儒生出身的刻书家。受雇于书肆的读书人，也将自己的著述交书肆刻印。如万历时人邓志谟，尝游闽，为建安余氏塾师，编写有《咒枣记》、《飞剑记》、《铁树记》三部小说；辑录《风月争奇》、《花鸟争奇》等七种争奇及《洒酒篇》诸文集，皆由余氏萃庆堂付梓。此类作品粗制滥造，文笔拙劣，但因其寓意尚有可取之处，强调情节性和可读性，在下层民众中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

建阳刻书虽多，但因校勘粗略，纸、墨俱劣，在当时就受到读书人的强烈批评。明郎瑛《七修类稿》评之曰：“我朝太平日久，旧本多出，此大幸也。惜为建阳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盗版成风。盗版犹不足，更加以偷工减料，瞎删乱改，以牟取暴利，难免令人齿冷。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则说：“建阳书坊出书最多，而纸、板俱滥恶”；“板苦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此闽书受病之源也。”其实，建阳各坊刻书之量多质劣，并不始于明时，顾千里《思适斋集》卷十《重刻古今说海序》就称：“南宋时，建阳各坊，刻书最多，惟每刻一书，必请雇不知谁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标立新奇名目，冀以衒价，而古书多失真。”惟一“利”字，而使其忘刻书之“义”也。不过，从另一角度讲，正是由于建阳书坊出书迅速且“值最贱”，所刻又多为民间喜闻乐见的小说、戏曲及实用图书，才使其所刻有广阔的市场，从而在激烈的书业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

金陵刊本。金陵即今之南京，古称秣陵、建业、建康；明时亦称应天府，自古为江南重镇，三国时的吴；南朝的东晋、宋、齐、梁、陈；五代十国时的南唐；明洪武、建文、永乐皆建都于此。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仍然是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文荟萃，衣冠士庶多居于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明王朝对书业的鼓励，不仅使其官刻称极盛，民间坊肆刻书也十分发达。明胡应麟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匀也。”在胡氏眼中，若论书业之盛，仅闽建书林可与比肩。而据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一书，列举今尚有名可考的金陵书肆九十三家，比建阳还多九家。另据胡应麟所记：“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所以不少传本都有“三山街书林”、“金陵三山街某某堂”刊识。　

金陵刻书历史悠久，以明刊本而论，所见最早者为洪武四年（1371年）王氏勤有堂刊童蒙课本《新刊对相四言杂字》，现仅藏于日本。明宣德十年（1435年）积德堂刊《金童玉女娇红记》，则为南京所刊戏曲的首开先河之本。但自明洪武至隆庆，南京坊肆刻书似并没有引人注目的发展。直至明万历时，才进入其最为兴盛发达的时期。

从内容上看，金陵书肆所刊与建阳一样，以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为最多，若具体些说，则建阳所刊小说为多，金陵以戏曲更盛。这或许是金陵作为东南的大都会，市民文化发达，戏曲文学在本地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所至。其他如日用读物、医药、史传、文集等，数量虽远逊于戏曲、小说，亦无不有刻。

在金陵书业中，以唐姓坊肆为最盛，据张秀民先生考证有十五家之多，其中又以富春堂、文林阁、广庆堂、世德堂最有名。若论及历史之久远，刻书数量之宏富，则应首推富春堂。富春堂主人名唐富春，系以名名肆。所见牌记多刊署“金陵唐对溪富春堂”、“三山街书林唐富春”、“金陵三山街唐氏富春堂”等，明万历元年（1573年）即刊有《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四卷；十三年（1585年）重刊闽版《对音捷要琴谱》。所见最多的则是戏曲作品，据诸家书目所记，今天所能见到的尚有《观世音修行香山记》、《商辂三元记》、《昭君出塞和戎记》、《韩湘子九度升仙记》、《刘汉卿白蛇记》、《刘智远白兔记》、《徐孝义祝发记》、《薛平辽金貂记》、《周羽教子寻亲记》、《齐世子灌园记》、《三顾草庐记》、《姜诗跃鲤记》、《三桂联芳记》等约五十种上下。据考若总其所刻，当不下百种，堪称是当时戏曲作品的最大刻家。除戏曲外，另刻有传记作品《新镌增补全相评林古今列女传》、志怪小说《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以及《大六壬大全》、《对类大全》等杂著。

世德堂、文林阁、广庆堂所刊，也是以戏曲文学为主，兼及其他。据郑振铎先生考，世德堂大致是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前后自富春堂分离出来的，常见刊署“金陵唐绣谷世德堂”、“绣谷唐氏世德堂”，刊有《拜月亭记》、《赵氏孤儿记》、《赋归记》、《双凤齐鸣记》、《惊鸿记》、《裴度还带记》、《李日华南西厢记》等戏曲二十一种　；所刻小说较富春堂为多，传世有《新刻官板大字西游记》、《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诸本，另刊有文天祥的《指南录》等书。文林阁主人为唐锦池，有时又别署集贤堂。其较早的刻本有刊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的《新刊汉诸葛武侯秘演禽书》，较晚的有万历二十四年（1606年）用徽州旧版施印的《刘向古列女传》，及三十五年刊刻的杭州人杨尔曾所辑画谱《图绘宗彝》。所刻戏曲有《易鞋记》、《胭脂记》、《观音鱼篮记》、《四美记》、《包龙图公案袁文正还魂记》等十六部，另刊有明王锡爵所撰的《王文肃公文集》。广庆堂主人唐振吾则刊有《窦禹钧全德记》、《西湖记》、《东方朔偷桃记》、《八义双杯记》、《武侯七胜记》等戏曲八种。以上所刊，还是今日可考见的传本，如果加上亡佚之本，四家所刻戏曲，绝不会少于200种，其对于保存、流通我国古代戏曲作品，是有大功绩的。

金陵的周姓书肆可考者十四家，仅比唐姓少一家，但其传世刻本，则远逊于后者。其中如周曰校万卷楼、周如山大业堂，都以刻印小说为主。前者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刊《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五年刊《国色天香》、别署“书林仁寿堂周对峰绣锲”、三十四年刊《新刻全像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三十七年刊《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以及刊刻年代不详的《新镌全像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等；后者则刊有《新镌全像评释古今清谈万选》、《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等，此外，周曰校另刻有《卓氏藻林》、《百子类函》、《新纂事词类奇》；周如山另刻有《保赤全书》等医书。

金陵书林周近泉大有堂，也是周姓书肆中的名肆，其刊行了二部很有名的大书：一是万历三十年（1602年）刻梓的《皇明宝训》，所收资料自洪武至隆庆，是研究明前、中期的重要史料；二是万历十二年重梓的《御制大明律例招拟析狱指南》十八卷，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书。

金陵陈氏继志斋，也称秣陵陈大来继志斋，是于明万历中晚期崛起的著名书坊，亦以刻印戏曲作品为主。传世之本有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刊行的《重校北西厢记》、二十七年刊《新镌女贞观重镌玉簪记》、《重校旗亭记》、三十六年刊《新刊河间长君校本琵琶记》、《重校锦笺记》、《重校量江记》、四十年刊《重校义侠记》，另尚有具体年代失载的《重校吕真人黄梁梦境记》、《埋剑记》、《重校韩夫人题红记》、《重校锦笺记》等，以及《元明杂剧》、《新编古今大雅南宫词记》、《新编古今大雅北宫词记》等。

明万历时金陵的其他书坊，也刊刻了大量的小说、戏曲以及画谱、医书、字书、类书等，如歙县人郑思鸣主持的奎璧斋，刊行了明焦竑编撰的修身养性之书《养正图解》及生活实用书《急览类编》；萧腾鸿师俭堂刊有戏曲作品合集《六合同春》，又刻《万事不求人博考全编》；李潮聚奎楼刊类书《新刻刘云峤太史摘纂然然故事□集》；种文堂刊朱墨套印本《苏长公密语》、博古堂刊《诗经主意冠玉》等，难以一一列举。但仅就上述所列，已足以反映出明万历时金陵坊肆之多，所刻书品种之丰富了。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大型的类书，亦由金陵坊肆绣梓。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就是王圻编撰的《三才图会》一○六卷，论其规模，与建版《图书编》同为卷帙浩繁的鸿篇巨制。书分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人事、珍宝、文史、鸟兽等卷，刊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题“槐荫草堂藏板”，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人文、工技农艺、舟车器物等材料极为丰富的大型工具书。有“秣陵陶园臣刻”刊记，故判断其刻于金陵，应该是不错的。

明启、祯时，一些万历时即享誉天下的金陵名肆仍在刻书，如万卷楼周如泉于崇祯时刊行《图像本草蒙筌》就是一例，但总起来看，动辄刊书数十种乃至上百种的大型书肆少了，不过书业仍颇兴盛，刻书内容虽然仍以戏曲、小说为主，总起来看，刻书品种似较万历时更为丰富。如天启元年（1621年）蓬溪草堂刊明茅元仪纂《武备志》二四○卷，就是一部大型的军事著作，其中刊有郑和航海全图，是研究中国古代航海史、中外交通史的宝贵史料。方志书《金陵图咏》、《金陵梵刹志》也予锓梓。儒家书则有崇祯时刊行的《圣迹图》。匠作书有崇祯时刊行的《新刻京板鲁班京匠家境》三卷，是中国古代同类书中的代表作。小说则有天启三年（1623年）刊《韩湘子全传》，崇祯元年（1628年）金陵周氏刊《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等；戏曲有天启时刊《词坛清玩西厢记》等。此外，明万历初年，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外，也带来了西方的科技知识，在书业中也有反映。如著名传教士邓玉函的《远西奇器图说》与《新制诸器图说》，就有崇祯元年金陵武位中刊本。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交友论》、《万国舆图》，也于万历时由南京教堂梓行。虽然非坊刻本，但却是金陵刻书史上的一件大事。

