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釋文盲
錢鍾書:釋文盲
錢鍾書先生
在非文學書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舊衣服,忽然在夾袋裡發現了用剩的鈔票和角子;雖然是份內的東西,確有一種意外的喜悅。
譬如三年前的秋天,偶爾翻翻哈德門(Nicolai Hartmann)的大作《倫理學》,看見一節奇文,略謂有一種人,不知好壞,不辨善惡,仿佛色盲者的不分青紅皂白,可以說是害著價值盲的病(Wertblindheit)。當時就覺得這個比喻的巧妙新鮮,想不到今天會引到它。
借系統偉大的哲學家(並且是德國人),來做小品隨筆的開篇,當然有點大材小用,好比用高射炮來打蚊子。不過小題目若不大做,有誰來理會呢?小店、小學校開張,也想法要請當地首長參加典禮,小書出版,也要求大名人題簽,正是同樣的道理。
價值盲的一種象徵是欠缺美感;對於文藝作品,全無欣賞能力。這種病症,我們依照色盲的例子,無妨喚作文盲。
在這一點上,蘇東坡完全跟我同意。東坡領貢舉而李方叔考試落第,東坡賦詩相送云:“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時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你看,他早把不識文章比作不別顏色了。
說來也奇,偏是把文學當作職業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厲害。好多文學研究者,對於詩文的美醜高低,竟毫無欣賞和鑒別。但是,我們只要放大眼界,就知道不值得少見多怪。
看文學書而不懂鑒賞,恰等於帝皇時代,看守後宮,成日價在女人堆裡廝混的偏偏是個太監,雖有機會,確無能力!無錯不成話,非冤家不聚頭,不如此怎會有人生的笑劇?
文盲這個名稱太好了,我們該向民眾教育家要它過來。因爲認識字的人,未必不是文盲。
譬如說,世界上還有比語言學家和文學學家識字更多的人麼?然而有幾位文字語言專家,到看文學作品時,往往不免烏煙瘴氣眼前一片灰色。
有一位語言學家云:“文學批評全是些廢話,只有一個個字的形義音韻,才有確實性。”拜聆之下,不禁想到格利佛(Gulliver)在大人國瞻仰皇后玉胸,只見汗毛孔不見皮膚的故事。
假如蒼蠅認得字——我想它是識字的,有《晉書·苻堅載記》爲證——假如蒼蠅認得字,我說,它對文學和那位語言學家相同。
眼孔生得小,視界想來不會遠大,看詩文只見一個個字,看人物只見一個個汗毛孔。
我坦白地承認,蒼蠅的宇宙觀,極富於詩意:除了勃萊克(Blake)自身以外,“所謂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國”的胸襟,蒼蠅倒是具有的。它能夠在一堆肉骨頭裡發現了金銀島,從一撮垃圾飛到別一撮垃圾時,領略到歐亞長途航空的愉快。只要它不認爲肉骨頭之外無樂土,垃圾之外無五洲,我們儘管讓這個小東西嗡嗡地自鳴得意。
訓詁音韻是頂有用、頂有趣的學問,就只怕學者們的頭腦還是清朝樸學時期的遺物,以爲此外更無學問,或者以爲研究文學不過是文字或其它的考訂。
朴學者的霸道是可怕的。聖佩韋(Sainte-Beuve)在《月曜論文新編》(Nouveaux Lundis)第六冊裡說,學會了語言,不能欣賞文學,而專做文字學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愛不遂,只能找丫頭來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頭,你一抬舉她,她就想蓋過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頭不想學花襲人呢?
色盲決不學繪畫,文盲卻有時談文學,而且談得還特別起勁。於是產生了印象主義的又喚作自我表現或創造的文學批評。
文藝鑒賞當然離不開印象,但是印象何以就是自我表現,我們想不明白。若照常識講,印象只能說是被鑒賞的作品的表現,不能說是鑒賞者自我的表現,只能算是作品的給予,不能算是鑒賞者的創造。
印象創造派談起文來,那才是真正熱鬧。大約就因爲缺乏美感,所以文章做得特別花花綠綠;此中有無精神分析派所謂補償心結,我也不敢妄斷。
他會怒喊,會狂呼,甚至於會一言不發,昏厥過去——這就是領略到了“無言之美”的境界。他沒有分析——誰耐煩呢?他沒有判斷——那太頭巾氣了。“靈感”呀,“純粹”呀,“真理”呀,“人生”呀,種種名詞,盡他濫用。濫用大名詞,好像不惜小錢,都表示出作風的豪爽。
“印象”倒也不少,有一大串陳腐到發臭的比喻。假使他做篇文章論雪萊,你在他的文章裡找不出多少雪萊;你只看到一大段描寫燃燒的火焰,又一大節摹狀呼嘯的西風,更一大堆刻劃飛行自在的雲雀,據說這三個不倫不類的東西就是雪萊。
何以故?風不會吹熄了火,火不至於烤熟了雲雀,只能算是奇跡罷。所以,你每看到句子像“他的生命簡直是一首美麗的詩”,你就知道下面准跟著不甚美麗的詩的散文了。
這種文藝鑒賞,稱爲“創造”的或“印象主義”的批評,還欠貼切。我們不妨小試點鐵成金的手段,各改一字。“創造的”改爲“捏造的”,取“捏”鼻頭做夢和向壁虛“造”之意。至於“印象派”呢,我們當然還記得四個瞎子摸白象的故事,改爲“摸象派”,你說怎樣?這跟文盲更拍合了。
捏造派根本否認在文藝欣賞時,有什麼價值的鑒別。配他老人家脾胃的就算好的,否則都是糟的。文盲是價值盲的一種,在這裡表現得更清楚。
有一位時髦貴婦對大畫家威斯婁(Whistler)說:“我不知道什麼是好東西,我只知道我喜歡什麼東西。”威斯婁鞠躬敬答:“親愛的太太,在這一點上太太所見和野獸相同。”
真的,文明人類跟野蠻獸類的區別,就在人類有一個超自我(Transsubjective)的觀點。因此,他能夠把是非真僞跟一己的利害分開,把善惡好醜跟一己的愛憎分開。
他並不和日常生命黏合得難分難解,而儘量企圖跳出自己的凡軀俗骨來批判自己。所以,他在實用應付以外,還知道有真理;在教書投稿以外,還知道有學問;在看電影明星照片以外,還知道有崇高的美術;雖然愛惜身命,也明白殉國殉道的可貴。
生來是個人,終免不得做幾樁傻事錯事,吃不該吃的果子,愛不值得愛的東西;但是心上自有權衡,不肯顛倒是非,抹殺好壞來爲自己辯護。他瞭解該做的事未必就是愛做的事。
這種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緊張時產出了悲劇,鬆散時變成了諷刺。
只有禽獸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爲它們不知道有比一己嗜欲更高的理想。
好容易千辛萬苦,從猴子進化到人類,還要把嗜好跟價值渾而爲一,變做人面獸心,真有點對不住達爾文。
痛恨文學的人,更不必說:眼中有釘,安得不盲。不過,眼睛雖出毛病,鼻子想極敏銳;因爲他們常說,厭惡文人的氣息。
“與以足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奪其齒”;對於造物的公平,我們只有無休息的頌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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