徽州刊本。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古称新都、新安、歙州，故其刊本史称“徽刻本”、“歙刻本”。明时设府，辖歙县、休宁、婺源（今属江西）、祁门、黟县、绩溪，所产宣纸、徽墨、歙砚擅名天下，又因此地多山，盛产木材，为刻书准备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徽州刻书历史悠久，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为《忘筌书》所撰题解：“新安所刻本，凡八十八篇。与《馆阁书目》、《诸儒鸣道集》及余家写本皆不同。”宋洪皓《松漠纪闻》附洪遵跋：“先忠宣《松漠纪闻》，伯兄镂版歙越”，是徽州于南宋时，已有私刻本。但南宋及元、明初，书坊刻书并未发达起来，直至明万历时，始勃然而兴，成为当时重要的刻书中心，就如胡应麟所称：“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谢肇淛亦云：“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楚、蜀之刻皆寻常耳。”对徽刻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当时玩虎轩、观化轩等名肆刻印了大量的小说、戏曲及其他类书，从数量上讲，远逊于建阳、金陵，但因所刻至精，历来皆被收藏家、版本学家所重。此外，万历后徽派版画之精美凌冠当时，也为徽刻在中国版刻史上争得了特殊地位。

杭州、苏州等地刻本。杭州古称余杭、钱塘，宋南渡后称临安。五代时，吴越国主钱俶刊《宝箧印陀罗尼经》，宋靖康之变后，大批刻书艺匠南迁，临安成为刻书中心。入明之后，建阳、金陵等地书业大兴，杭州执全国书业牛耳的地位渐失，但出版业仍颇发达，胡应麟就说：“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

明洪武时，杭州坊肆刻书已颇为发达，这当然和明政府鼓励民间刻书，及杭州书业基础雄厚有关。其中有些书肆，如众安桥北沈七郎经铺，就是在南宋时就已开业的著名书肆。现今所能见到的明代杭州最早刻本，为古杭勤德书堂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冬所刊数学家杨辉的著作《算学五种》七卷，同年又刊《皇元风雅前后集》及《新编翰林珠玉》等。其他如杨家经坊于洪武十八年刊《天竺灵签》，曲氏嘉靖年间刊《皇明经济文录》，蒋德盛武林书堂万历时刊《敬斋古今注》，继锦堂刊《阳明先生道学钞》等。另如双桂堂、集雅斋、容与堂、钱塘金衙、古杭秋爽堂、夷白堂、藏珠馆、笔耕山房等名肆，自明万历至崇祯间刊刻了大量的小说、戏曲、画谱等类书。

苏州宋时称平江府，明称苏州府，其地刻书可上溯至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刊李诫《营造法式》，宋末元初又有《碛沙大藏经》镂版。入明之后，书业更见发达。胡应麟评论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又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对苏州刻本的评价是很高的。

相较于建阳、金陵、杭州而言，苏州坊刻在明代兴起较晚，现今所见最早的坊刻本，为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东吴书林刊《薛万山先生文录》，其余书坊，则主要活动于万历、启、祯间。又据胡应麟所记：“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故明时苏州坊刻，多冠以“金阊” 二字。

苏州书坊中以叶姓为最多，见于著录的有叶显吾、叶敬溪、叶瑶池、叶聚甫、叶昆池、叶龙溪、叶碧山、叶启元等，从姓名看或为兄弟，或可能是同宗族人，其中又以叶敬池书种堂和叶昆池最有名，二人皆刊行了大量的小说，如《醒世恒言》、《石点头》、《南北宋志传》等，叶敬池在万历间另刊有《李卓吾批评三大家文集》等书。其他诸家，亦刊行了大量小说、戏曲以及尺牍、占卜、棋谱等类热销的通俗读物，如金阊舒载阳刊《封神演义》，为该书的最早刊本，五雅堂刊《列国志》，嘉会堂刊《墨憨斋批点三遂平妖传》，龚绍山刊《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等，叶龙溪刊医书《万病回春》，叶显吾重刊《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叶瑶池刊《五车韵瑞》，映雪堂刊《潜确居类书》，酉酉堂刊《明文奇赏》，书业堂刊传奇《南游记》，又刊象棋古谱《桔中秘》，五云居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等，从内容上看，苏州坊刻本还是相当广泛的。从时间上看，直至启、祯年间，苏州的书业仍相当活跃，而在明万历盛行一时的建阳书业，此时却已显全面衰微的颓势了。

三、明代的活字和套版印刷

明代是活字印刷和套版印刷大放异彩的时代。这两种技艺和雕版印刷术一样，都是中国人的发明。

据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记，活字印刷术是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由“布衣”毕昇发明的。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农学家王桢制成木活字，并制成转轮排字架，使用活字排版更为简便、迅捷。并写成《造活字印书法》一文，附于《农书》之后。宋、元两代，用泥、木活字印过一些书，如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周必大在潭州用“胶泥铜版”印其自著《玉堂杂记》；元大德二年（1298年）王桢用木活字印其纂修的《旌德县志》；至治二年（1322年）用活字版印《大学衍义》等，但这些本子都没有流传下来。

明代活字印本，弘治后渐兴，早期鲜见记闻。所用活字，分木制和金属制二种。关于木活字，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说：“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清龚显曾亦云：“明人用木活字板刷书，风乃大盛。”其实“大盛”云云，也只是相对而言。据张秀民先生在《明代的活字印刷》一文统计，现今可考的木活字本不过一百余种，而明本传世数以万计。可以说木活字印刷术自北宋年间发明之后，虽然不断有人尝试和予以改进，却从未得到认真的推广和普及。

现存最早的明代木活字印本为弘治年间排印的《鶡冠子》一书，版心下刊署“碧云馆活字板”字样，原为清马裕家藏本，乾隆修《四库全书》时，由两淮盐政李质颖送呈，或云后来的武英殿聚珍版，即是受此本启发而成，因而在明代木活字本中极享盛誉。其他见于著录的尚有南京拔贡李登用家藏“合字”，印其自著《冶城真寓存稿》，嘉靖间嘉定徐兆稷印其父徐学谟撰《世庙识余录》、万历十四年崧斋印《唐诗类苑》、万历间建阳游榕排印的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庐陵陈嘉谟念初堂排印的《函史》、丽泽堂印《璧水群英待问会元》、海虞黄美中校印王世贞《凤洲笔记》等。他如宋刘宰《漫塘刘先生文集》等前贤遗著，以及明劳堪《柴桑问答》、桑悦《思玄集》、曹佺《诗经质疑》、魏国道《历代史书大全》等大量明人著述，也都有活字印本。云南也用木活字印刷了钱塘人陈善所撰《黔南类编》，可见木活字的运用，在地域上还是相当广泛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明末开始用木活字排印《邸报》，即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并是抄写。”邸报也者，朝廷官报也，最需准确快捷。唐、宋时称“邸钞”，至明末用活字排印，正是取活字可任意组合，方便、迅捷的优点。

明代木活字版以私刻为多，官刻除邸报外，惟藩府本有之。如蜀藩朱让栩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印宋苏辙著《栾城集》，益藩万历二年（1574年）印元谢应芳《辨惑编》和《辨惑续编》等。此外或言晚明江浙一带大族有用木活字排印家谱者，但传世极稀，笔者亦未见。

相比于木活字而言，明代的金属活字印本更显成就斐然，其中尤以铜活字、锡活字使用最多。关于铜活字的起源，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提到五代有 “天福铜板”。据张秀民等前辈学人论证，因其为整块铜板，与活字无关。又《梦林玄解》载宋孙奭《圆萝秘册》叙，有“镌金刷渚，敬公四海”句；清孙从添《藏书记事》称宋代有“铜字刻本活字本”，所记皆语焉不详，又有主观臆断之嫌，不足凭信。

此外，张秀民先生在论及铜活字源流时，举元人黄溍《智延和尚塔铭》中“三岁将镂铜为板以传”句，诘之曰“辞义含混，意义不明”，就很难令人同意了。此论后亦为戴南海、施延镛诸先生辗转引用，故笔者以为有必要作一点辨证。

所谓“智延和尚塔铭”，即应是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十一载《荣禄大夫司空大都广寿禅寺住持长老佛心普慧大禅师北溪延公塔铭》的缩写。《塔铭》云：“英宗皇帝以禅师先朝旧德，每入必赐坐，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刊三藏，将镂铜板以传后。”引文无“三岁”两字，可能系所据版本不同所致。另考以《补续高僧传》卷一《法桢传》：“英宗即位，将以大藏经冶铜为板，而文多舛误，诏选天下名僧六十员雠校，师与湛堂，西谷五人为总督。”两书所记为一事，即元英宗在位时，有梓行铜版大藏经之议。其中“镂铜板”三字，很值得玩味。一部大藏经，至少也需十余万块版，以木雕镂，尚需数年或十余年始毕全功，古代所刊大藏经莫不如是。全用整块铜版，即使以国家之力，亦非易事，“三岁”而成，更不可能。故这里所说的“铜板”，实应为铜活字版。可惜的是，关于这部大藏经，再无其他资料可考，是否付梓，亦难断定。另据王桢《造活字印书法》所记：“近世又铸铜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盥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是元代亦有锡活字。不过因工艺尚不过关，未能推广。

明代的金属活字印书，以弘治、正德、嘉靖间较盛。名声最著者有无锡华燧的会通馆、华珵的尚古斋、华坚的兰雪堂以及安国桂坡馆诸家。

中国活字印书起源虽早，但在传世的汉文金属活字印本中，即以华燧会通馆排印之书为最早。据明代学者、无锡人邵宝撰《容春堂集·会通华君传》载：“会通君姓华氏，讳燧，字文辉，无锡人，少于经史多所涉猎，中岁好校阅同异，辄为辩证，手录成帙，遇老儒先生，即採以质焉。或广坐通衢，高诵不辍。既而为铜板锡字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之矣’，乃名其所曰‘会通馆’，人遂以会通称。”可见，这是一位熟谙校雠之学并颇为自负的印书家。

华燧生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卒于正德八年（1513年）。他在《会通馆印正容斋随笔序》中自诩：“燧生当文明之运，而活字铜板乐天之成，”很有些天降印书大任于斯人的气概。他用金属活字印行的书，今可考者有弘治三年（1490年）印宋赵汝愚编《宋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弘治五年印《锦绣万花谷》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各四十卷，弘治八年印宋洪迈《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五笔十卷；又印《辑补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正德元年（1506年）印《文苑英华纂要》八十四卷、《辨证》十卷，这时他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其间还印有宋人潘自牧编辑的类书《记纂渊海》、宋人左圭编的大型类书《百川学海》以及华燧自撰的《会通馆集九经韵览》、《十七史节要》等。若总而计之，共有十五种之多。在明代的活字本印书家中，就数量而言是最多的。

华珵是华燧的叔伯，字汝德，号尚古。《无锡县志》称其：“又多聚书，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弘治十五年（1502 年），他用金属活字印行了《渭南文集》和《剑南续稿》。华坚为华燧之侄，华镜为华坚之子，兰雪堂排印的金属活字本，就数量而言少逊于会通馆而多于尚古斋，较著名的本子有正德八年（1513年）印的《元氏长庆集》六十卷、《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名录》二卷，正德九年印的《玉台新咏》十卷、正德十年印唐欧阳询编纂的大型类书《艺文类聚》一百卷，目录后有“乙亥冬锡山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校正印行”刊记，同年又印汉蔡邕《蔡中郎集》十卷，《外传》一卷，正德十一年印汉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十七卷等。

嘉靖初，安国继华氏而起，成为无锡最重要的活字印书家。据民国十一年（1922年）木活字本《胶山安氏宗谱》载：安国字民泰，明无锡胶山人，为无锡巨富，人称“安百万”。性喜梅花，在宅旁植株两里余，自号桂坡。家藏图书甚富，闻人有奇书，不惜重金购之以充邺架。所刊活字本有：嘉靖二年（1523 年）印《颜鲁公集》十五卷、《补遗》一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嘉靖三年印《吴中水利通志》、嘉靖十年印类书《初学记》三十卷，以及《重校西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卷、《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石田诗集》十卷诸本。另清初钱谦益《春秋繁露》跋称：“金陵本讹舛，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数百字”，说明安国所印之书，在校勘上还是颇为精细的。

无锡活字本中较为著名的，还有北宋初年李昉等奉敕修的类书《太平御览》。隆庆间，闽人饶世仁、游廷珪等在无锡制字始印，方印成十之一二即辍，活字亦被常熟周光宙、周堂父子，无锡顾肖岩、秦虹川等购得，直至万历二年（1574），三家复汇聚各存活字，仍聘用游、饶续印，版心题：“宋板校正闽游氏仝板活字印一百部”。《太平御览》是一部卷数达一千的宏篇巨制，得以用活字排印，足以说明当时活字印刷技术已相当成熟。这个本子在《太平御览》的流通、刊印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歙县鲍崇城所印汇校刊本，游氏本即为主要的校勘底本之一。

除无锡外，明代用金属活字印书的尚有苏州的金兰馆，印有宋范成大《石湖居士集》、明孙蕡《西庵集》；五云溪馆印有《玉台新咏》、《襄阳耆旧传》；五川精舍印有《王岐公宫词》；南京建业张氏印有《开元天宝遗事》；浙江于正德间印有《诸葛孔明心书》；芝城印有《墨子》，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岁次壬子岁夷则月中元乙未之吉芝城铜板活字”刊记，是一部非常有名的活字蓝印本。另印有《通书类聚剋择大全》，署“嘉靖龙飞辛亥春正月谷旦芝城铜板活字印行”，知印于嘉靖三十年。据张秀民先生在《明代的活字印刷》中考，所谓“芝城”，亦即建宁府城的别名。

明代的金属活字，究竟是用何种材质制成，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以无锡华燧会通馆为例，过去一直以为其所用为铜活字。1980年，南京图书馆潘天桢先生在《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一文中，引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存裕堂义庄木活字本《勾吴华事本书》卷三十一《三承事南湖公会通公东郭公传》所记：“乃范铜板、锡字”；另据明嘉靖十一年华从智刊《华氏佳芳集》卷十五中的《会通华处士墓表》所载：“乃范铜为板，镂锡为字”等四篇史证，指出会通馆印书，实系把锡活字排在铜板里施印，是“铜板锡活字”。历来认为的“铜活字印书”，实系对诸多印本中的“活字铜版”刊记理解有误，把其附会为“铜活字板”所致。这个考证，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若推而广之，则无锡尚古斋、兰雪堂、桂坡馆以及芝城所印，多有“活字铜板”或“仝板活字”刊记，似也应是“铜板锡字”。至于金兰馆诸家所印，在无新的史证之前，只能姑从旧议，认为是“铜活字本”。归根到底，明弘治、嘉靖、正德年间活字印本的流行一时，是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的一次光辉展现，就如李致忠先生在《古书版本鉴定》一书中所言：“好在铜、锡只不过是不同的金属，于书籍生产方法无关紧要，且明代那么长时间，那么广的地域，有铜活字印书，是毋庸置疑的”。

也有学者提出，明代不仅用锡活字印书，亦用锡活字印伪钞，所据为明洪武《御制大诰》“伪钞”第三十八，大意是江苏句容县以杨馒头为谋主，令银匠 “密修锡版，文理分明，与印造纸马之户同谋印刷”，以说明锡活字制作工艺之进步。依笔者愚见，印刷钞票或需整版施印，，或分版套印，活字的用场不大。银匠密修的“锡板”，恐亦为整般，不见得与锡活字有什么关系。

明代的金属活字印本中，以无锡华氏所制最称精善，故藏书家论之曰：“流传至今四、五百年，……愈久愈稀，此藏书家所以比之如宋刊名抄，争相宝尚，固不仅以其源出天水旧刊，可以奴视元、明诸刻也。”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明人刻书校勘不精之病，华氏亦不能免之。清顾千里《文苑英华辨证·跋》就说：“是书字句多所脱落，未为精善”。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论及宋刊《国朝诸臣奏议》时亦云：“是书除此本外，有明会通馆活字本，谬误不可枚举。……不思字句之不贯，不顾文义之隔绝。籍非宋本尚存，奚从订正其误？”陆心源《重雕兰雪堂本〈蔡中郎集〉序》疵议更甚：“明弘治中，华坚兰雪堂活字印本即从欧出，传古虽殷而雠校甚疏，或上下互倒，或形近而互伪，亥豕鲁鱼，无叶不有”。在排印方面，或以为亦未必尽善。《天禄琳琅书目》就批评兰雪堂本《白氏长庆集》“参差不齐，则其法虽精，而其制尚未尽善也”。此类批评，应该说都是很中肯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明代以无锡华氏为代表的活字印本，毕竟是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的一个高潮，是活字印刷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而且上承宋、元，下启清初，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这些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套版印刷的应用和发展，也是明代书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之一。所谓“套版”，即根据同一版面不同的内容之所需，分别镌刻制版，用不同的颜色轮番施印。早期的套印本多用朱墨两色，后发展为三色、四色、五色。清道光年间涿州人卢坤用朱、墨、紫、蓝、绿、黄套印《杜工部集》，是世所仅见的六色套印本。

套印发明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曾经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1941年发现了元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资福寺刊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经文和注解分为朱墨两色，扉画《灵芝图》亦为两色兼施，为单版涂色一次印成，于是论者又多以此为我国套印术的起源。其实，参以文献记载和近世考古发现，两说皆不确。

据明曹学佺《蜀中广记·蜀中风物》载：北宋初年四川流通的纸币——交子，“制楮为绢，表里印记，隐密题号，朱墨兼错，”很可能就是套印。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改交子务为钱引券，制六印，四印用墨，两印分用朱、蓝，用六印轮番捺印于币面，也可视为套印法的先奏。1973年8月，陕西文管会修整《石台孝经》，在碑身背面与石柱连接处发现了《东方朔盗桃图》版画，用浓墨、淡墨及浅绿色施印于淡黄色细麻纸上，为宋金时印品。虽然它是套印拟或单版涂色尚难判断，但其为现知最早的多色印本则无疑义，比欧洲第一部带色印本《梅因兹圣诗篇》至少要早了二百余年。1974年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发现了三幅彩印绢地《南无释迦牟尼佛》图画，有人认为它是最早的套印品，但实际上，其大抵出自丝漏印法，和木版分色套印在技法上有很大不同。但它毕竟比元刊《金刚经注》要早了三百多年，亦为我国早期彩色印本的重要遗珍。综而言之，套印术发明的时间应在宋、辽、金时期。

套版印刷术虽然不肇始于明，晚期尤其是万历、天启年间，则是它运用上的兴盛期。据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考万历三十年（1603年）新安黄氏初刻《女范编》，为墨色单印本。四、五年后改编重刻为《闺范十集》，加朱色眉批，“在朱墨印本中亦为最早之本。”“最早”云云，断语下得过于草率了。不过，这的确是现知明代套印的首开先河之本。此后不数年，吴兴闵、凌两家崛起，成为明代套版印书最杰出的代表者。

闵、凌两家皆为吴兴望族，从事过刻书的人颇多，而其中最著名者，则为闵齐伋和凌濛初。闵齐伋，字及五，号寓五，生于明万历三年。本人诸生出身，博通经史，著有《六书通》一书传世。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闵齐伋与其兄闵齐华合作，刻印出了朱、墨套印本《春秋左传》十五卷。该书《凡例》云：“旧刻中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版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版，经传用墨，批评以朱，校雠不啻三五，而钱刀之靡，非所计矣！置之帐中，当无不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话说得很清楚，闵氏刻套印本的初衷，并非专为美观计，而是为了适应明代盛行评点经史的学术风气，正文和批评、注释文字，区别以颜色，读者持卷按手，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当然更利于研习。而这部《春秋左传》，就是现知最早的吴兴双色印本。

闵齐伋所刊套印本中，以朱墨两色印本为最多，有《考工记》、《东坡易传》、《左传》、《老子》、《庄子》、《孟浩然集》等二十余部。天启元年（1621年），他刊成朱、墨、黛三色套印本《孟子》，为三色印本之始。另刻有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载刘应登、刘辰翁、王世懋三家评语，凌森美为该书所撰《序》云：“耕庐（刘）缀以黄，须溪（刘辰翁）缀以蓝，敬美（王）缀以朱，分次井然，庶览者便于识别云”。这样的书本，评语出自诸家而毫不错乱，持卷诵读之，研习之，悦目而赏心。类似的本子尚有三色本的《楚辞》，四色本的《文心雕龙》、《杜子美七言律》等，在晚明吴兴的套版印书业中，闵齐伋实为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除外，闵氏所刻套印本尚有天启元年闵振声刻朱墨套印本《兵垣四编》，闵昭明刊《新镌硃批武经七书》，闵一栻刊《唐诗艳逸品》、闵于忱刊《孙子参同》等。

凌濛初，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所编撰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名著。他从事套版印书业较闵齐伋稍晚，数量上却犹有过之。较著名的有戏曲、小说作品《西厢记》、《琵琶记》、《红拂记》、《幽闺记》、《南柯记》、《虬髯客传》，以及《东坡书传》、《陶靖节集》、《孟东野集》等二十余种；与凌瀛初合刻有朱墨套印本《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三色本《古诗归》、《唐诗归》等。从内容上看，多为子、集二部书，与闵齐伋更重正经正史不同。此外，凌氏所刊套印本尚有凌汝亨刻朱墨本《吕氏春秋》、《管子》；凌启康四色本《苏长公集》、朱墨本《苏长公小品》；凌云刻五色本《文心雕龙》、三色本《记诗绝句类选》；凌毓楠刻《吕氏春秋》、《楚辞注评》等。不过，凌氏刻书虽多，但校勘质量上却逊于闵刻，明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十三中就批评说：“闵优于凌，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请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

兴盛于明万历、天启年间的套印本，就雕印技艺的进步而言，历来评价颇高，明陈继儒在为闵振业所刊朱墨套印本《史记钞·序》中盛赞说：“三代以上，漆文竹简，冗重艰难，秦汉以还，浸知手录。唐文皇遴选五品弟子入弘文馆抄书，雠对精详而诵读，因以该博。自冯道，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昇,再变而为活版；闵氏三变而为朱评，书日富，亦日精。”此言把开创之功归于闵氏，固有失当，但闵、凌两氏的确是二色或多色批评本的倡导者和实践家。至于套印版画，将在后文详述，此处不赘。

四、宗教图书雕版和佛、道藏经的刊刻

佛、道等宗教书的刊刻，在明代出版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必要单独提出来加以讨论。

明代佛道书的刊刻极为兴盛，究其原因，大抵有三：

——明洪武帝朱元璋在投身反元义军前，曾在皇觉寺出家为僧，明代诸帝，非信佛即崇道，对佛道书的刊刻，一直持提倡态度；

——元代朝廷崇信喇嘛教，明王朝建立之初改其积弊，转而提倡汉传佛教各宗派，禅、律、净土、天台、贤首诸宗得以恢复和发展，同时，对喇嘛教亦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为佛教图书的刊梓，提供了宗教政策上的保障；

——在明朝廷看来，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重要手段。如明成祖朱棣在《御制真实名经·序》中就大加阐扬说：“如来施教，但欲使人为善。夫为善者，为臣为忠，为子为孝，忠臣孝子，行一事而不敢忘君”；在《御制灵宝天尊说洪恩灵济真君妙经·序》中则言：“善信之士，果能洗涤忏悔，崇信三宝，尽忠尽孝，行仁行义，则身家吉庆，命运亨通，子孙蕃衍，消灾度厄，增福延寿，遥及九祖，咸获超济。”这根本不是在宣传教义，而是在为朝廷施教化，为宣扬儒家的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的伦理纲常和道德准则张目，佛道经典成了为朝廷培养愚忠愚孝奴才的教科书，对宗教图书刊刻，当然要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动；

——明代民间宗教信仰极盛，佛教经汉魏以来在中国的宏传，已经渗透于下层民众中，明中、晚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更驱使不少人到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使宗教书拥有广泛的社会需要。

明代宗教书的刊刻，途径有四，即：政府刻经，寺院刻经，私人刊施，坊肆刻售。

——政府刻经，明政府刊刻佛、道经籍，由内府承其事。前已述及，永乐后内府下设番经厂，为刊刻汉文经典的专门机构，所负责刊印的佛典道书，大抵有以下三类：

其一：皇帝撰注。明朝皇帝如洪武、永乐，既信佛又崇道，自己也撰注经典，如太祖朱元璋即倡刊《南藏》，又注《道德经》；成祖朱棣既集注《金刚经》，又撰《神仙传》，此类图籍，多由内府梓行，流通天下；

其二：皇帝“御制”的佛典道书。所谓御制，即由皇帝倡导或御定刊行的经典，有些冠有御制序，如永乐刊《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大悲观自在菩萨总持经咒》、《仁王护国般若经陀罗尼》、《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皆有朱棣所制序；

其三：帝王后妃为祈佛保佑国祚绵长，消灾减病刊施的宗教书。如嘉靖年间靖妃卢氏施刊《佛说大陀罗尼经》，嘉靖二年（1523年）兴国太后施刊《佛说长寿减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万历帝施刊的《佛顶心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等；

其四：一般佛典的刊刻，此类刊本，万历前颇多，无庸列举，启、祯间则少见。

此外，明设僧录司，为主管佛教事务的衙门，也刊行佛典，如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刊《念佛法门往生西方公据》，即由僧录司梓行。

——寺院刻经。明代寺院，由于信施者众，财力雄厚，刻施经典蔚然成风，南方之苏、杭一带，北方之北京，刊施更盛，叶德辉《书林清话》就说：“明时浙中径山寺、云栖寺所刻诸释经释典为最多。”其他如《新续高僧传·释智顺传》载：“补刻开元藏经，仍印施之”；《西谿灵隐志》载：“明万历中，（龙归院）僧真一刻方册经板合六十部”；《歙县志》载：“真印号幻宗……凡有布施，悉镌华严以下诸经二十余种，板藏觉华林中”；《庐山金石汇考·径山达观可禅师塔铭》载：“除刻大藏，凡古德尊宿语录，若寂音尊者所著诸经论文集，皆世所不闻者，尽搜出刻行于世。”上列所引，不难看出当时寺院、僧侣刻经的规模。

纵观明代书业，南方远盛于北方，但仅就佛典刊刻而言，北方寺庙刻经并不少逊于南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郑振铎先生在北京访书，得自法源寺散出的佛经就达数十种，北京的龙华寺、嵩祝寺，遵化禅林寺，以及山西五台山妙德庵等寺庵，也都刊有大量佛典。

——私坊刻经。明代信佛者众，上至达官显宦，下至百姓庶人，多有捐助净财以施刊经书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明代著名的航海家郑和。郑和，本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回族，明初入宫为太监，侍奉燕王府，因从成祖起兵“靖难”有大功，赐姓郑，时称“三宝太监”。自永乐三年（1405年）始，其后二十八年中，先后七次通使“西洋”。他本是伊斯兰教徒，又笃信佛、道，自称“奉佛信官”，并于永乐元年施刊《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又自永乐五年至宣德五年，先后八次印造《藏经》，发愿文说“累蒙圣恩，前往西洋等处公干，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往回有庆，经置无虞，常怀报答之心，于是施财陆续印造《大藏遵经》，舍入明山，流通诵读。”他先后印造凡十藏，在私人刊施经藏中，数目是相当大的，他另刊有《天妃经》，为道家经，也很有名。明代太监施刊佛经，亦不少见，除郑和外，万历六年（1578年）刊《华严行愿品别行疏抄》，署“御马监左少监王平发心印造”，即属此类。至于善男信女施刊的经书，就更多了，较早的有徐道圆于洪武八年施刊摹刻赵子昂真迹《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现存日本帝国图书寮。其他如牌记所见，某某氏刊行，某某氏遗财刻，某某氏发愿敬施，信男某某或信女某某施刊的本子，可以说数不胜数。

明代一些有名的刻书家也刊行佛经，如毛晋的汲古阁，就于崇祯末年刊《普贤行愿品》四十卷。《径山藏》在嘉兴、金坛、吴兴、常熟、苏州等地募集众缘，凡常熟刻本，皆为毛晋所捐资，或刻印于汲古阁经坊，其中较著名的本子如《憨山老人梦游集》，即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刊成。

明代藩府亦刻印佛经，如山阴王于隆庆二年（1568年）刊《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禅宗永明集》、《华严原人论》；秦藩刊《神僧传》；赵藩刊《法藏碎金》，版心有“赵府居敬堂”五字刊记；德王府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刊《药师本愿功德宝卷》；襄王府于正德年间刊《佛说高王观世音经》等。藩府不仅刻佛家典籍，道家书亦见梓行，如肃王妃吴氏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刊《三官经》；宁王府朱权刊《天宝至道太清玉册》等，至于所刊道家炼丹搏汞、修真养性的著述，就更多了。藩府舍财施刊佛、道书，似更具有私人刻书性质，故不将其归为官刻。

明代坊肆刊刻佛经，可述者亦多。洪武年间，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刊佛道书《天竺灵签》，为其较早者。该坊于明初另刻有《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成化十一年（1475年）刻《梵纲经卢舍那佛说心地法门品菩萨戒本》等，是一间专事刻印佛教经籍的坊肆。杭州众安桥沈七郎经铺，则是创建于南宋，历元而不衰的老字号，直至明中叶，尚见其刊刻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明万历时书坊刻书大兴，不少名肆都刊有佛、道经籍，如闽建书林刘龙田乔山堂刊《新刻葵阳黄先生南华文髓》，余氏自新斋刊《锲南华真经三注大全》、《注释庄子南华真经狐白》等道家经；金陵萧少衢师俭堂刊《锲眉公陈先生评选庄子南华经隽》，陈尊山经坊刊《地藏菩萨本愿经》，另金陵有陈龙山经房，与陈尊山当为一族；姑苏陈仲宣经坊刊《妙法莲华经》等。北京以刊刻佛、道书为主的坊肆有崇文门里观音寺胡同党家经坊，于万历四十一年（1603年）为信官陈文英夫妇还愿，刊《三官经》。其他如京都高家经铺、太平仓崇国寺单牌楼张铺等，也都印卖佛、道类书。

从地域上看，坊肆所刊佛、道书，仍以南方的建阳、金陵、苏州为最，相比之下，苏、杭更盛，北方则以北京为最重要的梓刻的。

此外，大行于吴兴的套印，亦被施于佛经，如凌濛初，冯梦祯等，以朱色印经注，其代表刻本有刻于万历、启、祯间的《维摩诘经》、《楞严经》、《东坡禅喜集》、《金刚决疑录》等。

明代大藏经的刊刻，成就斐然。所谓“大藏经”又称“一切经”，即将自印度和西域传译的大、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汇编而成的大型丛刻，刻本大藏源自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始刊的《开宝藏》，明代刊刻的《大藏经》，先后有六次：

《洪武南藏》。此为南本大藏的祖本，亦称初刻南藏。洪武五年（1372年）徵召佛教大德、学者于金陵蒋山寺校理藏经，同年开雕，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刊成，版存金陵天禧寺，共1600余部，7，000余卷，绝大部分自宋、元《碛砂藏》翻雕，千字文号始“天”终“鱼”，分装678函，惜永乐六年（1408年）发生火灾，板片多被火，故传世印本极罕。1934年四川崇庆县上古寺发现一部，为仅存之全帙，现存于四川省图书馆。

《永乐南藏》。此即相对于洪武《南藏》而言，盖因洪武本版片被焚殆尽，因予重刊，大约成于永乐十年（1419年）。据《大明三藏圣教南藏目录》卷末所附《请经条例》云：“此据报恩寺经板一幅看得，原系圣祖颁赐以广印行。”全藏千字文函号始“天”终“石”，凡636函，1，610部，631卷。版片收藏于南京报恩寺，由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主管，供各寺院请印，今南北寺院，尚藏有全帙若干部。

《北藏》。又称《永乐北藏》，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祖为“图荐考妣在天之福”而开雕，历二十载，因刊于北京，故名。至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始毕其功，全称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亦称《正统藏》。英宗为之撰序称：“我皇曾祖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禅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德全仁圣，道法乾坤…博采竺乾之秘典，海藏之真诠，浩浩乎，穰穰乎，缮书刊梓，用广传施，功垂就绪，龙御陟遐，洪庆所贻，传序暨朕，恭嗣大宝，统理万邦，敢忘续述之务。大藏诸经六百三十六函，通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咸毕刊印，式遂流布，”明神宗时，神宗母圣宣文明肃皇后又续刻《永乐南藏》中的5种153卷，字体改为赵体，故全藏之卷数较《南藏》为多，千字文始“天”终“塞”，总1,662部，6,924卷；693函。此本在当时广为颁赐各名山大刹，传本甚稀，仅知河南新乡市图书馆有残卷；洛阳白马寺、重庆市图书馆有全藏。

以上三种，为明代三部官刻大藏经，明民间刻藏，亦有三次：

《武林方册大藏经》。所谓“方册”，即线装本大藏，然此本今已不传，详情无从查考，仅据《嘉兴藏·刻藏缘起》载释道开《募刻大藏经》云：“太祖高皇帝既刻全藏于金陵，太宗文皇帝复镂善梓于北京……。后浙之武林仰承凤德，更造方册，历岁既久，其刻遂湮”。从文义推断，此藏当刊于永乐之后，至万历初已不传。另《杭州府志》记余杭县化城寺云：“万历中僧法铠主刻藏议，藏置化城，募金恢复，英方伯捐俸藏板房二十余间”，是又有《化城藏》之刻，既云“恢复”，不知是否即恢复武林刊方册大藏，片语只字，语义难明。如果说释道开所记可信的话，那么自明万历始，则再无人见过传本。

《嘉兴藏》。又名《径山藏》、《万历藏》，为万历初冯梦龙、陆光祖及释密藏、紫柏、道开等募集众缘，于嘉兴楞严寺开雕。释道开《募刻大藏文》曾批评洪武《南藏》、成祖《北藏》“鲁鱼之讹互有，潦鹤之舛递影”，认为二藏校刻皆不精，且板藏禁中，请印不易，永乐《南藏》可供全国各地寺院请印，但讹谬亦多，这也是此次刊印《嘉兴藏》的重要原因。“又念梵夹繁重，愿易为方册”，这是从节省印造装璜之费考虑。此藏依《北藏》编次，末附《北藏》缺而《南藏》所收者四种，自万历十年发愿，万历十七年始刊，至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正藏始完，前后已历98年了。因版藏径山寂照庵，刷印装订亦在其地，故又称《径山藏》。北京佛教协会、云南省图书馆藏有全藏。

蜀藩《大藏经》。此藏鲜见有人提及，据清光绪《井研志》卷三载：其寺初名崇教……，旧庋全藏经一部，残帙零落，鼠伤虫啮，无复完本。惟颁经原始序略尚存，云：‘刻于成化，庋藏井研天王寺，蜀藩刻本。正德中，天王寺废。乃改庋此’”。及于今日，则已无片纸只页留存了。

明朝廷即刊佛藏，复梓有《正统道藏》。我国古代子部诸籍，多辑入道藏，故其文献价值极高。永乐四年（1406年）成祖朱棣敕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主持刊行《道藏》事宜，永乐八年宇初卒，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其事，直至英宗朱祁镇正统九年（1444年）由邵以正督校定本付梓，次年竣工，收书 4,431种，共5,305卷，分装480函，千字文号始“天”终“英”，系据北宋时编修《大宋天宫宝藏》创始的方法编次。参加纂修的道士，可考者尚有喻纯、汤希文等，因编修者学识难称通博，致使分部混淆，且当时南方诸省所遗前朝残籍，未能尽数搜录，造成不少要籍亡佚，是其不足。但由于宋、金、元三朝递修本道藏几无所遗，《正统道藏》已是现存唯一的官修道教经书总集，且传世极稀，故更显珍贵。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神宗又敕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续刻《道藏》，共三十二函，称《万历续道藏》。正、续《道藏》共镂板121，589片，入清后版存大光明殿，1900年庚子之乱中尽毁。现北京图书馆藏有全藏（原北京白云观藏本），上海图书馆藏有明版清印本（原上海白云观藏本），民国初年，徐世昌委傅增湘校理北京白云观藏本，由商务印书馆影印100部，是较为常见的本子。

五、明代的版画

从现有资料看，中国古代版画的历史和雕版印刷术同样悠久。现存最早的，有明确时间刊记的雕版印刷品——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就冠有绘、刻俱称上乘的扉画，唐代遗存的其他印刷品，版画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此后经五代，宋、辽、金、元，版画艺术不断发展和进步。由于古版画最大数量的遗存，是以书籍插图形式出现的。明代书业大兴，也带动版画雕镌进入了其发展史上最兴盛、发达的时期。

明前期承元余绪，宗教版画在版画艺苑中占有主导地位。洪武时所遗版画不多，大致有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刊刻的《七佛所说神咒经》，扉画五面连式，绘镌皆精工。二十八年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有“京都应天府沙福智刊经”牌记，署“金陵陈声刻”，有图四十一幅，前冠观音说法相，后绘观音救难灵应图，是一部大型的佛教版画连环画，绘刻工丽绵密，精妙绝伦，堪称明前期佛教版画的典范之作。佛道书《天竺灵签》，为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刊本，梵夹装，以厚黄纸双面印，节省物料一至于斯，在古代刻本中是十分罕见的，图亦粗略不堪，只能说仅据其形而已。这一方面反映出洪武时兵戈初定，民间物力的艰难，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坊肆所刊佛画，还远未恢复到宋、元盛时的水平。

明永乐时，佛教版画则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其间内府刊印的大量佛经，如永乐九年（1411年）刊《圣妙真实吉祥名经》，十年刊《大悲观自在总持经咒》，十七年刊《妙法莲华经》、《大乘妙法莲华经》，十八年刊《弥陀往生净土忏仪》、《佛说四十二章经》，二十一年刊《金光明经》、《御制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集注》等，都冠有极为精美的扉画，其中不少作品，很可能是由宫廷画师高手所绘；寺院、私人、民间刻经，亦有佳构，如航海家郑和施刊的《佛说摩利支天经》，卷首所冠摩利支天菩萨像极具神采；永乐年间刊《金刚经》，前冠有《鬼子母揭钵图》，十面连式，画面之繁复精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总起来看，永乐年间所刊佛教版画，画面表现手法多样，且多为繁缛细密，人物众多的杰作，由于经营布置稳妥，丝毫没有拥挤板滞之感，即使比之于宋、元盛时，似亦犹有过之，可以说已达到了佛教版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此外，明前期至明中叶的道教版画，也很有些不错的作品，明初刊刻的《道学源流》，图绘道家圣贤像，皆自石刻线画摹写，苍劲古朴，颇有韵味。其他如宣德元年（1421年）北京刊《太上灵宝天尊说消灾度厄真经》，宣德间刊《天皇圣道太清玉册》、《许旌阳事迹图》，正德间刊《武当山玄天上帝训》，天顺间刊《老子道德经》等，都有精致的版画。正统道藏所冠扉画，富丽精工，气势恢弘，是道教版画中的代表作。应该说明前期至明中叶，是宗教版画最为辉煌、大放异彩的时代。

明宣德后，版画艺苑格局发生变化，尽管这时宗教版画仍占相当比重，其他题材版画也逐渐勃兴。明宣德前，非宗教版画仅有明初刊《考古图》、《全相二十四孝诗》等寥寥数种，宣德后，则开始出现题材多样化的趋势。以戏曲、小说版画为例，出现了宣德十年（1435年）金陵积德堂刊《金童玉女娇红记》，每半叶配单面方式图一幅，共有图八十六幅，是对宋、元流行的上图下文版型的大胆变革。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明代宣姓墓中出土的《新编全相说唱花关索出身传》、《新编全相说唱石郎驸马传》等说唱词话十种，另南戏《刘知远还乡白兔记》一种，除《花关索出身传》为上图下文，犹存宋元古型外，余皆为单面方式图，凡八十六幅，是建国以来戏曲小说版画的最大一次发现。弘治十一年（1498年）北京金台岳家刊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订奇妙注释西厢记》，是现知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的《西厢记》插图本，结合永顺书堂所刊不难看出，明代中叶时北方戏曲版画很有过一段较为繁荣的局面。尚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中国书店在元刊本《通志》的书皮中，发现《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卷四页，有插图《孙飞虎升帐》一幅，另半幅似为《西厢步月》情节，经考证为元末明初刊本，从而把中国戏曲版画刊刻的历史，至少前提了七、八十年。

明宣德后版画题材的日渐丰富，还体现在人物、方志、军事、科技以及经史文集插图本的逐渐增多上，且不少题材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如正统九年（1444年）刊《圣迹图》，为孔、孟圣迹图的祖本；成化刊《历代古人像赞》，所绘人物上起伏羲，下迄黄山谷，是存世最早的版画人物图像集；吴旦所刊《石湖志》，则为方志类书有版画的早期刊本之一；军事著作有正德年间重刊宋绍定本《武经总要》，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刊《筹海图编》；生活用书有景泰七年（1456年）内府刊《饮膳正要》；医学书如正德十年（1515年）山西刊《铜人针灸图》、《西子明堂灸经》等；农业书有嘉靖九年（1510年）山东布政使刊《农书》；考古书有嘉靖间金台汪氏刊《宣和博古图录》等；画谱则有宣德时的《竹谱》，嘉靖间刊刻的《高松画谱》，同为宋《梅花喜神谱》之后刊刻较早的木版画谱佳构。所有这些，还仅仅是这一时期刻印的，具有代表性的版画名作。

据以上所列，不难看出至嘉靖、隆庆间，非宗教版画成为版画艺苑主流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佛教版画刊刻少了，而是其他题材版画凸显出了欣欣向荣的生命力。而且，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和书业的繁荣，这种发展和变化就是必然的，它也必然带动版画艺苑出现质的繁荣和飞跃。

明万历时期（1573-1619年），是中国古版画史，也是明代版画史的一个分水岭，其间小说、戏曲版画取代宗教版画，成为版画艺苑中最鲜艳夺目的奇葩。其他各种题材版画，亦涌现出大量的名作佳构，同时，由于刊刻地域的不同，各地版画所形成的鲜明的地方特色，形成了建安派、金陵派、徽派三大版画艺术流派，武林、吴兴、苏州等地版画，亦呈方兴未艾之势，使明代版刻艺苑出现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大好局面，如果说洪武至隆庆可以看作是自元至明万历间的一个过渡时期的话，那么明万历就是过渡期后中国古版画史上真正的黄金时代。

建安派版画。在明代的三大版画艺术流派中，以建安版画历史最为悠久，南宋时余靖安刊《新编古列女传》，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李氏书堂刊《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建安余氏刊《全相平话五种》，至顺年间椿庄书院刊《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以及宋“纂图互注”的本子，都是建安版画的早期名作。明万历时，建安版画继承宋元及明代初、中叶的优良传统，版画镌刻极为兴盛，不仅数量大，题材亦极为丰富，举凡经史图书，诗词文集，方志类书，军事海防，佛典道经，医卜杂著无所不包，而尤以小说、戏曲为大宗，建阳余氏双峰堂、三台馆、萃庆堂、存庆堂、克勤斋；熊氏忠正堂、诚德堂、种德堂；刘氏乔山堂；杨氏清白堂；郑少垣联辉堂，都刊行有大量小说、戏曲插图本，如《三国志传》、《水浒志传》、《东西两晋志传》、《大宋中兴岳王传》、《天妃出身传》、《达摩出身传》以及《西厢记》、《红梨花记》、《琵琶记》等当时广为流传的小说、戏曲，莫不绣梓。本世纪八十年代，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辗转于欧洲各大图书馆访书，发现了《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万象新》、《精刻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春》、《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皆附有数量不等的版画，是近年来建安版画作品的一次重要的发现。这三个本子，也都是闽建书林所刻。其他题材的版画则有万历三十九年余氏存庆堂刊《新锲精采天下便用博闻胜览考实全书》，万历十六年余明台克勤斋刊《大魁书经集注》，万历四十七年古田余文龙校刊《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万历三十三年余氏刊《叶太史序补古今大方诗传大全》等，万历四十七年邵武知府万尚烈刊行的类书《图书编》，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类书，总127卷，“取左图右书之意，凡诸书有图可考者皆汇辑而为之说”，可谓洋洋大观。《四库全书总目》称此本：“引据古今，评赅本末”，“明人图谱之学，惟此书与《三才图会》号为巨帙”。

万历早期的建安版画，大都是上图下文形式，人物造型简略，线条粗犷有力，以古朴稚拙的风格而闻名，大抵还属于闽建民间艺人的创作，可以说它是真正植根于下层民众的，大众化的艺术。此外，谈建安版画，笔者认为有二个问题应该着重提出来加以讨论：

——前已述及，早期建安版画以上图下文为主，郑振铎、周芜等先生都认为，自刘龙田乔山堂于万历元年刊《新镌考正绘图注释古文大全》，不久又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皆为整幅版插图，是对建版上图下文版型的大胆革新，从而为建安派版画开辟了新路。但笔者查明熊大木编辑，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书林清白堂杨涌泉刊本《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卷首冠“岳王像”，为单面方式；十四幅插图，皆为双面连式，刘龙田的所谓“革新”，应该说是有疑问的。在郑振铎、周芜两先生关于古版画的论著中，未见提及此本，依笔者愚见，可能囿于客观条件，两先生并未见到此本，从而才有革新一说。

——建阳余氏双峰堂刊刻小说版画最多，成就也最高，郑振铎先生认为，“所谓双峰堂指的是兄弟二人，一名余象乌，字仰止；一名余象斗，字文台，均是双峰堂书铺的主人们。”但孙楷第先生提出疑问说：“字仰止之余象斗与字文台之余世腾实为一人”；刘修业先生认为：“我则疑余象乌也是余象斗的代名”。陈翔华先生则在分析了象斗、象乌、世腾等名、字、号的意义及其之间的联系后，推断三者实为一人。清光绪间新安堂刊《书林余氏重修宗谱》无余象乌之名，应该说孙、刘、陈诸说才是正确的，所谓世腾、象乌，其实都是余象斗的化名。

以上二个问题，因为涉及到对建安派版画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因此提出来多说几句，此外，尚值一提的是，万历中晚期时的建安版画，已走上渐趋工丽细致的路子，这是受徽派版画浸润的结果，在此就不多说了。

金陵派版画。明初的《洪武南藏》、《永乐南藏》及大量佛教、道教版画，宣德十年刊《金童玉女娇红记》，都可看作金陵版画的先导。明万历时，金陵书坊林立，形成了版画艺苑上一时一地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局面。其中以富春堂所刊版画最多，万历元年（1573年）即刊有《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此后，则刊有大量戏曲版画，据考有百种以上，以每种附图二十幅计，也有二千幅左右，画面多以大型人物为主，用笔粗壮，尤喜用大块阴刻墨底，黑白对比极为鲜明，表现出庄重、雄健、粗毫的作风，使人观后如饮醇酒，回味绵长。唐氏世德堂也刊有大量版画作品，风格基本上与世德堂同，只不过略显工细了一些。唐锦池文林阁、唐振吾广庆堂，所刊亦以戏曲版画为多，但绘镌皆工致，与富春堂、世德堂本的风格已迥然不同。

陈大来继志斋的版画，自万历中期崛起，所刊插图本戏曲，论其数量仅次于世德堂，版式多为单面方式和双面连式，较为统一，艺术风格趋于工整秀丽细致，不再用大片墨底来作近景衬托，而是追求一种澹静娴雅的风格。如果说富春堂版画受建版影响较多，继志斋版画则更主要地接受了徽派的影响，所刊《新镌古今大雅北宫词记》，虽然仅有双面连式图一幅，但绘刻清丽绵密，给人以细腻缠绵、清纯典雅的美感，已纯粹是徽派版画的作风。其他如周曰校万卷楼，图刻粗豪雄健，体现的是金陵本土的风味。

万历时一些他处的富商大贾、文人学士也在金陵刻书。徽郡巨富，寓居金陵的汪廷讷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其在金陵建环翠堂，刻有《环翠堂园景图》，由著名画家钱贡绘图，图分四十五段，衔接起来就是一个长1,488公分的长卷，是中国山水版画中罕见的巨制。他自己编著了《坐隐先生集》十一卷，《人镜阳秋》二十卷及《环翠堂乐府》（包括《义烈记》、《天书记》、《彩舟记》、《三祝记》等传奇），皆绘有极为精美的版画。浙江人周氏荆山书林刊《夷门广牍》，其中的《画薮》是著名的人物、翎毛、梅、兰、竹画谱。

万历时金陵版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流寓金陵的他处刻工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如徽州名工黄镐、黄应祖、黄德宠、鲍守业，都在金陵操剞劂之业，他们把徽派秀劲婉丽的作风带给金陵版画艺苑，并在万历中晚期，实现了金陵派版画风格从粗豪到工细的转变，使之成为既为大众所喜爱，又可做为文人案头清玩的艺术品，毫无疑问，这是金陵版画的巨大进步。

徽州版画。徽州古称新安，故徽派版画亦称新安派。天顺六年（1462年）程孟刊本《黄山图经》已显示出徽州版画自早期所走的就是较为工细的路子。郑振铎先生以万历三十年草玄居刊《仙媛记事》为据说，徽派版画是“由粗豪变而为秀隽，由古朴变而为健美，由质直变而为婉约”，秀隽、健美、婉约这几个词用的极妙，很好地概括了徽派版画的艺术风格。

徽州虬村黄氏刻工的崛起，是徽州版画走向成熟的标志。虬村黄氏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刻书世家，据清光绪年间刊行的《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载：黄氏自第二十二世始刻书，自明正统至清道光年间，父子相传，兄弟相济，子孙世业，族中先后有四百余人操剞劂之业，其中雕镌过版画的亦不下四、五十人，如黄鏻、黄铤、黄应瑞、黄应泰、黄应光、黄德宠、黄德新、黄德时，黄守言、黄一楷、黄一彬、黄一凤、黄一中、黄建中、黄顺吉、黄端甫、黄守言、黄子和、黄子立等，都是活动于万历至崇祯间的名工圣手。郑振铎先生说：“时人有刻，必求歙工，而黄氏父子昆仲，尤为其中之俊”，这个称誉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黄氏名工所镌，以戏曲版画为最多，成就亦最高，其中如万历十五年（1597年）汪云鹏玩虎轩刊《元本出相南琵琶记》，图双面连式，黄一楷、黄一凤刻，图版格调清新，绘人写事图景抒情，无不已臻化境，是徽派版画史上最负盛名的杰作之一。玩虎轩另刊有《元本出相北西厢记》，黄鏻、黄应岳刻，与《元本出相南琵琶记》是难分轩轾的佳作。观化轩刊《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黄近阳镌，图版亦精丽。其他题材版画如万历十六年刊《汪虞卿梅史》，黄时卿刻；同年刊《泊如斋重修考古图》，黄德时刻；二十二年刊《养正图解》，黄鏻、黄德奇刻诸本，都有大量的版画，所镌皆精工。万历十年黄鏻、黄铤刻《目连救目劝善戏文》，刀笔雄健；万历十七年新安休邑吴怀保序刊本《书言故事大全》，上图下文式，黄铅、黄德时刻，都可以看出建安版画的明显影响，说明在万历初叶，黄氏刻工对他地版画风格也进行过探索和尝试，这种善于汲取别派所长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除黄氏刻工外，明万历前后，安徽还涌现出一批可与黄氏并耀争辉的镌图名手。较著名的有蔡鸣凤、王玉生、刘炤、汪忠信、姜体乾、谢茂阳、洪国良、汪成甫等，徽派版画之所以能够在晚明独领风骚，就在于有这样一支阵容庞大的刻工队伍。

更为重要的是黄氏刻工和徽州他姓刻工，有相当一部分流寓各地，徽派的艺术风格也随之普及到各地。明万历中、晚期，建安的质朴，金陵的雄健皆已趋于式微，徽派却如日中天，焕发出惊人的异彩和旺盛的生命力。所以谈及徽派版画时，一般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指徽州本土刊刻的版画，二是徽派艺术风格的作品，而不必论其梓行地在何处。

明万历时，武林、苏州等地版画亦颇兴盛。武林即杭州，因其靠武林山而得名。徽版名工流寓两地的极多，如黄应光、黄应秋、黄一楷、黄一彬、汪忠信、姜体乾、谢茂阳、刘启先等，皆寓杭州；安徽旌德刻工郭卓然等，则寓居苏州，故两地版画，皆带有明显的徽派风貌，但同时也应指出，两地版画在构图布景上，也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如武林的版画，看长去更加秀丽典雅，杭州的佳山秀水或被取入画图，给人以清新绝尘的感觉；苏州版画则益显小巧精致，只要仔细分辨，不难区别杭之为杭，苏之为苏，因此，从镌刻艺术的风格上讲，可以称之为徽派，但从绘画艺术的地域特色来区分，也可称之为武林派、苏派。

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凡二十五年，版画艺术仍显日益繁荣，但已显现出地域上的不平衡性，其间建安派版画已见衰微，可述者不多。金陵版画虽尚有如《圣迹图》、《词坛清玩西厢记》、《三先生合评北西厢》等不错的本子，比起万历时，也难同日而语了。武林、苏州版画则更显兴盛，刊行的小说、戏曲、画谱、宗教以及经史文集、科技医学、卜筮杂著等书，多有极为精致的版画，即使较之于万历盛时，也毫不逊色。更值一提的是，泰昌、天启年间吴兴版画崛起于一时，为明代版刻艺苑，又添上了极为灿烂的一笔。

吴兴刻书，可上述到南宋时刊《思圆觉大藏》，至泰昌，天启年间，闵、凌两氏崛起，吴兴版画中的绝大部分就是由这两位出版家刊行的。据陶湘《明代闵版书目》，闵、凌两家共刻印图书140种，其中有版画插图的十余种，多为戏曲版画，如泰昌元年（1620年）刊《红拂记》、《红梨花记》、《牡丹亭记》；天启元年（1621年）闵光瑜刊《邯郸梦》；天启年间闵齐伋刊《明珠记》；凌濛初刊《南音三籁》、《西厢记》；凌延喜刊《幽闺记》以及天启元年闵一栻刊《唐诗艳逸品》等，插图都很精美。刻工有黄一彬、郑圣卿、汪文佐、刘杲卿等，皆为徽版名手。图绘清丽静穆，景多萧疏苍凉，人物在画面所占比例较小，以背景铺陈为主，地方特色十分鲜明。遗憾的是，吴兴版画兴盛期较短，自明天启后就鲜有见闻了。

六、明代彩色套印版画

在中国版画史上，明代彩色套印版画所遗作品最多，成就亦最高。自宋、元以来，人们长期探索的木刻彩印技术，至此产生了质的飞跃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从现有资料看，明代早期的彩印版画，出现于明万历中期。郑振铎先生旧藏《花史》，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刊本，分春夏秋冬四卷，述桂花、芙蓉、百合、金凤、秋牡丹、鸡冠等花卉形态及种植法，有彩印花卉版画，郑振铎先生考证其印法“是用几种颜色涂在一块雕板上，如用红色涂在花上，绿色涂在叶上，棕色涂在树干上，然后复在纸张上刷印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单版涂色一次印成，和后来的分版分色套印，还有着明显的区别。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徽州程大约滋兰堂刻印了带有彩色插图的《程氏墨苑》，是明代彩色印本中更重要的作品。程氏是徽州制墨名家，据王重民先生《程大约传》考，有方于鲁幼贫，客于大约习制墨，后与大约相牾，独张墨业，辑《方氏墨谱》六卷。大约愤其辜恩，遂于万历十六、七年复肆业墨，辑刻《程氏墨苑》，由著名画家丁南羽、吴左千等绘图，诸黄绣梓，遂凌于方谱之上。出于市场竞争的目的，又兼之以个人恩怨报复的因素，其不惜工本，刻印的精益求精，是可以想见的。但此类本子，近似于商业广告，随印随送，得全本已不易，且传世之本，多为墨本，郑振铎先生曾得彩印本，并在《劫中得书记》中称该本“施彩色者近五十幅，多半为四色、五色印者”。王重民先生则认为《墨苑》的彩印本，“虽不一定使用了四版或五版，但有些地方，显然是使用了两版的。”若所言不错，则这个本子是单版涂色和分版套色相结合的产物。比起《花史》来，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

万历中、晚期苏杭一带刊行了不少彩色春宫图册，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风流绝畅图》，新安刻工黄一明镌，共二十四图，墨、蓝、红、绿、黄五色套印，图画明显来自唐寅的春宫画。自海外传印的影本看，大至居室厅堂，小至花草山石，以及花瓶、插花、杯盘、灯烛等饰物，不仅设色明丽，刻印也很精致。《虬川黄氏宗谱》不载一明，但其为黄氏一族中的镌图名手是不错的。从销路看，此类本子在苏杭等工商业较为发达，市民文化气氛较浓的城市有较大市场。黄一明很可能就是寓居杭州的名工。此外，印于1610年前后杭州养浩斋刊《花营锦阵》，图二十四幅；明天启年间牡丹轩绣梓的《鸳鸯秘谱》，图三十幅，也都是五色套印。虽然皆为亵图，绘刻之精丽奇绝，则堪称一时之选。无庸讳言的是，明代的一些木刻家，在镌刻此类春宫图时，反而显现出了极大兴趣，对其中自然主义的描绘，更是尽其所能，所以这些图册，如果从纯艺术的角度看，都是中国古代彩色套印版画中极具价值的作品。

彩色套印版画的巅峰，出现在天启、崇祯年间，1963年上海博物馆在浙江嘉兴发现了彩色套印的《萝轩变古笺谱》，是中国古代彩色套印版画的一次最重要的发现。此本原为海盐张宗松清绮斋旧藏，著录于《清绮斋书目》，为天启六年金陵吴发祥所刊，共有画诗、筠兰、飞白、博物、折赠、雕玉、斗草、选石、遗赠、仙灵、代步、搜奇、龙种、择栖、书稿等类图178幅，绘写工致，色调和谐，镌刻劲巧，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笺谱中的飞白与雕玉全为拱花版，画诗部分有少许水墨，余图皆为饾版套色，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使用饾版和拱花技术的最早印本。所谓“饾版”，即根据图画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各刻一小块版，印版形如饾钉，故名。“拱花”即将小块版雕成凹版，将宣纸渍湿，使印成的花纹凸显出来，成无色的浅浮雕效果图形，因图形拱起而得名。

饾版和拱花，都是我国彩色套印史上的杰出创造，过去皆以为胡正言印《十竹斋笺谱》所发明。《萝轩变古笺谱》卷首颜继祖撰“小引”则称：“吾友吴发祥……于焉刻意标新，颛精极雅，删诗而作绘事，点缀生情，触情而摹简端，雕镂极巧，尺幅尽露风云之态，连篇传禽虫花卉之名。大如楼阁关津，万千难穷其气象；细至盘盂剑佩，毫发倍见其精神。少许丹青，尽是匠心锦绣，若干曲折，却非依样葫芦。因翰苑之奇观，实文房之至宝。”吴发祥自己亦称：“我辈无趋今而畔古，亦不必是古而非今，我所有余，雕琢期返于朴，古所不足，神明总存乎人。”这位吴发祥先生，的确是很有开拓精神的，但笔者认为，大可不必据此就把饾版和拱花的发明归功于吴氏，就如过去因胡氏刊刻《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而得到这项“专利”那样。此类技术，很可能就如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一样，是由无数工匠在长期的雕镂实践中逐渐产生的，并非某一个人的发明和创造，吴发祥和胡正言应该仅是饾版、拱花技术的总结者和实践家。

胡正言，字曰从，安徽休邑人，移居南京鸡笼山侧，因室中植翠竹十余竿，故名其居为十竹斋。他博学多才，精擅六书，擅于绘事，善造好纸佳墨。南明弘光时官至中书舍人。他刻书颇多，而《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则是其中最受人称道的彩色套印木版画集。

《十竹斋书画谱》大致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辑集镂版，天启七年（1627年）刊成，比《萝轩变古笺谱》仅晚一年。书分书画谱、竹谱、梅谱、兰谱、石谱、果品谱、墨华谱八卷，每卷二十图，合共一百六十图，对幅大版，所辑刻的作品既有胡氏自己创作的画图，也有当世名家如吴彬、倪瑛、魏之光、米万钟、文震亨及前代书学大师及画坛巨匠赵孟頫、唐寅、沈周、文徵明、陆治、陈道复等人的作品，是中国古代所刊最有价值的彩印本画谱。

为刊成这部画谱，胡正言是付出了许多辛劳的，即使以呕心沥血形容之亦不为过。据程家珏《门外偶录》载：胡正言对刻工“不以工匠相称”，与他们 “朝夕研讨，十年如一日”。由于饾版技术繁复，要求很高，分版、刻版、对版、着色、印刷来不得半点马虎，因此，在付印前他还要“亲加检校”，以保证刻印质量，所以印出来的成品，实已达前所未有的化境，杨文耿在此谱的“小引”中说：“淡淡浓浓，篇篇神采；疏疏密密，幅幅乱真”；在《翎毛谱》的题词中又说：“其中皴染之法，乃著色之轻重浅深远近离合，无不呈妍曲致，穷巧极工，即当行作手观之，定以为写生妙品，不敢作刻画观。”称赞《十竹斋书画谱》的刻印，已达到绘画作品的效果。杨文耿还赞誉说：“胡曰从氏，巧心妙手，超越前代，以铁笔作颖生，以梨枣作素绢”，说明胡正言不仅擅绘事，亦善操刀笔，这也是《十竹斋书画谱》刻印一精至斯的重要保证。

《十竹斋书画谱》为饾版套印，未用拱花，但在表现手法上，较之《萝轩变古笺谱》仍有一些突破。据《门外偶录》所记，十竹斋的“良工，十指皆工具也。指肉捺印有别指甲，指尖有别于拇指也。初版犹可见曰从指纹，岂不妙哉。”另运用了被荣宝斋艺匠称之为“掸”的技巧，即在刷印过一次浅色颜料的版面上，再加一层较浓的颜色，故使画面深浅变化浓淡相宜，且不失天然韵味，《萝轩变古笺谱》少见用此法，再加上少有渲染、烘托的处理，二者在艺术效果上，是有着相当差异的。

《十竹斋笺谱》的刊刻，始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刊成时已是南明弘光元年。书分四卷，绘刻自“龙种”至“文佩”，共33类，180余图。题材浩繁丰富，不但有花鸟树石，山水亭宇，而且包括大量的古人韵事嘉言，刻制兼采饾版和拱花，益显五彩缤纷，清芳秀雅。李克恭在《笺谱·叙言》中说：“饾版有三难：画需大雅又入时眸，为此中第一义；其次则镌忌剽轻，尤嫌痴纯，易夫本稿之神；又次，则印构成法，不悟心裁，恐损天然之韵。去此三疵，备乎众美，而后大巧出焉。”可见胡正言在印刷《十竹斋笺谱》时，对饾版套印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李于坚《小引》称：“一展卷而目艳心赏，信非天孙士襄手，曷克办此。”赞誉之辞，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艺术观感而言，应该说《十竹斋笺谱》的成就是高于《画谱》的，较之《萝轩变古笺谱》提高更多，堪称是中国古代彩色套印版画成就最高的作品。

《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印成后，即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李克恭叙称：“自十竹斋之笺后先叠出，四方赏鉴，轻舟重马，笥运邮传，不独江南纸贵而已。”故当时即有人翻刻以牟利，就如胡正言所声明的：“原版珍藏，素遐真赏。近有效颦，恐混鱼目，善价沽者，毋虚藻鉴。”《书画谱》后世有芥子园翻刻本，绘刻尚佳；清光绪五年（1789年）校经山房翻刻本，神韵尽失，与原作不啻天壤。《笺谱》有鲁迅与郑振铎先生于1934-1941年主持的复刻本，尚称佳构。

长期以来，在中国书史、印刷史、古版画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颇为普遍且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吴兴重视文字的套印，金陵则以彩色套印版画的成就为高，但1985年，顾炳鑫先生在美国讲学，携归一套德国据明刊本影印的闵寓五本《西厢记》彩色套印图二十一幅，使上述看法不攻自破，说明吴兴闵氏不仅善于套印文字，镌刻了大量墨本图，而且也镌刻过套版版画。

这部寓五本《西厢记》，不见于书目著录，据图版中有“庚辰秋日”墨色落款，认为其刊行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另因有“寓五笔授”刊署，顾先生认为闵寓五就是此本刻工，也是绘图者，所以“吴兴从业书肆的有闵寓五者当是其人”。众所周知，吴兴最著名的套版印书家闵齐伋，字遇五，亦作寓五，故这个本子即闵齐伋所刊，顾先生的分析，实际上已达于问题的核心，不知为何未提及闵齐伋之名，至于这套版画是否由闵齐伋亲自奏刀，笔者认为亦有疑问。闵齐伋刊印过十余种套印本，也刊行过《明珠记》等版画，如果他确系镌刻能手，在着些本子中不会蛛丝马迹无存，“笔授”二字，其义是否即是“寓五镌刻”，尚值得探讨。不过，这部寓五本《西厢记》的绘镌者为谁，笔者认为并非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没有更确凿的史证之前，留下这个“悬念”自也无妨。重要的是这个在国内已湮没300余年的本子终于再现，就此而言，顾先生已经为版画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寓五本《西厢记》仅存二十一图，原刊本现藏德国科隆肯斯特博物馆，序、跋、正文、牌记等皆已佚去。二十一图皆为彩色，在刻印中采用了笺谱、画谱已有的技法，构图造意更是匠心独运，不落俗套，如描绘张生、崔莺莺“对月联诗”一出，画面仅绘有一对蝴蝶和两片叶子，叶上分题张崔遥对吟哦的诗句，清新别致，寓意深远。色彩运用浓淡相宜，搭配自然和谐，就如顾炳鑫先生所言：“是艳而不俗，鲜而不火，显得典雅素洁”，从而在尺幅之内，把一曲闪烁着人性灵光的千古传颂的恋歌，用绘画的语言，流畅而生动地表现出来。此本正文不存，当然是一个遗憾，但丝毫不影响这些作品的存世价值。因其已成为可以离书而独立的、古代彩印、套印版画珍品，同时，寓五本《西厢记》插图的出现，填补了我国古代戏曲版画尚无彩色套印版画的空白，这个意义也是巨大的。

以上简要论述了明代版刻的概况，有明一代200余年，官私坊刻盛况空前，其成就绝不是这样一篇文章所能详尽介绍的。本文所述，仅能说及于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方面，并希望能通过这些方面勾勒出明代版刻的基本线索和大致的面貌。

诚然，明代书业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如校刊不精，妄改古书，伪造旧本等，万历之后所刻之本，尤其书坊刻本纸墨俱劣等，前人多所论列，本文亦略有涉及，不再详述。所以，清代的许多藏书家，皆贵宋、元本而轻明本，但时至今天，宋刊本已如拱璧，元代书业非能称盛，清初文字狱愈演愈烈，清乾隆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使不少古籍面目全非，更是古书一大浩劫。所以明代刻书之盛，本身就是对保存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何况明代刻本也有不少精刊佳构。因此，即使以“佞宋主人”自居的黄丕烈，在明刊《陈子昂集·跋》中也说：“余于宋元刻本，讲之素矣，今日反留心明刻，非降而下之。宋元版尚有研求之人，前人言之，后人知之，授受源流，昭然可睹，若明刻，人不甚知，及今不讲明白，切究之，恐澌灭殆尽，反不如宋元之时代虽远，声名益著也。”这也就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初衷。

参考书目：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59年版。

明周弘祖《古今书刻》，古籍出版社1954年版。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魏隐儒《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

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

陶湘《吴兴闵版书目》，涉园铅印本。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李致忠《古籍版本鉴定》，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王伯敏《中国版画史》，台北兰亭书店1986年版。

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郑振铎《中国版画史略》，中国版画史社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